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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忠文：关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

大约二十几年前，经着名学者钱穆先生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出资收购了一批晚清名臣翁同龢（号松禅）致张荫桓（号樵野、芋盦）的手札，共一百余通。这些手札经文史专家高阳先生整理于1977年在台北影印刊行，名曰《松禅老人尺牍墨迹》。这本书在大陆较难见到，故知之者甚少。
这些手札写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至二十四年（１８９８）间，时翁同龢深受光绪帝倚重，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则以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二人同署治事，往还甚密，信札内容多涉及对外借款及胶州湾、旅大交涉诸事，实可谓研究近代史的珍贵史料。
最初收藏这批尺牍者是《庚子西狩丛谈》一书的着者吴永（字渔川）。吴永得到这些信札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与吴永、张荫桓在戊戌政变后的一次会晤有关。吴永为曾纪泽之婿，与张有私谊，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张受命负责中日商约谈判时，吴永充任文案委员，颇受器重。事竣后，适朝廷诏令大僚举荐贤能，张遂将其奏荐，吴永后以候补知县分发直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后，张荫桓因支持新政并密荐康有为被革职流放新疆。据《庚子西狩丛谈》和押解张氏官员所记《驿舍探幽录》来看，张氏西行至直隶省城保定时，已授怀来县令但尚未赴任的吴永曾亲自出城相迎，并为张氏添置行装，料理生活琐事，持弟子礼甚恭。张处所存的这批翁氏信札即是这时交由吴永保存的。不料，庚子年夏义和团运动期间，因徐桐、载漪等人作祟，张氏在新疆戍所被杀。这批信札也就成为张荫桓留给吴永的最后纪念物了。进入民国后，吴之幼女吴芷青归嫁翁舲雨。因舲雨为常熟翁氏后裔，吴永遂以这批遗墨为女儿之妆奁，使之重归翁家。1940年代，翁舲雨伉俪赴美，遂将遗墨携至美国，在海外曾谋求出版而终未有成。舲雨先生去世后，吴芷青女士携墨迹返回台湾，钱穆先生以为这批先贤手泽不宜流落异域，经多方接洽，终得售归台北故宫博物院并影印出版。以上为这批松禅老人尺牍展转收藏的大致过程。
对于这批珍贵的翰墨，一些学者曾予以了关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张元济在与吴永通信中得知吴处尚存有三厚册松禅老人致张樵野尺牍，甚为欣喜，表示“异日北来，再求赐读。”按，丁酉、戊戌年间张元济为总署章京，与翁、张有堂属之谊，他对这批信札的重视可想而知。不过，张元济久居沪上，似乎始终未见到过这些墨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番禺叶遐庵（公绰）则目寓过这些尺牍，他曾致函潘伯鹰云：
翁文翁（恭）致张樵野各札皆光绪廿二、三、四年时事。廿四年夏文恭被逐，旋兴戊戌大狱，继以庚子，国脉遂棹。愚颇欲将各札逐一考证其本事，而加以评骘，惜精力与资料，两皆不给，只可中止，然甚望有人为之也。吴渔翁钦服樵野，绝非阿好，盖其人实非同时诸人所及，乃夭枉非命，遗文荡然，可叹之至。原札三册，乞交还翁君。
　　　
该信末署“七月十四日”，未写年份，但从内容可知叶遐庵览阅时这批尺牍已转翁舲雨保存，并经潘伯鹰从中介绍。叶氏此函现亦附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之后。
尺牍墨迹终能影印刊行，与整理者高阳先生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原札大部分只写日期或时刻甚至并此亦无，且函中多用隐语，言简意略，若对当时政治环境、官场动态、朝贵交游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是无从下手的。以熟知晚清掌故着称的高阳先生依据翁同龢日记等文献，经过精细的推敲，终于将这一百余通信札的时间基本确定下来。其中翁同龢致张荫桓手札共一百零三通，确实可考的一百通，时间起自光绪二十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首尾相续达四年之多。这番精细的考订无疑为治近代史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而事实上，高阳先生也正是利用这些尺牍研究近代史的第一人。其所着《翁同龢传》（香港博益书局１９８６年出版）一书在论及胶州湾谈判中清廷决策原委，以及翁同龢、张荫桓、李鸿章三人的微妙关系时，均有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这与充分利用这批原始史料是分不开的。
1998年9月在常熟举行的“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研讨会上，又有消息说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现寓居美国）收藏有光绪二十三、四年间张荫桓致翁同龢的部分信札。这部分信札是在１９４８年与其他翁氏家藏文献一起被运往美国的，今拟收入由翁万戈先生编辑的《翁同龢文献丛编》一书。该书将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刊印。如果张荫桓的这批信札也能影印刊行，可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彼此相互映证。届时，我们或许可以从翁、张往还如织的书札中，如身临其境一般去体味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