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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

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党人自身的局限；而中国农村未能产生大的社会的变动则是深层次的原因。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16页。)那么，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何农村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呢？
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乃至敌视农民的先天缺陷，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未能担负起领导农民投身革命的历史重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革命党人没有解决农民极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938页。)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如武汉革命党组织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吴玉章先生说：“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更有甚者，一些革命党人连“平均地权”四个字都不愿提及。上述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党员都无意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政治热情，引导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第二，革命党人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农民的反抗活动有利于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但革命党人却未能把握时机，去组织领导农民的反抗活动。他们没有帮助农民提出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口号，也没有联络各地的反抗活动使之成为全国规模。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民军纷起，有不少农民加入其间，革命党人却无力驾驭时局，致使领导权多数落到会党首领手中，不少民军日后竟成为反动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样，革命党人丧失了最广大的同盟力量。
第三，有的革命党人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甚至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1907年9月，在广西钦州、廉州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和顺发动防城起义，当地农民领袖刘显明率领几百农民参加，但王和顺领导不当致使农民队伍瓦解，民心大伤。到1908年黄兴来此地活动时，“民心日不如前，所至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五集，第136页。)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革命党人竟充当了农民反抗活动的镇压者的角色。1912年初，上海近郊昆山、宝山、南汇等地农民抗租抢米，而着名的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兵前往“弹压”。1912年初，江苏无锡新安乡农民也因大户张氏过于蛮横，聚众焚毁张氏的房屋，革命党人无锡军政分府总理处总理秦毓鎏派军队前去镇压，枪毙七人。
按理革命党人是完全应该团结极富反抗精神和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去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但事实上，他们抛弃了农民同盟军，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普遍轻视农民及其反抗斗争。虽然有的认为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有的号召农民组织农党；有的提出深入“劳动社会”中，动员组织劳苦大众参加革命。这些意见根本未引起大多数革命党人的重视。他们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上等、中等、下等社会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认为“今要把国家的大责任托在他身上，他哪里敢来承担呢。”(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919页。)甚至着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也把农民斗争称为“野蛮之革命”，(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52页。)陈天华也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是“闯祸”，“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刘晴波等《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还有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说：“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虏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朝闯、献之所为。”(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15页。)在他们看来，农民于革命大业是无足轻重的。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中大多数人出身富室，接受过新式教育，活动区域多集中在城市集镇，不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因此，他们在反清斗争中非但未与农民融为一体，反而在某些问题上走向了对立。例如在对待新式学校的态度上，两者的对立就十分明显。许多地方的农民在反抗活动中常把新式学校当作泄愤的对象，发生许多毁学事件，而当时新式学校又恰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农民反对新式学校，使革命党人必然对农民产生反感。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对此类事件作过回忆和检讨：“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个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41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连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当时都有这种感觉，更何况那些富室出身的革命党人呢！
此外，革命党人之所以没有把农民作为同盟军，还因为农民革命力量在当时非常分散，而革命党人自身又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民报》，第五号，第68页。)因此，他们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现成的反清力量，如会党、新军、学生以及地主绅士等。同时，革命党人强调革命的有序性，也不希望农民起来斗争。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放弃对农民的领导就事成必然了。[NextPage]
大多数农民观念落后，对政治冷漠，还未能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
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作为受剥削受压迫者，一部分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除自发反抗中外反动势力外，还有的同情或参加过革命活动。1907年镇南关起义，参加者就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一百余人。(《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少农民参加了民军，如安徽寿县的农民参加淮上军，广东、四川民军中农民也不少，陕西西乡县的一些农民参加了进步组织“保民团”。湖北广水的农民代表易小康曾率领农民参加了阻止北洋军南下的战斗。农民参加革命，壮大了革命声势，这是好事。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还有自私、保守、散漫、狭隘的特性。这在有些参加革命的农民身上比较突出，如广东的民军在光复后“横行霸道，不知风纪为何物，思想上以为从此可以捞一把，机会不可失，因此弄至城乡都成混乱状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175页。)
辛亥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革命矛头直指“真龙天子”，对此大多数农民缺乏心理应变的准备，故革命高潮一来，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对革命表现出的心态，或保守或恐惧。湖北南漳，“惟本年军事倥偬，愚氓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44页。)荆州、沙市一带，一般中流及下等社会“倍形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133页。)江苏无锡，“当是时，义老子弟，狃于故常，安于清廷久，骤见更革，逐去清廷官吏，益骇莫措。”(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59页。)孙中山在广东考察时也发现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之际，“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作者的阶级偏见，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总之，大多数农民总是希望维持现状，不愿变革。如剪辫几乎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与清朝统治者决裂、赞同革命的标志，但很多农民却竭力保存这条顺民象征的辫子。江苏兴化一带农民为藏住辫子，纷纷购买尖顶帽，“一时皆大欢喜，中少年人纷纷购置，贫穷的人情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须购买一顶。”(《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对农民这种“辫子心理”也作过深刻的描述，它反映了农民对革命的态度。辫子问题直到民国成立后仍未彻底解决，“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于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由于农民对革命存有恐惧心理，又被地主豪绅所利用，致使不少农民成为反动势力抵制和镇压革命的工具。福建上杭光复时，劣绅散布谣言，说民军要去吃义仓的粮食，从而纠集一千多农民向民军发动进攻，使“在杭民军，遂全覆没。”(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85页。)陕西西乡县的进步力量也因劣绅地主纠集民团镇压损失一千多人。(《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55页、83页。)广东化州地主则是利用宗族关系纠集力量对抗革命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垮台，“封建势力死灰复燃。”(《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324页。)山东文登、荣城两县的革命力量也因当地劣绅土顽纠集地痞流氓和许多农民的反扑而损失惨重。(参见《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辛亥革命时期，多数农民尚未觉醒，尚未产生变革的要求，是为以下两个原因所致。
其一，多数农民随遇而安，生活期望低下，对政治缺乏热情。他们长期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遭受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终身侍弄小块田地，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又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思想的长期熏陶，因而逐渐养成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性格。在行为方式上往往是适应环境而不是改造环境，在社会变动中，表现得不知所措。近代着名实业家、革命家李善祥年轻时在家乡开办新学校，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遭到种种非议。乡民惊恐不已，视其为不识时务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六大糊”（李善祥排行在六，‘大糊’宁波方言即傻瓜）的外号，(《名人传记》，1993年12期，第52页。)农民循规蹈矩的心理表现得何其明显！
农民对革命不是感到不可理解，就是漠然视之。革命党人对此曾说：“中国人民虽众，殆不出土农工商四类，而四者之间，农工商之希望惟知温饱其妻孥，瞻足其身家……语以军国大事，则曰吾济小人，朝不保暮，得以温饱，天于我厚矣，又何敢他望哉。”(《论希望》，《童子世界》，第17号。)农民这种对生活和政治的态度使他们无法认识自身的力量，无法认识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也就不可能主动地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其二，落后的权威依赖和权威崇拜意识妨碍了大多数农民的政治觉醒。马克思认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3页。)中国农民由于农村地理环境的阻隔，文化生活贫乏，长期受封建专制思想的钳制，又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因此权威依赖倾向最为明显。他们依赖天覆地载、风调雨顺、清官、家族等，常以牺牲个性做顺民为代价，企图获取一种生活的稳定。虽然他们的希望常常落空，但大多数人并未因此而觉醒，起来反抗，反而把一切都归结为天意，是命运的安排。
落后的权威依赖意识经长期积淀就形成了农民落后的权威崇拜意识。农民的权威崇拜主要表现在崇拜族权、皇权、神权三个方面。在权威崇拜的氛围中，农民养成了明显的尊卑心理和卑谦性格，因而，很难突破封建思想的樊蓠。
恩格斯认为，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永远不能从事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平民的引导和推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507页。)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本应当充当“城市平民”的角色去做“引导和推动”的工作，开展思想启蒙运动，但他们放弃了这种工作，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他们的根本不可能认识到革命的重要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NextPage]
地主士绅势力窃取了革命果实，阻碍农村社会的大变动
地主士绅势力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农村的直接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打击的对象。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地主士绅势力在辛亥革命中竟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基层政权。回顾这段历史颇发人深省。
地主士绅势力在农村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辛亥革命时期，有的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有些人却从中捞取了很大的好处，有人对江苏、湖北三十八州县的57位实权人物的个人成份作过分析，其中士绅与立宪派、旧官僚合计为44人，占77％以上。(《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这表明：一方面革命党人政权观念淡薄；另一方面革命的果实不少为地主士绅所占有、所窃取。
辛亥革命时期，地主士绅对革命的态度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类：一同情参与，二观望投机，三保守抗拒，其中以观望投机者占大多数。不管态度如何，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为了保障既得利益，窃取革命果实的目的。地主士绅窃取辛亥革命地方实权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在各省光复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推举地主士绅出面维持秩序。如江苏昆山革命党人张栋、王尧民推举士绅方还为民政长，如皋革命党人黄五七也请出巨绅沙元炳为民政长，安徽省歙县革命党人也是靠请地方名门望族出面才得以维持局面。浙江温州、严州、台州等地，湖北荆州以及四川的许多地方的光复也大致如此。在这种形势下，地主士绅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地方实权。二是地主士绅投机革命，攫取革命果实。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地方政权纷纷瓦解，地主士绅为保障既得利益，纷纷投机革命。象江苏常熟、淮安、吴江、江阴，四川乐山、辛都等地，士绅们都是因省城光复而出面或劝旧官僚易帜或单独维持地方秩序，从而造成所谓“传檄而定”的局面，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因此而未受丝毫的影响。三是侍仗武力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取政权。如四川东乡、古蔺、綦江、邻水，山东文登、荣成，陕西西乡，广东化州等地，地主士绅或利用团练武装或利用宗族势力反扑，镇压了革命力量，从革命党人手中抢走了革命果实。
地主士绅势力之所以能窃取革命果实，继续控制农村社会，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首先，革命力量的弱小导致了革命党人对地主士绅势力的过分倚重。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中央机关意见不一，地方组织严重严重，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集团大多缺乏凝聚力。广东梅州“同盟会组织就很快涣散，一切革命活动可以说党人之间全凭党人的意气相号召，而无纪律相约束，其参加与否，乃依其本人自觉自愿决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300页。)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同时由于革命党人忽视农民，利用会党又不成功，为壮大革命力量，有不少人竟错误地认为：积聚革命力量“不如从地方士绅、富商大贾及青年学生入手。”(贺觉非《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4页。)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立即向士绅们发出呼吁：“凡我绅士皆地方领袖。当尽保卫地方之义务，即当尽保卫地方之责任者也。当是时当施何术以保卫之，曰‘组织民团而已矣！’”(《民主报》，1911年11月15日。)
其次，地主士绅势力在农村还有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有的人甚至被老百姓被视为“地方领袖”。他们通过兴办义学和族学，掌握了地方教化大权，把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渗透到农村社会各阶层，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的思想阵地。地主士绅还拥有大量的私产并通过掌握地方公产和家族公产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控制农村的经济生活，强化农民在经济上对地主士绅势力的依赖。他们通过参加地方行政管理，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甚至倚官而治民，将赤裸裸的“横暴权力”转化为富有人情味的“长老权力”；他们还倚民以抗官，进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革命党人在宣传活动中就曾提及地主士绅的社会影响，“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废，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500页。)
地主士绅投机革命削弱了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性。着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此认识颇为深刻，他说：“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真可谓一语中的。
地主士绅一旦掌权，便立即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己任，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江苏常熟“和平光复”后，豪绅们立即决定“团防招四十人”，并要各乡办团练，以防“私袅”、“顽民”乘机窃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4—75页。)昆山县士绅方还出任民政长，正义镇农民抗租，他即带兵“下乡示威”，打死乡民六人。(《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6—707页。)四川巴县士绅认为“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于是“倡民团保治安。”(《巴县志》（卷二），蜀军革命始末。)河南商绅地主曾组织“爱国公会”集资办团练，血洗起事民众。(《民主报》，1911年11月24日。)这些史实说明，地主士绅势力是辛亥革命浪潮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农民、地主士绅是影响农村能否发生变动的三大力量。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由于自视甚高，忽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不深入农村，不关心农民疾苦，不去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致使农民在辛亥革命中未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革命党人又由于没解决好农民问题，所以在革命中自始至终都未改变自身力量弱小的状况。革命党人虽屡遭挫败，但终究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地主士绅势力是封建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是民主革命所要摧毁的对象，但革命党人却未能认清他们的实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3页。)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最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无产阶级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了敌我，并且领导了一场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的农民运动，使农村发生了大的变动，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资料来源：《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