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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曹南屏：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

1901年8月29日，清廷正式颁行上谕宣布科举改制，标志着清代科举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考试内容的设置上，此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至于岁试和科试，则“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①自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之后，至1905年宣布停废科举，其间共举行了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的科举章程考试士子。按照举行考试的时间先后，之后的科举考试计有1902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3年癸卯恩科乡试以及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个省份在辛丑年(1901年)补行了庚子恩科并庚子正科乡试，故1902年并未举行乡试。②
相比此前的科举制度，1901年科举新章的最大变化，在于使科举制度容纳了西学(新学)，将其放在“各国政治艺学策”里对士子加以考核；以往不被强调的“中国政治史事论”，也被作为重要的考试内容，放在乡、会试的第一场内；至于此前科举就需要考的四书五经，则从乡、会试的前两场被调整到了第三场，减少了题量(原为各五篇)，并改变了文体(从四书文、五经文改为四书义、五经义)。这样的一种考试内容、考试顺序及答题文体的设计，显然体现着清代官方的某种意图。“试士不厌其多门，而取才要归于实用。”③这是清廷礼部对于科举新章的一种官方解说。对于许多读书人而言，1901年的科举新章，意味着长期以来朝野之间西学设科、实学设科的议论最终迎来了国家层面的承认，科举制度终于将“有用”的西学纳入到了考试内容之中，以为国家求取具有“实学”的“真才”，故大体都认为科举改制表现出了清廷崇尚西学的明确姿态。然而，实际上，科举新章所体现的清代官方层面对于新学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
一、“中体西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
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新学与旧学、新党与旧党的分野渐趋激烈化。虽然，在世变亟亟的危局之下，“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数年间甚嚣尘上的新学却也引出了“中学繁难无用之说”，甚而大有演变为“立废中学”的激进言论之忧，故在张之洞《劝学篇》的《守约》篇内，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儒术危矣！”④因而，面对这样的时势，无论是科举改制，还是兴办学堂，如何措置中西各种学问便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关乎新旧知识的调适，也涉及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的重新整合。⑤
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向来标榜“尊孔孟，法程朱”⑥，1899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曾经这样揭示“我朝家法尤重宋学”的意义：
自宋以来，虽政治有盛衰，世运有否泰，而犯上作乱之事罕敢公行者，程朱之力也。有明一代悬程朱之说为功令，驱天下聪颖秀异之士于宋学，而不使稍越范围，可谓得其要矣。
这正是清代官方一直在读书人群体中间标榜“忠孝礼义之说”、“崇正学”的缘由所在，试图在意识形态控制上收到“一道德，同风俗，使家无异学，士无异说”的效果。⑦然而，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在清末必须面临新的、来自儒学传统之外的挑战。
在此局面之下，晚清人印象中“张之洞最乐道之”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迅速被清廷挪用为一种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入地影响到了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以及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⑨清廷之所以十分强调“中体西用”一说，与清延长期以来在读书人群体中间崇正学、收摄人心的统治策略密切相关。在时局的催迫之下，清廷官方提出变科举、兴学堂的举措，作出了承认西学、振兴西学的姿态，以达到“强中国”的目的，但是，清延却依然想借用科举制度以及新设立的各种学堂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新意识形态灌输到广大读书人中间，以维护统治的稳定。
1901年科举新章体现着浓重的“中体西用”色彩，也体现着清廷官方收摄人心的意图。作为推动此次科举改制的一道重要奏折，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内提出，科举的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⑩若再细考1901年之后由清代官方所颁行的《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则更能展现“中体西用”的理念对于科举新章的影响。在清代官方颁行的《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中，对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请明确加以体现，即规定顺天乡试及会试第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题目，依旧遵循以往“钦命四书题”的历史成例，“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以皇帝钦命题目的方式表现出“永远不废经书”的宗旨和官方姿态，其所刻意强调的，正是考试内容中属于“中体”的那一面。并且，《章程》还特意对科举新章程下三场考试所考的论、策、义的体例作出了纲领性的说明，即“不准阑入杂家谬论，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等内容，并且严厉指出：“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11)科举改制之后，考试内容的设置依循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也体现着清末官方对广大读书人继续施加意识形态化控制的一种努力。在科举考试的实际施行过程中，这一理念也基本得到了贯彻。
考官们的夫子自道或许可以展现出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命题与评卷对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相比此前官方意识形态即已严加辟除的“杂家谬论”、“二氏妄谈”，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开始明显受到“异域方言”和“报馆琐语”的挑战与威胁，而这两个名目背后的内容就是以新名词为表征的新学。所以，有科举考官不无忧虑地表示：“策论试士，恐弊又在放恣。”(12)于是，1902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戴鸿慈在这一年的《江南乡试录》的序言内几乎对清廷的科举新章又作了一番更加细致的强调：
夫异说卮言，震駴庸俗，少年英异，稍不审抉，辄见夺于不根不经之说，而习于耳，而汩于心，及夫撰述箸录，绲二氏之谰语，缀外域之方言，则又有立言不雅驯之弊。(13)
而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学”便是官方提倡、表彰并用以端正人心的知识基础。因此，该科江南乡试副考官黄均隆指明，科举改制的选才目标在于“取夫博通中外之学，仍粹然以宗法、圣贤为归”。(14)同一年的四川乡试主考官毓隆也认为，科举新章下三场考试的内容安排，其旨归在于“其为用至宏，而其为轨则至正”，尤其是第三场所考的“四子书、五经义”，可以看出“学术之纯粹”与否。(15)对于忽视“体”而侧重“用”的弊端，1902年山西乡试主考官曹福元表述得相当清楚：“伦理不明，虽才无用；且不仅无用，而有大害。”(16)
1903年会试的主考官孙家鼐指出：“中国道重于艺，故修齐治平之理、尊君亲上之义，多西人所未闻，而艺则逊焉。”(17)其言论所体现的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理路，即重视并学习西方的“艺”，而维护中国自有的“道”，而孙家鼐所谓的“道”，便是官方意识形态所鼓励的“修齐治平之理、尊君亲上之义”。该科的副考官徐会沣也曾如此解释科举新章的目的：
士不可以不知古，试以论，而空疏者不得厕其间矣。士不可以不通今，试以策，而迂阔者不得与其列矣。知古通今，尤不可不轨于正，试以艺，而离经畔道者不得滥其选矣。(18)
即第一场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所考各国政治艺学策的“知古通今”，最终也需要第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来“轨于正”，所强调的依然是坚决摒弃“离经畔道”的思想，以维护官方所提倡的价值观。另一位副考官张英麟也进一步申言，会试的目的即在于“正人心、弭隐匿”及“昌明正学”，故“一切奇邪之说、不经之谈，屏勿进”，并且他已经忧心忡忡地发现“今则士习日嚣，治墨家尚同之学，创为异论，以纵其亡等之欲，充其所极，有沦斁纲常、溃决名教之藩篱，而藉思一逞者”。(19)在这样一种“士习日嚣”的新局面下，也就很可以理解为何清末科举改制之后的科举考试以及学堂教育始终坚持贯彻“中体西用”一说了。
科举考试凭借“衡文”来对士子加以取舍，故士子所撰的“文字”在考官看来就是“崇正学”、“正人心”与否的明确体现。1903年顺天乡试副考官熙瑛即表示，“科举者，扶元气而正人心者也”，而其中的关键就在“文字一途”。(20)因此，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正人心、弭隐匿”、“昌明正学”，以及极力维护的“纲常”与“名教”，始终是为科举考试命题、阅卷的考官群体心中绷紧的一根弦。1903年会试(春闱)过后，同一年便有各省乡试(秋闱)的举行。在1903年癸卯恩科的陕西乡试录之前，主考官管廷鹗在所作的序言中强调：
经济者，文章之本实也；忠孝者，经济之泉源也。文章不由经济而出，迂疏固无以济时；经济不以忠孝为归，诡戾适足以败化。人才之纯驳，国运之盛衰系之，此取士之典所以为重也。(21)
对于朝廷“变通科举”、“讲求实学”之举，管廷鹗是这样理解的：
论综古今之史而居其正，策括中外之法而酌其宜，仍复归本于《五经》，折中于四子，将以经济为文章，以忠孝为经济。其本立，则无空谈寡用之羞；其源清，则无邪说诬民之患。(22)
若以乡会试层面而论，1904年甲辰科会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该年会试的副考官陆润庠为会试录所撰的序言也清晰展现着其对于“中体西用”一说的强烈认同：
今天下人人竞西学矣。夫西学诚当务之急，不可不讲求也。……至于我中国先圣昔贤之微言大义、历代之治乱兴亡，以及国朝之典章文物，尤须精研奥窔，洞究源流。本中学以植其基，而后辅之以西学，庶乎其得之矣。若掇拾西学之皮毛，隳弃中学之根柢，甚至卮言日出，异说朋兴，畔道离经，使我华数千年来之三纲五常，几于一旦而中绝，学术之弊，人才之衰，其患将中于国家而莫可救止。
陆润庠强调，“当今之士，识见不可不开通，而宗旨不可不纯正。不开通，则其蔽也固；则其蔽也嚣”。(23)陆润庠的观感很具有典型性，在科举考官的心目中，文字体现着人心，而西学往往会引来“畔道离经”的“卮言”与“异说”，这一点，已经为“日嚣”的士习所佐证，所以，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必须贯彻先“中学”后“西学”的取士标准，即拔取那些认同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有利于维护官方统治的读书人。
除了“先圣昔贤之微言大义”之外，陆润庠也将“历代之治乱兴亡，以及国朝之典章文物”归之于“中学”之内。在科举新章的制度设计中，第一场所考的本国史学知识，也化为“中体”的组成部分，称为“中国政治史事论”。不仅科举考试如此，“中体西用”一说也同时向学堂制度渗透。据1903年的报载：“近有某大员条奏，谓大学堂宜以汉文为体、洋文为用，史学一科，万不可少。”(24)正是由于该官员将史学视作体用论中“体”的一面，故才会坚持将史学一科列入学堂的教学内容之中。1902年，《中外日报》上登载一文，论及学堂的诸多弊病，其中论及：
窃谓自西学传入中国以来，风气大开，万流并进。学堂之制，固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所谓体者，谓当通晓其义，非谓熟习其词，亦非谓取四书五经一帙，终日诵读，即可通经致用也。……所谓用者，则固当原始要终，心知其意，取彼之长，救我之短。……夫使废弃中国之经史，而醉心于西籍，诚为本末倒置，无当于教育之义。(25)
由于“中体西用”这一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被同时施之于科举和学堂，故出版市场上的一些书商也试图揣度并迎合官方的意图，并在其书籍广告内加以宣扬。如，上海富强斋在其书籍广告内宣称：
通今必先博古，温故乃能知新。近虽西学盛行，学堂林立，而宗旨皆不外以中学为经、西学为纬，否则徒袭皮毛，学无根柢，于经济奚益耶？(26)
显然，由于该书商所售的书籍便是针对着科举考试第一场的中国政治史事论和第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故也在其广告词内对官方的“中体西用”话语表示附和与支持，也借此吸引读者购阅其书籍。与此同时，读书人中间也出现了对于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和式解读。鉴于新式学堂与游学东洋的学生中间出现诸多影响政局稳定的因素，有人提出因应之道即在于“正学”，认为学问“其要在集西法以补我华人之不足，非以我华人学西法即令其悉变为西人也”，而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即在于“以中学为纲、以西学为目，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以中学植根柢、以西学浚灵明”。(27)在这样一套理路内，以经书、经术为主要表征的“中学”，其意义在于养成以中国学问为根基的人才，以抵抗读书人思想上全盘西化继而危及政权稳定的后果。
二、科举改制后的命题与取士标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确影响到了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命题与取士标准，使得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展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
由于“异学”、“异说”往往附着于新名词之上，所以，考官们往往对考生在答卷中使用新名词十分敏感。在1902年的各省乡试中，最为引入瞩目的是湖北乡试的题目。1902年乡试的次年，庙堂之上的官员开始评骘此次乡试所出的题目，有部分考官认为：
此次考试，大费斟酌。太旧不能，太新亦不可。又论去岁(案：指1902年)乡墨，湖北未免太新，山西又不堪入目。能如顺天、江南而更出以新警，则为合格。(28)
1902年湖北乡试之前，担任该科乡试监临官的端方，曾经发布告示，列明简明章程七则，《申报》将其择要刊布，其中主要的规条如下：
文字以雅正为宗，凡文理荒谬者，自干贴例。本届试题，兼中西政艺，发言为文，不拘一格，然亦自有法度。第一场、第三场所试史事、经义，择言尤宜雅驯。近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四[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日本汉文家有相约不用此种文义者，效颦、拾慧宜可得也。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即当贴出，以正文体。诸生务宜检点，勿致自误前程。(29)
端方在乡试前向应考士子宣示《鄂闱文告》旨在“正文体”，这一点与清代官方对于科举“厘正文体，所以收摄人心”(30)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偏偏该科湖北乡试的中国史事论题在各省中又以“太新”着称，故据报载，乡试监临官端方对此颇为不悦：
监临端中丞以两主考所出头场论题五道与政务处礼部会定章程不甚符合，又多用新学字句，意颇非之。(31)
新学说、新思想往往附着于新名词之上，因而对于日本新名词的拒斥成为科举考试中特意对士子加以宣示的内容。端方向士子公布的告示是科举新章内“不准阑入杂家谬论，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等规定的忠实体现，于此亦可体现清代官方并不希望科举考试的内容“太新”的意图。该科各省乡试中，像这样对日本输入的新名词持抵制的态度的事例并不只此一例。在该科江西乡试中，副考官顾瑗据说是“人人都讲他狠开通，狠维新”，但是，当答卷内出现“文明”、“野蛮”等词汇时，其亦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这些词汇都是“日本人的俗语”，对此“很不喜欢”。(32)可能是由于端方的态度，1903年，湖北武昌举行府试时，武昌府官员特意挂出一块牌子，宣示“如有用起点、舞台、目的、宗旨、民权、自由、素王改制等字者，照犯圣讳例，登诸蓝榜，不送院试”。(33)据说此次考试在评卷时“场作只取清真，凡有新议论，概摒去不录”，即依旧强调以往衡鉴四书文时所标举的“清真雅正”之标准。(34)
对于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另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科举的章程虽然变了，但是，评卷考官的知识构成和学问喜好却不能随着朝廷的一纸条例而骤然改变。下文将以曾任1903年癸卯恩科会试同考官的恽毓鼎为例，对此稍作讨论。
同考官又称“房官”，主要的职责即在阅卷，并向主考官荐卷，再由主考官酌定去取，故在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中，同考官的职责十分重要。但是，以恽毓鼎自己的阅读偏好来看，显然，其对于新学不甚喜欢。(35)据其日记记载，他得知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在当年的二月初一日(2月27日)。就在其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之前不久(2月5日)，他曾与兄长同至琉璃厂书肆买书。当时，他看到“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的情形，又感觉到这些书籍互相“稗贩”，导致都十分雷同，并且觉得“近人译者尤劣”，于是恽毓鼎曾发了一通感慨，亦略可窥知其在阅读、学问上的偏好：
余积习未化，实不耐向此等(案：指“维新之书”)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中年乐境，无逾此者。(36)
1903年，恽毓鼎刚好年届四十岁左右，确已至中年。其自身读书、应考的从学经历，乃至在北京为官所受到的京城学问风尚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形塑了他此时在阅读和学问上的偏好。让这样一位对“维新之书”感觉到“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的中年考官去评阅应考士子的考卷，其自身的学问偏好对于评卷的影响自不待言。
我们可以对恽毓鼎日记所记录的其在入闱阅卷前后的阅读以及阅卷时的表现加以简要的分析，以展现考官的知识构成与学问偏好对考试结果可能存在的影响。二月十四日(3月12日)，恽毓鼎从北京出发，当日即乘坐火车至保定，次日(3月13日)转乘骡车至开封，到达开封时为二月三十日(3月28日)。在其赴汴的行程中，没有任何关于读书的记载。三月初八日(4月5日)，当第一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的题目发下去之后，恽毓鼎便“与诸君检书，查题出处”，结果发现题目全部来自《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并在日记中另注“别见《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续通考》、《宋名臣言行录》”，这些书籍应当便是按向例在闱中准备好的供考官翻检用的书籍。除此之外，恽毓鼎在当天还取出了王夫之的《宋论》来读，显然也是为了第一场考试评卷所用。(37)在阅卷觉得疲劳时，他还取出《伊洛渊源录·横渠行状》“细读一过”，觉得“精神为之稍敛”，于是点起蜡烛、振作精神继续阅卷。(38)此后，又有在临睡前“细读《伊洛渊源录》数篇”的记载。(39)在整个评阅第二场策题期间，恽毓鼎的日记中没有留下任何阅读书籍的记录。到第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题目发下去之后，恽毓鼎记道：
灯下检阅《论语精义》、《论语正义》、《五经汇解》，以广三场之义。汉宋两家之说，备于是矣。(40)
就恽毓鼎在汴闱中阅卷期间的阅读而言，如其自己曾经所言的那样，作为评卷官的他喜好义理之学殆无疑问，故不时阅读《伊洛渊源录》，有时用于振奋一下自己疲累的身心，有时则在临睡前细读、参研。另外，其在评卷期间记载下来的所阅读过的书籍，要么关乎第一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论，要么关乎第三场考试的四书义、五经义，几乎没有任何阅读西学书籍的记载，再次佐证了他曾于日记内自承的不好“维新之书”一说。然而，不好“维新之书”及此类书籍所承载的西学知识尚在其次，因为毕竟他的日记内还记载有将一本对“中国史学、泰西政学，皆卓然有见”的广东卷子推荐给主考官一事，(41)并且还将“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的另一本广东卷子推荐给主考官，(42)但是，当三场的卷子基本阅毕，恽毓鼎对于第二场策题的答卷中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曾作过如下的批评：
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以此知二场西策之法断乎其不可行也。枕上思之，不胜愤懑。(43)
这则日记，将该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当时的心境和盘托出，由于第二场的旨在考察考生的西学知识的各国政治艺学策中，有不少文章表现出颂扬东、西洋强国而鄙夷中国的倾向，甚至挪用日本名词称中国为“支那”，以至于让作为评卷官的恽毓鼎愤慨至斯，睡下以后抑且愤懑难抑，认定乡会试第二场以各国政治艺学策的办法考试西学断不可行。而且，恽毓鼎还感觉到，由于科举新章对科举考试的场次安排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将原先涉及《四书》、《五经》的四书义、五经义调整到了第三场考试，且题目量亦明显减少，故在此影响下，“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44)，恽毓鼎对此深表忧虑，并且对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意欲废科举”的倡议感到愤懑：
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45)
恽毓鼎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维度理解科举改制后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尽管科举制度被改革了，但是制度运行时十分倚重的考官群体，并没有相应的新学知识储备和支持新学的态度，这对于科举改制后的考官命题、取士标准的影响显而易见。
1903年癸卯恩科各省乡试过后，由于各省乡试依然延续着根据官方的意图出题的趋势，对于各省乡试中所考的史论题与经义题，当时的报刊上也出现了言辞激烈的针对性批评：
各省乡试之题，近日大概已知之矣。大约均抽史书中一二空阔之语以命题，经义则取经中最通同之语为之。在命题者，趋避甚多，或有不得不然之故，然吾不解应试者如何着笔，阅卷者又如何弃取也。(46)
由于清代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限制，造成了“命题者，趋避甚多”的结果，于是也便导致了以上这段批评文字所言的“抽史书中一二空阔之语以命题”的现象。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各省乡试史论题的命题转向空疏，大量的题目是“历代人物论”一类的题目。类似的考题充斥着清末最后几届的乡会试，在此不拟一一举证，如最为典型的“历代人物论”类题目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论”(1902年山西乡试第2题)、“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明孝宗论”(1903年福建乡试第3题)、“新城三老、壶关三老论”(1903年湖南乡试第2题)、“商鞅王安石论”(1903年河南乡试第2题)、“元祐君子党论(1903年贵州乡试第4题)”等等。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史论题目主要涉及各朝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并且几乎没有一道题目涉及稍微晚近一些的历史，尤其是清朝史事。
至于各省乡试的第二场理应关乎新学知识的策题，在1903年乡试结束之后，也被人批评命题不当：
各省乡试，自改时文为论策，固将于此觇诸生之才识以备国家之用也。乃今观各省所出策题，大半陈陈相因，毫无新义。尤陋者，则剿袭去年题目，于字面亦不甚变更，其枯窘之状，令人可怜而尤可笑。试问，应试者即胸罗经济，遇此等题目，果何从而自见其才？(47)
如此批评绝非无因，“陈陈相因”、“剿袭去年题目”的现象的确见于清末最后几届的科举考试，且不仅是后一科抄袭前一科题目的问题，在同一科乡试中，题目的趋同性便不时可见，更是增加了当时人对于科举题目“陈陈相因”的观感。不管是第一场的论题，还是第二场的策题，其“守旧”的外观既展现出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化影响，也可以看出考官在命题时对清廷意图的揣摩和顾忌重重，同时也自然与考官自身的新学素养和对新学的喜好与否密切相关。
以实际的科举考试中士子的获选情况而论，也可以显现出清末科举改制后的考试并不以新学为去取的关键因素。乡试录所选取的佳作范文体现了乡试考官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例证。以1903年的江南乡试为例，该科解元为陈康祖，在该科乡试录中，入选为乡试佳作的五篇中国史事论全部都是陈康祖所作，两篇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也是陈康祖所作。而第二场的五道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中，一篇为赵宗拤所作，其人最终名列该科乡试第20名；另外四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佳作的作者均为童振藻，但是童振藻仅名列该科乡试的第35名。若再观1903年的浙江乡试，该科的解元为刘焜，但是该科乡试录中，第一场的五篇史论和第三场的两篇四书义、一篇五经义全部都采用了刘焜的文章；而涉及新学知识的第二场的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则采用了其他考生的作品。策论题的前四题采用了胡仁源的文章，最后一题则采用了童燮梅的文章，而胡仁源和童燮梅分别列名本科乡试的第19名和第49名。再以1903年癸卯恩科陕西乡试为例，该科的解元为沈森林，而在该科乡试录中，五篇中国史事论全部都是沈森林的论作。而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的佳作，其中三篇来自吴继祖，一篇来自赵文光，另一篇来自陈祖培，最终这三人分别名列该科乡试第5名、第14名和第16名。(48)以上所举的诸多例证可见，科举改制之后的取士标准依然延续着此前的科举考试偏重首场以定去取的习惯——即更加重视第一场的五篇中国史事论，并且考官依然重视以四书五经为本的第三场的四书义和五经义，故第三场的文章也会对乡试解元的取舍产生明显的影响。(49)第一场和第三场的考试，所承载的知识内容恰恰是“中体”的明确体现。
一方面是考官在实际评卷过程中偏重头场的史论和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第二场的“策”涉及新学，故往往会和“邪说”、“异学”相联系，从而令官方忧惧不已。在当时某些科举考官对于科举新章程的理解中，三场考试的功用各不相同，“试以论者，可验理乱得失之道也。试以策者，足觇宏通肆应之才也。试以义者，仍见圣贤宗旨之重也。”(50)在官方看来，拔擢尊崇“圣贤宗旨”的读书人是禁锢邪说、异学的不二法门。于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考量贯穿了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1903年8月，已经完成会试考官职务的恽毓鼎上疏，坦承“近来时事多变，不得不讲求西学”，但是却也使得“士气浮置，人心不靖，少年新进一沾新学，即变性情，弃名教若弁髦，奉邪说为科律”，在他看来，“其益未见，其害先丛，反不如墨守旧规，犹得相安于无事”。(51)为了抑制科举考试容纳新学以后对于“邪说”、“异学”的鼓动，考官们在评卷衡文时，往往会刻意摒弃标榜西学的文字。1902年山西乡试主考官曹福元表示：“凡力辟平权平等之谬说，能识尊亲大义，而不病迂疏者，罔不甄录。”(52)1903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绍昌曾对自己的取录标准作过一番交代：
其有好为新奇，并不根于经史，甚或弃礼蔑义、悍然为平等之说者，概摈弗录。盖言论、心术互相表里，似此抉择，庶验其文采。(53)
1903年顺天乡试主考官徐郙在为乡试录所写的序言里，也对新学说的流播感到忧虑。据他观察，“晚近少年，偶有时涉猎新说，即不禁倾倒殊风，以至横议天惊，浮谈云涌。”(54)担任同届顺天乡试副考官的熙瑛因而也强调，“每有裁定，必去驳而归纯，弃俗而就雅，其矜异说而乱道真者，百无一录焉。俾咸晓然于纲常名教之所在，于以范围人心，培养元气。”(55)1904年甲辰科会试，主考官裕德亦曾描述其取录标准，“凡领异标新，钩章棘句，及排比骈丽，类于词赋，无当于圣贤矩矱之言，皆从屏弃。”(56)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考虑，明显标榜西学、捡拾新学名词的考生，自然会被考官黜落。也正是出于对第二场考试的“知识”的担忧，也有科举考官向清廷提议，由官方组织人力编纂时务书籍，而对科举考试第二场的西学内容加以控制。在担任1903年陕西乡试主考官之前，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管廷鹗还曾上奏，认为虽然已经“改制艺为策论”，“然考官拟题、士子课业，非有钦定之书以为准，将恐有骛于旁门，而惑于异说者”，并且还提议清廷官方应该为第二场“策外国政治”的考试内容编定参考书。在此之前，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提议设立译书局，延聘“外间明通之士”从事编纂，以供学堂用作教科书。相比之下，管廷鹗的建议显然更加有利于官方对于西学知识的审查和控制，因为他提议直接由“翰林诸臣”来编纂。如此一来，承载西学内容的“时务书”也可以在各地收到“道一风同”的效果。(57)
在“中体西用”的全新意识形态之下，所谓的“明体达用”成为科举衡文的新标准，其重点依然在“体”，至于体现“用”的西学，一是动辄会招致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邪说”、“异学”，二是往往考官自身也并不热衷，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往往并不能带给士子实际的好处。
三、科举改制后的新书销售与新学传播
在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描写了一位一边参加科举考试，一边在考市卖书的士子，此人即开通书店主人王嵩。这位小说主人公王嵩满心以为乡试贡院附近的考市会是“新书”的好销场，故其在贡院前租赁的书店门面也是故意租了三间宽敞的房子，书店招牌用考究的白竹布以考究的碑体书法写就，主打“文明”牌，但是现实却和他预计的情形颇有差距。开店三天，居然没有一个人上门来买书。到第四天，才有一位外貌很“旧”的秀才上门询问“时务书”，于是他让伙计“取出些《时务通考》、《政艺丛书》等类”，但是该秀才的回答是，这些书“总赶不上《广治平略》、《十三经策案》、《廿四史策要》，来得简括好查”。于是伙计又“拿几部《世界通史》、《泰西通鉴》等类”，并哄他说：“这是外国来的好书。如今场里问到外国的事，都在上面。”但是这位秀才坚称“场里也不至于问到外国的事”而要求购买几部“现在的时务书，分门别类的便好”。在这家主要经营“新书”的书店中，这类书籍却只有《史论三万选》，秀才听闻书名后，受到从前有名的八股文选本《大题三万选》的影响，认为这必定是本好书，最终喜气洋洋地买下。考试当天，主人公自己带着自认为“几部有用的书籍”进场，后来却发现“一部也用不着”，并且发现那位“守旧”的穷酸秀才所买去的《史论三万选》反倒是有些用处，于是不得不“佩服他们守旧的人，到底揣摩纯熟”。果然，那位买去《史论三万选》最终如愿中举。(58)这样的小说情节并不纯是虚构，实际上，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在清廷似新实旧的命题与取士标准之下，“新书”在科举考场附近的考市中并不见得一定好卖，科考获选之人博取高分的关键并不在“新学”。
清末科举改制之后，社会上也存在“时务为君民乱者”的议论和传言。(59)文体关乎国运，还有人对当时的文体极为忧虑，认为自“康梁煽焰，着为逆书”之后，中国的文体开始迅速异化，转而变得“逞其犯上作乱之狡谋，恣为诘屈聱牙之曲说”，且往往都是捡拾“东报之唾余”，大量用到国民、列史、起点、爱力、团体、排外、脑气筋等等来自日本的新名词，于是担忧“再阅数年或数十年，胥天下而皆自立会、排满党中人”。(60)如此种种，也使得清廷对新学的传播和流衍心存忧惧。1903年，有人曾经论及清末新旧学问之情形，对戊戌前、戊戌后的新学作了一番区别。作者认为戊戌以前的新学“于农、工、商、兵、路、矿多所发明，旁及声、光、电、化一切格致之学”，所以“人人读其书而悦之，而不嫌其新”；然而，戊戌以后，康梁的言论流播，反而导致“新学之机一沮”，等到庚子以后，“革命、流血之书”以及“弑君、排满之说”更加导致“新机又一沮”。由于新学说、新思想往往夹杂悖逆言论，也使得清廷官方对此防范和疑忌，这种态度很明显地体现在科举考试及兴办学堂等活动之中，于是，也使时人得出“朝廷之意，亦甚不注意于新学”甚至“朝廷仇视新学”的观感。(61)也有人感到，“学堂无处不哄，学生无一不狂”的现状也导致“国家兴办学堂之心渐冷”。(62)正是由于面临这样的国内思想和舆论环境，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清廷官方才祭出以“中体西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科举改制后的命题与取士标准。
科举改制之后，头场考试需要考中国史事论。相比旧制，新制尽管展现了一定的新意，但是，考官在命题环节上却备受诟病。如若看其实际出题的情形，其保守性和意识形态意味则更加明显。从上文所举恽毓鼎的例子可知，癸卯恩科会试的中国史事论题完全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事实上，这几届乡、会试第一场的史论题，大都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亦足见第一场的中国史事论题出题之保守。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故批评考题的声音不绝于耳。如，壬寅年(1902年)的乡试过后，曾有书贾找到曾任萍乡知县的顾家相评选该年度的江西闱墨。顾家相便明确表示了对于该年度江西乡试在命题上的不满：
其第一场用史论，虽似与西学时务无涉，而正欲士子由中学以通西学，由近代之务以通当世之务，其要在于适用切时、各抒识见而已。
在顾家相看来，该年江西乡试的“命题已误，安有佳文”。(63)当时的报刊亦指出了新的科举章程本身具有的保守性：
礼部所议章程，于乡会试既不分场去取，而复禁用周秦诸子、报馆谰言，将来必仍以经义定去取，断可知矣。至岁科试，仍以经义为正场，而史学、时务盖归古场，考否听其自便。是弇陋空疏者仍可幸进，上以是取，下以是应，推其弊，必有不读一书、不知一物而仍可滥窃科第者，败坏人才，莫甚于此。(64)
当时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清代官方“禁用周秦诸子、报馆谰言”的举措会导致仍以“经义”去取的结果。在1901年科举新章中，清代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老路依然延续。其中，申明禁用“异域殊语”和“报馆谰言”，则很明显针对的是新学、新说的附着物——新名词，尤其是从日本传来的和译新名词。新名词被禁止的原因，即在于新学、新说中混杂的平等、自由、破坏、流血、革命等等思想，在清代官方看来显然不利于其对于读书人群体的意识形态化控制，转而危及清廷对于国家的统治。
作为士人群体读书、应考的“指挥棒”，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对新书的销售和新学的传播都存在不可低估的影响。科举新章初颁之际，出版市场立即显出一派繁荣景象，应考士人也纷纷群情骚动、积极购取种种书籍以适应新的考试制度。然而，在早期的喧嚣过后，清廷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收摄人心、维护稳定的意图逐渐外显，同时，依然守旧的考官继续把持着科举考试，也使得清廷通过改革科举提倡新学的姿态终究只是归于姿态而已，新学知识的掌握并不能给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带来实际的成功。在大致获知1901年科举改制以后的两届乡试、一届会试所出的题目之后，清末的报刊舆论亦指出科举考试中所显露的“国家之本旨，仍以守旧为重”：
若论及各省教育之事，则景状甚为不佳，现在各处所立大中小学堂，虽属不少，惟全系官办。……诸学堂之学生，自见十九百零一年之上谕后，皆专精于西学，而望为有用之才。惟近来由考试中显明，国家之本旨，仍以守旧为重。因考试之文，凡见解少新者，均不获售；而意思极旧者，反蒙录取故也。(65)
新学知识的丰厚积累并不一定会有助于科举生涯的成功，反而可能会由于在行文中出现大量的“异域殊语”和“报馆谰言”而导致被黜落，与此相反的是，反而是不少新学知识储备不丰、依然以旧学为据在考试中答题的人倒是可能成功获隽。因此，1902年乡试过后便有人指出，“今年乡场，考生中固少佳卷，即有佳卷，亦难保不落孙山”。(66)
官方态度以及士子对于官方态度的揣测，对新书销售也存在影响。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新书并不一定有好的销场。可能由于湖北主事官员一直表现出不喜新名词的态度，1903年湖北乡试，考市内的书坊“生意寥落，较往年大为减色”，只好早早关门大吉。(67)曾赴1903年开封借闱会试的一位读书人也观察到：
集省垣者约一万五千人，计《策论大成》及书名上有“万国”及“时务”、“西学”或“大观”、“大成”、“大全”、“海”、“府”、“统考”、“总考”、“备纂”、“汇编”等字者，竟可销至十八万金之多(此数系照二十八年十月河南乡试各书坊调查售出表)，而于各种新书及一切有用之书，所售出之价，合十余家书坊，不及三千金。(68)
可见在科举用书的市场上，“新书”与“旧书”的销量依然存在悬殊的差距。在一种似新实旧的命题与评卷标准下，科举改制实际上越来越流于形式，甚至有当时的读书人失望地发现：
论者咸以新书销售之多，为风气开通之渐，方以为从此蒸蒸日上，书业当日见兴盛矣。乃无何而史鉴、《九通》生涯忽然冷淡，无何而策论、经义选本之稍佳者，亦渐顾问寥寥。推原其故，盖由乡会总裁及各省学使者，咸不以实学取士，其有研考历代政学、国朝掌故者，未必能破壁飞去，即策论、经义之翔实者，孙山以外亦未尝无人，于是应试者揣合意旨，相率以空疏敷衍为尚，而书籍转不妨若有若无。尤不解者，科举之法，既改从前《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意必谓束之高阁，断无再有购取之人，讵知访之考市，往购此项书籍者依然不少。异而询之，则知某生以抄袭《大题文府》而得列优等，某童以直录《小题三万选》而得与采芹风尚，所趋效尤者众。(69)
这篇《申报》的文字刊于1904年5月27日，这样一个日期意味深长。当时，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就乡、会试而言)即甲辰恩科会试已经结束，自1901年至1904年的四次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该文的作者都曾目见耳闻，故该文对于这最后几次乡、会试情形的描述堪称盖棺论定。该文所体现的依然是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实际上似新实旧的本质。在科举考试的实际施行过程中，由于科举考官站在极度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导致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实际上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偏向守旧，于是，考试用书中比较偏“新”的书籍也随着这股科场风气而乏人问津。与此同时，类似于《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的原先畅销的八股文选本，即原本因为科举改章，人们觉得定然会被应考的士子束之高阁的旧书，却依然畅销。这也从“新书”畅销与否的角度，为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似新实旧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做了一个注解，也对李伯元《文明小史》中所讲的“守旧的人”在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场成功获隽的故事作了一个贴切的呼应。
结论
清代官方长期以来始终未曾放弃对读书人群体的意识形态化控制，其向各地学宫颁行钦定、御纂的各类书籍便是官方的诸种努力之一，此外，清廷还通过网罗天下英才的科举制度更加直接地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到广大读书人群体中间。至清末科举改制发生前后，清廷所面临的国内时势已经大异于前。在新思想、新学说日渐传播的背景下，维持意识形态化的知识控制和思想统治已经逐渐让清廷力不从心。清廷一方面意识到“维新”的不可避免，一方面却又要防范“维新”诉求被掺进导致政府根基不稳的各种思想因素。如何寻找到一条“求新”与“正学”并举的途径？这成为清廷与试图维护清廷统治的读书人精英群体面对的棘手问题。由此，清末官方也并未放弃对读书人群体进行意识形态化控制的努力，借“中体西用”一说，官方依旧勉力构建起一种有别于此前的意识形态。借助这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清廷官方既对西学作出了包容与迎合的姿态，但却又十分强调“中体”的一面，即依旧想要通过科举制度对广大读书人群体在思想倾向上施加影响，维护住此前的意识形态即已十分强调的纲常伦理与忠孝理念，也希望借此维护统治稳定。这种意识形态也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改制后的历次科举考试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展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
吊诡的是，标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既有范围读书人群体知识世界、养成读书人群体思想倾向的功能，但是，作为一个引导广大读书人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的“指挥棒”，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又有着导向的作用。所以，尽管科举改制后的官方意图虽然堪称似新实旧，但是，清末的科举改制却也深重地影响到了清末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市场上的印刷文化，也由此第一次在国家政策层面为新书、新学的传播打开了通路，无形中劝励了以读书、应考为职志的一大批读书人购阅新书、新报，从事于新学知识的养成，也为清末新学、新说的流播与普及形成了重要的制度推力。正是在科举改制之后，在官方提倡新学的姿态的感召之下，有人已经发现，“沪上设学堂者，更废弃四书五经，而以各种逆报、逆书定为日课”。(70)当时所指的“逆报”、“逆书”，往往是指那些倡导民主、平权、自由等理念的言论，其中大多被归之于康梁，因为当时确有学堂“用以教人者”，除去“泰西书籍”之外，就是康梁一派所着的《中西学门径七种》、“《时务报》中诸论说”，甚至在命题时也从这类书籍中出题，并“购致《清议报》、《孔子改制考》、《戊戌政变记》等编，杂置案头，供学生批阅”。(71)在政府倡导新学的新局面之下，康梁一派所撰作的“西学门径诸书”和“时务、清议诸报”被读书人置于案头以供揣摩之用的例子不时可见。(72)也有人撰文表示忧虑，认为“凡学生所晨夕揣摩者，名为新政、新学，实则满纸皆怨詈朝政、指责宫闱”，《戊戌政变记》之类书籍流传书肆之间，将会由此造成“革命、流血、民权、自由诸谬说毒痛宇内，无复识尊君亲上之大经”的后果。(73)在浙江绍兴，由于“近年岁科试改用策论，所命题目，均须兼及泰东西史事、艺学，于是士子广购书籍，争先考求”，但是，与考求西学相生相伴的，便是“崇尚西学者，未窥门径，已沾染平权、自由恶习”。(74)即便是科举考试时，参加乡试的士人中也出现了一些“草帽、皮靴、白衣、黑袜”装扮的人，堂而皇之地在人前标示着自己新派人士的身份，还有不少人“哓哓议论，非华盛顿即拿破仑；琐琐常谈，非自由权即革命党”。(75)由此，科举改制为新学、新说的流播提供了助力，而新学、新说的流播又反过来将冲击并危及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化控制及统治基础。对科举制度本身的存废而言，在作出容纳并倡导新学的姿态之后，新学与科举制度也很快凸显出深刻的矛盾。清末主张废除科举的言论便说“科举之不足以得人才，且为学堂之一大阻力，其宜于废也，稍明新学程度者，莫不知之。”(76)新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却要反过来将科举引上被废除的命运。
在新的时势下，虽然清廷官方依旧努力构建出一个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试图在容纳新学的情况下，同时收到崇正学、收摄人心的效果。但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已经不能范围士子的求学取向，却极易招致激烈的辩驳。1902年7月，《大公报》的一篇论说即对此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作者看到“今则情见势迫，虽守旧党人亦甘认(中学)无用，推西学为有用矣”，但是当此之时庙堂之上却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在他看来，“至可笑可耻尤足悲者，莫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并且揭出清代官方设立学堂的立学之本是“明立(新)学名目，暗忌新学有成”：
之二语为普学堂中之宗旨，亦宗旨中之谰言，顽固大臣所深喜，贤督抚、有司莫敢或逆也。绎其语意，若一习西学便昌言民权、自由、革命、流血，极至无父无君而后已；中学则最纯最正，敦品励行，犹其小焉，极其功用，仁义礼智，可为甲胄，可为干橹，格有苗而仪凤凰。
作者认为清廷政府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作为设立学堂的根本以应对振兴西学所带来的种种对清廷不利的局面，“中人必以经学、史学、性学、理学别类分门，仍前敷衍”，所以，京师大学堂也高悬这样一个目标来选拔学生，“是最新之教育，困以最旧之销磨，诚为学堂危矣”。(77)在新学传播的局面之下，外加各种报刊又为读书人群体开辟了言论空间，官方意识形态不再像此前一样定于一尊，甚少听见反驳的声音。(78)“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遭到舆论的批判，也体现了清末官方意识形态权威的逐渐丧失。
迎纳新学还是排拒新学？对清廷官方而言，始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排拒新学，则与朝野之间“强中国”的期待严重对立；然而，倡导新学却也容易导致一些不利于统治稳定的思想因素由此广泛流播于新书、新报的读者之中。清末的科举改制，其制度设计及实际的命题与取士标准，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两难的体现，因而才会呈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却也反过来增加并激化舆论对官方的不满。面对新学广为流播的新局，清末的清廷官方从未放弃对读书人群体施加意识形态控制的考量与努力。在科举改制与学堂体制中灌输“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便是这种考量与努力的明确体现，然而，吊诡的地方在于，一旦“制度”通过改科举、兴学堂而得以确立，反过来又会给新书、新报、新学的流布提供极其强大的制度性推力，反过来却导致意识形态控制的崩解。
注释：
①《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58册，第4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徐沅、祁颂威：《清秘述闻再续》，见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第990—9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③《续增科场条例》，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56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④张之洞：《劝学篇》，第24—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⑤在西方中国研究界，论及明清以降的中国史时，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帝国意识形态(imperial ideology)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表述。参见William T. Rowe, China's Late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2—33,p.48.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曾经归纳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从而将意识形态概念区分为“中性的(neutral)”和“批判性的(critical)”，其中，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常常与维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联系在一起，尤其指向维持统治(maintaining domination)的过程。参见John B. Thompson，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4.克利福德·格尔茨也曾论及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意识形态概念，指出其概念的特点是，将思想视作武器，而且以抓住政治权力并强制加以使用的方法，将思想制度化。参见Clifford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p.201—202.汤普森也指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虽然曾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而引起广泛的注意与讨论，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本文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对意识形态概念加以使用，侧重于意识形态对于维持权力关系、维持统治的意义，因而也更加偏向格尔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朱维铮教授曾多次提到清代的“统治学说”，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27—2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另可参见朱维铮：《晚清的经今文学》、《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64—166、54—55页。笔者此处所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也与朱维铮教授所提的“统治学说”比较接近。
⑥裕德：《会试录前序》，见《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第1页，1904年刻本。
⑦恽毓鼎：《请崇正学疏》，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奏稿》，第27—2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实际上，“中体西用”一说并非源自张之洞，陈旭麓先生早已指出，类似的言说从1860年代出现，至1890年代，类似的表达频频出现在士人、官员的文字之中，已经成为“出自各类人物之口”的流行言说。参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43—4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⑨关于“中体西用”一说对于清末学堂课程设置的影响，可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⑩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中《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3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1)《会奏变通科举章程》，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62—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12)杨士燮：《陕西乡试录后序》，《光绪壬寅补行庚子恩正并科山西乡试题名录》，第2页，1902年刻本。
(13)戴鸿慈：《江南乡试录序》，《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壬寅恩正科江南乡试录》，第3—4页，1902年刻本。
(14)黄均隆：《江南乡试录后序》，《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壬寅恩正科江南乡试录》，第2页。
(15)毓隆：《四川乡试录前序》，《光绪二十八年庚子辛丑恩正两科四川文乡试录》，第2页，1902年刻本。
(16)曹福元：《山西乡试录前序》，《光绪壬寅补行庚子恩正并科山西乡试题名录》，第3—4页。
(17)孙家鼐：《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前序》，《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第2页，1903。
(18)徐会沣：《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后序》，《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第64页。
(19)张英麟：《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后序》，《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第70页。
(20)熙瑛：《顺天乡试录后序》，《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录》，第45页，1903。
(21)管廷鹗：《陕西乡试录前序》，《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陕西乡试题名录》，第2页，1903。
(22)管廷鹗：《陕西乡试录前序》，第3页。
(23)陆润庠：《会试录后序》，《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第74页。
(24)《北京近事述闻》，载《中外日报》，1903-09-16。
(25)《论学堂之弊》，载《中外日报》，1902-04-20。
(26)《六艺通考、经史新义录》广告，载《中外日报》，1902-05-18。
(27)《正学篇》，载《申报》，1902-05-26。
(28)《说会试》，载《选报》，第47期，第18页，1903。
(29)《鄂闱文告》，载《申报》，1902-09-06。
(30)《续增科场条例》，第2559页。
(31)《闱场近事续述》，载《中外日报》，1902-09-19。
(32)《江西闱事二则》，载《杭州白话报》，第5期，“中外新闻”，第1页，1902。
(33)《鄂试汇志》，载《苏报》，1903-06-17。
(34)《鄂试汇志》，载《苏报》，1903-06-30。
(35)恽毓鼎对于新学和新政的态度，简略的讨论可参见林志宏：《〈恽毓鼎澄斋日记〉所见清遗民的政治认同》，第234—236页，载《两岸发展史研究》，2006(2)。
(36)(37)(38)(39)(40)(41)(42)(43)(44)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5—206、218、218—219、219、220、218、219、220、22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45)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1页。
(46)《书各省试题后》，载《中外日报》，1903-10-19。
(47)《书制军策士后》，载《申报》，1903-10-17。
(48)以上可分别参见《光绪癸卯恩科江南乡试录》、《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录》、《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陕西乡试题名录》。
(49)关于明清科举考试“重首场”的取士习惯，参见侯美珍：《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台大中文学报》，2005(23)。
(50)杨佩璋：《江南乡试录序》，《光绪癸卯恩科江南乡试录》，第3页，1903年刻本。
(51)恽毓鼎：《敬举人才折》(1903年8月12日)，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奏稿》，第52页。
(52)曹福元：《山西乡试录前序》，第4页。
(53)绍昌：《江南乡试录后序》，《光绪癸卯恩科江南乡试录》，第2页。
(54)徐郙：《顺天乡试录序》，《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录》，第3页。
(55)熙瑛：《顺天乡试录后序》，第46页。
(56)裕德：《会试录前序》，第2页。
(57)管廷鹗：《奏为新学颁行以广教思请开馆纂书事》(1902年3月2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3/145/7175/7。
(58)李伯元：《文明小史》，第216—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9)《再纪锁院客谈》，载《新闻报》，1902-09-24。
(60)《文妖篇》，载《申报》，1902-01-27。
(61)《论国是难定》，载《新闻报》，1903-09-03。
(62)《论江南乡闱闹事》，载《新闻报》，1903-10-12。
(63)顾家相：《K3XA05.jpg堂文集》卷六，第6—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64)《论近日所行新政》，载《中外日报》,1902-01-25。
(65)《节译英泰晤士报访函》，载《中外日报》，1903-09-20。
(66)《论本年乡试(录八月四日、廿日〈同文沪报〉)》，见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选：《(清末)时事采新汇选》，第3册，第132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67)《鄂省近事》，载《新闻报》，1903-10-08。
(68)北方佳人：《敬告河南学堂之学生》，载《大公报》，1903-08-16。
(69)《书肆慨言》，载《申报》，1904-05-27。
(70)《阅前日本报所登逆焰复张事，感而书此》，载《申报》，1902-05-12。
(71)《论近日学堂之弊》，载《申报》，1902-03-25。
(72)《观〈申报〉所记杭州中学堂学生肇事，感而书此》，载《申报》，1902-05-19。
(73)《阅前报所载日本检书受贿事，慨而论之》，载《申报》，1902-12-29。
(74)《西学风行》，载《申报》，1903-10-07。
(75)《再纪锁院客谈》，载《新闻报》，1902-09-24。
(76)《科举宜速废论(星架坡〈天南星报〉)》，载《新民丛报》，第21号，第97页，1902。
(77)京都不甚读书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辨》，载《大公报》，1902-07-28。
(78)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