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清末新政期间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徐世昌-清末新政期间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末新政期间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建立以后，到光绪年间，二百多年来，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旧有儒学的地方，逐渐兴复；新设的郡县，也都有了书院、义学、社学；奉天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珲春、乌拉、额穆赫索，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还有八旗官学，专教旗丁。不过，清政府只在奉天设立学政，兼管吉林岁科各试，黑龙江生童就近附试。清末新政开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北地区有了学堂，光绪三十一年，设立了学务处。不久，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裁撤学政，广立学堂，设提学使管理学务，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很大变化。徐世昌总督东三省后，按清政府有关规定，改学务处为学务公所，健全建置，并以“无学不足以成人，无人不能以立国”[1]为宗旨，推广教育会、劝学会，多设劝学员，宣传上学的好处。他还遴选视学员，严定视察章程，加强督察，对私塾进行改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显着进步。据统计，奉天学堂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有4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2100余所；吉林学堂光绪三十三年有4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180余所；黑龙江学堂在光绪三十二年有3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150余所。[2]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有所开展。锡良就任东三省总督后，在各种学堂的建设上又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推动了东北文教事业的发展。
那么，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下面，从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创立图书馆和报刊等方面，做简要概述。
首先是设立教育行政机构。一是提学使和学务公所。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奉天将军赵尔巽开始设立学务处，同年十一月，学政李家驹分设教务、书记、庶务、编辑、调查、会计、收掌、游学八科，学务日渐推广。不久，科举废除，学政裁撤，各省设提学使司，有提学使1人，掌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征考艺文师范。署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6科，科长、科员分治之。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有议长、议绅讨论其事。学务公所是提学使司行政之所，一省学务的总汇。[3]奉天学务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内设普通课，兼办专门课事务，设议绅4名，具体办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徐世昌改课为科，设总务科佥事1员，原有课长课员分别改派为一二三等及额外科员，添置编校员、译员，设学政案牍科，专办裁撤学政衙门应办之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学政案牍科归并总务科，学务公所组织机构按学部有关规定，基本确立下来。总务科分机要、案牍、庶务3股；普通科分教务、庶务2股，兼办专门科事务；实业科也分教务、庶务2股；图书科分编译、储备2股；会计科分度支、建筑2股；编校员掌编校教科书、教育官报；译员掌翻译往来公文、书牍及编译书报；省视学员承司使命令，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堂；议绅佐司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咨询。
吉林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始设立学务处，光绪三十一年设提学使1人。光绪三十二年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设总务、普通、图书、会计4课。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增设佥事，改课为科，各科科长为一二三等科员，又设置专门、实业2科，分别选任议绅省视学及统计、编辑等员。后来，学务公所内开办学术研究会，分文理二科，督率科员每日研究，并刊发教育官报，每5日出版1次。
黑龙江在光绪三十三年设提学使，提学司署例设学务公所。延请议长1员、议绅4员，以备咨询。分总务、专门、实业、普通、图书、会计6课，各设正副课长、课员。后改课为科。设科长4员、正科员5员、副科员6员。总务、实业、普通、会计4科事繁，均设科长及正副科员，每科3人。图书科兼发行、绘图，设正副科员各1人。专门科只设副科员1人，兼省视学。光绪三十三年，设满蒙译员，后归并议绅办理。省视学定额6人，其中，以2人省视省城，改良私塾、简易识字学塾；以2人负责稽查；别有宣讲员1人。[4]二是劝学所。新政期间，清政府规定，各府厅州县应设劝学所1处，管理本府厅州县的学务，地方官监督；另设总董一员，以本地士绅充任。每学区设劝学员1人。各区筹款、兴学等事均由总董禀承地方官督率劝学员办理。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省除洮南一府外，其余各属均设立了劝学所，海城、铁岭、辽阳、承德的劝学工作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三年在省城设立了劝学总所，派监督、会办、委员、司事及劝学员若干人经营其事。光绪三十四年，又在省城内外学区改设吉林府劝学所，作为示范，以推动该项工作的进行。结果，全省又有17处地方或改进或成立了劝学所。黑龙江省在学务公所内，设劝学员2人，负责学务。[5]
三是宣讲所。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第一第二宣讲所两处，试图通过宣讲以开启民智，补国民教育的不足；并设宣讲传习所，作为宣讲生练习场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学务处派毕业生到新民、海龙等地宣讲，本溪、义州等地也先后开办。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经过整顿，将宣讲事宜责成各地方官监督，士绅切实办理，而以劝学所管理其事，令各属各村镇地方按集市日期派员讲演。宣讲的材料，以学部颁行的宣讲书目为准，有停罢科举、兴办学堂等内容。吉林省垣旧有宣讲所数处，后经整顿，厘定规章，派人轮流宣讲。把听讲人分成常听、暂听两班，每次宣讲均做记录，把演讲内容和听讲人数分别填表，每隔十日呈报地方官一次，作为该管长官的考核成绩。黑龙江省在学务公所内设宣讲员1人，归教育总会管理。[6]
四是教育官练习所。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奉天省在学务公所内设立教育官练习所，以提高教育行政官员的水平。教育官练习所选聘外国教师讲演教育学，讲授管理法及教育行政视学等制度，听课的对象是学务公所的职员以及各学堂的教员。在两年的时间里，毕业学员200余人，成效显着。[7]
五是小学总查所。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在奉天省城设立，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小学教育的检查，克服管理中的弊病，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小学总查所委派员绅，逐日亲往各小学堂切实考查，并做记录，把所查各项管教情形及应行改良措施，随时呈报，督率整理，这对加强小学管理、提高小学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8]
六是小学教育研究会。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奉天成立了教育总会。此后，各府厅州县大多成立了教育会。这些机构具有研讨教育的功能。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为了加强小学教育方法的研究，改善小学教育管理，吉林省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选派会长1人，评议员4人，“每星期休息日，召集各小学堂教员、职员及简易师范学生到会，提学使亲临会所，公同讨论管理教授等法，互相质问演说，考验得失，评议短长，立册记分，随时比较”，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来，小学教育研究会又改进了工作，聘请日本大学文科毕业的学生充任会长，会同师范学堂教员讲演教育学、学堂教授管理法及理科算术，每星期6小时，小学堂堂长、教员均到会听讲，并命劝学所、宣讲所、绅董暨学务公所佥事、科员全部随提学使到会讨论。每次听讲的人数都超过了80人。这对于提高吉林省小学的教育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黑龙江省也设有教育总会，研讨教育，包括小学教育，是其主要功能之一。[9]
七是省城私塾改良会。这是徐世昌会同吉林巡抚陈昭常就吉林省私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当时，吉林省城城厢有私塾200余处，学生2000余人。许多塾师在管理教育上墨守陈规，不懂得科学教育的方法，对该省的小学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吉林省提学使对私塾塾师进行考核，合格者给予凭证，允许设馆教授，并令他们每星期六到劝学所听讲，学习教育、国文、算学、格致等知识。每月私塾改良会还开会一次，研究改良办法。后来，吉林省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新城、五常、农安等地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0]
其次是兴办学堂。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八年由将军增祺创办大学堂一处，招学生百余人，这是奉天有学堂之始。与此同时，在铁岭、新民还创设了小学堂。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这些学堂或停办，或解散。光绪三十一年，将军赵尔巽设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省城设立了两等小学堂1所、师范简易科传习所1处。这以后，省城和锦州设立了中学堂，省城还设立了实业学堂。不过，这些学堂设置都比较简陋，校舍有的借用庙舍，有的租用民房。光绪三十二年，奉天省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只是学期较短，或三月，或半年。这年秋天，学务设有专官以后，学期延长到1年或1年半，教学质量较好的教员还被派到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三年春，省城添设优级师范选科及初级完全科，辽阳、新民等地也设立了师范简易科。实业学堂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省城有格致专修科、艺徒学堂、女子美术学堂，营口有商业学堂，铁岭有工艺传习所，同江有艺徒学堂。此外，还有八旗农业讲习所、满蒙文讲习所。光绪三十四年，创办了方言学堂，选择中学堂学习较好的学生入学学习日、英、俄各国文字。后来，方言学堂改为奉天高等学堂。
吉林省在光绪三十年由将军达桂创建全省师范学堂、白山等小学堂、法政馆以及外国语学堂，奠定了普通、专门教育的基础。光绪三十三年建省后，徐世昌和巡抚朱家宝改法政馆为法政学堂，改外国语学堂为方言学堂，设中等实业学堂、初等农业实习学堂各1所，在吉林府劝学所内增设博物标本实习科。设立了全省初级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并设保姆班。省城官立中学堂、满蒙文中学堂也先后设立。小学堂的设立更为普遍。省城城郭附近有小学堂20余所，各府厅州县有高等小学堂7所、两等小学堂57所、初等小学堂106所。长春、双城各有中学1所。农安有女学1所。合计全省各项学堂188所，学生1万余人。[11]
黑龙江省在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务处后，有高等小学2所。光绪三十二年，增至34所，内有专门3所、师范3所、女子学堂2所。光绪三十四年，各种学校更达到158所，学生7千余人。[12]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兴办的学堂，从财政来源上说，有官办、公办、私办的区别。办学经费由官府拨款的，属于官办学校，经费来源：奉天省有的是由提学司直接支销，有的由提学司间接核销，有的是地方筹款，取之于杂款、罚款、车牌捐、提生息款等；吉林省有的是旧时书院发生息款，有的是前交涉总局征收的发商生息银，也有的是地租、彩票公司解交的红利，还有的是度支司拨发的经常、临时性等费；黑龙江省最初是向善后局和户司领取，后来有的是由拨存学款内核发，有的是由捐税项下提拨，也有的是由租赋项下提拨。办学经费来自地方各种渠道筹款的，属于公办学校，经费来源：奉天省主要是亩捐和乡会筹款，也有些是杂捐；吉林省主要是提用各项庙产；黑龙江省以晌捐为主，也有粮捐、车船捐、牲畜捐等。由私人出钱创办的学校，属于私办学校，数量较少。以奉天省为例，光绪三十一年以后，中小学堂2100余所，私立者仅28所，不足2％，这和当时经济不发展、人们生活不富裕有关。[13]
从学校所设课程和学生的培养方向上看，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兴办的学堂，有师范、普通、专门、实业四种类型。奉天省师范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初多为师范传习所、简易师范学堂、师范简易科之类，为的是培养小学师资，学习时间比较短。后来，成立了两级师范学堂，逐渐正规了，师范传习所和师范简易科就停办了。设女子师范学堂和体操专修科，反映了这一时期奉天师范学校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吉林省最初是派人去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解决师资问题。因为学成人数太少，供不应求，便于光绪三十二年在省城创办了全省初级师范学堂。与此同时，一些府厅州县也设立了师范传习所、师范简易科。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女子师范学堂的设立，反映了吉林省师范教育的发展。黑龙江省在光绪三十二年才在省城设立速成师范，三十三年设立了师范传习所以及初级师范学堂。在一些府厅州县，有的也设立了初级师范学堂。创办满蒙师范学堂，便于蒙旗子弟入学，是黑龙江省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特点。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有师范学堂31所，学生1634人。宣统元年，吉林省省城有师范学堂1所，学生130人。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省有师范学堂8所，学生359人。[14]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北地区师范教育的一般情况。
普通学堂重在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中学堂、小学堂、蒙养院之别。奉天省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已经开办小学1处，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务处后，省城创办两等小学堂10余所。此后，小学堂创办日多，到光绪三十二年，全省学堂已有600余处，仅海城地区就有300余处。光绪三十三年，改设提学使司后，经过整顿，官、公、私立各学堂增至1200余处，到光绪三十四年，更达到2100余处，学生8万余人。其中，初等小学堂占多数，高等、两等小学堂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中学堂仅有3处，分别在省城、锦州和铁岭。到宣统元年，奉天全省学龄儿童133万，平均就学人数已及11％。[15]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开办中学堂1处，到光绪三十四年，发展到4处，学生350多人。此外，各地的高等、初等、两等、女子小学堂也发展起来。到宣统元年，吉林省各类普通学堂有179处（所），学生8475人。黑龙江省在省城设中学堂1处，呼兰、绥化、海伦设有高等小学堂，各厅州县设有两等小学堂、女子学堂，数量不等。到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省有各类普通学堂144处（所），学生6133人。[16]
专门和实业学堂学习的是专门和专业知识，培养的是专向人才。奉天省有专门学堂3所，即法政学堂、方言学堂、蒙文学堂。法政学堂是为全省行政机构培养工作人员。方言学堂后来改为奉天高等学堂，培养的是掌握英、日、俄语的人才。蒙文学堂培养的是能够处理蒙古事务的人才。实业学堂有在省城设立的官立实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中等森林学堂、艺徒学堂、官立中等商业学堂等。到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有专门学堂3所，学生602人；实业学堂8所，学生584人。吉林省的专业学堂，最初有法政馆，培养速成班学生120名；还有外国语学堂，学习日、俄两国文字。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外国语学堂改为方言学堂，增设英文科。实业学堂有省城的中等实业学堂、农业实习学堂、实习工厂艺徒学堂等。到宣统元年，吉林省有专门学堂2所，学生299名；实业学堂6所，学生362名。黑龙江省原有法政肄习所，后归并东三省法政学堂。原有俄文学堂，后改为黑水中学预科。[17]
锡良总督东三省后，对兴办各类学堂仍不遗余力。宣统元年，在奉天省城创办了八旗满蒙文中学堂，为的是推广教育，振兴实业，筹措八旗生计。[18]他还扩充了维城小学校额，使更多宗室、觉罗子弟入学学习。[19]为了使学生养成强毅坚卓的精神，做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锡良又提出在奉天省中学以上各校改练打靶体操。[20]
再次是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赵尔巽、徐世昌等人认识到：“举行各项新政，需才孔亟，非广储通才，不足以资任使。”[21]所以，光绪三十二年，奉天将军赵尔巽即选派学生70人赴日本学习师范及法政。这一举动带动了200余人自费前往日本，学习速成警监及法政。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省又选派女师范学堂学生37人，前往日本实践女学学习，这又带动了更多的女子自费出国去日本留学。到宣统元年，已有100多人从日本回国，到奉天省效力。奉天省还选派合格的客籍学生到英、美等国留学，学习法政、矿业和商业。据宣统元年统计，新政实施后，奉天省派出官费留学生有59名，其中36名是女生。[22]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一年派遣20余人去日本学习师范、警监、法政，也有人被派往俄国留学。到宣统元年，吉林省官费留学生有25名，其中24名去日本、1名去俄国。[23]
最后是创立图书馆和报刊。奉天省图书馆经将军赵尔巽批准，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建成，名奉天图书馆。内分藏书楼及阅览室、发售室、陈列室等，有官私刻本暨东西洋科学图书，包括法治、文史、数理、农工商等内容。图书馆设总理庶务、会计、管理、书记、司书、司事等员，以及公役若干名。黑龙江省图书馆设立于光绪三十四年，有藏书楼、检发室、阅览室等。馆内藏经史子集及东西各国图书译印精本，在京各衙门及各省官书局刻印的书籍。关于创办报纸，官方报纸有《白话报》、《东方晚报》、《教育官报》、《黑龙江官报》等。这些官方报纸多“以开通全省官民知识，鼓吹宪政之进行，并提倡实业、开拓利源为宗旨”[24]。 私人办报公开发行的有《东三省日报》、《东三省民报》、《奉天商工日报》、《吉林白话日报》、《吉林自治报》、《东方晚报》、《滨江日报》等。这些报纸在唤起民众、振兴国家方面，有一定的鼓动作用。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地区文化教育方面的除旧布新，尤其是兴办学堂，具有什么特点、在哪些方面对后人有启示呢？
首先，把文化教育事业提到“学战”的高度加强认识，而在具体经办学堂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官立、公立、私立相结合，因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相互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正是他们宰割的对象。对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当时就有人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25]就文化教育是各种事业的基础而言，这种认识并不过分。清末东北新政的具体承办者也有这种认识，“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26]，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实行新政，迫切需要培养各种人才，而兴办学堂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对此，东北新政的具体承办者也有明确的认识。徐世昌说过：“事关培育人才，不得不并力经营。”锡良也说过：“育才兴学，尤属要图。”[27]为了兴办学堂，培养人才，将军廷杰、赵尔巽，东三省学政李家驹“皆夙以兴学为己任，诱掖奖劝不遗余力”，徐世昌、锡良等人更是结合东北地区财政不宽裕的情况，采取官办、公办、私办等多种形式办学，尤其鼓励私人办学。奉天省新民府镇安县职绅纪富春父子就因创办私学，被锡良奏请给予奖励。[28]奉天省绅民周镐等捐助学堂资产，也受到了奖励。[29]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应当说，与徐世昌、锡良等人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具体经办过程中又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注重地区特点，重视发展外语教育。东北是边疆地区，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一地区迁来了许多日本人和俄国人。日本和俄国在他们的移民中，普遍开设华语学校，学习中国语言，以致于这些移民中的中下层人都能说中国话，而这对于日、俄两国及时“窥我政治上之能力，侵我工商之生计”，是非常重要的。徐世昌、锡良等人对于这一点也很了解，并深切地感到，东北地区“密迩强邻，交涉繁难”，“而我士大夫筮仕此邦，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情势隔阂，未免相形见绌”。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特别重视开办方言学堂（外语学校），“造就吏才，通达外情，以资治理”。为此，奉天省开办方言学堂，选派教员，以日、英、俄语言文字为必修课，凡在省充差以及候补人员，均准报名入学学习。吉林省也开办了方言学堂，有房舍100余间，置备了图书、仪器和教科书等。[30]
再次，注重民族特点，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东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尤其是满族和蒙古族，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徐世昌、锡良等人在开办学堂过程中，适应满族和蒙古族的需要，设立了具有实业和专门特点的八旗农业讲习所、满蒙文讲习所，专教旗丁。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在东北的少数民族教育中，更具有重要意义。八旗满蒙文中学堂于宣统元年在奉天省城设立，定额200名，考取八旗合格子弟入堂学习，“加意教养，以为储才之计”[31]。宣统元年七月，锡良为了振兴蒙学，还命人把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翻译成满蒙文字，作为学堂的课本，发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蒙旗各学堂。[32]
最后，发挥社会力量，注重官绅结合办学。前曾指出，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创办的学堂，除了官办、公办之外，还有私办学校；就是公办学堂中，也有私人捐助。私人办学或私人捐助办学，多为绅士阶层所为，这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关。徐世昌在总结奉天省的办学经验时，曾说：“学务之能否发达，一在地方官员提倡之力与不力，一在士绅办理之得法与否”[33]，就有官绅结合办学的意思。奉天省铁岭、海城、辽阳等地，由于官绅协力，所以办学的进度就比较快。承德、盖平、开原、法库等地，普通学校办得较多，也与官绅结合办学有关。奉天省绥中李成德所办户尚屯小学堂、锦西尹凌霄等所办东街女子小学堂，都是当地士绅所办的学校，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吉林，自兴学以来，私家报效学款的有数十起，因而一些地方的学堂办得也比较好。
[1]《清史稿》卷一一九《职官志六》，《提学使》；《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述要》。
[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述要》。
[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学务公所》。
[4]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5]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纪劝学所》，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6]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纪宣讲所》，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7]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教育官练习所》。
[8]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小学总查所》。
[9]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记小学教育研究会》，奉天省、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10]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纪省城私塾改良会》。
[11]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学校篇》。
[1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黑龙江省《学校篇》。
[1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学款篇》，《纪私款》。
[14]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师范学堂及学生统计表。
[15]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普通》。
[16]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黑龙江省普通学堂及学生人数统计表。
[17]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吉林省专门、实业学堂及学生人数统计表。
[18] 《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请立案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4－1045页。
[19] 《扩充维城小学校额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000－1001页。
[20] 《奉省中学以上各校改练打靶体操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60－1261页。
[21]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游学》。
[2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游学》，《附奉省东西洋官费游学生一览表》。
[2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纪游学》，《附吉省官费游学生一览表》。
[24]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00年－191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25]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26]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吉林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27] 《退耕堂政书》卷十八，《吉省筹办各项学堂情形折》；《奉省办学人员奖励并师范生义务年限拟请援案办理片》，《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99－1300页。
[28] 《镇安县职绅纪富春父子捐助学堂资产请奖片》，《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301页。
[29] 《奉天省绅民周镐等捐助学堂资产请奖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302－1304页。
[30] 《退耕堂政书》卷十五《奉省设立方言肄习所折》；卷十八《吉省建造方言学堂经费核销片》。
[31] 《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请立案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044－1045页。
[32] 《续译蒙学教科书缮订成册进呈御览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37－1238页。
[3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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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赵云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