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世界历史-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二)

三 要“一般历史哲学”还是要具体的历史研究？
——对另一种历史单线演进意识形态信条的冲击
如前所述，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是对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鼓吹的各国依次“跟随美国前进”的自由主义单线发展观的否定。然而，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语境下，现代化研究带来的冲击主要还不是这一方面的。
长时期间，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体系影响，为“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公式所指引。在一种单线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成为整齐划一的五种生产方式有次序的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接替一个的演进过程。由于“接替”或称“过渡”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而没有其他的实现途径，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了贯穿此单线演进的人类文明史的唯一主线。遵守不遵守“五种生产方式”演进的公式、讲不讲阶级斗争，成了衡量史学论着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性的第一标准。连撰写哲学史都不能不时时牢记给每一种哲学思想带上一顶阶级帽子。很多人误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统一性或“常规道路”，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公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规律，[35]却忘了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时首先指出的“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36]新时期现代化研究率先在史学界兴起，是对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曾经反复动员、今天正处于热潮中的现代化实践的回应，是史学这一遭受“继续革命”反复洗劫的“重灾区”积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成果，也是解放了思想的史学家通过“精细研究有关事实”摆脱“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公式的结果。当其起步之时，不要说提出与主导公式相背离的史学理论框架，即使是在对外国历史上的某一具体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讲阶级斗争”，观点“与苏联学者论述不一样”，[37]也是极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一元多线论对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公式的否定，是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这种单线的、甚至是直线式的斯大林图式，给俄国、中国、东欧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本世纪中的变革与发展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僵化的理论终止的地方正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38]对这些，罗荣渠先生已经做过反复的详细的论述，尹保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39]一文中也有详尽的评述，不需赘言。这里想结合笔者对“五种生产方式”公式以外的第六种生产方式——“小农的生产方式”的认识过程，谈一点切身体会：最初是在学习法国近代史的时候，观察到自耕农所有制的悠久历史渊源和它在近现代的顽强生命力，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在西欧近代史上的适用性产生了疑问，从列宁论述“美国式道路”时强调其前提条件即“拥有广阔的待垦地”，体会到恩格斯所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40]的重要性，但并不质疑根据五种社会形态序列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消灭农业小生产者”的普遍结论。[41]后来接触当代东亚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这一课题，仍然是带着“农民必定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这一先入之见开始的。但随着对历史材料的了解增多，看到的不是农民的分化而是农民的迟迟不分化：农地改革以后几十年间，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新型的家庭小农经营制度长期维持，不仅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约束形式、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直到在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美国廉价农产品联合打击下整个农业部门萎缩，农业的黄昏来临。进一步的观察还发现，在当代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家庭农业经营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生命力旺盛，只不过随着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家庭经营的规模增大而已（笔者曾在美国中西部访问，目睹了拥有数千英亩优质耕地和多种大型农业机械的家庭自营农场，仅需在播种和收获时短期雇人帮忙；农场之间有销售合作。）而相反的模式即私营或跨国公司投资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大庄园制度，却不断引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危机，农民仍在为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从东南亚的菲律宾到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农民的武装反抗此伏彼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也从“三级所有”改变为“四级所有”，国家最后实际承认了农民冒着极大风险自发恢复的家庭自主经营。对农民的独立经营，有的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农民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发展的“小农战略”或“单峰战略”（unimodal strategy）并予以积极评价，以区别于失败的、任凭大地主大农场统治农业、农村地区与农民的“双峰战略”（bi-modal strategy）。为解释它的顽强生命力，有人提出了资本对农业“征服而不占领”说、家庭农业是效果最好的“生产形式”(form of production) 说。追溯历史，马克思虽然限于所看到的材料而不无失误地谈到过英国自耕农已经被消灭，但马克思也一再谈到小农的“生产方式”，称“他（按指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42]在19世纪末的有关争论中，以捍卫马克思为己任的考茨基也承认“农业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农民的马克思”恰亚诺夫则提出了小农独立于其所进入的经济体系的独立现代化道路。凡此种种，皆与先前头脑中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即“五种生产方式”的教条产生矛盾。结果当然只能是抛弃教条，重新立论，初步达到的认识是：小农的生产方式古已有之，在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下都显示了它的顽强生命力。当代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村改革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农业制度，为相对“公平的增长”（growth with equity）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以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付出为代价，为高速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43]
尽管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但不可否认，以“五种生产方式序列”为代表的单线发展观在中国学术和思想界迄今仍然居于支配地位。[44]曾经有一些着名的西方学者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华·惠·罗斯托等强调马克思发展观的单向度性，“认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和决定论的经济增长概念之上的。”[45]顾乃忠先生对一元多线历史观和多因素互动说的批评，立论与此极为相似，值得在此做一点解析。
顾先生以“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论概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进一步提出，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究竟是一种还是几种途径，这些问题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关于历史知识的理论，而不是“历史哲学理论”。因此，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围绕“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争论，都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只要区别“历史知识”和“历史哲学”，单线还是多线的问题就能“非常容易”地解决了。这种“经济决定论”和单线论的历史哲学强调：三种生产力（分别以三种生产工具即人力-畜力、蒸汽机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依次单线演进；与此对应，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的“三种生产关系”（或称“人的生成发展的三大阶段”）依次单线演进。在两、三页的篇幅里，论者一再断言“哲学视野下的这种宏观的历史进程表明：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是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至于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性的概述，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归根结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关系的。而如前所述，在所有制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它并不能把握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质，因此不能成为一种历史观，即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理论’。”[46]
把一切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灵魂。那种只讲“本质”、“普遍性”的“一般历史哲学”，或许可以用来思考抽象的“一般历史存在物”，但没有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功能。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种形式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7]遵循那种高蹈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今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各个社会已经被“本质”地统一于蒸汽机和商品经济；它们之间如果有差别，也只是“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的不同，而不是发展道路的不同。既然不管什么社会，只要使用的工具相同，经济形式也必然相同，从而也就决定性地同在历史发展单线的同一线段上，那么，19世纪美洲自由农场与债役制、奴隶制庄园的区别，20世纪德国道路与俄国道路的区别，统统都只是“历史知识”而变得不重要；关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现代化途径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包括注重探讨具体历史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特殊性的史学本身，也统统变得卑微而失去意义。只要知道生产工具先进还是落后，我们的历史哲学家就大功告成了。将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连同“经济决定论”一起强加于马克思，这种做法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批评的：“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来自以历史为主的社会科学（如德国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但主要来自马克思，他的影响家喻户晓，以至于人们会经常张冠李戴，去称道连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是属于自己的一些成就。”（“经济决定论”就是马克思坚决不承认的定义。）[48]抓住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做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论辩，最后将马克思所倡导的唯物史观从诸如“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中抽离出来，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米海洛夫斯基的做法。我们的研究需要的是能够指导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而不是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这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在历史研究实践面前的苍白无能，从反面告诉人们多线发展观的意义：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分析工具、思维方式、理论框架，有助于分析和解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差异、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许多人以马克思的论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9]来论证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或者把这一论断本身也当作普世性的原理、规律，却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马克思还有“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按：指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50]的名言。马克思还讲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51]然而，正是在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接连产生、名商大贾代出的地方，从“科学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李约瑟语）的宋代，到“白银资本”从美洲和西欧大量流入的明清“盛世”，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农本经济基础上专制皇朝的循环更替和社会周而复始的兴衰治乱。鲁迅所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正好印证了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鲁迅所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讲的是同样的道理。18世纪末以前，纵有四大发明，社会流动，科层（官僚）制度，商品经济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52]，曾经领先世界的对外贸易等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东西，中国历史却并没有、因而也不能被要求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强调“传统”社会缺少“现代性”与努力从“传统”社会寻找“现代性”，结论看似对立，方法其实相通，都是以西欧历史为模板剪裁世界史。西方到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演化进程，将它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使之成为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应当从此开始。此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现代性”或者叫“资本主义萌芽”，都是现代学者以西式进化、发展的眼光，比附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硬给找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论。其思维逻辑一如李伯重先生所批评的，是认定“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必然也存在一种同西方一样的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动力终究会在中国引起与西方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超历史的“五种社会形态”历史哲学原理指导下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如李伯重所说，其“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53]这种“萌芽”研究其实是西方单线论“现代化叙事”的时空错置，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为普世化模式的单线史观的产物。
罗荣渠先生曾指出：五种生产方式序列亦即单线发展论的症结是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等等。这种机械的单线解释可能与马克思的“手推磨……蒸汽磨……”的论点有关。[54]“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抛弃这种机械的解释，为探索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形态的多种可能性打开了大门。对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手推磨”所产生的并不都是封建主的社会。马克思本人就主张对“封建主义”概念的应用要有限制。[55]“蒸汽磨”所产生的也不一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现代世界体系内，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先后与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和美洲的奴隶制共生共存。20世纪后半叶，在许多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以及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曾经长期共存。即使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上仍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们都是由多种动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所不能容纳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提供了比较有力的理论解释框架。
现在看来，不仅各民族或地区的历史可以不按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展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也不是直线向上，而是曲线型、波浪型的，甚至可以是跳跃性的。所谓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就包括通过学习引进高新技术而获得生产力的短时期高速度跳跃性发展的优势。
四 是着眼于“解决分歧”还是应“和而不同”？
——推进史学研究、史学范式的多样化
历史学家眼里的“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特定历史范畴。鉴于此，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已经将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纳入其视野。对现代化的歧路、中断、“创痛”（agony）、“迷途”、“通病”、“陷阱”之探讨，对现代性的后果、危机、“隐忧”（malaise）之反思，对现代化前景的态度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都不应予以排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传入中国后，因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而赢得喝彩。尽管有人批评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宣称的欧洲人特异的、值得效仿的作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56]，然而，该书对“生产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乃至近代英国和欧洲的“强权”、“霸权”“均势”等等一概否认其意义，甚至否认其存在，不仅挑战了“现代化”，也颠覆了20世纪以来史学共有的“进步”、“发展”等基本观念。还有许多人在谈论“发展的幻象”，认为原初社会“采猎民的生活质量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为差”,“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无疑是‘原初的丰裕社会”。[57] 但即使是这样的“反现代化”论，只要持之有据，成一家之言，“现代化研究”也应当兼容之。前述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都有浓重的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多线发展的模式则具有包容性，是相对开放的。
曾经有人质疑“现代化”作为史学概念的可操作性。其实，“现代”、“现代化”如同“希腊化”、“中世纪”、“大革命”等概念一样，可以而且已经被命名。就中国的语境而言，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提出“中国现代化问题”；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更反复申明以“现代化”为目标，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使之成为动员广泛声势浩大的国家任务、全民运动，使之成为场面和规模均史无前例、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含义的“历史事件”。对于以“现代化”之名载入人类史册的这样一个“长时段”结构性大变革，史学家没有必要重新命名之，也大可不必担心将来的人们会发生时代概念的混淆。然而也不必讳言，“现代”、“现代化”在普通语义上确实容易引起岐见，不如“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等概念那样一目了然，含义相对明确。
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比较具体而实质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意见根本反对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认为“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58]；批评“以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理论来重写中国近代史，……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59] 2000年的一份权威性《历史学咨询报告》甚至判定：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突出“近代化”历史要求的“新”看法“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并不等于这种看法真正得到了纠正。”[60]对此类批评意见，周东华已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中做了回答，[61]这里只想再提些问题：若按《咨询报告》，持这种突出“近代化”历史要求“新”看法的，似乎只是少数人，否则不会受到“应有的批评”。（按：黑体着重处为引者所加，以下同此。）但不知是少数人迫使全体去“重写”、去“取代”，还是仅限于个人或个别群体的选择？如果是后者，则大可不必急于“纠正”之。批评者反对把洋务运动看作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并提出“百年来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62]批评者一定不会忘记世界近代史上封建主土邦王公领导反殖民斗争的故事，也一定知道洋务派大员左宗棠抗击沙俄入侵西北的举动。如果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行现代化？那怕这种现代化只是保守的、“防卫性”的！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统治者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被迫学西方，追求变法维新，实行有限的现代化，如梁启超所说首先是从“器物”上、随后才逐渐地、部分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这是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带有普遍性的现象。19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上层“西化”改革——从普鲁士、奥地利到沙皇俄国的一系列改革，从波斯的塔吉汗改革到奥斯曼帝国延续一个世纪的改革，从清王朝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泰国拉玛四世--朱拉隆功大帝的改革、缅甸曼同王的改革，到朝鲜大院君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说明“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尽管是被迫的、但并不都是虚假意义上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则是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从器物层面的“师夷”、“自强”到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改造……历经失败和挫折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往大处说，百年中国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的改革与革命，都是围绕“国家重建”和“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展开的，而“国家重建”和“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正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些都不属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知道怎样才算、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模式，每一条道路、每一种模式都会经历反复而艰难的选择，怎好以一种臆造的“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去剪裁？难道要以是否有“正确领导”、是否走正确道路、成功还是失败来论定早期现代化，判断其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做这样的区分是不是一种过于一厢情愿的非历史的假想？或许论者另有标准，一定要给“运动”以阶级定性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但这样一来，至少在19世纪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运动或“主题”也就成了问题，否则，为什么还要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笔者最近读到高放先生的短评“马克思赞美太平天国？”[63]和刘志琴女士的文章“不拘一格求真知”[64]，不由地产生感慨：或许已经没有人愿意承认或从来没有人真的“把近代史视为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然而，借马克思之口（实际是强加于马克思）赞誉太平天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学术着作中批评义和团落后愚昧的文字“审掉”之类的事，却是至今还在发生。像《天朝的崩溃》这样严肃认真的学术着作，竟然因不合某种“范式”而险使作者陷于困境！20多年以前，史学曾是“继续革命”反复洗劫的“重灾区”，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史学“唯我革命”而不许别家说话的“一言堂”。因而，较之其他领域，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也就更为艰难。20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要以施加某种压力的办法，期以用所谓“应有的批评”使一种新的不同于己的史学观点“真正得到纠正”。这是很不应该的。
另一种意见持与上述相反的立场，批评“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企图“以‘革命化进程’来抑制‘边缘化’和‘衰败化’”，认为“通过革命化来建立一个强大政府”并不能抵御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加入到世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去。”批评者虽然承认对历史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但又使用“未必真正弄清”、“未必正确”一类判词评价“现代化范式”，还提出“如果我们不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实质，那么，要想用“现代化范式”或别的范式来说清楚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是困难重重。”[65]对这种批评意见，周东华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中也已做了比较详尽的回答。在“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里，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掉头东去组织革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青年毛泽东立志探求“大本大源”，后来组织“新民学会”、选定“走俄国人的道路”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当然，“革命”而失去了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便只剩下血腥和污秽，革来革去如同大家陪着几个人拼命，争夺一把虽然陈旧却可以凭借它对天下发号施令的破椅子。像这样的“革命”其实古已有之。两千多年间“革命”周而复始，形成文明古国举世罕有其匹的悠久传统，与其相伴的是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离我们最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将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像这样的“革命”，骨子里是旧式“造反”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翻版，是逆现代化的潮流而动的“动乱”。无怪乎当时要批判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要揪出“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
罗志田先生的“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66]一文虽非专论“范式”之作，但开篇即谈到“最近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引发的讨论”。纵览全文，作者对中国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走向的关切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完全赞成文章所申论的下列观点：“以所谓研究‘范式’言，任何框架性的诠释都应该以广泛充实的具体研究为基础”，“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理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永远都是史学所需要的。史学家的开放的心态，在面对多样研究范式的今天则尤为重要。具体到两个“范式”，罗志田的批评可谓两边关照：一方面认为“今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比如仍受苏联体系影响），然既存研究似尚不足以支持基本的框架性修改。比如，说近代中国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这一诠释体系就非常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我无意判断这一解释框架是否‘正确’，根本是关于所谓‘现代化’的论着数量实在有限。”但这里的判断恐怕有失公允。即使不把海外学者较早的研究算在内，只看20年来大陆学者的成就，就可知道“现代化范式”不仅不缺乏“广泛充实的具体研究”，而且正是从一个个的具体研究聚合而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另一方面，罗志田也认为“每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家有意无意间又多少接受或遵循着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探索。”笔者愚见，问题之“非常难处理”之处在于：对于从事具体研究的史学从业者来说，研究范式的转换亦即“基本的框架性修改”与“广泛充实的具体研究”很难同步进行，解决问题的途径恐怕只能是从对既有框架体系或称“范式”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开始，在对历史进程的重新认识中尝试接受或建立某种新的诠释体系即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重写历史。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是先有观察角度、框架体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当然也是长期研究思考的结果），然后才会有基于新框架的研究，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断检验和调整新视角、新框架。诚如罗文所指出的：一方面，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都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完全不遵循某种框架性诠释体系的具体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是这样，研究者如果对既有框架不满意，自然要去寻找和建立新的框架体系，而只要他的新框架体系并非毫无道理，即使他的研究成果微不足道，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他在“广泛充实的研究”“足以支持基本的框架性修改”以前，居于某个超脱任何理论框架的星空“支点”，对历史过程做某种“纯客观”的观察和诠释。罗志田先生反复引用、也是本文题目所标示的“见之于行事”，究其宗旨即孔子着《春秋》之原由，不外乎“因事见意”并且要“深切着明”，而《春秋》所谓“微言大义”，司马迁所尊崇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在在说明史家的心志原本高悬于“天人之际”，而不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则是很有一些“话语霸权”味道的。
其实，从恩格斯当年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到毛泽东号召“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再到今日各种“重新定向”、“重塑”、“重写”、“重绘”历史的尝试，都有其以新视野、新理论颠覆旧有史学框架的含义。这一类“颠倒”、“重写”所依仗的新理论框架或许并不完善，所做并不都是成功的。极端者如“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一句话，就把“延安整风”以前几代人（其中不乏持唯物史观者）的辛苦努力统统抹掉了。“《十批》不是好文章”一言掷地，连郭沫若那些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史学样本的论着，也险遭焚坑之灾。但是，如果能换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史学“范式”开放的、宽容、理解的心态，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样的“颠倒”和“重写”却都有其正当性在里边。事实上，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早已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过，今后也还将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写。当然，不能动辄“简直没人”，更不能要求人们不要再看希罗多德和二十四史。
围绕“现代化范式”展开的讨论，确实涉及对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历史本身的理解，也涉及到对史学和史学理论发展趋向的理解。史学研究本来应该“存同求异”，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范式支配下，本应富于“人文”艺术特色的历史学，却变成了必须“统一”于某些“唯一正确”的结论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而且“正确”的标准是先定的、政治性的。如同罗荣渠先生所说：“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即唯一的解释模式。”[67]罗先生提倡现代化研究的初衷，就是要冲破这一“唯一解释模式”的藩篱，在革命范式之外建构一个新范式，一个并不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68]从主张“唯一”或“统一”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范式”的出现像是打开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的潘多拉盒子。史学研究从此可能出现众多的主题或理论范式。“现代化范式”因为是首恶，所以必须着力予以讨伐。此外，从多线发展观出发得出的范式多样化主张，其实自造了一个悖论：否定“多样性”的单一论或“统一”论，是否也应算多样之一“样”？应否承认其正当性？当多样化碰上反多样化的单一论，可就真的是“有理说不清”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史学家能够学学当年魏源、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他们就会发现，国际史学界“对于什么构成历史研究的主题、以及如何对这一主题进行学术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一致的见解……”[69]例如对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的研究，也可以是多样式的。如同英国“新社会史”的代表乔伊斯所说：原来的社会史研究通常把社会看作一种“结构”，把阶级看作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新社会史”则强调社会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偶然性和网络状态的过程。新社会史也着力研究阶级，承认阶级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中，但不再强调阶级作为经济的产物，而是看作“一种能动的、自为的存在”，通过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独立影响的方式被建构。[70]德国社会史学家科卡也指出，“分析性转折”是20世纪后期国际历史科学中出现的两个“转折”之一，指的是从主要运用解释学方法与接近原始资料的语言与概念对历史的叙述，转向运用模式（如“工业社会”）和对概念（如“阶级”）及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的讨论。[71]不难看出，科卡在这里讲的转向也是“范式”意义上的。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主席莱夫勒的如下自白，则反映了当代美国史学家的另一种理论框架多元化取向：“现实主义理论使我关注国际体系的活动方式；世界体系帮助我理解世界政治经济的机能；有关官僚政治的理论告诫我需要更密切地关注政府各部门的行为；认知理论强化了我对威胁和决策的理解。这里是一种折中混合，而非完美的外交史的写作处方。但是，如果现实太复杂，难以靠单一的理论来把握，不同的理论或许能帮助历史学家审视和理解各种现象、事件或进程。”[72]
我们还知道，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范式危机”或研究主题多样化并不限于史学界。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史学研究“范式”的不同？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功能说起。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似乎已经没有异议。史学的基本形式是记述，它产生于人对自身经历的记忆本能。记述就是“讲故事”。“所谓故事，既是一部由真实事件组成的历史，又是一种创作。”[73]每一个成功的编史者都是一个既在记录又在“创作”故事的人（当然不能是“撒谎者”）。同样等级的故事能手，讲述同一个历史过程，例如大家熟知的美国内战史、抗日战争史等等，会因观察和记忆的差别而讲出不一样的故事，起伏跌宕、粗细文野、主要人物甚至“主线”、“主题”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能使听众获得深刻的印象，便都有其成功之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引述何兆武先生的意见：“历史家之写历史有如画家之作画，他只是透过某一点（某一瞬间、某一侧面），而掇取并表现出其整体生命的精髓。……历史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的概括还是作为艺术的概括，都决不要求包罗万象。”[74]这里想再引陈寅恪先生关于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段话：“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片段，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75]这里，“赏画”与“作画”的比喻异曲同工。“借此残余片段，以窥其全部结构”与“透过某一点，而掇取并表现出其整体生命的精髓”意思相近，说的都是完整的再现历史之困难。因而，历史研究者不仅需要辨证史料的真伪，对于即使可靠的材料和说法，也不能不保持一种对自我“眼光及精神”的警觉。所有的历史着述，包括正史的记载，都不可能“包罗万象”，相反，极有可能是“残余片段”。上升到史学认识论上，前述“现代化范式”的批评者所要求的“说清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任谁都不可能做到的。决定需要的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共同回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历代“正史”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为帝王写家谱”，而在于每朝每代都只有一家之谱。“讲故事的人”本来就太少，再经几番坑、焚、毁禁，太多的百家百姓的故事便都被堙没了。“革命范式“的问题也不在其书写革命的历史，而是自定为唯一的解释模式，将其他历史诠释、史学论着统统排斥在“正统”之外，“以革命的名义”把他们打入另册。
史学中的认识过程和一般认识过程一样，离不了归纳（概括、综合）与演绎推理。“史学多样化”的正当性在这两种认识过程中都能找到根据：由于被归纳的事物（材料）链的不可穷尽性，归纳推理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偏向，会影响推理结果的可靠性；即使“毫无定见”并且极勤奋的史学家，倾其力也只能达到链的某一点，也许到此为止百分之百地符合通则（规律、原理、定律，等等），而“例外”就从下一个开始，此其一；其二，演绎以归纳为基础，归纳既然并不完全可靠，演绎的结果更不用说了。
实际上，史学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离不开理论“假设”。黑格尔承认，他的世界历史“终极目的”设计的合理性“是个其真理我们必须假定的命题。”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论述，开始于“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76]列宁反复论述了唯物史观在《资本论》问世以前“暂且还是一个假设”。[77]毛泽东论述中国近代史也使用了假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78]在自然科学史上，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发展了普朗克所开创的“能量子假说”，为后来量子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克里克以其“惊人的假说”揭开了用科学方法研究意识问题的序幕。这一假说的最简单表述，却是童话里小女孩的一句梦话：“你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元而已。”[79]假设并不远离科学。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为人们所熟悉。其他科学史学家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也已经很多。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80]爱德华·卡尔正是在论证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时引入“假设”命题的。他批评牛顿所夸耀的“我从不制造假设”，并将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拉萨尔的工资铁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统统视为“假设”，把马克思的论断“手推磨……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称为“一种有益的假设”。在卡尔看来，“一切思想都需要接受根据观察而得的一定的假定。这些假定使科学的思考成为可能，而又应该根据那番思考接受修改。”[81]周一良先生晚年撰文谈及胡适的“考据癖”，说到“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句话后来受到种种无理非难与批评，其实本属至理名言，是作学问必经的步骤。”[82]这是有经验的过来人的老实话。“假设”在历史论着中应用广泛，例证俯拾皆是。所以，一般地指责“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按：此处定语多余——“臆”即“主观的”，假设当然是主观行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与将它说成是一场革命史一样，都有理论假设的成分在内。假设当然就要冒风险，很可能已经偏离真实历史的中轴而自己并无知觉。认为“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的摩尔根学说，曾经影响甚至支配了几代学人。他的主要基于对印第安人氏族的研究而得出的各大陆“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83]的普遍结论，尽管一直被当作“规律”，其实是一种历史单线发展的假说。再比如，迄今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自由贸易论”，就曾被恩格斯批评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种假设上的。”[84]伊格尔斯一连列出了古今历史着作、史学思想的七八种日益受到挑战的“假设（设想、假定）”，如“历史学探讨个别而不进行概括”、“世界史和西方化两相吻合”、“历史有内在的一贯性”，等等。[85]对照既有的“历史写作形式”，可以看出，我们的批评者一方面极力称“现代化范式”为“主观的臆想和假设”，另一方面，在其行文中并不缺少对材料的精心选择与组织、以偏概全地设定批评目标、不厌其烦的情感性修辞和“想象的步骤”之类并不客观的言说方式。
所以，任何假设都不能逃脱同代或后代史学家的追问和时间的检验。但是，只要你不满足于对一时一事的记录，而是要研究探索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和相互联系，你就离不开“假设”。
在史学范式问题上应该“求同”还是应该“存同”，还与如何看待“历史事实”有关。历史事件是否彼时彼地必然发生的？历史是否必然“如此”展开？“走什么路”是冥冥中被指引，还是反复选择的结果？对这一历史本体问题，本文不拟详细讨论，只引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史蒂芬·霍金的一段话算作回答：“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话，又怎么能为我们的行动负责呢？……宇宙有许多可能的状态。这些不同的可能的极早的状态会演化成宇宙的整个一族不同的历史。”[86]围绕“必然”与“偶然”，人们已经讨论了多少个世纪。在现代科学家眼里，连茫茫宇宙的历史都有多种可能，何况小小地球上渺小的人类？
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问题上，历来也有两种态度。极端的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事实可以随意构造，绝对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学家可以而且必须完整地“还原”历史——既然历史作为已经发生过的“真实”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对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当然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记述和解释。历史既然已经有了革命这一主线、主题，其他则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新年寄语”论及怎样才能“真正‘还原’历史”。“寄语”提出：“如何求真求实？学界历来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路径和取向，一种是不先存任何定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足够的真实材料的论证中，引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另一种是不问实际如何，一切从先入为主的外来概念、模式、框架出发，从对现成历史知识或片段材料的简单剪裁中，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由于后者无须下大力气搜集、考辨材料，不用做艰苦细致的实证研究，既省时省力，又有‘新思想’可资炫耀，时下颇受一些人的青睐，大有蔓延之势。”“寄语”宣称“本刊将一如既往支持前一种研究路径和取向”。然而这话说得不够踏实。只看当期重头文章“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用“以假设代替既有事实”统称“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范式’”，就不是“不先存任何定见……的结论”（黑体着重为引者所加）。强调具体的研究从史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然而，一旦落实到“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一史学家聚讼多年的老问题，疑义马上就出来了。“在19世纪30年代，当朗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咒文也像大多数咒文一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自己释去一肩重负，不再进行独立思考。”[87]在批评了朗克和实证主义者的历史观、经验主义者完全分离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以后，爱德华·卡尔问道：“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我们必须较仔细地加以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卡尔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家当然是要选择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对“历史事实”问题巴勒克拉夫甚至认为：“我们所读的历史，虽然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但严格说起来一点也不合乎事实，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88]正是出于同样的疑虑，顾颉刚提出了中国古史“层累地造成”的理论。这些论述其实只是说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历史学家所接触到的“史料”，并不是当时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是一些时人或后人的记述；即使身临其境，他也只能获得部分的片段的“史实”。历史学家当然能够而且应该对众多的史料做出分析辨证，但他在选择和分析史料时，又要受到本身既有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支配。即使是编年史，其史料的收集、筛选、“剪裁”，也必会受作者主观信念的强烈影响。这就使得“历史事实”有了双重的可疑之处。所以，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并不能终结对层次繁复、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的解说。客观到纯净程度的研究，“不先存任何定见”的研究，除了微观的考证，在既有的史学论着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历史研究”，其实是自有渊源、行时已久，并且一度在中国史学中据于统治地位。不要说“历来”，只看今天的史学界，“从原则到结论”地建构研究框架、用概念套历史的倾向，仍然严重存在。在这当中，最典型、影响最大、最常被拿来当棍子打人的洋教条，莫过于那个莫名其妙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公式。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对待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学“范式”不妨宽容一些。即使是对“异端邪说”，也应实施“言者无罪”，而不能颟顸地堵塞言路。约翰·密尔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的损害乃在于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被弄得佝偻了。……请问谁能计算这世界受到何等的损失？”[89]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本当“和而不同”，既然“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学术问题毕竟是认识问题”，那就不必着眼于“解决”。让不同“范式”、“学派”长期共存，岂不更符合“平等讨论和争鸣”的原则？上述“寄语”描绘史学界现状，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本已为这类分歧的解决，提供了最佳的条件。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界被人为地划为这样那样的两个对立学派，有人自诩为这派，有人被指为那派。这派横来直去，冷嘲热讽，颇有几分霸气。那派作文说话，小心谨慎，倍感压力。”坦率地说，这段话读下来，除了“解决”分歧的意向表述得很清楚以外，只觉得满头雾水，不知所云。对“寄语”所列举的两个“一切”，我则宁愿视之为编辑部为提倡“求真求实”而人为造出来的两极。
五 加深对“历史科学”的认识，呼唤宽容、开放的史学研究 [90]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所坚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学与科学结合的产物。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史学主流是不断的科学化。二十年代的北大史学系确定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为必修课，目的就是要把“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然而迄今为止，史学仍然在科学与艺术-人文学之间游走，原因正在于她的“超科学”品格：她与其他科学学科一样，面对“问题”，运用系统的方法，探求共同的趋势、规律、定理；然而她要处理的问题是已经逝去、无法在实验室里再现的人类活动，其层次、结构、动因都比其他自然和社会现象繁复得多，提取材料和研究探讨的困难程度大得多，不合规律的“异例”也多得多。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热烈讨论过如何引进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但收效甚微，根源就在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尽管如此，高居艺术-人文殿堂的历史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俯身向科学靠拢。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等，已经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同属人文学科的哲学、文学（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渗透，一些史学分支——如现代化研究——吸收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取向，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史学理论发展的角度说，可供历史学家借鉴、运用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等理论方法，也是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然而，科学观察的方法、角度也是多样的，从而科学结论、科学定理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就有“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的含义。“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他以光学和电学研究的历史说明“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作为一种“范式”的科学理论“不需要，而且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解释它所面临的所有事实。”[91]从而，科学研究的“范式”不是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任何严密的科学定理、定律都会有遗漏和漏洞，都有解释不了的“异例”，因而需要“科学革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理论范式。人类的受思想意志支配的实践活动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过去的每年、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事发生，从而对历史的发掘、研究永远都是不能穷尽的。史学史告诉我们：每一代的历史学家，都是在依据所能掌握的有限材料去分析历史、书写历史，都是在自身所处时代与古人对话。
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广泛的心理学“完整趋向定律”（格式塔原理），也是一项值得历史学家重视的科学成果。按照这一定律，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他的感知系统和认知体验都是有组织的 “格式塔”（Gestalt）——一个完整的形态。所看到的东西不完全决定于外界，而是人的头脑中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场”的力量，决定了所见是什么样的东西。人的意识整体和知觉对象整体都大于各自组成部分之合，而不仅仅是各个部分的添加整合。形成格式塔原理的“似动现象”实验涉及到时间、记忆、主观心理对客观刺激反映的差异，这些都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格式塔原理所强调的“整体认识”告诫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观念亦即“历史观”是至为重要的。它对认识具体历史过程、历史事件或人物有先导的作用。由于史学家受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对历史整体的真知只能是相对的。这些都很让史学家困惑。合理的“解决”办法恐怕只有一个：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
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恐怕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一个从科学史研究“拿来”借用的概念术语。它的适用性应当有一定限度。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跟库恩所强调的“范式”转换造成“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有重大差别。首倡“范式危机”说的德里克也认为，要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需要对其做出修正。“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92]就当前中国史学中的两个主要“范式”而言，革命史的研究虽年头已久，但还有很多领域待开拓，一些禁区有待打破。“危机”是有的，但那是僵化思想的危机，从“原则”到结论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研究方法的危机。现代化研究是后来者，很多时候还显得稚嫩，也会带有弊病。事实上，它已经面临“现代化”概念泛滥（或滥用）的危机。“现代化”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或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但它所要处理的历史问题亦即“现代化范式”所指涉的历史现象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因而不要动辄斥之为“异端”，必欲“纠正”或“统一”之。
这样说并不是不要开展学术批评，只是不要“一棍打一船”。人人皆知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应了解其来龙去脉（不一定是“前因后果”），否则难以充分理解之。对一种思潮、“范式”当然也应如此。今日学者多赞成陈寅恪所言“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我以为在批评今人之学说时亦应持此种“了解之同情”态度。盖今人着书立说，亦“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93]古人去今已远，“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了解不够或有借口。了解今人则要容易得多。只须简单回顾一下就可知道，“思想解放”20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波三折，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史学思潮此伏彼起，各擅胜场。与此同时，史学论着的选题在“广泛”和“深入”两个向度上都已经有惊人的进展。史学研究的领域愈广，对历史具象的了解愈多，理论概括和对史学方法的思考也会愈趋于多样化，新的史学“范式”将会不断涌现。若不了解此环境此趋势，不明了一种新说“有所为而发”的背景，下笔针砭，往往失却“同情”。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见‘新’（新论点、新范式、新概念）则反”的现象。与其如此，或者求全责备，莫若仔细考察一番，看它是否有几分道理。或者干脆让时间来自然选择。毕竟史学是甘于寂寞者才肯落座的冷板凳，有所成就也大半速朽（如东汉史曾有十数家，范烨《后汉书》传世而诸家废），所述或所论即使有误，也不至于直接危及当下国计民生。“现代化”不过是已有和将有的众多新“范式”之一而已。“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当然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但也会坚守岗位，拒绝从任何方向无端泼来的污水。
基于上述，本文作者最后想说的是：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文已刊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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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里克：“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春季卷。
[2]详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章，第4章（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4-57页。对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批评（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由来已久，但系统地探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发展观、揭示单线论的症结所在、娴熟地运用东西方历史的丰富材料阐释“一元多线论”和多因素论并将其建构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基础，则始于罗荣渠先生。
[3]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4]参见余敦康：“我也介绍一篇文章”，《东方》，1994年地6期。
[5]“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4卷，第696页。黑体字系原文所有。
[6]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文在思想解放运动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上获得普遍认同。关于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的建设性和开放性，牛可博士有很到位的评价。见牛可：“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现代化研究》第1辑（2002年11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7]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天津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8]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79-80页。
[10]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1]主张近代史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论者也有这类误解。例如《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王旭东、黎俊祥两先生的“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将罗荣渠先生列举的国内外既有的现代化定义之二“现代化即工业化”当作“罗先生的第二种提法”，却忽略了作者在同一章里所讲的“本文中所讨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学范畴，就是用来概括比‘工业革命’、‘工业化’、‘经济发展’更为广泛持久的一个长过程而提出来的。”详见《现代化新论》，24页。
[12]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着重处为引者所加。
[13]转引自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9-20页。
[1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4页。
[16]有关专着和论文的篇目从互连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检索到。另，1998年以前的部分着述，参见林被甸 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1998年和1999年的部分着作和论文见《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辑（2002年11月）、第2辑（2003年7月）的“论着索引”。此外，据笔者所知，近年来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各方向的学位论文选题越来越多地进入以前被“革命史”忽略的社会各领域，以“现代化”为主题词、关键词的也越来越多。
[1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1页。
[18]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1943），转引自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8期（2000年4月号）。
[19]艾森斯塔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
[20]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8期（2000年4月号）。
[21]勒纳：“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324页。参见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 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1页所引文。
[22]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1页。
[23]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页。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97页。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97-98页。
[25]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9页。
[2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60页。（着重处为引者所加。）
[2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93页。
[2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44页
[29]转引自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白桦、丁一凡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5-66页。
[30]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见谢立中 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1087-1089页。
[3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38页。
[32]参见亨廷顿：“发展的目标”，科林·莱斯；“塞缪尔·亨廷顿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亨廷顿等着：《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索》，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33]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2页。
[3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科学出版社,2002，12页。
[35]参见李杰：《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论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142-159页。
[36]《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5页。
[37]刘北成：“‘热月政变’学案——刘宗绪先生访谈录”，刘宗绪着：《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直到80年代末，仍有人在大会上发言批判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研究特别是一元多线论“反马克思主义”。至于批判的效果，自然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
[3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53页。
[39]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四卷，475页。
[41]董正华：“近代法国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演变”，教育部高教司等编《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文史哲卷·历史学分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76，69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43]董正华：《当代台湾与韩国的小农制度》，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另见董正华“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北大史学》第3辑（1996）；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一部分。
[44]参见孟彦弘：“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李根蟠 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两文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诸文和“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5]塞缪尔·亨廷顿等着，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6页。
[46]顾乃忠：《历史决定论与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8-2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19卷，13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8]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16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14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7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5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67页。
[52]从“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先秦，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西汉，从士大夫激辩究竟是商贾“与人主争利”（王安石）还是“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范仲淹）甚而要求“驱民归商”（苏轼）的宋代，到“白银资本”从美洲和西欧源源不断流入的明清“盛世”，中国城镇和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可谓源远流长。明中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曾经被形象地描述为：百姓“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商贾“非数十万不称富”、读书郎“弃（学）而服贾”、“家贫，田不二十亩……乃尽鬻其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数万金”，甚至于公卿“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宗室“错处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当时的一个曲子颇为“现代”：“世界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参见曹萌在《学术界》2003年第3期所刊文中有关明中期社会风气的段落。
[53]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作者另有比较英国工业革命和明清江南经济的专着和论文，认为：因为江南可以获得来自江北的煤铁，如同英国18世纪末之前仍依靠“海煤”和进口铁，所以，江南也有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即使能变成现实，也将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已有学者批评之为以单一终极因素（煤铁革命）解释工业革命。参见马敏：“据之以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61页。
[55]《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8页：“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权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便被堵塞了。”78页：“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黑体字均为原文所有。）另见78页等处的有关论述。
[56] I. Wallerstein. “Frank Proves the European Miracle”, Review, FBC, Binhamton, NY, vol.22, no.3, 1999.
[57]汪晖、许宝强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8页，57页。
[58]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长文“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对该文有较详细的引述。
[59]龚书铎等着：《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5－37页。
[60]对这份咨询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师曾经提交过一个《修改意见》，但没有任何回应。
[61]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
[62]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63]高放：“马克思赞美太平天国？”，《南风窗》杂志总第240期（2003·6 下），79页。
[64]刘志琴：“不拘一格求真知”，http://www.comment-cn.net/thinker-cn/wenzhang/show.php?type=f&id=1041678963
[65]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66]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7]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9页。
[6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100页。
[69]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4页。
[70]参见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71]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72] Melvyn Leffler, "New Approaches, Old Interpretations, 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9, N.2, Spring 1995, p. 179.
[73]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页。
[74]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79-280页。参见拙文“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79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93-694页。
[77]《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一卷，7-10页。
[78]《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第二卷，589页。
[79]弗朗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汪云九等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83—584页。
[81] E.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0-62页。
[82]周一良：《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第2页。“大胆的假设”不等于“从‘原则’到结论”。“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给罗尔纲的信”，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47页。）
[83]摩尔根《古代社会·序言》，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29页。
[85]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绪论部分。
[86]《霍金讲演录》，杜欣欣等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7，91-93页。
[87] E.卡尔：《什么是历史？》，3页。
[88]所引卡尔和巴勒克拉夫均见E. 卡尔：《什么是历史？》，5-10页。
[89]约翰·密尔：《论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5页。
[90]本节关于“开放史学”的一些想法曾在笔谈稿“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当中表述过，但限于篇幅，言犹未尽，因而在此申论。有些话是在“笔谈”里说过的，一下找不到新的表述方式，重复之处，还请见谅。
[91]托马斯·库恩着：《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14，16页。
[92]德里克：“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9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