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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

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就已开始，但是研究主要局限在传教界，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学术性不强。20世纪前半期，传教界、医学界从传教史和医学史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研究。20世纪后半期，宗教史、医学史、历史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做了研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在华医疗事业有着较大的发展规模，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对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做初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
正如教会史的研究始于教会一样，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首先是由传教士进行的，其中尤以医学传教士为主。教会医疗事业开始于19世纪，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也肇始于19世纪。
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1861年，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出版了《医学传教士在中国》(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一书。作为医学传教士和当事人，他在书中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1868年和1887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19世纪末，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性资料先后问世。除《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发表有医学传教士的短篇传记文章外，一些相关着作先后出版，如《马根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Mrs.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George B.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ev.and Hon. Peter Patter, Boston:1896.)等。自传性着作有司督阁的《满洲十年》(Dugald Christie, Ten Years in Manchuria：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1883-1893)J.and Padane, Paisley. 1893.)等。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已达一个世纪，教会医疗事业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各差会对在华传教史表示了关注，除教会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外，中、英文的教会史和医学传教史的着作相继出版。教会史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是季理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D.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该书对1807年～1907年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对各差会的医疗事业做了相应的介绍。有些差会在其在华传教史的着作中对本会的医疗事业也予以关注。如浸信会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吴立乐编，中华浸信书局1936年版）、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年议会简史》（罗运炎编，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出版，1947年版）等。专门的医学传教史着作主要有：《医学传教在中国》(W.Arthur Tatch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 London: 1909.)，《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Kingston De Gruche, Doctor Apricot of "Heaven-Below":The Story of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 London & Edinburgh: Marshall Brothers,LTD.)等。前者是关于英国循道会在湖北、湖南等地教会医疗事业的着作，后者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医学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
有关教会医院历史的着作有：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院百年史》(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1935.)、关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仁济医院95年史》(E.S.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 1844-1938.)等。另外，不少教会医院出版了医院的纪念册，如《苏州博习医院五十周年纪念册》（1933年）等。着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相继问世，如胡美自传性质的《道一风同》(Edward H.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1946.)、《满洲的司督阁——先锋和医学传教士》(Dugald Christie's Wife ed.,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London: James Clarke & Company, Limited, 1932.)、《杭州的梅滕更》(Alexander Gammie, Duncan Main of Hangchow, Picketing & Inglis, )、《远东传教的先驱——麦嘉缔传》(Robert E.Speer edite,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New York: 1922.)等，另外马林、柏乐文、罗感恩等着名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均在民国时期出版。以上这些着作多为史事性的记叙，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性质。不过，它们展现了教会医疗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基督教史学家对中国基督教史表示了相当的关注，推出了几部着名的中国基督教史着作。1929年，美国着名的教会史专家赖特烈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一书即是代表。在这部经典着作里，赖特烈利用英文文献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分不同时期对1927年前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做了论述。王治心所着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中文着作中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专门的研究，《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等教会刊物都发表过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论文。巴慕德等医学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着作。主要有：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巴慕德所着《中国和近代医学：医学传教研究》(HarD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1921.)，该书研究了医学传教的起源、方式、教会医院的变迁、医生和护士等新式职业、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及前景展望等；马雅各的《中国的教会医院》(The Mission Hospital in China, 1933.)此书是在全面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教会医院的分布、设备、运作等做了详细的分析。马氏的着作由《中华博医会报》刊出，同时发行有单行本。此外，还有启尔德的《治病：呼吁医学传教士来华》(Omar L. Kilborn, Heal the Sick:An Apeat for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oronto: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1910.)，蓝华德的《医学传教：两重任务》(Walter R. Lambuth, Medical Missions: The Twofold Task, New York: 1920.)等。值得注意的是，蓝着是以世界各地教会医疗事业为着眼点，但书中有许多地方是以中国为个案的，对研究中国教会医疗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这些着作的重点在于研究传教或医学传教本身，对医学传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虽有涉及，但未做深入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学界的王吉民等人开始注意并发起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王吉民、伍连德、李涛等人从中国医学史的角度撰写了不少与教会医疗事业有关的论文。民国时期，中国医学史的着作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种：一是王吉民与伍连德所着英文版《中国医学史》（1932年出版第1版，1936年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该书在叙述中国近代医学史时，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等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二是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对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教育的情况有所关注。不过，以上二书偏重于医学史，对教会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考虑。
史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少，而且成果多体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着作中。如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肯定了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西医的作用。
由上可见，20世纪上半叶，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重点在传教史和医学史。史学界涉及不多。
二、20世纪后半期国内的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受政治史观和时代氛围的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在华基督教及其相关事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教会医疗事业被斥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此，真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当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医学史界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3卷第3期）、顾杏元的《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号）。两者虽然资料比较丰富，但有很强的时代印痕和片面性。史学界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而且都将之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在论述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看作是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将教会医疗事业作为美国侵华活动的一个方面做了论述；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它是传教的一种“钩饵”。
1978年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研究新局面的开创，国内学术界对基督教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改变态度。从80年代初开始，医史学者开始重视教会医疗事业对西医传播的影响，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就墓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而言，顾长声先后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两部着作。此后，学术界在教案史、教会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成为一个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另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等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文献相继问世。薛愚的《中国药学史料》对有关医学传教士的医药传播史料给予了重视。上述研究和史料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教会医疗事业。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一些成就。
教会医疗事业的一般性研究在一些宗教史、通史、专门史着作中都有所体现。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陶飞亚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等近代基督教史着作对教会医疗事业整体历史或区域历史均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一些地方宗教史着作如《上海宗教史》、《宗教与上海社会变迁》等对本地的教会医院有所论述。
有的通史着作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所涉及。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章开沅等主编的《湖北通史》等不同程度上涉及教会医疗事业。虽然这些着作的论述都比较简略，却表明通史着作越来越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
一些文化史和医学史着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做了研究。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文化史着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均有论述。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等医学史着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中的作用有充分的肯定，而论述最充分的当属新近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有的医史学者从医学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西医学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马伯英等所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即是近期的代表作，前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些社会影响也做了论述。教会医学教育研究方面，一些前身是教会医学院校的医科大学出版了各自的校史，如：《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湘雅春秋八十年》等。这些着作在追溯1949年以前历史的同时，对其贡献有充分的肯定。另外，李经纬、鄢良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注意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东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中国医学思潮变迁的影响。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西医传播上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除个别着作有所涉及外，它们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及社会影响未做全面的研究。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方面，医学史界重视较早，并做了最初的研究。较早的有赵璞珊的《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1992年他又撰《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合信所撰西医着作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不少医学史学者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医传播、个别教会医院史、早期的西医教育等。其中不少论文史料比较缺乏，论述较为简单，有的史实陈述尚有待考证。不过，有的医学史和科技史学者并未局限在医学史的范围内，他们在深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对教会医疗事业的诸多方面的联系做了研究。高晞在这方面有较多成就。如：她从医学与传教的关系入手，认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传播基督教和西医上不可能结合，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行医和传教必然分离[1]。有的科技史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做了探讨。如张大庆对中华博医会在科学名词统一中的作用有较深入的研究[2]。
史学工作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个别医学传教士与教会医院、医学院校做了研究。关于医学传教士，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嘉约翰、伯驾等医学传教士做过研究[3]。顾长声在专着《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中对嘉约翰、伯驾、雒魏林做了研究。学术界对马林、罗光普等医学传教士也有探讨。但是，对影响较大的德贞等医学传教士却少有研究。在教会医院的研究方面，梁碧莹对广州博济医院及其影响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一书在利用档案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卫辉、安阳等地的教会医院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教会医学院校的研究方面，饶怀民等对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牙医学院的历史作用有充分的肯定[4]。关于教会护士教育，史学界尚缺乏研究。在区域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方面，有人探讨了山东、广西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性的教会医疗事业[5]。在教会医疗事业的宏观研究方面，田涛对清末民初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专业化和影响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6]。何建明撰文对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做了宏观论述，认为它在物质、精神层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宗教学界对教会医疗事业也有不少专门的研究。如陈建明对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慈善精神及其在华传教、社会改良活动的关系做了宏观上的探讨[8]。
国内学术界对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研究力量进行的，即医学、史学、宗教学界。不同学科之间互有渗透，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研究也体现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由文化侵略的研究范式，逐渐过渡到文化交流的研究上，近年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传教事业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上。但是，与教会史、教案史、教会大学史、中西文化问题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表现在个案研究上，不仅涉及个案较少，研究也不深入，尤其缺少教会文献的补证；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在宏观研究上，学术界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尚缺乏完整的论述；关于它的西方背景，学术界少有探讨；关于其社会影响，目前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文化交流上，对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医疗卫生的关系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
三、20世纪后半期港台与海外的研究
（一）港台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港台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开展得比较早，成果也比较多。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逊色。虽然如此，港台学者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
香港的李志刚先生对教会医疗事业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一书专辟“基督教士之医药传教事业及其影响”一章，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实证研究[9]。他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概述了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并认为“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及发展，应该说是以教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10](P15)。关于香港的教会医疗事业，他从本色化的角度研究了香港雅丽氏纪念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11]。G.H.Choa所着的《新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etto: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0.)对在华新教医学传教士的活动做了研究，该书以伯驾、合信、雒魏林等医学传教士为主要个案，论述了医学传教士在传教、行医以及传播西医中的作用，全书的最后几章则介绍了几所教会医学院校的发展变迁。此外，香港道声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汤清所着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该书论述了基督教“开创时期”(1807～1842)、“广传时期”(1842～1907)的医药事业，而且该书在论述各差会的传教史时对其医药事业有所涉及。相比之下，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香港胜出一筹。在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等着作中，教会医疗事业受到相当重视。台湾学者研究教会医疗事业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其纳入区域现代化研究中，认为它是外力冲击中的一种，对近代中国区域现代化有影响。苏云峰等人关于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等省区的现代化研究均论及教会医疗事业[12]。这些研究不仅注意到教会医疗事业在治病救人方面的作用，而且考虑到了它对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等变迁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1860～1916年间，对此前此后的各省教会医疗事业涉及较少。此外，魏外扬对台湾的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做了专门研究[13]。在个案研究上，王尔敏对上海仁济医院做了实证的研究[14]。林治平对雅礼会在湖南创办湘雅医学院做了专门研究[15]。史料整理方面，台湾学者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先后整理出版了《教务教案档》、《中西闻见录》、《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七日录》等一批重要的教会文献。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教会医疗事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尚无全面的研究，个案研究也比较少。
（二）国外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终结，各差会对于过去在华传教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思考，关于在华传教史的着作相继出版。费正清等国外学者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16]。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基督教史的着作或论文集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有所注重。如《剑桥晚清史》就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作用做了充分估价。
在教会医疗事业的专门研究中，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多集中在阶段性的、个案的或区域的研究上。
阶段性的研究有小海亚特的《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他以传教士1877、1890年两次大会记录和相关文献为主，对1877～1890年间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制度化做了较深入的研究[17](PP.93-126)。有学者在研究19世纪20年代英国新教传教士对华文化贡献时，对其在19世纪20年代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做了较全面的研究[18]。
西方学者在个案研究方面比较深入。对某一差会医疗事业的个案研究，以张延华的《教会医学在中国》(Yuet-Wah Cheung,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a Study of Two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Before 1937,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一书研究最为深入。他以加拿大教会在广东、四川的两个传教地的教会医疗事业为个案，将其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在广泛征用教会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研究。通过个案研究，他不仅剖析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内部结构的多样性，而且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多样关系。该研究对于从总体上认识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很有意义。鲁本·霍尔登在研究雅礼会时，也研究了该会所办的医疗事业。(Reaben Holden, Yale in China: The Mailand 1909-1951,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1964.)。
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着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医学传教士的传记先后出版，如《罗维灵》(Muroe Scott, McClure, Penguin Books Canada limited, 1979.)、《她的心留在中国》(Jame Wright, She Left Her Heart in China: the Story of Dr.Sally Wolfe, Medical Missionary, 1915-1951, Cloverhill Press, 1999.)、《一个美国教会医生在中国》(Edward Bliss Jr., Beyond the Stone Archer: An American Min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 John Wiley & Sons,Inc,2001.)等。与这些传记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做了专门研究，其中较重要的着作有《伯驾与中国的开放》(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该书对伯驾在传教、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及其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对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尚德做了研究，他以伦敦会文献为主，对马氏在武汉活动时与伦敦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做了实证的研究，并探讨了他与谭嗣同的关系，认为马氏对谭氏世界观的演进有所影响[19]。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雅礼会的胡美做了研究，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研究胡美的活动及其思想观念变化。史景迁从外国人对中国影响的角度论述厂胡美的生平活动和影响[20]。周以德从政前曾在中国做过医学传教士，因此有的学者在研究他时，对其在华传教活动有所涉及。但是，与对戴德生、李提摩太、林乐之等传教士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对医学传教士的个案研究还是较少的。
关于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区域研究，以加拿大教会在四川的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较为突出。主要着作有文佳兰《传教士、医学和现代化：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四川》(Minden Karen Paule, Misionary, Medicine and Modernization: Canadian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5-1952, York Univ.1981.)、张延华的《教会医学的社会组织：在华两个加拿大教会研究(1911-1937)》(Cheung Yuet Wah,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issionary Medicine：A STtudy of Two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1-1937.Toronto: 1982)等。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南长老会在江阴传教时，对该差会所办医疗事业做了研究(Lawrence D.Kessler, The Jiangyin Minion Station 1895-1951: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教会医学教育作为教会医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教会大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如卢茨的《中国与教会大学》（曾钜生教授译为《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对教会医学教育的兴起、教会医学院做了概述，并对教会医学教育对近代中国妇女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该书同时介绍了近代中国护十职业的兴起。与教会医疗事业密切相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主要研究有《一项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与北京协和医学院》(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等。有学者研究了湘雅医学院的创办，威廉姆·芮韦斯的《中美医学合作：湘雅的起源(1902-1914)》(William Reeves Jr,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Medicine: The origin of Hsiang-Ya(1902-1914)一文详细论述了耶鲁大学海外布道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17](P129-182)。文佳兰着《竹石：中国医学精英的演进》(Minden Karen Paule, Bamboo Stone: 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一书对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的发展变迁及其毕业生的贡献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有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时，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影响也做了考察[21]。
以上着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多方面的影响均有肯定性的评述。总的来看，海外学者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在个案和区域研究上成绩很大，他们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研究非常深入。但是与加拿大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相比，美、英等国在华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比较薄弱，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均显不足。
以上即是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研究的大概情况，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之所以如此，与学术界重视不够是有关系的。早在1994年，高晞就指出了这一点[1](P213)。近年来，情况已发生较大改变，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吸引了历史学、宗教学、医学等学术界的兴趣，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在个案、区域、宏观上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新成果。相信在宗教学、医学史、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领域必将会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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