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清末新政期间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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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新政期间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建立以后,到光绪年间,二百多年来,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旧有儒学的地方,逐渐兴复;新设的郡县,也都有了书院、义学、社学;奉天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珲春、乌拉、额穆赫索,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还有八旗官学,专教旗丁。不过,清政府只在奉天设立学政,兼管吉林岁科各试,黑龙江生童就近附试。清末新政开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北地区有了学堂,光绪三十一年,设立了学务处。不久,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裁撤学政,广立学堂,设提学使管理学务,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很大变化。徐世昌总督东三省后,按清政府有关规定,改学务处为学务公所,健全建置,并以“无学不足以成人,无人不能以立国”[1]为宗旨,推广教育会、劝学会,多设劝学员,宣传上学的好处。他还遴选视学员,严定视察章程,加强督察,对私塾进行改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显着进步。据统计,奉天学堂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有4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2100余所;吉林学堂光绪三十三年有4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180余所;黑龙江学堂在光绪三十二年有30余所,光绪三十四年增至150余所。[2]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有所开展。锡良就任东三省总督后,在各种学堂的建设上又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推动了东北文教事业的发展。
那么,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下面,从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创立图书馆和报刊等方面,做简要概述。
首先是设立教育行政机构。一是提学使和学务公所。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奉天将军赵尔巽开始设立学务处,同年十一月,学政李家驹分设教务、书记、庶务、编辑、调查、会计、收掌、游学八科,学务日渐推广。不久,科举废除,学政裁撤,各省设提学使司,有提学使1人,掌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征考艺文师范。署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6科,科长、科员分治之。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有议长、议绅讨论其事。学务公所是提学使司行政之所,一省学务的总汇。[3]奉天学务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内设普通课,兼办专门课事务,设议绅4名,具体办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徐世昌改课为科,设总务科佥事1员,原有课长课员分别改派为一二三等及额外科员,添置编校员、译员,设学政案牍科,专办裁撤学政衙门应办之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学政案牍科归并总务科,学务公所组织机构按学部有关规定,基本确立下来。总务科分机要、案牍、庶务3股;普通科分教务、庶务2股,兼办专门科事务;实业科也分教务、庶务2股;图书科分编译、储备2股;会计科分度支、建筑2股;编校员掌编校教科书、教育官报;译员掌翻译往来公文、书牍及编译书报;省视学员承司使命令,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堂;议绅佐司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咨询。
吉林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始设立学务处,光绪三十一年设提学使1人。光绪三十二年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设总务、普通、图书、会计4课。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增设佥事,改课为科,各科科长为一二三等科员,又设置专门、实业2科,分别选任议绅省视学及统计、编辑等员。后来,学务公所内开办学术研究会,分文理二科,督率科员每日研究,并刊发教育官报,每5日出版1次。
黑龙江在光绪三十三年设提学使,提学司署例设学务公所。延请议长1员、议绅4员,以备咨询。分总务、专门、实业、普通、图书、会计6课,各设正副课长、课员。后改课为科。设科长4员、正科员5员、副科员6员。总务、实业、普通、会计4科事繁,均设科长及正副科员,每科3人。图书科兼发行、绘图,设正副科员各1人。专门科只设副科员1人,兼省视学。光绪三十三年,设满蒙译员,后归并议绅办理。省视学定额6人,其中,以2人省视省城,改良私塾、简易识字学塾;以2人负责稽查;别有宣讲员1人。[4]二是劝学所。新政期间,清政府规定,各府厅州县应设劝学所1处,管理本府厅州县的学务,地方官监督;另设总董一员,以本地士绅充任。每学区设劝学员1人。各区筹款、兴学等事均由总董禀承地方官督率劝学员办理。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省除洮南一府外,其余各属均设立了劝学所,海城、铁岭、辽阳、承德的劝学工作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三年在省城设立了劝学总所,派监督、会办、委员、司事及劝学员若干人经营其事。光绪三十四年,又在省城内外学区改设吉林府劝学所,作为示范,以推动该项工作的进行。结果,全省又有17处地方或改进或成立了劝学所。黑龙江省在学务公所内,设劝学员2人,负责学务。[5]
三是宣讲所。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第一第二宣讲所两处,试图通过宣讲以开启民智,补国民教育的不足;并设宣讲传习所,作为宣讲生练习场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学务处派毕业生到新民、海龙等地宣讲,本溪、义州等地也先后开办。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经过整顿,将宣讲事宜责成各地方官监督,士绅切实办理,而以劝学所管理其事,令各属各村镇地方按集市日期派员讲演。宣讲的材料,以学部颁行的宣讲书目为准,有停罢科举、兴办学堂等内容。吉林省垣旧有宣讲所数处,后经整顿,厘定规章,派人轮流宣讲。把听讲人分成常听、暂听两班,每次宣讲均做记录,把演讲内容和听讲人数分别填表,每隔十日呈报地方官一次,作为该管长官的考核成绩。黑龙江省在学务公所内设宣讲员1人,归教育总会管理。[6]
四是教育官练习所。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奉天省在学务公所内设立教育官练习所,以提高教育行政官员的水平。教育官练习所选聘外国教师讲演教育学,讲授管理法及教育行政视学等制度,听课的对象是学务公所的职员以及各学堂的教员。在两年的时间里,毕业学员200余人,成效显着。[7]
五是小学总查所。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在奉天省城设立,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小学教育的检查,克服管理中的弊病,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小学总查所委派员绅,逐日亲往各小学堂切实考查,并做记录,把所查各项管教情形及应行改良措施,随时呈报,督率整理,这对加强小学管理、提高小学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8]
六是小学教育研究会。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奉天成立了教育总会。此后,各府厅州县大多成立了教育会。这些机构具有研讨教育的功能。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为了加强小学教育方法的研究,改善小学教育管理,吉林省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选派会长1人,评议员4人,“每星期休息日,召集各小学堂教员、职员及简易师范学生到会,提学使亲临会所,公同讨论管理教授等法,互相质问演说,考验得失,评议短长,立册记分,随时比较”,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来,小学教育研究会又改进了工作,聘请日本大学文科毕业的学生充任会长,会同师范学堂教员讲演教育学、学堂教授管理法及理科算术,每星期6小时,小学堂堂长、教员均到会听讲,并命劝学所、宣讲所、绅董暨学务公所佥事、科员全部随提学使到会讨论。每次听讲的人数都超过了80人。这对于提高吉林省小学的教育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黑龙江省也设有教育总会,研讨教育,包括小学教育,是其主要功能之一。[9]
七是省城私塾改良会。这是徐世昌会同吉林巡抚陈昭常就吉林省私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当时,吉林省城城厢有私塾200余处,学生2000余人。许多塾师在管理教育上墨守陈规,不懂得科学教育的方法,对该省的小学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吉林省提学使对私塾塾师进行考核,合格者给予凭证,允许设馆教授,并令他们每星期六到劝学所听讲,学习教育、国文、算学、格致等知识。每月私塾改良会还开会一次,研究改良办法。后来,吉林省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新城、五常、农安等地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0]
其次是兴办学堂。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八年由将军增祺创办大学堂一处,招学生百余人,这是奉天有学堂之始。与此同时,在铁岭、新民还创设了小学堂。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这些学堂或停办,或解散。光绪三十一年,将军赵尔巽设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省城设立了两等小学堂1所、师范简易科传习所1处。这以后,省城和锦州设立了中学堂,省城还设立了实业学堂。不过,这些学堂设置都比较简陋,校舍有的借用庙舍,有的租用民房。光绪三十二年,奉天省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只是学期较短,或三月,或半年。这年秋天,学务设有专官以后,学期延长到1年或1年半,教学质量较好的教员还被派到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三年春,省城添设优级师范选科及初级完全科,辽阳、新民等地也设立了师范简易科。实业学堂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省城有格致专修科、艺徒学堂、女子美术学堂,营口有商业学堂,铁岭有工艺传习所,同江有艺徒学堂。此外,还有八旗农业讲习所、满蒙文讲习所。光绪三十四年,创办了方言学堂,选择中学堂学习较好的学生入学学习日、英、俄各国文字。后来,方言学堂改为奉天高等学堂。
吉林省在光绪三十年由将军达桂创建全省师范学堂、白山等小学堂、法政馆以及外国语学堂,奠定了普通、专门教育的基础。光绪三十三年建省后,徐世昌和巡抚朱家宝改法政馆为法政学堂,改外国语学堂为方言学堂,设中等实业学堂、初等农业实习学堂各1所,在吉林府劝学所内增设博物标本实习科。设立了全省初级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并设保姆班。省城官立中学堂、满蒙文中学堂也先后设立。小学堂的设立更为普遍。省城城郭附近有小学堂20余所,各府厅州县有高等小学堂7所、两等小学堂57所、初等小学堂106所。长春、双城各有中学1所。农安有女学1所。合计全省各项学堂188所,学生1万余人。[11]
黑龙江省在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务处后,有高等小学2所。光绪三十二年,增至34所,内有专门3所、师范3所、女子学堂2所。光绪三十四年,各种学校更达到158所,学生7千余人。[12]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兴办的学堂,从财政来源上说,有官办、公办、私办的区别。办学经费由官府拨款的,属于官办学校,经费来源:奉天省有的是由提学司直接支销,有的由提学司间接核销,有的是地方筹款,取之于杂款、罚款、车牌捐、提生息款等;吉林省有的是旧时书院发生息款,有的是前交涉总局征收的发商生息银,也有的是地租、彩票公司解交的红利,还有的是度支司拨发的经常、临时性等费;黑龙江省最初是向善后局和户司领取,后来有的是由拨存学款内核发,有的是由捐税项下提拨,也有的是由租赋项下提拨。办学经费来自地方各种渠道筹款的,属于公办学校,经费来源:奉天省主要是亩捐和乡会筹款,也有些是杂捐;吉林省主要是提用各项庙产;黑龙江省以晌捐为主,也有粮捐、车船捐、牲畜捐等。由私人出钱创办的学校,属于私办学校,数量较少。以奉天省为例,光绪三十一年以后,中小学堂2100余所,私立者仅28所,不足2%,这和当时经济不发展、人们生活不富裕有关。[13]
从学校所设课程和学生的培养方向上看,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兴办的学堂,有师范、普通、专门、实业四种类型。奉天省师范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初多为师范传习所、简易师范学堂、师范简易科之类,为的是培养小学师资,学习时间比较短。后来,成立了两级师范学堂,逐渐正规了,师范传习所和师范简易科就停办了。设女子师范学堂和体操专修科,反映了这一时期奉天师范学校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吉林省最初是派人去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解决师资问题。因为学成人数太少,供不应求,便于光绪三十二年在省城创办了全省初级师范学堂。与此同时,一些府厅州县也设立了师范传习所、师范简易科。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女子师范学堂的设立,反映了吉林省师范教育的发展。黑龙江省在光绪三十二年才在省城设立速成师范,三十三年设立了师范传习所以及初级师范学堂。在一些府厅州县,有的也设立了初级师范学堂。创办满蒙师范学堂,便于蒙旗子弟入学,是黑龙江省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特点。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有师范学堂31所,学生1634人。宣统元年,吉林省省城有师范学堂1所,学生130人。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省有师范学堂8所,学生359人。[14]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北地区师范教育的一般情况。
普通学堂重在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中学堂、小学堂、蒙养院之别。奉天省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已经开办小学1处,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学务处后,省城创办两等小学堂10余所。此后,小学堂创办日多,到光绪三十二年,全省学堂已有600余处,仅海城地区就有300余处。光绪三十三年,改设提学使司后,经过整顿,官、公、私立各学堂增至1200余处,到光绪三十四年,更达到2100余处,学生8万余人。其中,初等小学堂占多数,高等、两等小学堂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中学堂仅有3处,分别在省城、锦州和铁岭。到宣统元年,奉天全省学龄儿童133万,平均就学人数已及11%。[15]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开办中学堂1处,到光绪三十四年,发展到4处,学生350多人。此外,各地的高等、初等、两等、女子小学堂也发展起来。到宣统元年,吉林省各类普通学堂有179处(所),学生8475人。黑龙江省在省城设中学堂1处,呼兰、绥化、海伦设有高等小学堂,各厅州县设有两等小学堂、女子学堂,数量不等。到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省有各类普通学堂144处(所),学生6133人。[16]  
专门和实业学堂学习的是专门和专业知识,培养的是专向人才。奉天省有专门学堂3所,即法政学堂、方言学堂、蒙文学堂。法政学堂是为全省行政机构培养工作人员。方言学堂后来改为奉天高等学堂,培养的是掌握英、日、俄语的人才。蒙文学堂培养的是能够处理蒙古事务的人才。实业学堂有在省城设立的官立实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中等森林学堂、艺徒学堂、官立中等商业学堂等。到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有专门学堂3所,学生602人;实业学堂8所,学生584人。吉林省的专业学堂,最初有法政馆,培养速成班学生120名;还有外国语学堂,学习日、俄两国文字。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外国语学堂改为方言学堂,增设英文科。实业学堂有省城的中等实业学堂、农业实习学堂、实习工厂艺徒学堂等。到宣统元年,吉林省有专门学堂2所,学生299名;实业学堂6所,学生362名。黑龙江省原有法政肄习所,后归并东三省法政学堂。原有俄文学堂,后改为黑水中学预科。[17]
锡良总督东三省后,对兴办各类学堂仍不遗余力。宣统元年,在奉天省城创办了八旗满蒙文中学堂,为的是推广教育,振兴实业,筹措八旗生计。[18]他还扩充了维城小学校额,使更多宗室、觉罗子弟入学学习。[19]为了使学生养成强毅坚卓的精神,做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锡良又提出在奉天省中学以上各校改练打靶体操。[20]
再次是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赵尔巽、徐世昌等人认识到:“举行各项新政,需才孔亟,非广储通才,不足以资任使。”[21]所以,光绪三十二年,奉天将军赵尔巽即选派学生70人赴日本学习师范及法政。这一举动带动了200余人自费前往日本,学习速成警监及法政。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省又选派女师范学堂学生37人,前往日本实践女学学习,这又带动了更多的女子自费出国去日本留学。到宣统元年,已有100多人从日本回国,到奉天省效力。奉天省还选派合格的客籍学生到英、美等国留学,学习法政、矿业和商业。据宣统元年统计,新政实施后,奉天省派出官费留学生有59名,其中36名是女生。[22]吉林省在光绪三十一年派遣20余人去日本学习师范、警监、法政,也有人被派往俄国留学。到宣统元年,吉林省官费留学生有25名,其中24名去日本、1名去俄国。[23]
最后是创立图书馆和报刊。奉天省图书馆经将军赵尔巽批准,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建成,名奉天图书馆。内分藏书楼及阅览室、发售室、陈列室等,有官私刻本暨东西洋科学图书,包括法治、文史、数理、农工商等内容。图书馆设总理庶务、会计、管理、书记、司书、司事等员,以及公役若干名。黑龙江省图书馆设立于光绪三十四年,有藏书楼、检发室、阅览室等。馆内藏经史子集及东西各国图书译印精本,在京各衙门及各省官书局刻印的书籍。关于创办报纸,官方报纸有《白话报》、《东方晚报》、《教育官报》、《黑龙江官报》等。这些官方报纸多“以开通全省官民知识,鼓吹宪政之进行,并提倡实业、开拓利源为宗旨”[24]。 私人办报公开发行的有《东三省日报》、《东三省民报》、《奉天商工日报》、《吉林白话日报》、《吉林自治报》、《东方晚报》、《滨江日报》等。这些报纸在唤起民众、振兴国家方面,有一定的鼓动作用。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地区文化教育方面的除旧布新,尤其是兴办学堂,具有什么特点、在哪些方面对后人有启示呢?
首先,把文化教育事业提到“学战”的高度加强认识,而在具体经办学堂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官立、公立、私立相结合,因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相互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正是他们宰割的对象。对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当时就有人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25]就文化教育是各种事业的基础而言,这种认识并不过分。清末东北新政的具体承办者也有这种认识,“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26],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实行新政,迫切需要培养各种人才,而兴办学堂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对此,东北新政的具体承办者也有明确的认识。徐世昌说过:“事关培育人才,不得不并力经营。”锡良也说过:“育才兴学,尤属要图。”[27]为了兴办学堂,培养人才,将军廷杰、赵尔巽,东三省学政李家驹“皆夙以兴学为己任,诱掖奖劝不遗余力”,徐世昌、锡良等人更是结合东北地区财政不宽裕的情况,采取官办、公办、私办等多种形式办学,尤其鼓励私人办学。奉天省新民府镇安县职绅纪富春父子就因创办私学,被锡良奏请给予奖励。[28]奉天省绅民周镐等捐助学堂资产,也受到了奖励。[29]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应当说,与徐世昌、锡良等人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具体经办过程中又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注重地区特点,重视发展外语教育。东北是边疆地区,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一地区迁来了许多日本人和俄国人。日本和俄国在他们的移民中,普遍开设华语学校,学习中国语言,以致于这些移民中的中下层人都能说中国话,而这对于日、俄两国及时“窥我政治上之能力,侵我工商之生计”,是非常重要的。徐世昌、锡良等人对于这一点也很了解,并深切地感到,东北地区“密迩强邻,交涉繁难”,“而我士大夫筮仕此邦,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情势隔阂,未免相形见绌”。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特别重视开办方言学堂(外语学校),“造就吏才,通达外情,以资治理”。为此,奉天省开办方言学堂,选派教员,以日、英、俄语言文字为必修课,凡在省充差以及候补人员,均准报名入学学习。吉林省也开办了方言学堂,有房舍100余间,置备了图书、仪器和教科书等。[30]
再次,注重民族特点,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东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尤其是满族和蒙古族,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徐世昌、锡良等人在开办学堂过程中,适应满族和蒙古族的需要,设立了具有实业和专门特点的八旗农业讲习所、满蒙文讲习所,专教旗丁。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在东北的少数民族教育中,更具有重要意义。八旗满蒙文中学堂于宣统元年在奉天省城设立,定额200名,考取八旗合格子弟入堂学习,“加意教养,以为储才之计”[31]。宣统元年七月,锡良为了振兴蒙学,还命人把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翻译成满蒙文字,作为学堂的课本,发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蒙旗各学堂。[32]
最后,发挥社会力量,注重官绅结合办学。前曾指出,清末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创办的学堂,除了官办、公办之外,还有私办学校;就是公办学堂中,也有私人捐助。私人办学或私人捐助办学,多为绅士阶层所为,这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关。徐世昌在总结奉天省的办学经验时,曾说:“学务之能否发达,一在地方官员提倡之力与不力,一在士绅办理之得法与否”[33],就有官绅结合办学的意思。奉天省铁岭、海城、辽阳等地,由于官绅协力,所以办学的进度就比较快。承德、盖平、开原、法库等地,普通学校办得较多,也与官绅结合办学有关。奉天省绥中李成德所办户尚屯小学堂、锦西尹凌霄等所办东街女子小学堂,都是当地士绅所办的学校,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吉林,自兴学以来,私家报效学款的有数十起,因而一些地方的学堂办得也比较好。




[1]《清史稿》卷一一九《职官志六》,《提学使》;《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述要》。
[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述要》。
[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学务公所》。
[4]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5]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纪劝学所》,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6] 《东三省政略》卷九,奉天省、吉林省《纪宣讲所》,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7]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教育官练习所》。
[8]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小学总查所》。
[9]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记小学教育研究会》,奉天省、黑龙江省《纪学务公所》。
[10]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纪省城私塾改良会》。
[11]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学校篇》。
[1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黑龙江省《学校篇》。
[1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学款篇》,《纪私款》。
[14]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师范学堂及学生统计表。
[15]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普通》。
[16]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黑龙江省普通学堂及学生人数统计表。
[17]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吉林省专门、实业学堂及学生人数统计表。
[18] 《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请立案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4-1045页。
[19] 《扩充维城小学校额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000-1001页。
[20] 《奉省中学以上各校改练打靶体操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60-1261页。
[21]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游学》。
[22]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游学》,《附奉省东西洋官费游学生一览表》。
[2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吉林省《纪游学》,《附吉省官费游学生一览表》。
[24]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00年-191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25]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26]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吉林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27] 《退耕堂政书》卷十八,《吉省筹办各项学堂情形折》;《奉省办学人员奖励并师范生义务年限拟请援案办理片》,《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99-1300页。
[28] 《镇安县职绅纪富春父子捐助学堂资产请奖片》,《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301页。
[29] 《奉天省绅民周镐等捐助学堂资产请奖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302-1304页。
[30] 《退耕堂政书》卷十五《奉省设立方言肄习所折》;卷十八《吉省建造方言学堂经费核销片》。
[31] 《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请立案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044-1045页。
[32] 《续译蒙学教科书缮订成册进呈御览折》,《锡良遗稿》第二册,第1237-1238页。
[33] 《东三省政略》卷九《学务》,奉天省《纪普通》。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赵云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