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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一百多年来，学界的研究已有较大推进，特别是清宫档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对政变发生的原委有了更准确的了解。[①]当然，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当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学者的解读视角又各自有别，使得我们今天对政变内幕及有关细节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本文即是对戊戌政变有关问题的继续思考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戊戌七月的朝局与慈禧训政的关系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总体上说，学术界已经认同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训政并非偶发事件，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②]理由很简单，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诏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此后制约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皇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一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亲信。
慈禧“训政”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宫廷政变，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之变”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相比，却显得相当平和。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③]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慈禧太后在今人看来极为关键的时刻，仍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胜算在握的姿态。[④]
一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七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光绪帝令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也是催发训政的因素。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深入，兹不赘叙。这里所欲强调的是，在研究慈禧训政的理由时，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廷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与自己相处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据戊戌六月初九日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称：
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⑤]
信札说明光绪帝对大臣不明新学颇有成见。联系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将翁同龢开缺的情况，则光绪帝是否将自己的师傅也视为不明新学的“旧党”，恐怕也不是不可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光绪帝又赏讲西学的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以示褒奖。奖惩之间，已见态度之不同。
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诮责。戊戌年春间因德国亲王觐见事及代呈西学书籍事，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屡受到斥责，这些在翁日记中多有反映。戊戌五月李符曾致张之洞密函也说：“自康召对，枢臣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⑥]由于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问题。据载，“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一斑也。”[⑦]醉心新政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此外，据邝兆江先生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光绪二十四年《上谕档》和《现月档》抄存的部分上谕原件，研究了光绪帝朱笔删改谕稿的情况，从中也反映出其对军机大臣等廷臣不满的心态。[⑧]
新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的李鸿章不仅对枢臣有所批评，其实对光绪帝听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不以为然。李氏在五月廿八日日致其子经方的信函中说：
朝廷锐意振兴，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
六月二十九日又致函李经方云：
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⑨]
李鸿章认为，当政诸臣“因循衰惫”，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致使“无一事能实做者”。如果不考虑乙未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他对事态的分析和对当轴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
既然光绪帝与包括枢臣在内的廷臣关系日益格格不入，引发礼部六堂官事件也不奇怪了。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请求堂官代递，遭到拒绝，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愤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⑩]
这次事件从一个侧面确实反映了趋新与守旧之争，对此，以往论者多予以了正面评价。但是，从当时国家行政体制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此举显然含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一道谕旨将六位堂官同时罢黜，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即欠妥当。此举虽有杀一儆百之意，但负面效果很大。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除许应骙与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有过直接的冲突，可以纳入新旧冲突的范围，其他五位堂官与当时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旧，也都很难证明。仅仅因为对属员的奏折有不同看法而没有及时代递，便丢官罢职，不免惩罚过重。
百日维新后期，对士林震动较大的新政举措是裁撤冗署。七月十四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此外，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11]裁撤京师的闲散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极大反响。
陈夔龙后来分析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12]见到裁撤冗署的上谕后，叶昌炽的友人“劝不必以一官为恋，别为生计”，叶氏在日记中写道：“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13]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了着落，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在这些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下一步的升迁出路，当时士林舆论产生的怨气和抵触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负面效应对那些开始支持新政的官员来说，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戊戌七月以后，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倾向，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更引起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因此，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责任感，使这股势力日变得引人注目。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二、 杨崇伊上疏的意义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准确揭示这些人暗中活动的内幕仍有困难。但时人的记载，大体仍可以让我们了解事情的基本脉络：
（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盖自荣相莅任以来，亲友往还不绝于道，人亦不复措意。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七月三十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有见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14]
梁启超也称，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15]怀塔布、立山均为内务府大臣，为太后的亲信，他们在沟通荣禄与慈禧意见和制定计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真正出面奔走联络、打头阵的则是一些言官，其中中坚人物是御史杨崇伊。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考授御史，到任后不久便上疏弹劾京师强学会，后又纠弹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使其革职，是甲午后极为活跃的言官之一。叶昌炽日记八月初九日记：“闻首发难者乃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沉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叶氏评论多少可以代表当时京城士人对杨的看法。初十日友人来访,叶氏又记：“各证所闻，莘伯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王、廖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皇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16]可与上述日记相印证的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的信函。函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而杨莘伯乃手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是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而无一应者，遂独上之。[17]
从这些当时官员中流传的说法可知，杨崇伊八月初三日所上吁请太后训政的折子，[18]是荣禄与慈禧密谋的产物。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杨之所以如此出力，是因为得到了荣禄的高度信任。戊戌年六月荣禄给杨崇伊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该函云：
津门握晤，藉慰阔衷。顷展惠书，知前寄一缄已邀青及。……执事抱负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时自效，足见关怀大局，报国情殷。鄙人谬肩重任，亟思得贤自助，无如执事现官侍御，非疆臣所应奏调，格于成例，未便上陈。将来倘有机会可乘，必为设法以展长才。[19]
分析该信，可知杨崇伊曾有赴津投效荣禄之意，并希望荣禄能出面保奏，终因封疆大吏不能奏调御史的成例而未能成功；但是，荣禄答应如有机遇，一定会设法令其展露“长才”。后来的情况说明，杨崇伊在推动太后训政的密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现出了为荣禄赞赏的才干。政变后杨崇伊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
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一身之私，在所不顾。幸而圣慈圣孝略无猜嫌，虽圣躬服康逆丸药后，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近来专听中医，较七八月间有日新之象。执事闻之，当亦忻然。弟近有请免株连之疏，慈圣召对，反复陈说始得允从。[20]
此信应写于戊戌九月，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杨氏本人关于政变的一篇文字。虽信中所言康广仁便服私入宫禁及康有为向皇帝私进丸药皆系道听途说之言，但杨氏本人对自己不顾“一身之私”，独冲入告的事实并不讳言，且有引以为豪的感觉。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研究者对杨崇伊上疏所起的关键作用都有充分的认识，但大多认为慈禧因接到杨的上疏才决定训政，这恐是表面看法。立山、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慈禧是知情的，采取“训政”的办法，也是她授意和认可的。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500多字，如果说慈禧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因见到这数百字的条陈，便作出训政的决定，恐怕也过于简单。因此，杨崇伊的上疏，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发出的信号。
茅海建教授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八月初三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21]笔者以为，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作出的决定。而此前，她已获得的消息是八月初五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她对皇帝是否会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初四日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初六日慈禧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可以断论，训政上谕与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也不会是初六日才会起草的，训政的理由与康有为的罪名很早已经是慈禧及后党人物关注的问题了。总之，政变是在充分准备后发生的。
三、康有为联络袁世凯的活动
一般认为，就在慈禧、荣禄、庆王等人密谋策划训政的同时，康党于六七月间也开始了联络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的活动。[22]这种说法似有可疑之处。康氏在此时着手策划这种活动的动机是什么，似乎不能完全听信康党后来的解释，需要对当时的情况重新加以进行分析。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避居日本，因谋围颐和园之事受到舆论指责。康氏曾作《复依田百川君书》进行辩解：“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诏才下，四月二十七日，西后逐翁常熟，召见二品以上大臣，命荣禄出督直隶，统率袁、董、聂三军，定九月阅兵于天津，以为废立计，盖八月六日废立之变，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所以，在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见后，康氏便“思间居画策”，“渐选将才以得兵权”，使“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大权，则西后无能为”。[23]照康所说，在他被召见以后，便开始为皇帝策划掌握兵力的问题。在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又说：
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友朋多劝吾避居日本以待变，吾不忍也。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24]
康有为以联袁作为应对后党九月天津阅兵行“废立”的办法，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实际。已有的研究表明，所谓的戊戌九月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之说，是在朝廷公布康梁围园弑后的“逆谋”后，他们为敷衍舆论而释放的烟雾弹，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在围园密谋败露后，为了取得舆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而制造的政治舆论。康梁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无非是，他们之所以要联袁围园，根本上是为了粉碎慈禧、荣禄的“废立”阴谋。这种说法曾经很有影响，但完全是经过巧妙附会的政治言说，并无事实依据。[25]
康有为还把联络袁世凯与袁氏主张变法的立场联系起来，而且提到“共办强学会”的历史渊源，这些事后的解释到底有多少可信之处，依然可以探讨。乙未年京师强学会活动中，康、梁师弟固然是要角，但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反映的情况看，强学会实际上系由李鸿藻及翁同龢一系的门人所控制，至少康有为是被排挤在核心之外的。[26]因此，单纯从康、袁皆参加过强学会活动，强调二人的渊源关系，并解释康在戊戌年七月去拉拢袁世凯的政治动机，恐怕不能说明问题。很明显，在戊戌年百日维新前期，袁世凯似乎一直是边缘化的人物，他再次走入康有为的视野已是戊戌六月，这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已有材料看，康与袁发生联系，似与徐致靖父子有关。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相关记载值得注意。陈氏云：
戊戌四月，文勤（王文韶）内召，文忠（荣禄）出领北洋，袁君夙蒙恩遇，尚能恪守节制。维时新政流行，党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经廷臣保荐，即邀特简。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篚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27]
这里所说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学士”即内阁侍读学士徐致靖。这里提到了徐氏保袁缘由的另一种解释，即功利心极重的袁世凯希望等得到徐的保荐在仕途上有所登进。戊戌四月后的徐致靖深得皇帝信任，请明定国是与举荐康有为等新党人物均由他所为，袁世凯托徐保荐自有其道理所在。如此说来，徐仁录前往小站，应该是商讨保荐袁世凯之事的。陈夔龙称徐致靖在事后还向袁世凯“索巨款补酬”，大约有其事，因为另有材料透露，徐氏在戊戌年举荐人才时确曾得到过对方丰厚的回报。[28]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他的这番解释应该可靠。
陈夔龙的记载，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到底是袁氏先通过徐世昌向徐致靖请托，还是徐氏主动寻找袁世凯，哪方为主动，这一点十分重要。笔者以为，徐世昌与徐致靖、徐仁铸、徐仁录父子叔侄交谊密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徐世昌日记记载了戊戌六月徐仁录往小站见袁世凯的情况。据记载，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与徐仁录晤面“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回到小站，“到慰廷寓久谈。徐艺郛（仁录）同来，留宿营中。”此后徐又连续与仁录“畅谈”，六月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29]在小站逗留了四天。
从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下旬，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袁世凯与徐致靖才达成默契。只是，在此期间，又多了康有为的介入。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疏保荐袁世凯，疏云：“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着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因此建议光绪帝“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疆畿。”[30]现在已知，此疏系康有为代拟，康介入荐袁之事，与此奏折有关。许多学者认为，康有为在奏折中以御外侮为掩饰，实际目的是要让袁“独当一面”，脱离荣禄的控制，独立听从皇帝调遣，以备紧急之用。康本人在政变后也毫不隐讳此意。不过，光绪皇帝确对康的这层“深意”并无体会。
徐致靖折上的当天，光绪帝发出上谕：“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31]同日，袁世凯奉到来京的电旨，并于“是日下午谒见中堂（荣禄）”。[32]可见，袁世凯的入京觐见与普通的官员召见并无区别。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后，发布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着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突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33]毫无疑问，光绪帝采纳了徐致靖的建议。无论康有为怎样说明自己草拟的奏疏中隐含深意，实际上皇帝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处理政务，显然，袁世凯是被光绪帝作为“英勇通达之人”来看待的，与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王照乃至康有为一样，他是被作为新政人才而“超擢”的，这其中根本没有借此控制军权的含义。
笔者认为，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保举袁世凯，从联络同道、广结人才的角度解释，应有其事；袁对于康、徐合作举荐自己的内幕也完全知情，甚至有信函致康表答谢意。[34]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康氏便欲依靠袁世凯有所图谋，应非实情。据王照说，迟至七月，康有为还在鼓动新党上折，开懋勤殿，努力为梁启超、康广仁谋取位置，[35]似乎还没有对形势作出严重的估计。康有为想到利用袁世凯围颐和园应在八月初三见到皇帝“朕位且不可保”的密诏后才提上议程的事情，是在紧急情况下偶然的决定。在言及林旭对于拉袁围园计划的态度时，梁启超曾说：“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36]林旭反对将密诏给袁看，并利用袁来围园，这说明联络军队来发动政变是密诏传出之后才有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关于如何救皇上以及联络何人救皇上的争论，都是在八月初三这一天内发生的，而且只在康党的小圈子里进行的。将这种计划的时间提前至戊戌年六月恐与史实不符。
王照后来回忆说：“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直隶总督，余始终坚辞，并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见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37]在研究康有为联络袁世凯问题时，论者多引证王照在政变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说法加以论述和分析，[38]对此，笔者认为，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王照曾参与过政变前康党的不少密谋，见到过光绪帝的密诏，但与康梁流亡日本不久，便分道扬镳了。脱离了康梁控制的王照，很快向日本一些要人和革命党人披露了不少康党造假的内幕，同时，他又大量宣传本人是如何在弥合帝后关系以及反对拉拢袁世凯搞军事冒险方面有先见之明，这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以太高自己的地方，加之事后回忆，个别细节难免有误。笔者以为，上述拉拢聂士成之事，或许有之，但是否出于联络军事力量的目的，还有疑问，只少，康党此时还不可能明白无误地向袁或聂告诉他们的意图。
总之，康有为决定劝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是紧急情况下铤而走险的临时决策，此前他与袁世凯的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与袁未谋一面。所谓戊戌六月便开始联袁策动保卫光绪帝的计划是政变后康氏应对时事的说法，与实情不符。
(原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9期)


[①]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利用清宫档案研究戊戌政变的着作主要包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版）；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4年版）。相关论文有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克光：《戊戌变法史实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等等。
[②] 有关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近年学术界的讨论十分热烈。相关论文可参见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关于八月初六慈禧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黄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指出，其他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
[③] 至于政变后抓捕新党、杀戮六君子的血腥活动，则是因袁世凯告密后出现的后果，应与政变本身无关。
[④] 对此，茅海建教授的最新研究十分详尽地证实了这一点，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01页。
[⑤]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2页。
[⑥] 转引自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史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⑦]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页。
[⑧] 参见邝兆江：《<上谕档>戊戌史料举隅》，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9－1122页。
[⑨] 陈秉仁整理：《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4页。
[⑩]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7册，第565页。
[11]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第57册，第557页。
[1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13] 《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9－530页。
[14]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41－343页。
[1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272页。
[16] 《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31－532页。
[1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信中“再芸”为华辉，“仁和”指王文韶，张次山即张仲炘，“云中”可能是庞鸿书，华、张、庞均为台谏官员。
[18] 该折内容详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页。
[19] 《荣禄函稿底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未刊。转引自蔡乐苏等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
[20] 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9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4－3945页。
[2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7页。
[22] 有学者认为，百日维新伊始，康有为就已认为必须掌握兵权，调集军队，发动一场“尊君权”“去太后”的军事政变。参见赵立人：《戊戌密谋史实考》，《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23]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30－531页。
[24]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59－160页。
[25] 吴心伯：《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第73页。杨天石：《天津“废弑密谋”有无其事》，《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5日。
[26] 关于该问题，汤志钧、汪叔子的相关着述中曾有涉及，但似乎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27]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65页。
[28] 据张荫桓政变后回忆，徐致靖戊戌四月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的奏折，康氏曾酬之“四千金”，参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
[29] 转引自前引戴逸先生论文，第86页。
[30] 《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4页
[31]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5，第57册，第579页。
[32] 《廉访蒙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01页。
[33]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6，第57册，第591页。
[34] 毕永年：《诡谋直记》，《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页。
[35]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32页
[36] 梁启超：《林旭传》，《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57页。
[37] 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59－360页。
[38] 除上述所引王照的记述外，还有其为《礼部代递奏稿》所写的按语，情节大体相同，详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