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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其泰：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赴延安以前，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是师承黄侃的经史考证之学，并一度与着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密切过从；到延安后，他的学术观点受到被“我党历史学者”（范文澜）吴玉章的影响。
一、与黄侃：重师承而不墨守
1913至1917年范文澜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学习经学、小学、史学考证等课程，特别是黄侃讲授的《文心雕龙》课程使他深受教益。后来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并到各大学讲授这一课程。范文澜深厚的国学根柢和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旨趣和风格，都直接渊源于黄侃这位老师。
黄侃18岁在新学堂求学时即产生反满思想。1905年赴日本留学，并参加同盟会。1906年始与章太炎论学，次年执弟子礼，拜章氏为师。辛亥革命前，黄侃曾追随章太炎在《民报》发表激烈的反满文章，并参与革命派在鄂东南组织武装起义的活动。辛亥革命后，他一意学术，决心“承父师之业，继绝学，存国故”。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高师、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培养了一批从事文字训诂和经史研究的专门人才。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黄侃是当年北大中国文学系“很叫座的名教授”，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念诗念文章，抑扬顿挫，吸引着听众高声附随，称为“黄调”。黄侃生前虽有“如欲成书，当俟五十以后”的话，然因勤劬治学，矻矻以求，故有着述多种。除生前手定《文心雕龙札记》外，经其子嗣、弟子整理出版的，还有《黄侃论学杂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文学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黄侃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学识渊博，在经史、文字训诂、文学等领域均深有造诣；二是学风严谨，一丝不苟。这两大方面都极明显、突出地影响了范文澜。黄氏治学的原则是：“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极力推崇汉儒“不放松一字”的精神，遇有疑难，“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又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又以笃治学当“扎硬寨，打死仗”自励和教育学生。尤其主张学者“以笃守师说为宜”，又言“先须专守一家”，“继须兼通众家”。他平生极推崇其师章太炎之学，但又不墨守师说。《文心雕龙札记》既以深厚的训诂功力和广搜材料见长，又极具识见，析理精深。
范文澜长期下功夫探究《文心雕龙》，在大学课堂多年开设此课程，并相继撰成《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的第一本着作）及《文心雕龙注》，说明他跟从老师黄侃受读，深有所得，继承了其师的学问。同时，也是光大其师学术的表现，因为《文心雕龙》全书共有五十篇，黄侃的《札记》只涉及了三十一篇。范文澜将之由阙略变为完备，由《札记》推进为《讲疏》和全书详尽注释，显然是刻意将老师最擅长的学问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
《文心雕龙讲疏》征引和发挥黄先生之议论甚多。仅《原道》、《征圣》二篇，注解中引“黄先生曰”者多达十处，如原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句，注引“黄先生曰：‘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而生，其雕琢过甚者，则寝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悟。’”原文“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句，注引“黄先生曰：‘案彦和以元首载歌，益稷陈谟，属之文章，则文章不用礼文之广谊。’”原文“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句，注引“黄先生曰，‘案业绩同训功，峻鸿皆训大，此句位字殊违常轨。’”讲评部分则引用“黄先生曰”两段议论，长达数百字和千余字。其余各篇的注和讲评，引用黄侃的议论多类此。又有大段引黄氏《诗品讲疏》以作参考者。
书中也间有引用“陈先生（汉章）曰”。故《讲疏》对作者本人在北大学习期间守古文经学家法的三位老师的言论都有引用，惟所用称谓大有区别，凡引黄、陈言论处，都称“先生”，引刘师培言论则称“刘氏申叔曰”。其原因，自然是因刘师培曾在政治上失节而不能像对黄、陈二位先生那样尊重。就学术而言，范文澜对刘师培是颇为佩服的，不仅在《讲疏》注中多处引用刘氏议论，而且引用刘师培的论着即有《谶纬论》、《论文章变迁》、《美术与征实之文不同论》诸篇。其后范文澜所着《文心雕龙注》一书参考文章部分，引用刘氏的论着者，又增加了《小学发微补》、《国学发微》、《汉书艺文志书后》诸篇。在所征引的近代着作家言论中。刘氏最为突出，可见范文澜对于刘师培的政治品质和学术成就二者是清楚地相区别的，又不因其历史上的失节行为而影响对其学术成就的尊重。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对“黄先生”学术见解的大量引用，充分说明范文澜国学成就的渊源所自，和他对老师的充分尊重。但范文澜治学又与墨守师说、拘泥不知变通者不同，这在范文澜南开时代的学术经历也清楚地显示出来。《文心雕龙讲疏》与《文心雕龙注》中都涉及到对“文无外饰，出于自然”和唐以来儒家衡量文章的原则“文以载道”的关系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加以比照即可明了。黄侃不赞成“文以载道”之说，《文心雕龙札记》云：“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四万，其条理纷纭，人鬓蚕丝，犹将不足仿佛，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难通矣。”[1]（Ｐ34）黄氏之意，只赞成文章由自然生，而认为“文以载道”之说将导致为文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内容越来越枯槁。而范文澜则赞成纪昀的主张，故《文心雕龙注》云：“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纪评曰：‘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2]（Ｐ4）
二、与萧一山：抗战时期的密切交往
萧一山与范文澜是北大的校友，他们的学术交往应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17岁中学毕业后入山西大学预科，后转北京大学政治系。因他自少年起即对史学很有兴趣，故旋改学历史。由于得到明清史专家朱希祖、孟森等老师的指导，他很快把兴趣集中到清史研究上。通过勤奋钻研，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清代通史》上卷60余万字的撰写。1923年此书正式出版，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等前辈为之作序，遂为其成名之作。1924年，北大毕业，应梁启超的邀请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梁讲授中国通史文化史部分，由萧讲授政治史部分。因得与梁朝夕相处，锐志向学，治清史益力。先后应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之请讲授清史，并继续完成《清代通史》中卷。1932年，他获公费赴欧美考察文化教育。在欧洲期间，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及剑桥、牛津各大学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尤留意于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1934年回国后，以海外所获之新资料，辑成《太平天国丛书》、《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等书多种，对于推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1935年，萧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在南京创办《经世半月刊》，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并宣传抗战，反对投降。1936年，邀请范文澜来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委托他负责《经世半月刊》开封分社主编任务。由于范、萧二人的努力，《经世半月刊》在抗战初期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此期间，范文澜和他交往密切，范文澜编《游击战术》一书，即由萧一山题写封面。鼓吹抗战救亡和主张学术经世致用，便是他们友谊的共同基础。萧一山极力赞扬顾亭林的治学精神，认为顾氏“负经世之志，着资治之书”，不愧为“近代讲经世学者不祧之宗”。又说：“学术不能利济苍生，使匹夫匹妇受其泽，只为少数人写意寄情的娱乐品”，何异于“买椟还珠”?（萧一山《清史大纲·引论》）“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他一再倡言举国对日寇侵略奋起抵抗，并痛切地批评学术界中有的人不关心国家兴亡，仍埋头于故纸堆的倾向，说：“呜呼!实斋之言何深切若是!不啻为今日痛下针砭。惜国势凌夷，俗儒道长，甚或有不事搜讨如实斋所谓擘绩补苴者，而唯以资料为学，茧麻可称巧匠，秫黍指为醇醪，滔滔之世，何时已乎?”（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自序》）萧一山研究清代史和近代史，强调“民族革命史观”。他斥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萧一山《清史大纲·引论》）因此，国内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便成为民族革命的主流。也正是从其民族革命史观出发，他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予以高度评价。
1944年，萧一山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当时校址在陕南城固。此时，李宗仁任国民党政权“汉中行辕”主任，驻汉中，两地相距甚近，李闻萧之名，多次造访。抗战胜利后，李改任“北平行辕”主任，即敦聘萧为秘书长。萧推辞不过，又考虑到他本人在北平确有些事务要处理，遂以“部聘教授”（1940年，当时的教育部有“部聘教授”之设，史学一科聘有萧一山、陈寅恪，后又增加柳诒徵，共3人）名义兼任秘书长。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叙述云：“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当我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急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易。如就任北平行辕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6页）萧一山当时只答应协助工作两年，到北平后，仍寓其旧宅，不住官邸，并在北京大学上课，以示不脱离学术界。1948年，李宗仁赴南京竞选“副总统”，萧即于此时辞掉秘书长之职。北平解放前夕，萧一山要去台湾。他与范文澜虽自1938年以后已有11年未再见面，但他对这位昔日的老朋友到延安以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在历史学方面的重要人物等情况当然有所知晓，他更清楚，国民党一走，范文澜将随共产党进北平。故萧一山临走时留下一封信，说他的全部藏书都不带走，希望通过地下党全部送给范文澜。以后，萧一山留下的书籍悉数由范文澜交给近代史所图书馆收藏。（据蔡美彪先生访谈记录，1998年10月27日）。萧一山到台湾以后，继续以12年之功，完成《清代通史》下卷，全书共400余万字。
三、与吴玉章：学术观点的契合
从到延安起，范文澜一直与吴玉章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范文澜最主要的学术观点“西周封建论”即直接受吴玉章的影响形成的。
吴玉章（1878—1966）是一位老革命家、教育家，同时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造诣。他是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同盟会员。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后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及文化教育工作，曾在成都任高等师范校长，主办《四川》、《赤心评论》。1915年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不久由法归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他辗转出国赴苏联。1928年，入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土地农民问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毕业后，于1930年到海参崴任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院教员，编成《中国历史教程》及《中国历史大纲》等教材。此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部主任，教授中国史课程。抗战爆发不久回国，在延安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1941年任延安大学校长。1948年，任刚刚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一再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据他在《历史文集》前言中谈，他从小喜欢读史，参加同盟会后，“经常在革命宣传中运用历史这个有力的武器”，在其主办的《四川》杂志中用许多篇幅来讲述历史。辛亥革命失败后，再度出国到法国，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尤其是西洋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我对历史的兴趣更增加了。我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去苏联，在海参崴任教，“这时我一方面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方面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3]（Ｐ12），所编《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就是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中国历史教程》是唯物史观学派的拓荒性着作。吴玉章有关历史学的论述，除《教程》和《大纲》外，还有《太平天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1928年）、《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1948年）、《辛亥革命》（1961年）。这些论着都具有重视对史实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的风格。在理论指导上，有几段话可以代表吴玉章的指导思想，他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对那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并不反对说东方社会发展有它的一些特点。”（《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用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来代替历史叙述。”[3]（Ｐ3）吴玉章所强调的原则，与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序》中申明的“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的指导思想，二者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范文澜于1939年到延安，旋即接受了撰写中国通史的任务，首先遇到的大问题即是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何时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在吴玉章观点的基础上，范文澜很快就形成了“西周封建说”的观点，并写成《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延安《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版）。《商榷》一文中说：“尤其是奴隶制度在什么时候成立，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开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说来，约有：（一）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这是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主张。……郭氏是世界着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现在我们提出一些材料，希望商榷的结果，能得到更接近真理的见解。（二）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4]（Ｐ8182）经过引用文献及考古资料论证，范文澜得出结论，赞同吴玉章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观点。此后，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又进一步展开论述，因而成为古史分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吴玉章关注着范文澜编撰通史的工作。1941年春《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书稿完成时，吴玉章曾约请延安的历史学者对书稿进行讨论，同时致信吴亮平，以书面形式肯定《简编》的优点，又提出了四项建议。第一项是关于编撰的指导思想，他说：“为了要说明我们和旧历史家不同，必须首先说明我们编这历史的方法。特别在中国仅有唯物史观的少许萌芽，而还没有普遍了解唯物史观的意义，更是需要着重指出。因此，我认为在第一编的开始，或引言、绪论中，必须说明编辑的方法。”第二项提出对传说时代及其后有确凿文字可考的时代，材料处理等的方法应有不同。对于前者，他认为，“这时期的材料有许多是后人伪造、假托的，不是尽都可靠。我们只有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作为尺度，特别是把摩尔根的时代分类表作为标准，更加以近年来所发掘的出土文物等作为根据去辨别古书材料的真伪，而定去取。”关于后者，他指出，“有编年记事以后的成文史，这些材料是不科学的，而且带有许多神秘性，我们必须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去善为去取所有的材料。每一时代必定要先从它的经济发展情形说起，然后及于它的文物制度等上层建筑。”第三项是关于编辑的体裁，吴玉章提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简明扼要、篇幅较小的；再一种是比较详细、引证的史实更多的；又一种“是为历史研究而作，内容可以丰富一些，各种辩论材料可以多收一些，使旧材料不至遗漏”，并认为行文用白话体是好的，但必须把原文及出处附在中间或稿末，以示“信而有征”，第四项是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应做到“说到一般共性之外，一定要把握住它的特殊性”（《吴玉章文集》第843844页）。对照《中国通史简编》，吴玉章的这些意见大都得到体现。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大会庆祝吴玉章60岁诞辰。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他说：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延安的“五老”———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很受青年们爱戴的，因为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他们最可贵的地方，是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他紧接着又说：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极不容易的呵。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志节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今天我们大家欢欢喜喜的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5]
1948年，华北大学为吴玉章校长庆贺70寿辰，副校长范文澜代表研究部草拟的祝词说：“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热浪，一直向上高涨，您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不屈不挠地、奋厉无前地终于达到了人民解放的伟大目标。今天我们欢欣鼓舞，恭祝您七秩大庆，万寿无疆，也就是恭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万寿无疆，因为您和中国人民休戚相关，利害一致。”“我们知道在您的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加倍努力，并要求您指引我们在新社会里永远前进!”（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书前影印件）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和范文澜同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共同筹划和领导史学界的重要活动，为发展中国历史科学作出巨大贡献。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联合举办了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由吴玉章主持，会议规模很大，有许多学术界知名人物参加，共有代表一百多人。吴玉章在会上就培养严肃认真的学风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乘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周年的纪念的机会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提出纪念过去的某事某人，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教育，是面向现在，而不是面向过去。我们应当把这种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它。……有些历史事件，本身很清楚，但要做出科学的说明，让群众懂得，并且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也还要下一番功夫才行。有些历史事件，大家都知道，好像很清楚，其实都没有确实可靠的知识，仔细考虑一下，往往会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更加需要研究。
”
吴玉章特别强调：“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能偷懒和取巧的。研究历史，既要做到史实可信，又要从大量可靠的事实材料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家应当不仅是知道历史的人，而且是说明历史的人。学术思想必须许多人都各有进步。必须改变人云亦云的无思想状态。为此，就需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着作，努力锻炼思想能力，掌握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研究历史的人往往钻到书本里面，忽视哲学的修养，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必须警惕的。”吴玉章还论述学术讨论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上提倡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范文澜在讨论会闭幕之前讲话，他特别指出吴玉章讲的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大家研究辛亥革命和我国近代历史，具有很好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有丰富的材料可资利用，一方面又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着作中学习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有了这样好的条件，还不等于就能搞好学术研究。要想真正提高学术水平，产生真正的科学成果，还必须靠长时间的刻苦钻研。”[6]在各自长期的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的实践中，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他们二人对于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诸项问题的看法多么一致。吴玉章此时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却仍对学术事业如此关切，并且精神健旺，这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范文澜在会上很乐观地说，再过10年，到1971年，我们仍然到武汉来开纪念辛亥革命60周年讨论会，并且仍然请吴老主持我们的讨论。可惜这一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
自范文澜于1939年冬到延安，至他逝世以前，他与毛泽东有长达30年的友谊。在此30年的治学生涯中，范文澜做到始终以研治中国历史作为学术取向，尤以近代史研究为其工作的重点；确立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为着述的指导思想；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学术取向的形成，都是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而他们两人，又在表现时代精神和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风格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于这些，笔者已另撰专文，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吴玉章.历史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新中华报[Ｎ].1940－01－24.
[6]范文澜.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结束[Ｎ].人民日报，1961－1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