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端午节-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二）
该教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由于资料所限，以往研究末后一着教史的论着，对它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很少涉及。这成为研究末后一着教历史，乃至晚清民间秘密宗教史的一大缺憾。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该教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略作勾勒。
第一，成员的构成情况
末后一着教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即教主与教徒究竟是怎样的一伙人？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基础和共同利益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考察的问题。
首先，考察教主王觉一的情况。据《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王觉一”条云：“大约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自幼孤苦伶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替人放牛为生。成年后，学会了算卦，还能扶乩、画符、‘治病’，别号半仙。”6这段资料基本上是以成书于民国时期北海老人的《一贯探原》说法为依据。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还须证明北海老人就是王觉一，此《一贯探原》即晚清时期的王觉一同名原着。可惜，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只能存疑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我们还是回到晚清时期的资料中寻求答案。
前文已经说到，光绪九年三月，末后一着教在湖北组织暴动失败后，官府立即查抄了王觉一在山东的老家。其父母官山东巡抚陈士杰向朝廷奏报说：
王觉一家无田产，仅止住屋。说王李氏（王觉一妻）、王冯氏（王继太妻）家并无亲属，夫家亦无近族。王觉一幼习算卦卜课。7
从这段资料来看，王觉一是在幼年时就学习了算卦卜课，而并非“成年后，学会了算卦”。直到光绪九年暴动后，王觉一还是家无田产，仅有住房，也无近亲，说明他不是望族富户。他究竟从事何种职业？他徒弟张怀松说以算卦为职业，“敬占六爻神科”。1清军参将田映堂说：他“摆卦摊”2。这些记载，均说明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书帖》所谓“寒门草舍掌道权”3，也可以印证王觉一出身寒门。
喻松青认为：“明清时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大都具有浓厚反抗意识而以宗教迷信为纽带的秘密团体……在贫苦的人们中招收信徒，并组织起来。”4末后一着教中确实有不少贫苦的社会下层人士，如，河南南阳教徒程明“裕州官庄人，年四十三岁，父母、兄弟、妻子具没，向在母旧〔舅〕姚之光家种地度日”5。但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员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下面选录几位被捕的教徒供词为证。
田映堂供：“系（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年五十二岁。父亲已亡故，母宋氏，年八十一岁。娶妻范氏、刘氏，生有三子。革员自十八岁取入武学。十九岁时，本地土匪滋闹，后经毛大人谕办团练，革员带勇保举把总。咸丰十一年，经前抚院严、郑、张各位大人，均派革员带马队在汝宁驻扎三年，攻打捻，围数十处，身受多伤。嗣后汝宁府平靖，队伍调回，又跟袁大人、乔大人、李宫保在陕西、直隶剿办捻匪，历保参将。同治八年十二月，投标河南补用。旋经部驳尽先字样，不能补缺。于光绪三年，告假回籍。”6
熊定国供：“系（湖北）嘉鱼县人，由捐生投效震军，保举江西知县，尚未到省，在外卖字画符为生。”7
高配天供：“现年四十四岁，祖籍镇平县迁居南阳县城。道光年间，先开连升斋，又开五福鞋铺。”8
陈本立供：“年四十四岁，安徽太平县人，向在汝宁当兵 ，经管银钱军装库，后因误操被革职。”9
王富供：“唐县人，年四十三岁，父母具故，家有妻子，行医为生。”10
殷五供：“舞阳县殷庄人，年四十三岁。小的居之向石城内开碎货铺。”11
张怀松供：“年五十二岁，父母具故，女人娄氏，生有一子，名九成。我系陈州府西华县下庄人，在许州郾城县五沟营地方开布行生理。”12
乔百金供：“祖居镇平县，移居南阳府，母雍氏，三个儿子，长名丙文，次丙寅，三天文，开客店为生。咸丰八年，报捐生守城，蒙保六品军功。同治十一年，又保五品军功。”13
据其他资料记载：教首之一的刘至刚是“卖京货”的货郎14，钱征元是“伏阳县董事”，
未赴任的甘肃同知1，陈守照是出身官宦之家的“陈二少爷”2，邓玉亭“向做木匠”3，僧大通是“瓜埠镇太平庵主持”4，晏儒栋“先在直隶白云观出家”、后云游“算命测字”5，苏天爵在河南汝宁府“留盆店教书”6，吴何氏是汝宁府市民7，等等。
从以上资料来看，末后一着教人员当中，有商贩、农民、木匠、军官、士兵、官吏、医生、卜者、游民、市民、和尚、道士、教师等，形形色色，人员构成很复杂。曾国荃说，“教匪”头目“或贩布营生，或读书、种地”8。这不过是大致的说法。应当说，末后一着教的各级头目一般都由社会阶层相对较高，且年龄以中年为主的人员组成。为数众多的普通教徒，大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士。他们入教不仅是精神上有所慰藉，也有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
第二，组织管理与传教活动
王觉一及其教派具有地域分布广、人员众多的特点。据曾国荃说：王觉一“历年在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地方传教，收徒甚众”9。湖北教徒熊定国说：“他们行教十八省。”10教徒分布18个省，如何管理则是一大难题。然而，王觉一不愧是精通易经八卦的高手。他按照八卦九宫之法，采用分区域、分等级、分乾坤等方式，进行管理。
区域制，即以教徒所居住之地为单位，分别任命教首进行管理。省有省的教首，府州有府州的头目。各省的教首一般都是王觉一直接任命。以王觉一重点掌握的湖北、江苏、河南三大教区为例。“湖北教头刘至刚”，由于升至仅次于王觉一、王继太父子的教派第三号教首，并需要常跟随王觉一奔走各地，筹划总教事宜，因此，王觉一曾先后物色过湖北人陈守照、熊定国“当湖北教头”11。负责江苏教区的教首可能是张道符。据左宗棠奏折云：光绪元年，教匪华景沂在苏北与“从王觉一为徒之张道符即张相如会遇，张道符告以王觉一系古佛降生，掌纹有古佛二字，现传末后一着教，修持长斋可免灾害，劝令入教，并可赚钱。华景沂允从，即拜张道符为师。张道符给与《三师条》一纸，《圆明范格》伪书一本，并传授诸佛诸祖等句咒语。”12张道符在末后一着教中地位仅次于刘至刚。他长期在江苏地区传教，被任命为江苏教首顺理成章。河南省的教首是谁？档案中虽然未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一些旁证资料分析，很有可能是人称陈二少爷的陈守照。据《职员熊定国供》云：“陈二少爷，年三十余岁，人秀雅。（光绪九年）正月初三，过河南传教。据刘至刚们云：他系东王杨秀清的脉。他父亲陈大人陈国瑞之兄，闻他意欲谋反，二三年捉他不着，要处死于他。他跟王觉一有三四年矣。”13官府通缉令也云：“人颇秀雅，在河南交传人最多”14。河南汝宁府的教头应当是萧（氵凤）仪、张怀松与苏天爵。光绪七年，企图攻打汝宁府城的组织者就是此三人。苏天爵、张怀松被捕后，官军从苏天爵家搜出一些传道的东西，其中有一方篆刻铜印，被当时的审讯官员释为“秉教住持之印”1。这方印章很可能是苏天爵等人主持汝宁府教派事务的印信。据档案记载，末后一着教中还有多枚印章，有关问题将另文探讨。
等级制，即该教分为九品等级：“一品众生，二品天恩，三品正恩，四品引恩，五品保恩，六品顶行，七品十果，八品十地，九品莲台”2。在我们看到的档案中，教徒被任命为三品以下的较多，且只有少数头目被封为正恩、引恩等。如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说：“王角〔觉〕一封萧凤仪为天恩，吴何氏为正恩。”3王觉一曾封湖南桃源教徒朱行普“为天恩名目”4。授予江苏清江教徒晏儒栋为“众生”。南阳教徒谢尚奇被俘后交代说：“那天恩照、正恩照、引恩照，小的放在墙内。”5说明每个等级都有证书为凭据。
乾坤制，即人员以乾、坤分道派。如汝宁教徒萧（氵凤）仪说：“城内吴何氏也是末后一着，他是坤道，小的是乾道”。6除乾、坤之外，末后一着教中可能还有震、巽、坎、离、艮、兑等道派。
王觉一与各地教徒联系一般都通过各地教首。他还常派遣手下人员传递指令，曾由江苏赴山东为王觉一往家中稍带书信的张广叶，替他送经书和书帖等给汝宁教徒的天津人刘汉鼎，基本上都是联络员身分。他们一般对外的职业都是商贩。张广叶的身分是做“贸易”7，刘汉鼎“卖带子”8。刘至刚也以“卖京货”的身分进行传教和联络活动。9黄育楩说：“邪教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而以敛钱论，则不甚多。”10以从事商贸活动为掩护，四处传道授徒，这也是末后一着教常用的方法之一。
末后一着教组织的日常活动频繁，主要有聚会讲经、刻印和传抄经文、发展徒众、举行礼拜和扶乩等仪式等。聚众讲经，一般由入道时间较长，领会教义深刻的教头担任。陈守照传授的是“一贯探源之道并易经妙法”11。“刘至刚敬神念文书，有大半个时候”。钱征元传教“挂一贯图敬神，并有黄表小字长篇文书一套”。王觉一也经常四处奔走到各地讲道，如光绪六年五月间，王觉一与张道符到河南汝宁“讲《易经》、《八卦》等书”12。同年十一月，王觉一又到南阳“讲《学庸解》”13。
刻印和传抄经文是末后一着教的一项重要活动。山东官府曾在王觉一的家中起获“包袱一个，内包书籍板片”14。这显然是王觉一经书的雕版。光绪十年初，河南南阳府官军曾在教徒家搜到多种经书，其中有“《学庸圣解》木板九块”15。档案中还有江苏、河南等地刻印王觉一经书的记载。如南阳教徒高勤说：“光绪五年，王觉一在舞阳城内，小的与他在殷
五铺内见的面，给小的《学庸解》书一本，传静心功夫。上蔡县吕还阳叫小的将书板翻刻。”1江苏教徒朱行普“拜王觉一为师，帮同校对《一贯探原》等伪书，刊列姓名”。2
举行礼拜、扶乩和相互联系等是教徒经常性的活动。即使教徒间原来相互不认识，但只要同教的人就会被视为教友。大家可以一起礼拜，主人甚至免费提供饮食住宿。河南南阳教徒与湖北教徒经常往来。如光绪二年，南阳教徒殷五“同谢学天过湖北到李家湾詹元懙家”3。不久，詹元懙又到南阳传递教派所用号符等。河南汝宁府城乡教徒经常聚在一起敬神练功。张怀松在一篇供词讲了教内活动情况，对了解该教会有所帮助，现转引如下：
光绪五年冬间，王觉一带着王继太到我甫〔铺〕内，并约我到吴天明家去。我跟他行走。王晚在全寨住宿。次日，到的吴庄，王觉一见了吴天明，就与他讲《一贯探源》书，在他家住了一夜。次日，又同吴天明到舞阳县城殷五铺内，王觉一与殷五也讲《一贯探源》。又住了一夜。次日，我又同王继太、吴天明到姚庄高配天家，高配天没在家，是姚老八陪客。到了次日，高配天才回来。他家供着无神老母，我们就在那里礼拜，谈经讲道。后来，王觉一、王继太往南阳去了。我与天明就各自回家。4
从这一件张怀松供词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末后一着教的活动相当频繁。通过相互联系、谈经讲道、礼拜无生老母等活动，使教内人员结成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团体。末后一着教尊称引领入教者为老师。老师在传授经文的同时，也教授气功等功法。如王觉一向张怀松传授气功的“二层功夫”，步骤是“甘露咽下丹田，随呼随吸，炼精化气，呼吸共三百六十口”5。这就是道教所谓的内丹之术。末后一着教吸引徒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修炼气功。不少人并非是“具有浓厚的反抗意识”，而是想通过炼气功治愈疾病、延年益寿。如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在供词中说：
我在本城守备衙当差十余年，看守钱粮库，又在南门内开设茶馆生理。这已故的萧凤仪他检字，经常在茶馆喝茶，因此熟识他。他劝人行善吃斋，人都叫他萧疯子。光绪六年间，他又在我茶馆喝茶，与他闲谈，我说多病，他就劝我吃斋，并说有张怀松吃斋修道，若拜他为师，可传运气工夫，不但好病，并可延寿。我因此允从。萧凤仪即与张怀松说明。正月二十九日，我同萧凤仪前往，走了两天，至二月初二日到五沟营张怀松家内，见有东房五间，有两个门，套间内供奉无生老母。我们买备果供，张怀松点灯，萧凤仪跪在前，我与张怀松跪在后，张怀松念的《进道表文》，我记不清，并教我赌咒，如败了教，双眼落地，身化脓血。我们向上磕头，起身彼此一揖，就拜张怀松为师。他告诉我说：这是传的末后一着教，他的老师是王觉一。并嘱我从此吃斋，俟戒口后点元，再传运气工夫。即在彼住了一夜。我回家，因在署当差，不能戒口。因此与城内入教的苏天爵、吴何氏，并已故的谢务本认识。七年三月间，谢务本曾约我到吴何氏家，见供有无生老母轴像，挂着红幔。我们说是同教的，所以来拜访。吴何氏问知我未戒口，就说没有戒口不能点元，不能做工夫的话，坐一会各散。四月间，杨西杰到茶馆内，我问知他在杨家寨住，知他是萧凤仪徒弟，是同教，因此认识……。6
陈本立是因参加预谋攻打汝宁城而被捕受审的。这件供词反映出，末后一着教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发展组织。人们一旦进入其中，就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成为教主所利用的工具。
第三，政治目的与军事准备
黄育楩说：“邪教传徒聚众，渔利渔色，瞒骗孰甚焉。”1王继太等人也在供词中交代说，名为传教实为敛财。的确该教有些人以各种手段敛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刘至刚传教，每人出进道钱一千。”2教徒高勤拜詹元懙为师后，“数次给过詹元懙银子七八百两”3。但是王觉一创立末后一着教，并非仅是为聚敛钱财和贪图美色。他传教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教徒熊定国说：“名为传道，实则邀人谋反。”说的并不错。王觉一的政治图谋是显而易见的。据萧（氵凤）仪供词云：“王角〔觉〕一对小的说，以后洋人必定作乱，叫小的携同着与洋人讲理。还说，他是儒释道三教头目，同登圣域，谕贤关，成了青史留名；不成落万世骂名。《书帖》上是‘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主闹中原’。小的教是末后一着，龙头蛇尾必有大乱。”4熊定国还说：“王觉一相貌魁伟，手掌一边日一边月，不用印红，用纸一印，如有印红一搬〔般〕，日月二字不大明朗，合为明字。他术〔数〕动人说，明朝失天下，将归还伊家朱姓，故手有明字。又以其子两耳垂肩，两手过膝，为帝王相，走路故做龙行虎步。”5王觉一企图推翻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意向十分明显。
王觉一为了实现他的愿望，长期做着积蓄力量的工作。他不仅是在一般群众中发展教徒，更注意在军队中发展组织。据田映堂在供词中说：“光绪六年五月间，王觉一同他徒弟张道符，是桃源人，说他们路过革员家，特来拜访。已晚了，革员就留他两人在家住了一夜，与他谈讲易经、八卦等书。次早，他们就走了。以后并未再见。七年，不记月日，又有卖京货的刘至刚，革员向他挑上买带子，他问革员姓名。他说，听老师王觉一说过，田大人学问甚好。他师现在天津李宫保营务处当差。问革员可愿往营里当差。”6还有一个证据材料可证明王觉一此时正在天津活动。据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供词云：“今年正月间，小的在吴何氏家合萧（氵凤）仪认识，就从他入教。他的教名末后一着，就是白莲教。教主是山东青州府人王角〔觉〕一，现在天津。”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王觉一已经打进了清军内部，而且是在李鸿章营务处当差。
王觉一进入军营可能具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提升自身的军事才能，一是在清军中物色为其所用的军事人才。因此有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他本人或手下在千方百计与军队的人员接触，并争取将他们拉入组织。除清军参将田映堂之外，末后一着教组织中还有多位军人出身的教徒。如湖北教徒熊定国曾是“震军”军官出身8，河南汝宁教徒陈本立是汝州城守备衙门的军人9，河南南阳教徒乔百金是有五品军功的军官10，山东教徒刘永贵是曹县带勇官11，等等。笔者在档案中还发现一份有关末后一着教与军队有联系的重要卷宗，这对于了解王觉一等人的图谋会有所帮助。这件卷宗名为《涡阳县申盘获教匪韩文举六名案》，详尽的记录了抓捕“教匪”韩文举等人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夜间，安徽颍州府涡阳县官兵在盘查来往人员时，发现6名从河南过来的清军官兵，他们携带军械，其中还有“洋炮二根”，引起涡阳方面的怀疑。于是被收押盘问，他们自称是驻扎汝宁的蒋营官兵，奉上司之命出来执行剿匪任务。自报名姓分别是韩文举、邵步金、李永贵、赵李盛、周广恩、邵步德。涡阳县立刻将韩文举等人的口供行文到汝宁问询，汝宁府刑房秉承知府周冠之命回了一件公函云：
贵县移会以拿获韩文举等六犯，起出军械，供系攻剿杨家寨夺获之件，情节可疑，嘱即查案，移复等因，准此。查光绪七年十一月间，本府访闻汝阳县教匪滋事案内本有韩文举、刘永贵名目。厥后缉获张怀松等各犯，禀请提省审办。一面饬缉韩文举等，未获。嗣奉巡抚李分咨直隶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院。暨……归德总镇饬拿田映堂解汝，讯供由府解省审办，仍一体严拿。刘永贵等迄未弋获，各在卷。兹准前因。本府阅韩文举、邵步金、李永贵等原供处称汝宁府来文调营去打杨家寨一节，查教匪案由要犯杨西振、杨西杰、杨西岱均住汝阳县属之杨家寨，该犯等闻拿远扬，至今尚未就获。当时本府并无调兵攻打之事。现在蒋营所部练军，一哨驻扎汝郡。系在案已破获之后，遍加查询，以无该犯等充勇。案据如谓营勇告假回籍，诚如来牍，应有护照为凭。乃该犯等身犯重案，迨经贵县盘获，复敢冒充营勇，诈称攻打教匪，巧饰欺朦，刁顽已极。因思本府前次访获滋事教匪，系差役营汛缉获，并非蒋营勇丁，捕拿解省审办者，确有九名。该犯等若非邪教党类探听消息，岂能如此灼见真知。其李永贵一名，更恐刘永贵控供假名，意图隐讳，或系本府前获案犯不吐真姓，实亦未可定。复查前据各犯供明，刘永贵在山东曹县衙门管带小队，起意欲举大事，情节尤为至重。细绎贵县现审供词，谚所谓营混子者，即是此辈，狼子野性，无所不为，断难任其掩饰。即同伙邵步金等四名，亦难保非教匪改易姓名，逸逃法网。案情重大，不厌精详。拟合照抄禀稿移复，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迅即提集各犯，隔别熬审，务得确情，录取切供，据实通禀各宪，解豫归案讯办。仍祈将审出供情，照录示知，以便禀办。幸勿稽延，望速施行至移省。1
从这件长篇公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末后一着教徒已经打入了军队。文中所提到的韩文举就是汝宁教首萧（氵凤）仪的重外甥。文中所提及的杨氏三人，其中杨西振、杨西杰，不久也被抓获。2这些人都是预谋在河南起事攻打汝宁府城的参与者。由此可见，王觉一等人一直想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其推翻清朝的目的。
第四，武装暴动及其失败
王觉一经过多年的工作，于是准备实施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光绪九年，王觉一认为时机已成熟而起事，起义所选择的地点是江苏海州、武进和湖北汉口、荆州。3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王觉一在《庚辰年书帖》中云：“庚辰冬间天机现”以及“单等金鸡三唱晓，四十八龙入中原”。说明早在庚辰年即光绪六年，王觉一就发出了起义信号，而选择的起义地点是在中原，故有“四十八龙入中原”的暗示。王觉一既然是山东人，他主要传教地区也是在北方，又为什么会选择到江南发动起事？这有违常理的做法又如何解释呢？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新线索。
光绪七年十一月间，河南汝宁府破获一起有人企图攻打府城的大案。此案抓捕了涉案人员多人。经审讯后，这些人留下大量口供和官府审讯记录。通过这些材料揭示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的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是萧（氵凤）仪、张怀松、苏天爵等人，参与者都是自称为末后一着教的教徒，教主是王觉一。据当时的组织者萧（氵凤）仪供称：
王角〔觉〕一说，癸未年洋人作乱，叫修道的人合洋人去说理。小的说，作乱必从东南动手，这是从八卦推下来的。去年十月间，陈本立给小的说起反的话。十一月二十二日，吴何氏着韩自立把小的叫来说，苏天爵、谢务本、陈本立要起反，小的允从。回去二十六日，小的萧黑家借他的房子请客约人，小的请有杨西振、杨西杰、韩文举、于成德，还有杨万世。小的对他们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一日这两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下大乱。”杨西振约人入伙，约定十二月初一日夜动手。起反的人头带〔戴〕白布扎巾、红头绳为记。十一月二十八日，小的就把孙子合儿媳都送进城来。张怀松并没有小人的烟土。请客起反的事合张怀松说过。小的请客，张怀松不知道。1
张怀松在供词中说：
去年正月间，萧凤仪领着陈本立到过小的家。到十月间，萧凤仪往小的家，对小的说，陈本立们要想起反，小的叫萧凤仪劝他。十一月初八日，吴何氏着韩姓把小的叫到他家，见谢务本、陈本立，说要动手起反。小的劝他们，现今时候不到，不能起反。谢务本们说，来的混家子一定要动手，已按不住。小的只有听着。这初一起反的事，陈本立、谢务本都对小的说过，小的并未报案。已知错了。而小的合苏天爵先并不认得。2
萧、张两人供词都交代了他们准备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起事的情况。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韩文举被俘后的供词说：
上蔡县人，邵店住。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小的舅爷肖凤仪在肖黑家请客，有杨万世、杨西杰、杨西振两代，上蔡孙（庄）人余成德合小的在场。肖凤仪说，他拜山东人王角一为师，吃斋习教念经。肖凤仪还说，这城内人苏先生，名叫天爵，会算定十二月初一日天昏地暗，天下大乱。叫小的把小的母亲送进城内。肖凤仪说，有城内人陈本立、南方人刘大人名叫永贵，带四个营头也到。十二月初一日，来破汝宁府城。他同吃斋的人过多是（相识），城内吃斋的人家，门首都挂红灯笼，就不伤害他。到进城时候，肖凤仪每人给白布一尺，顶头红头绳为记。3
其他案犯不仅交代出起事计划，还供出军师是苏天爵。当时的主审官汝宁知府周冠在审讯后奏报云：“王觉一说，天下要乱。萧（氵凤）仪等信以为真，倡言按照八卦算定壬午、癸未年天下大乱，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天昏地暗。因与陈本立、苏天爵、杨西杰等商议起反，并令苏天爵为军师，定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夜，先攻汝宁府城，相率北上。”4由此可见，当时末后一着教是准备在河南起事，占领汝宁后北上。这一时期，王觉一频繁出现在河南，从中也能反映出起事最初选择在北方。然而，由于“事机泄露，未能依期起事”5，此后，王觉一才将起事的中心转移到江南。
光绪九年三月初，王觉一携子王继太与门徒刘至刚等人，前往江南部署指挥徒众起事。他们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江苏的海州、武进，湖北的汉口、荆州以及河南南阳等地同时起事。江苏方面以徐金洪任总头目，吴云山、万老四等协同指挥。湖北方面以邓老五、邓玉亭、熊老八等为首，熊定国为军师。河南方面以高配天、乔百金为首组织领导起义。江苏、湖北、河南三地起义先后被官军镇压。总教首王觉一和重要头目刘至刚、张道符等人逃走，王继太被捕获，众多教徒被捕杀。江苏、湖北起事的经过，已被两江总督左宗棠、曾国荃、湖广总督涂宗瀛、漕运总督杨昌浚等人写入奏折上报朝廷，后人着作多有论述，因此不再赘述。河南方面的起事至今未引起重视，下面做些阐述。
光绪九年末，河南南阳抓获了多名末后一着教徒众，通过他们的口供和起获的大批物证实物，使河南的起事内幕昭然若揭。河南教徒汝宁起事失败后，南阳府成为教徒的活动中心。王觉一在组织江苏、湖北起事前，曾几次到过南阳，名为讲经传道，实则在进行起事部署。江苏、湖北的起义迅速失败，使河南教徒未敢贸然举事，并试图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谢尚奇供述：“乔百金说，王觉一在湖北闹事，板上有大家的名字，可以去了。”1指示手下教徒赶紧远走逃避抓捕。参加湖北起事的有不少教徒都得到南阳方面的接应，取道南阳转逃各地。南阳教徒殷五被捕后曾供述：高配天“将他（王觉一）邀到小的铺内，高配天、吴天明都到小的铺内，过了一天，王觉一就走了。后（我）被官兵拿获了。”2河南官府在追问重要头目湖北人陈守照的下落时，乔百金供称：“去年二月间，陈二少（守照）骑马带着跟班到监生店内，因此见面认识，并托卖过（烟）土。现在不知陈二少爷到何处去了。”3尽管南阳未能及时起事，但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小。官军在南阳教徒内部缴获了大量的用于起事的旗帜、印信等物品，其中有：“命总部统领御林军扫清王李封一纸上印伪印二颗，学庸圣解木板九块，杏黄缎命选高配天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印花布命领千字号并天传大道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印花洋布大汉龙朝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花洋布命领千字号一幅上印伪印一颗，吴俸汉黄布令旗二件上印小方伪印各一颗，白洋布朱海佛国图二幅内一幅上印伪印一颗、一幅上印长伪印一颗，白洋布金寿图一幅上印伪印一颗，白洋布不显字句二幅内一幅上印伪印一颗、一幅上有模糊图书数块”4，等等。从这些起事用的物品来看，河南是末后一着教的重要基地。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清朝军机大臣奉上谕给鹿传霖等云：“南阳等处，习教之风传染已久，亟应严密访拿，以遏乱萌。现获之高勤等八犯，着鹿传霖督饬臬司，严行审讯，毋任狡展。”5这也反映出，河南南阳等地是民间宗教的活跃地区。因此，研究末后一着教的活动情况，不可忽略了河南地区。
五、晚清政府对末后一着教的审理
末后一着教从立案到结案，前后整整三年时间。以往对末后一着教的研究，人们不太关注对该教的审理情况。其实，考察晚清政府对此案的审理情况，不仅对末后一着教的结局有所了解，而且通过该案可以看到晚清政体所存在的某些弊病。
清朝采用行政兼理司法的作法，司法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因此，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为案件的主审官。审理末后一着教大案，实际上经过县级、府级、省级、中央四级层层审理。
最初接手末后一着教案的是时任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令车鸿远。据车鸿远说：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汝阳县衙门外出现一张匿名告变揭帖，“经访查，亦查不出何人所贴，何人滋事”1。十二月初一日，有人到县衙举报说：有一伙人要造反。车县令不敢怠慢，命兵勇照举报的名单抓人。苏天爵、陈本立、郭振青、牛登科、萧（氵凤）仪、张怀松等人先后归案，韩汶举等人逃逸。官兵在案犯家起获铜印、三极图等物证。于是，揭开了长达三年的审判序幕。汝阳县属汝宁府管辖，县治所在地在汝宁府城。经过车县令初审后，此案移送汝宁府。
汝宁知府周冠立即派员会审，这伙人交代了他们是末后一着教徒众，计划造反先夺取府城，然后北上。他们的教主是名叫王觉一的人，此次起事的领导者是萧（氵凤）仪和张怀松，苏天爵为军师。随后，周冠将此案及其审理结果奏报河南巡抚衙门。
河南巡抚李鹤年接到汝宁府奏报的案件后，立即委派开封府知府陈桂芬赴汝宁，与周冠等会审。陈桂芬不敢定夺，经请示李鹤年批准，光绪八年二月将案犯和各级审讯的记录、案犯口供、收缴的物证解至省府开封。但陈桂芬不久卸任，李鹤年再派新任开封知府王兆兰负责审理此案。由于案犯纷纷翻供，案件不仅未有进展，王兆兰却因卷入另一案黑幕，被朝廷查办。随后，“有控告王革守兆兰之子及其幕友王姓，勾串王觉一”2。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王兆兰、马永修、马翥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3不仅审理该案的主要官员被革职，连李鹤年也不能幸免。同时的上谕：“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哓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李鹤年、梅启照均着即行革职。”4巡抚与开封府首脑同时被革职，末后一着教案无法审理下去了。尔后，朝廷任命鹿传霖为河南巡抚，但鹿传霖迟迟未到任。同年三月十一日，“上谕：河南巡抚着成孚暂行护理。”5河南巡抚也先后易人，致使末后一着教案的审理搁浅。
光绪九年八月，鹿传霖赴任，直到第二年正月才过问此案，并责令新任开封知府陆襄钺负责组织该案的审理。光绪十年正月初五日，鹿传霖行札与汝宁知府周冠，让他立刻赶赴开封参加汝宁末后一着教的复审。周冠于正月初八日，复函说明不能前去的理由：（1）此案当时已经审清楚，案犯“未就地正法”的原因是，“卑府以此案关教匪滋事，毗连数省，教首王觉一未获”。6（2）国家有律令规定：“各省督抚事关重大涉疑难，应行提审案件，率同司道亲行研讯，尚有仍发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违制杖一百公罪例，革职留任。又督抚藩臬，如有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各等语。此案至为重大，案情又涉疑难例，应大宪亲提。卑府确系原问之官，例不应会同审问者。”（3）我这里下雪了，“当此麦芽出土，瑞雪应时荒之余”，我要去劝农了。周冠的复函等于说，此案我已经审理清楚了，你鹿传霖难道连原审官需要回避的律令都不知道吗？我这里很忙不能前去。周冠让鹿传霖下不了台不说，更有甚者还在信中说：“河南吏治之坏，至今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存。其故在案愈大，愈不敢办。刑幕以趋避为能，印官以讳匿为巧。与其获犯秉办，不惟解犯需费，且恐犯供翻复，经年屡月未能定谳，受累滋深。于是幕友为官运筹，相率灭迹。即有万不得已秉提之件，谳局各幕相视作难，又限于审期，设法舞文，曲为脱卸，非藉口于犯供游移，即托词于案证未集，或竟至延搁不理。不惟寻常命盗为然，即谋叛逆伦亦不问，例章概置高阁，心法授受，官幕相沿，历来已久。渠魁漏网，良善衔冤，昏烟霾雾之中，泣血者不知凡几！”周冠直言揭露河南吏治的腐败，这等于捅了主持河南政务的鹿传霖的心窝。上年二月初六日，皇帝曾谕令李鹤年：“该省吏治废弛，亟宜大加整顿。该府务当破除情面，督饬属员，力除积习，以期吏治日有起色。”1当月李鹤年就被罢官。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又上谕：“着鹿传霖按照（御史）所奏，督饬属员，实力整顿，以期吏治日有起色，毋得视为具文。”2河南吏治问题，已经引起朝廷的注意。在这节骨眼上，周冠揭露河南吏治腐败，不正是火上浇油吗？这关乎乌纱帽之事，鹿传霖岂能容忍？于是上奏朝廷参了周冠一本。
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鹿传霖奏：知府刚愎任性，请旨革职等语。河南汝宁府知府周冠，于教匪要案原讯未能得实，经该抚饬调该员来省会审，复肆意禀渎，抗不遵调，且听信劣幕等情，实属荒谬。周冠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钦此。”3鹿传霖何许人也？乃时任兵部尚书张之万的妹夫。周冠碰到枪口上，受到革职查办是自取其祸。鹿传霖遂调汝阳县令车鸿远前去参加复审。周冠“二十年京秩”4，曾出任过开封府知府，职级为三品，说拿下就拿下。车鸿远身为七品芝麻官，自然不敢犯刺，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到省，“二十八日，即随开封府询问，凡开封府提讯，均随同会讯”5。此案主审官陆襄钺不久又卸任，由新任开封知府鞠捷昌接审此案。案件在接力审理中，越来越复杂。正如后来接手该案的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说：“案悬三载，承审官更数任，前后供词轇轕，猝难得其要领。”6
在末后一着教的审理过程中，先后有萧（氵凤）仪、牛登科、杨西振、钱振元四名主要案犯暴死于监狱。据当时监狱官说：钱振元“清河县监患病身死”。死因“系痰喘旧病复发，喘急难受，多服烟灰作引子之戒烟丸，毒发所致。”7牛登科“约三十余岁”，因患病而死。据当时捕快张敬逢说：光绪九年正月十日，“拿获教匪牛登科，前因在店患病，当经禀明医治罔效，延至本月十二日，因病身死”。8萧（氵凤）仪、杨西振之死也很蹊跷，病因不明。随着四案犯之死，其他案犯纷纷翻供，而造成死无对证的结果。
正在清朝各级政府对此案一筹莫展之时，王觉一领导的末后一着教又在江苏、湖北等地起事。王觉一之子王继太被俘后，交代出汝宁萧（氵凤）仪、苏天爵等曾谋划造反之事。王继太供词中说：“七年冬天里，河南教徒苏添爵、萧凤仪、张怀松们在汝宁府地方传教，听见安徽亳州起有天主堂，苏添爵们因那理〔里〕同汝宁连界，想要纠人抢劫，焚烧天主堂，就此乘机起事。父亲说：‘上年彗星出见，曾经说过，彗星扫空天机变，怕的恶鬼起狼烟的话。见在时候尚早，不可就动。’向他们拦阻。苏天爵们不依，就被府县访闻查拿，苏天爵们就获，大众逃散。”9于是对此案的审理又出现转机。
光绪十年九月，朝廷又派钦差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乌拉布重审此案。据清朝军机大臣奉上谕云：“钦差工部左侍郎孙、乌，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前有人奏，河南汝宁府破获王觉一教党张怀松等谋袭郡城一案，延搁过久，当令刑部查奏。旋经该部奏交鹿传霖讯拟。兹据该抚奏称，现将此案督同臬司反复究诘，坚称实未谋逆，与前讯供歧异等语。此案罪名出入甚重，必应确切研究，以成信谳。着派孙毓汶、乌拉布就近提集全案人证、卷宗，详讯确情，定谳具奏。”10而后，孙、乌及刑部员外郎讷钦、主事周景曾、王联璧等人赴河南办案。十一月末，经过两个月的审理，孙毓汶、乌沙布将此案终审结果写成长达万言的结案奏折，上报朝廷。于是勉强将末后一着教案划上句号。然而，我们今天来看这份奏折，处处凸现出是一笔没有理清的糊涂帐。奏折大量的笔墨耗费在细梢末节之上，而对于实质性问题极力回避。诸如，该教创立的时间，教主与骨干头目的身分，参加的成员及组织的分布，经书的种类和收缴的情况等等，大都并未涉及。奏折对有关涉案人员的处理也令人疑惑。案犯获流放、罚没为奴等惩处，但无一人被处死。而且，尽力开脱像参将田映堂这样有身分的人，使其被无罪释放。1于是这样一件惊天大案，顿时化为一般的习教小案。此案经过孙、乌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后，末后一着教案再无人提及。逃逸的教主王觉一与该教众多的上层头目，从此逍遥法外。因而他们的下落，至今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难解之谜。
6 濮文起主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第310、311页。
7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1 《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2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3 《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周冠谨将逆词抄开具请折恭呈宪鉴》（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267—5。
4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73页。
5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程明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6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7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8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南阳知府濮文进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四日），甲267—4。
9 《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10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王富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1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2 《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13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即乔其中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4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2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3 《开封府一件刑房一件缉究事·两湖都堂涂咨》（光绪九年六月十一日），甲267—4。
4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30页。
5 《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6 《苏天爵供》（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7—1。原件上有苏天爵签名，并有“右手二指”墨迹手印。
7 《汝宁府刑房卷一宗·吴何氏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267—5。
8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7页。
9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8页。
10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1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2 《左宗棠奏折》（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档案，8888—20。
13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4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为悬赏缉拿事》（光绪九年六月初一日），甲267—4。
1 鹿传霖：《奏为提审重案》（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7—2。档案中存有该印的印模，据王育成先生考证，此印为“秉教加持之印”。王先生还在江苏见过同类印章实物。
2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8页。
3 《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4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9页。
5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谢尚奇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甲267—4。
6 《萧凤仪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7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8 《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9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0 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45页。
11 以下引文见《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12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13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吴天明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甲267—4。
14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山东咨会奏拿获教匪家属审明按例定拟一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甲267—5。
15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南巡抚鹿传霖札》（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甲267—4。
1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高勤即高配天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2 曾国荃：《续获匪犯正法疏》（光绪十年五月初二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2，第29页。
3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4 《张怀松供》（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7—1。
5 《张怀松即张华松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1。
6 《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 黄育楩：《破邪详辩》，《清史资料》第3辑，第23页。
2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3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高勤即高配天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4 《汝宁刑房卷一宗·萧凤仪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267—5。
5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6 《田映堂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
7 《陈本立供》（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7—2。
8 《准两湖咨有教匪王觉一等滋事札饬各州县一体缉拿卷·职员熊定国供》（光绪九年五月十五日），甲267—4。
9 《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0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即乔其中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11 《陈本立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7—2。
1 《汝宁府刑房卷一宗·涡阳县申盘获教匪韩文举六名案》（光绪八年五月初一日），甲267—5。
2 《汝阳县刑房一宗·二快差役张金凤等禀获从教滋事之杨西振等到案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甲267—5。
3 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第128页；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第352页。
1 《汝阳县禀访获奸匪张怀松等习教滋事一案卷·萧凤仪供》（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2 《张怀松供》（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17—1。
3 《汝宁府刑房卷一宗为申请事·韩文举供》（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甲267—5。
4 《开封府刑房一件缉究事·护理抚院觉罗成札》（光绪九年六月十四日），甲267—4。
5 《开封府刑房一件缉究事·护理抚院觉罗成札》（光绪九年六月十四日），甲267—4。
1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谢尚奇即谢学天供》（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甲267—4。
2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殷五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甲267—4。
3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乔百金供》（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4。
4 《按察司吏房河北镇获解教匪卷·河南巡抚鹿传霖札》（光绪十年正月十九日），甲267—4。
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同知衔候补直隶州汝宁府汝阳县知县车鸿远禀》（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甲267—5。《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1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同知衔候补直隶州汝宁府汝阳县知县车鸿远禀》（光绪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甲267—5。《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2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汝宁知府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
4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77页。
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94页。
6 以下引文均见《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汝宁知府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1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45页。
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光绪九年)，第270页。
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光绪十年)，第42页。
4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汝宁第二号·三品衔周冠谨禀》（光绪十年正月初八日），甲267—5。
5 《汝阳令车鸿远自书亲供》(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7—2。
6 《孙毓汶、乌拉布奏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7—2。
7 曾国荃：《续获教匪分别议拟疏》（光绪十年八月十九日），《曾忠襄公奏议》卷24，第21页。
8 《汝阳县刑房一宗为讯究事·张敬逢为禀请诣验事》（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甲267—5。
9 《巡抚部院刑房卷一宗·王继太即王际太供》（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甲267—5。
1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光绪十年)，第285页。
1 按：孙毓汶、乌拉布审案期间，汝宁府汝阳县6名耆绅写《具保状》，50名乡绅联名写《具甘结》，孙、乌可能受其影响。《具保状》、《具甘结》（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