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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宋伯鲁与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期间，台谏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一是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另一个当推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伯鲁思想敏锐，学通中外，在担任御史的数年中，“丰裁峻整，弹劾不避权贵”(《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七。)，尤其是在变法开始后，他发人之所不敢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与阻挠维新的顽固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对百日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曾指出：台谏诸臣中，惟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版，下同）第91页。)。本文拟据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对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作一考察。
（一）
宋伯鲁，字芝栋，亦称子钝，晚号芝田，陕西省醴泉县人。“家素丰，后中落”，其父为生员，工花卉，有“南田”之誉。伯鲁由廪生“以优行贡成均”，中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入词林，散馆授职编修。1891年充辛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1894年又充甲午科山东乡试副考官，旋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在宋伯鲁任京官期间，清政府已江河日下，政治十分腐败，上下贿赂公行，军备废驰，吏治败坏。宋伯鲁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多次上书要朝廷澄清吏治，整饬军备。如光绪二十二年他曾先后三次上书，疏陈长江水师积弊，提出整顿办法，以图巩固江防；奏参陕西地方官傅汝梅劣迹，请饬查办；痛陈陕西商州一带被灾情形，请求朝廷派员赈抚，并建议惩处讳灾不报的地方官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二年军机档记载，宋伯鲁于当年六月十五日递《长江水师积弊亟宜振整折》，八月二十六日递《请饬查傅汝梅劣迹片》，十二月十六日递《请赈抚商州灾情片》。)。为了防止官吏贪墨，他要求压缩、严核工程开支，凡必须兴建的重大工程，经勘估后，仍应交工部复核，以杜漏卮(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968页。)。宋伯鲁的这一系列奏疏，都表明他早已对清廷腐败政治不满和对民瘼的关心。然而，宋伯鲁由一个受传统教育的封建士大夫转变为维新派亲密的合作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目睹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惨遭失败，“国势顿挫，人心震叠”；民族危机变得十分严重，加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思想影响，使他痛切地感到：不改变旧法，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对于旧营垒的弊端看得更加清楚，指责执掌朝政者，“但知泥古，不知通今”，“谈经术词章则有余，论艰难宏济则不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此片为《请设总署额缺折》附片之三。又《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亦辑此片，惟舛误之处颇多。)，评击洋务派大多是“龌龊之辈”，“操利权者多中饱，怀诈□者必叵测”，因此，“终年谈洋务而时局日棘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此片为《请设总署额缺折》附片之三。又《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亦辑此片，惟舛误之处颇多。)。
宋伯鲁急切地要求改变现状。他一面疏请变通科场旧制，一面建议总理衙门广泛颁印有裨实用的西学新书，并建议出使各国大臣博采精择，推荐回国，以便沟通中西，开扩见闻，使“迂疏之士皆化为有用之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此片为《请设总署额缺折》附片之三。又《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亦辑此片，惟舛误之处颇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沙俄等帝国主义接踵而至。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策动下，宋伯鲁于是年冬天，与阎要□竹等人在京师积极筹划组织“关学会”。该会之缘起略谓：有清二百多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终于酿成德发难端，闹聚胶墨，英觊长江，耀兵舟山，俄舰□集，养虎自卫。关中为“奥区神皋，天府四塞”，拟为陪都，然而“士仅知耻而鲜声气之求，民之奉法而乏勇敢之气”(《京师关西学会缘起》，见《知新报》第四十五册。)，工窳商蹙，一无可恃，此种状况，亟待改变。该会主张组织旅京的同乡集会，研讨新政，筹划变法，并以京师为起点，“鸠联桑梓”(《京师关西学会缘起》，见《知新报》第四十五册。)，带动整个关中地区奋起维新。“关学会”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宗旨，吸引了许多有志于改革的士大夫，为后来“保国会”的成立，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二）
当百日维新的高潮到来之际，宋伯鲁十分活跃。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政治改革。综括他这一时期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顾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大胆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对封建政体实施改革。
宋伯鲁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一个显着的特征，即认为要解脱民族的苦难，使国家臻于强盛，必须走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尤其是学习他们先进的政治制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他奏请清廷设立议政处，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
宋伯鲁在这个奏折中明白提出议政处的宗旨，应“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该折的开头部分即尖锐指出，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在于将国家大事“责诸数人，万绪千端，决于一旦”，其结果往往是“揆诸时务，或似合而实离；施之天下，或始集（济）而终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清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于是导致了大局岌岌，不可收拾。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将国事交付议院商讨，“盖不虚衰则理不显，不博采则事不明也。泰西上下议院深得此意，其所以强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宋伯鲁主张把议政处摆在“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的地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议政员人选，由各省督抚举荐“博通古今，洞晓时务，体用兼宏者各一人”，“由京官一品以上共举十人”，“以三十员为限，月给薪水，轮流住班。有事则集，不足则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议政处的职能为：“凡国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议政处，以十日为限，急则三、五日，议成上之军机王大臣，不可则再议，军机复核无异，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他认为这样便可以“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二月初八日宋伯鲁递有《请设议政处折》；又《翁文恭公日记》同日亦记有：“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片：发洋书交翰林读。”查清宫档案，宋折盖已阙失，惟附片尚存，而《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类适辑有此折。可能戊戌政变后，伯鲁将此折底稿携归故里，故得以保存。此折对研究维新派政治活动极为重要。)。
显然，宋伯鲁设计的这个“议政处”，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所不同的只是它最终还是对封建皇帝负责，“议政员”也非出自民选。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康有为提出的“制度局”一类的机构，其目的是要光绪皇帝拔擢维新志士参与议政处，从而将守旧势力架空，以利于新法的推行。所以这个建议必然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使光绪帝不得不将此折“留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宋折于二月八日“随事递呈，次日发下”，“另匣封存”，并注明将此折“恭呈慈览”。)。然而，宋伯鲁并未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在光绪皇帝颁诏宣告维新不久，他再次递折，要光绪帝采万国良法，对于迂谬愚簪的守旧派当“褫其一二以警天下”，并再次提出改革封建政体的建议：“臣考察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
宋伯鲁在这里表露了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制的向往之情。他将清政府的现行体制与资产阶级国家作了一番对比，指出“军机为政府，跪对不过须臾，是仅为出纳喉舌之人，而无论思经邦之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至对六部和总署，都是“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条陈亦得与议，是以手足代谋思之任，五官乖宜，举动失措”(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他提出，要推行新政，当务之急是“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宋伯鲁认为，只要设立了立法院、议政处之类的机构，全国的志士仁人一定会欢欣鼓舞，振弊起衰，指日可待，守旧之徒也会“洗心回面，改视易听，而奉宣新法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宋伯鲁的这些建议，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它表达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把先进的政治思想引进中国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
为了推进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宋伯鲁还向清廷建议，将总理衙门官书局的时务书籍尽快颁发给翰林们阅读。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许多读经书的封建文人长期拘泥于“夷夏之防”，纲常名教，不知西学为何物。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以致“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排斥西学在翰林院尤盛。宋伯鲁尖锐指出：京师言储才首推翰林院，而翰林院所讲求的，“仍不出记诵辞章之肤末，汉唐宋明之旧法，敝精殚神，□时玩日，将来循资按格，□历卿贰，以其所学，达诸所用，南辕北辙，圆凿方枘，至于折足覆□，始悔前此不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总署官书局时务书籍请饬发翰林院片》。)。因此，他提议除学“经学四子”而外，还应该“兼习各国图书公法”，重点考求西方国家“政事之得失，制度之短长，旁及算法格致等学”，力求做到“探其源而极其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总署官书局时务书籍请饬发翰林院片》。)，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他建议朝廷将所有切要之书，统统颁发，“俾各员一律讲求，毋许仍前胶执，以期人才蔚起，其有愿入署究阅，或愿自行购读者，均听自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总署官书局时务书籍请饬发翰林院片》。)，但每月底必须将心得日记交送院长，院长“第其高下而进退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总署官书局时务书籍请饬发翰林院片》。)。这项建议得到光绪帝的支持。
二、在思想文化方面，极力主张废弃八股取士，为此同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百日维新的序幕一拉开，宋伯鲁即代维新派第一个递上了请废除八股的奏折，痛陈八股危害，要求“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15页。)。这个建议遭到礼部尚书许应□等顽固分子的反对，宋伯鲁与杨深秀联衔上书，弹劾许应□“日以窒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从”(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099页（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要求令其“退出总理衙门，解去礼部职务，以为守旧误国者戒”(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099页（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戊戌五月五日光绪帝诏令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守旧之徒“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有些直隶士人甚至于对维新派行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161页)。但宋伯鲁临危不惧，于五月十二日再次递折谓：“八股取士，行之千数百年，守旧之徒，舍此无所谓学，一旦改革，失所凭依，必有起而力争之者。”认为中国历来的改革之所以进行不下去，就是由于“恃守旧法为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于天下，一有兴革，必群起而攻击。要求光绪帝“持以毅力，勿为所摇，并申下谕旨，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16—217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宋伯鲁锐志更张的坚定立场。
三、极力主张尽快发展民族经济，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挽回利权。
宋伯鲁在百日维新过程中，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在政治、文化方面实施改革，同时也要求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一并进行。他之所以主张振兴民族经济，首先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在戊戌二月十七日所递的《请统筹全局折》痛陈丧权辱国的状况说：“自胶州据后，强邻以藩属待我。”“山西铁路、矿务既借与俄，直隶、山东、山西练兵皆请俄教习，是北方非我有也！长江吴越厘金与英，是南方非我有也；顷又闻琼州已为法据，大连湾将让与俄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落后，“国势既弱，一言恫喝，俯首听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此，他主张派员往美集款数万万，开发矿产，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并发展军事工业，开办枪炮厂和水师学堂，只有这样才能“保大权而存疆土”。尽管宋伯鲁向美国寻求借款的计划未必就能实现，然而，他借此以兴内政、以弭外患、以保疆土的愿望却是不容置疑的。
宋伯鲁的经济改革思想有两个重点：第一，反对官办，主张多发展民办企业。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他上书清廷，疏陈官办铁路的弊端，强调“官不如商”(中国第一历档史案馆：宋伯鲁《各省举办铁路官不如商折》。)，主张让各省商人筹款承修铁路。第二，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再次疏请依照西法，修筑京师道路。谓：京师为首善之区，而道路凸凹不平，污秽万扰，其原因是承修者拘守旧法，敷衍了事，“今日铺平之道，明日一雨，则冲刷淤塞，泥塘如故，再雨再修，再修再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终无工竣之期，亦终无可行之路”(中国第一历档史案馆：宋伯鲁《各省举办铁路官不如商折》。)故建议派“通达西政之大臣一员，专理其事，依照西法，择九城内外要紧干路先行修筑，安设电灯，巡捕必周必密，一切详细章程，均须采用外国，总期有利无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仿西法修路片》。)。
综观宋伯鲁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表现，他是积极主张实行全面改革的，他善于从对比中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比当时的封建主义中国优越，因此，在整个变法期间的奏章中，都贯穿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他大声疾呼：“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仍削，深通其故，显豁无疑，而后推行新政，可无滞碍。”(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第3—4、170页。)他告诫清统治者应“晓然于天变之道，古今之殊，无泥古自骄，无拘墟自惑”(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第3—4、170页。)。这种迫切要求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现状的思想，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应当肯定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
对于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如何估价，历来看法不大一致。这里仅就评价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宋伯鲁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
晚近以来，在评述戊戌变法的某些文章中，往往忽略了宋伯鲁的活动。其实宋伯鲁在百日维新前后，与康、梁等维新派关系十分密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他不仅多次代康有为呈递变法奏章，而且康有为当时不便讲，或不敢讲的许多话，都通过宋伯鲁之口讲了出来。譬如，效法泰西上下议院之制，设立议政处、立法院等建议，即由宋伯鲁提出。又如，顽固派企图藉赴上海办报，将康有为排挤出京师。宋伯鲁即于五月二十九日提出“官报宜设京都”(宋伯鲁《请改时务报为官报折》。)的主张，与守旧势力针锋相对。维新派要开懋勤殿，宋伯鲁即带头上折提出：“请选通才以备顾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军机档。)的建议，并首先推荐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参与其事(《康南海自编年谱》云：“四卿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9页。)。
宋伯鲁与维新派之间这种密切合作的关系是始终如一的。戊戌七月之后，新旧两党矛盾已极度尖锐。守旧势力十分猖獗，京师气氛极为紧张，宋伯鲁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同康有为交往更加密切。他于七月二十八日代康有为递上了弹劾“昏老悖谬、阻抑新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参谭钟麟折》。)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省臬司魁元，主张用李端□、陈宝箴等倾向维新的大员取而代之。直到政变前夕，他还和杨深秀等人同往康有为住处慰问。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颁布了训政诏书，宋伯鲁还代维新派递上了最后一个奏折，痛陈列强“眈眈环视，旦夕宰割”，要光绪皇帝采取紧急措施，重用康有为以挽危局。
宋伯鲁的上述表现说明，他是维新派的真诚合作者，在变法期间，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对此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关于宋伯鲁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
应当肯定，宋伯鲁在变法期间，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是寄于幻想的。如他认为：“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若招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在《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中说：“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畅晓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第3—4、170页。)。从宋伯鲁的这些见解来看，他只把沙俄和德、法帝国主义者视作敌人，而对英、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了解，以至相信传教士李提摩太的鬼话，搞什么“四国合邦”，无疑是十分错误的。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宋伯鲁的上述见解，并非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说，“及夜杨漪川、宋芝栋、李孟符、王小航来慰……吾……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161页。)。可见，宋伯鲁正是按照康有为的意图提出上述建议的。因此，如果因为宋伯鲁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有这些错误，而否定其在变法中的积极作用，那是不妥当的。
而且，从新近发现的档案材料来看，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宋伯鲁即对帝国主义分子在华活动感到可疑，并提醒清政府予以注意。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奏片中写道：
“臣风闻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于宣武门内后水泡地方创立尚贤堂，欲讲求中西学问，格致博物等事，又在各处分送书册，有强华溯源、中国变新等名目。又间在督办军务处呈递条陈，种种行径，令人可疑。臣查洋人入中国传教，例所不禁，若干预政事，侈谈新法则前此所未有也。该教士以羁旅之臣，目击时艰，发为论说，且欲设学堂教育人才，似非心存叵测者可比，然朝廷用人行政，自有权衡，岂容外人越俎。且欧洲学问，中国非不讲求……然该教士所为，究未审若何居心！是否有别项情由，均难悬揣惟渠既在督办军务处曾上条陈，应请旨饬下督办军务处详细查核，是否应行禁止，抑或准其设立，均应听侯圣裁。”(中国第一历档史案馆：宋伯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设立学堂并在督办处呈递条陈请饬查片》。)
宋伯鲁的这个奏片说明他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还是警惕的，对于他们“目击时艰，发为论说”，设立学堂，教育人才，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并不反对，但对传教士干预中国的“用人行政”，却表示怀疑。他当时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
三、关于宋伯鲁和洋务派的关系问题。
有些论者以宋伯鲁奏折中有“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议论，即认为宋氏与洋务派张之洞的主张有近似之处，对此亦应作具体分析。
查宋伯鲁此论出自《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迅即改试策论折》。该折认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此折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显然，宋伯鲁在这里所谓的“中体西用”。是用来论说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的必要性的，与张之洞《劝学篇》的用意是有区别的。
再者，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乡会试既废八股而用策论，生童岁科试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折，交总署议而未行，欲因势并行之，乃自草一折，为杨漪川草一折，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栋上之。奉旨允行。”(《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161页。)可见宋伯鲁所呈折出自梁启超之手笔。梁在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曾说：
“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冶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奏议辑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附章程。)
将梁启超的观点与宋伯鲁上呈奏折相对照，内容简直毫无二致。我们不能因同样的言论出自宋伯鲁之口，便推论其与张之洞的《劝学篇》有相似之处，何况对“中体西用”的口号也应作历史的分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明确提出：“甲午丧失，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的口号，并非只是洋务派一家使用，当时，凡谈时务、言变法的人无不接受这一主张。同样是“中体西用”，维新派与洋务派各自理解亦不尽相同，而且在百日维新期间，双方亦未就这一口号发生过什么原则性争论。具体到宋伯鲁而论，他在变法过程中自始至终与康有为等人志同道合，休戚与共，他的许多奏章，既表达了他本人的意志，也反映了维新派的政见，因此很难把他同康梁等维新派分开，而与张之洞等洋务派联系在一起。
【资料来源：《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