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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庄俊举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对20世纪20－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争论的评析

作者：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其原因首先是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如费正清所分析的，“农村手工业制品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全面打击，被无情拖进货币经济泥淖的农业，本身却没有变成资本。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资金储存收获物、改良种子和改进工具，只有借高利贷一条路。农村的贫穷和混乱日甚一日……”[i]；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国内天灾人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ii]在国内外双重危机的打击下，我国农村日益凋敝，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应遵循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为此，从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而农村建设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议题，究竟应该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就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论战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这场争论中也分成了若干派别，如“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调和派”、“先农后工派”和“革新制度派”等等。在这一争论的过程中，不少着名的学者都先后卷入其中，如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马寅初、千家驹和费孝通等。众多学者在围绕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进而涉及到对影响农村建设的各种因素、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条件以及中国农民特点的分析。了解这场争论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农立国派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主要靠农业提供财政来源，我们的先人历来主张：“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伤则国贫”等，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本观念和治国方略。因此，传统的农业社会实行重农政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这些因素也成为“以农立国派”坚持以农立国的重要的立论基础。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时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先后主办《甲寅周刊》，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董时进（赴美留学归国后任江西农学院院长，后任北平研究水利研究员会会员），以及“以农立国”实践派的乡村建设派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iii]“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作有章士钊的《农国辨》、董时进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的《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等。
“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⒈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董时进就认为，以农立国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iv]。同时，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⒉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⑴董时进从“以工立国”之劣角度分析，认为由于工业社会发展的空间不大以及外资对中国的入侵等原因，中国不宜工业化，其原因在于：其一，纵观世界，工业国居多，如果中国在加入竞争的行列，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工国供过于求，农国求过于供，农国过多尚与世无忧，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v]其二，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的入侵，掠夺中国的资源。⑵章士钊则从比较二者，从“以农立国”之优角度分析，但他走到一个极端，主张完全退至农业社会中去。从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出发，章士钊认为农业国讲节欲、尚清静、重礼仪、尚简和恶讼，而工业国则崇尚奢侈、纵欲、言建设、标榜平等等，因而，通过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情况的比较，可以得出工业国和农业国两种精神的差异，即“‘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乃史公语），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这样一来，在章士钊看来，中国应该重新回到封建的农业时代，达到“以拙胜巧”的目的。“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vi]章士钊的想法就是把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统统抛弃掉，重新回归农业社会，才是立国之本，杨明斋评价章氏之语是“奇想天开之言”。[vii]⒊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梁漱溟认为，农村的发展对城市工业发展的意义重大，“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否则，“农村崩溃是第一步，都市破坏是第二步”。“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开发中国产业，不存成见心中空洞的人，定规要从农业入手。农业生产增加，农民购买力增进，工业才可兴起”。[viii]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在梁漱溟看来，“以工立国派”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至于另外一条路“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ix]晏阳初则认为，农村建设应该是“全面的建设”，他提出了“开发民力，建设乡村”，所谓的“开发民力”，就是要“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源于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愚弱贫私”，所以要“知识、生产、健康、组织”。[x]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积极方面：第一，他们对于农村经济的凋敝原因有一定深刻的认识，对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分析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二，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三，“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化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因此，“以农立国派”中一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可以提供理论上的启迪与帮助。但是，以农立国派在许多认知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第一，乡村建设运动提出的命题可以说是个伪命题。陈序经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批判，认为“好多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以为我们固有与过去的乡村曾有过光荣灿烂的地位”，但“我们很怀疑中国的乡村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光荣灿烂的时代，……我们的人民从来少有资产。天天都与贫穷为邻，处处都与灾荒相挣。差不多已到无可衰落无产可破的地步”。[xi]因此，怎么会有一个乡村复兴的时代呢？第二，“以农立国派”对时代发展的潮流的认知上出现了问题，例如，他们“不顾国家大势，不察中国的特殊地位，而因袭了百年前‘闭关自守’见解，想实行新的‘门罗主义’，从近代的工业社会，回到经济自给的社会去”。[xii]第三，“以农立国派”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我们的农业文明所造成的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比工业文明造成的问题少，梁漱溟所认为的工业文明“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惨剧，外而酿发国际大战，世界祸灾，实为一种病态文明”的观点是无稽之谈，中国历史上由农业文明所造成的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农村的衰落归咎于乡村人到都市去，是“倒果为因”。“现在的乡村已感到人口过剩，耕地太少，再要都是人跑去乡村，岂非自寻死路吗？”[xiii]第四，作为“以农立国派”的实践派——乡村建设运动有浓厚的西方背景，这一点导致了它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也决定了它的生命力的短暂。这些运动的领导人除梁漱溟外大多受过西方教育，这些运动大多受到国外的资助，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在美国人的资助下搞起来的，其他一些农村试验区不少是在教会大学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1922年在中国成立的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xiv]，等等。第五，他们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而非其他原因，没有认识到制度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因而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正如费孝通所言：“晏先生三十年来实地工作的经验并没有‘觉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实施的条件，那就是没有封建传统压迫和没有外来强权欺凌的局面。”[xv]因此，中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总体而言，“以农立国派”的队伍中成员复杂，有着各种流派，但从根本上说，是我国长期经济落后、小农生产占优势的历史传统的反映。因此，他们或主张把中国拉回到封建农业时代，或出于痛恶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或出于深感需要振兴农村经济，有的则纯粹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的思想。[xvi]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们对于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诸多思考、方案要么是空想，要么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
“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孙倬章（有留法背景，组织过社会民主党）、杨明斋（曾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二大”）、吴景超（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任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张培刚（曾留学哈佛大学，后在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任教）等人。“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作是恽代英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孙倬章的《农业与中国》、杨铨的《中国能长为农国乎》、杨明斋的《评<农国辨>》和张培刚的《第三条路走得通吗？》等。
“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对于改变积弱的中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工立国派”的主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优点：⒈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故吾国在海禁未开以前，可主张以农村立国，海禁既开以后，决不可主张以农村立国。”[xvii]此外，发展工业可以人民的生产力和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迅速，同时可以使有限的土地容纳过密的人口，从而可以吸纳农村新增长的人口，进而可以复活农业，增强农民的购买力，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⒉从政治层面而言，从大的角度讲，恽代英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xviii]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专制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因为在农业时代“农民不独偏于保守，进化太慢；且愚昧顽固，无参与政治的能力，不易实现完善之民主政治”[xix]。⒊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发展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xx]周宪文也强调，“要立国于今日，非得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迎头赶上不可”。“以农苟安则可，以农立国则不可；中国要立国，只有本百折不挠的精神，向工业迎头赶上去。”[xxi]
第二，反观“以农立国”，则存在诸多劣势。孙倬章对此有其独到的分析。他认为，“以农立国”在客观上有诸多不利因素：⒈世界上鲜有国家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受自然的天时地利影响大，其缺点明显；⒉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下，“以农立国”使得中国在贸易中居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对于反对以工立国的“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景超则对他们进行了思想上的剖析，认为他们是经济上的复古派。他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其一，是夸大派，就是以中国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居，故而应当保守；其二，禁欲派，虽然农业生产不能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节制欲望，达到自我满足；其三，因噎废食派，是那些看到了工业化的好处，但是看到失业、劳资矛盾等问题，觉得还是不实行工业化的好；其四，畏难退缩派，担心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发展经济。[xxii]因此，在吴景超看来，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无法克服，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我们不用担心加强了基础建设，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魔爪会进一步延伸，因为利大于弊。我们也勿需担心发展工业离开了农业就没有了原料等。[xxiii]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其一，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其二，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其三，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xxiv]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应该以苏联为榜样，“把全国的经济统制起来，走上工业化的大路”。[xxv]应该说，当时的许多主张“以工立国”的学者深受苏联的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工业化道路一些政策和机制则更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
与上述观点稍有些差异的是袁聘之的观点。他认为，解救中国的国民经济危机，不是简单的“以工立国”，而是应该发展民族工业，“不仅基于经济上的要求，并且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要求”。只要“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与政府合作，共同努力，作积极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方面运用关税、货币、汇兑等政策，阻止帝国主义者商品之大量输入，另方面再消极的限用外货，积极的提倡国货，政府更对民族工业尽力扶持与施行统制，则自能打破难关”。[xxvi]袁聘之发展民族工业的一些思想固然有一些合理之处，但是，他强调要与政府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提出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倬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掌握农业机械的运用原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xxvii]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他认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总之，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得机器代替了人工，是使得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制度，是使得工厂生产代替了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xxviii]在其后来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农业与工业化》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从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的角度，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以工立国派”关于工业化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以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
“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早年留学美国，后在燕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和杨铨（早年留学哈佛大学，回国后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等人。“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作是郑林庄的《我们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和杨铨的《中国能长为农国乎》。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他认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 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个崭新的工业经济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而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不是吴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工业，而是怎样在农村里办起工业来，以做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xxix]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㈠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㈡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㈢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xxx]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因为农村工业是分散的，是多少可以容易免除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是为达到自供自给的状态的，而不是想向外夺取市场的；最后它不是需要根本的‘改造’的，而只要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改良’的”。[xxxi]
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目前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xxxii]张培刚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了分析：⑴“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都市工业不容易建立，农村工业也就同样难以培植”；⑵“因为洋货倾销的结果，不但使农村工业不能做到自给自足，且并其本身亦将因此竞争而不得不衰亡”；⑶“要发展都市工业，必要有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但我们要问：农村工业就不要真实的科学家吗？就不要有科学意识的民众吗？”[xxxiii]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对于在农村发展工业，张培刚进一步做了分析，“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得机器代替了人工，是使得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制度，是使得工厂生产代替了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提倡农村工业，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作走上工业经济的过渡办法，自然是倒行逆施……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农村工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xxxiv] 张培刚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
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意欲在农村里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的思想只是一个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工业“是不要大量资本的，而且是注重过剩劳力利用的，故此兴办较易，设立也较快。如此，在农村里有了农业与工业的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个国家在改变制度间国民所发生的彷徨心理可以免除了（这种心理是绝对有害的），最后，而且最重要的，都市的工业亦可由此而萌芽了”。[xxxv]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不但在理论上开倒车，在事实上也行不通。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xxxvi]的思想。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
“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的中国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翁文灏（曾留学比利时，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和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之职）等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作是漆琪生的《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姚溥荪的《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以及翁文灏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等着作。
“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⒈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漆琪生认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必须先行复兴农村。“对于当前紧急的经济危机之迟缓而力微的问题”，因此，“实难减轻中国最大多数的国民大众之贫困，救济中国国民经济衰颓之危急”。[xxxvii]所以，“现阶段的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中心任务，乃在于农村危机之消弭，农业恐慌之挽救，农业经济之恢复，于农业经济之建设。必须如此，消极的救亡图存之国民经济建设的目的，始克完成，而未来积极的前进发展之建设，始有依凭，始能实现”。[xxxviii]因此，在漆琪生看来，只有消除农村危机，发展农村经济，工业的发展才有了依托，先行工业化则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困境。⒉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漆琪生认为，农村“商品市场之狭滞与杜绝”，[xxxix]农村的经济凋敝，购买力非常低，必须先复兴农村才能振兴工业。⒊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姚溥荪就认为，先行发展农村可以消弭匪患，保持社会稳定。[xl]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xli]，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xlii]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他认为，“以农立国”不能是仅有农业而不顾及工业的发展，也不是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农业陷入停滞与落后，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结合，才能有前途。同时，中国必须工业化，而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渐机械化。因此，“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xliii]。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对于如何进行农村建设，漆琪生认为，要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过程去考察其必要性，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客观条件考察其可能性，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轻重缓急中考察农村建设的轻重关系，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行程去考察经济建设的重心的演进。为此，“将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极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始能收获建设之效果”。[xliv]他是非常赞同当时蒋介石政府提出的建立农村合作社的主张的。因此，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xlv]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对农业和工业在立国方面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也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内容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xlvi]。这样一来，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理论层面。
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发展民族工业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漆琪生关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经济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建国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另一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许涤新（抗战期间曾任汉口《群众周刊》主编，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革新制度派”的代表作如千家驹的《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许涤新的《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济道路》等着作。
“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千家驹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究竟应该是走工业化道路还是农业化道路，是以工业引发农业还是农业引发工业？“这只是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双方的论战不会达到什么结果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提下，农村建设何以可能？工业化的前途又在哪里？千家驹的答案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包围下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发展工业的前途都是很渺茫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平等条约之桎楛未解除以前，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都不能谈，不配谈。” [xlvii]许涤新也认为，无论哪个民族“如果政治上不能独立，则它的立国问题，便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而且定会从当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解放出来，……建立民主的联合共和国”。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政治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xlviii]到1945年，许涤新说得更明确，就是要走最新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xlix]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重温这一段关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的热情和理性的思考。同时，也给予我们带来诸多的启示：
1.20世纪20末到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路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历史的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l]在20世纪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则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比如，张培刚的广义工业化等思想的提出就已经不再是简单、肤浅之论，而是涵盖面更广、更为切合中国实际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要求的新理念。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辨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了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li]。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代表的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 这场争论中对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和政治民主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如何发展农村、建设农村，如何革新农村旧的生产关系进而建立新的农村生产体制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是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
6.由这场争论所引发的民粹主义，表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有时是相互排斥的。在近代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运动。在俄国成为民粹主义，如列宁曾经指出，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的村社制度”；在拉美成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新民众主义）；在亚洲有甘地主义；而中国的民粹主义则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了一系列的试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但这些思想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所进行的软弱无力的反抗。
7.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切实地推行各项政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即仅仅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lii]。
8. 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从20－40年代的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与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改变农村面貌，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我国对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探索从未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55年底，毛主席组织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草案）》，1960年全国人大通过后，《人民日报》称“纲要是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时期。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需要我们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实践。
9. 通过这场论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除了要进行实证研究外，更要将农村本身与宏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连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解决农村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尚于空谈，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要有组织地进行深入访谈，研究案例。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都要通过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相应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以农立国派”中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另一方面，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要置于整个社会变迁的进程来考虑，更要将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与经济体制的革新联系在一起。20世纪20－40年代这场争论的各个流派的一些学者之所以未能从本质把握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恰恰由于他们未能把农村问题的研究置于社会变迁、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宏大视野中去研究，从而不可能认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本质和核心。研究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经济问题往往与历史文化相关，需要我们要有大视野，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农村的现实。
10.当我们重新梳理关于农村建设的这场争论，不难发现，体制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强调要突出农民的主体性，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那么，在现阶段就要求我们要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前提下，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有效的、真正有农民群众参与的、切实突出农民主体性的政治机制，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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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
[ii]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选自《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转引自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索引材料大多源于该论文集，以下不再注明。
[iii] 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试验区，而其中的推动乡村建设运动者则成为“以农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群。
[iv] 董时进：《论中国不宜工业化》，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v] 董时进：《论中国不宜工业化》，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vi] 孤桐：《农国辨》，原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重刊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20号。
[vii] 杨明斋：《评<农国辨>（节录）》，载于《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刷局，1924年6月版。
[viii]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载于《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
[ix]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载于《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
[x] 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载于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14日。
[xi] 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载于《独立评论》，第199号。
[xii] 王子建《农业与工业》，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xiii] 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载于《独立评论》，第199号。
[xiv]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xv] 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载于《观察》，第5卷第1期。
[xvi]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载于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xvii]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载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
[xviii] 戴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30日。
[xix]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载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
[xx]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载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
[xxi] 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漫谈农本》，载于《时代精神》，1939年第1卷第5期。
[xxii] 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载于《独立评论》，第125号。
[xxiii] 吴景超：《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载于《独立评论》，第136号。
[xxiv] 吴知：《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出路》，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xxv] 张培刚《第三条路走的通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8号。
[xxvi] 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之探讨》，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16号。
[xxvii] 孙倬章：《农业与中国》，载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
[xxviii] 张培刚《第三条路走的通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8号。
[xxix]郑林庄：《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xx]郑林庄：《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xxi]郑林庄：《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xxii]张培刚《第三条路走的通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8号。
[xxxiii]张培刚《第三条路走的通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8号。
[xxxiv]张培刚《第三条路走的通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8号。
[xxxv]郑林庄：《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xxvi]杨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8日。
[xxxvii]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xxxviii]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xxxix]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xl]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li]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xlii]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xliii]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载于《中央日报》，1940年8月。
[xliv]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载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xlv]漆琪生：《由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论目前农村之出路》，载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
[xlvi]漆琪生：《由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论目前农村之出路》，载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
[xlvii]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载于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年4月6日。
[xlviii]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6月4日。
[xlix]许涤新：《中国的经济道路》，生活书店1945年9月版。
[l]另外的三大论战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1915－1927年），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1933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30年代－40年代）。
[li]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载于《中央日报》，1940年8月。
[lii]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74页。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