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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一）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
——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内容提要：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 “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史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多线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一 什么是“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缘起于美国学者德里克的专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德里克所谓“范式危机”，并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说“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使“革命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变，“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1]德里克所举例证虽多出于美国当今汉学界，但所论“问题”已经触及中国大陆学者。严格地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称“科际整合”的领域，因而有关的“问题”不都属于历史学。然而，由于“现代化”客观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史学界首当其冲也是很自然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改良”到革命，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民主与独裁之争，到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中国命运的历次大决战，一个半世纪以来激荡在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方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变革、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化，各种力量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而先前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中心或“主题”的编史学却忽略甚至否定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现代化研究虽然与“革命范式”有剪不断的联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分所展现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如“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以及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类型学，等等。它的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2]，因而被有的批评者恰如其分地称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3]此外，“现代化”研究者也不缺乏对现实进程的关怀，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再发出“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其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思考，确已产生“振聋发聩，使人警觉”之效。[4]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吸收20世纪人类知识发展的新成果，例如世界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系统的发展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它坚持以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为标准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强调大工业生产力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革命性变化。它的论述重点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线性”和造成现代化多模式、多路径的多因素互动作用，其中，多线发展与多因素互动相辅相成。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对唯物史观的概述中既有原则性，又富于开放性，符合恩格斯晚年所表述的思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迄今仍不是史学思想的主流，但它对整个思想理论界进一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确实起了推动作用。[6]
吴英先生在“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一文中，批评“一元多线发展观”“止步于抽象的生产力概念，没有进一步阐明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忽略了人作为终极动因的作用”，所以“（现代化）新论”不“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决定的多元折中论”；“仍然停留在事实陈述或经验归纳的层次，尚未能进入因果关系链条的深层次分析，因而不能归为因果必然性规律，更不能说是普遍规律”。[7]批评者称“新的历史发展观由此提出了覆盖整个历史时空的‘三阶段’演进论，而且每一阶段的内涵都极为空泛，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出现形态的多样性而被证伪”。[8]但只要看一下《现代化新论》第77-78页的两个图表，任何读者都能一目了然：所谓“三阶段”所指并非社会形态，而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的大体归纳，每个阶段内不同的社会（文化、文明）形态、发展道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都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相反，对于某些历史单线论者抽象地谈“人的生产能力”，试图以空泛的“三阶段”或称“三大社会形态”说代替已经漏洞百出的五种生产方式论，《现代化新论》恰恰持鲜明的批评态度。[9]此外，批评者称罗荣渠先生把现代化定义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无异于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都是由‘现代化即工业化’的错误界定引起的”；批评“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这种错觉十分有害。”[10]这些恐怕都是批评者自己的误解和错觉。[11]实则《现代化新论》反复强调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而不仅仅是工业化；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之“恶”的本性也是一贯持批判态度的。有心的读者可以看《现代化新论》第148页关于民主、民权、法治秩序、社会结构变化、普及现代教育等层面现代化进程的论述和149页“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示意图”，以及关于“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和“革命化”诸进程和形式的反复论述。所谓“外源或外诱”，是说“后发国家”原来的历史进程被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所打断。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观念形态都来自现代西方，而不是“后发国家”历史上自然发生的。这些思想和制度，例如进化、理性、社会契约观念、工业主义、科学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等，本身更难于以“善”、“恶”判断之。进化论是科学，从西方传入的社会进化和进步观念取代传统的循环史观自然是大势所趋。但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蕴含着听任社会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代化的全球推进对强国和资本家是福音，对弱国和社会下层人民则带来“现代灾难”。连李鸿章都知道：面临挟坚船利炮且“阴怀吞噬之计”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不能不求“变”求“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建立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对“边缘”地区和国家哪有我们天真的批评者所说的什么“善良愿望”，而且还能“充满”？与此同时，批评者还很轻松地宣布：马克思早已“从因果关系上揭示出发展多样性的历史必然性”，“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就必然决定了人们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方式出现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发展道路的出现”，“西欧面对西欧的环境，印度面对印度的环境，都必然做出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12]——思想史、学术史上复杂的“多线”问题，竟然用几行字、三言两语就解决了，真的是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容易！批评者反复提出的“终极动因”、“因果必然性”和由此带来的“普遍规律”、“历史必然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大有疑义的。因果联系有多种形式，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可以异果，同果也可能异因，因而要做具体分析。如西欧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国国家的起源等众多历史课题，至今仍无定说，就是由于情况复杂，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如果历史真的是单因素一个决定一个的因果关系链，工业革命将必然地起因于中亚的气候。不相信吗？请看推导：[13]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缘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缘自突厥人移民，突厥人移民则缘自中亚的干燥。因而，寻求历史原因的根本在于研究水文地理学。
但是，这不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而是伯特兰·罗素自造的“高级幽默”！历史常常在跳跃和曲折中前进。历史事变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的总结果。巴勒克拉夫论到：“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遇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正如巴特费尔德所指出的，处于这样的时代，通常关于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理论‘已不足于解释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以及各种事件的下一次转折。’”[14]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认识，也是治史者提供给后学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认真汲取。至于像上述三个“必然”式的武断，若把它们称为马克思主义，恐怕马克思在天之灵也会摇头叹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5]。
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诸现代化理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更多地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特定历史范畴，从而明确地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并由此而初步形成了一个仅限于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上有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旨趣、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共同体”。这大体符合库恩提出“范式”一说时对它的界定。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与现代发展理论，不失为一种既有创新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史学理论框架。在学界普遍感受到“史学危机”的情形下，现代化研究在史学殿堂的某些角落擦出了几片亮光，并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20年来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专着已经有上百部问世，以“现代化”为关键词的史学论文数量更几倍于此。论着的范围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会、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研究，对晚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对世界史上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等问题的研究，等等。[16]跟20世纪60年代前后“革命范式”居统治地位时的革命史学相比，现代化研究20年来的成就并不逊色。其中，罗荣渠先生的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以理论建设为主旨，但也不乏实证的研究，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史学界，并且必将以其开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载入当代学术和思想史册。
二 谁家的“现代化”？
——对西化式单线演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反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既是30年代前后知识界曾经进行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继续，也是对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认真的学术批判和清理的结果。“现代化研究”尽管从来就是一个“开口的布袋”，并不限于某一派某一家，但是，中、西两种现代化理论，基本的方法论和思想观点都大相径庭，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
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非西方现代化中或发展中国家，但理论本身基本上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派生物，而且除了个别人（如巴林顿·摩尔），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观点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当代史学名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批评西方现代化理论按照发达工业国家的模式、甚至按照20世纪中期美国的模式定义现代社会，“这些模式略去了大部分历史，以便专注于一个小小的、但人们公认很重要的历史阶段，甚至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历史阶段，也大大简化了它的历史变迁的机制。”[17]文明史研究者也告诉我们：世界各种文明的价值无高低贵贱之分，各大文明从来是相互影响而又平行（即多线）发展的。早在1943年，闻一多就已经发现：“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按：指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猛抬头，迈开了大步。”[18]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提出的“轴心突破”概念，所指和闻一多所论基本相同。艾森斯塔特则把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方案”定名为“第二个轴心时代”。[19]艾氏所谓“现代方案”，所据便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现代方案并非纯现代现象。这一近代西方的“轴心”，本身就是轴心突破时代的两个文化──希腊与以色列──互相激荡又互相加强的结果。现代西方文明在近两三百年中宰制了世界，但它不可能统一全世界。“轴心突破”的几个大文化迄今仍然保存了它们的个性。[20]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最终会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
相比上述，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突出了对西方“现代方案”——“现代化理论”之单线逐级升进模式的清理和批评。具体说来，两种现代化论之间的差别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进程？西方学者将“现代化”经典性地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21]这种单线演进过程的具体化，可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为代表。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从传统社会开始，以“大众高消费“阶段结束。每个社会都在这一循序渐进的增长线上排队，或前或后，总能找到其位置。从而，“五阶段依次演进”被当作世界发展与现代化的普世性法则，用来与被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公式相对立。就连标榜“价值中立”的结构功能理论背后，其实也有深刻的单线演进的“自由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文化目标，帕森斯社会学就是一种“恢复和详细阐发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浸透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且是一种“非常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22] 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知识分子鼓吹这样一种和谐的、线性发展的理论。后冷战时期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西方式）道路”的信条，不过是其绪余。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则立足于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主发展道路的探讨，注重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在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之间、传统与现代性和不同文化之间、世界现代化的共性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个性之间，侧重对具体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对个性、特殊性的动态研究和对不同社会内在发展动因的研究；认为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多因素的观点来看，历史运动从来不是单向而是多方向的，起码是双向的。无论是在近现代欧美，还是在亚非拉，各种各样的抗拒跟“传播”和“学习”缠绕在一起。学习成为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途径。“传播”来的新思想成为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武器。最后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了你”。非西方文明各地区接受了民主、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法制等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理念，同时也使“现代性”反复被“重写”，演化出多种样式（patterns of modernity, multiple modernities），而不是照单全收“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所以，单向“传播”论和西式的单线发展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是找不到例证的，除非像北美那些命运悲惨的印第安部落那样，土生文明连同人口一起被灭绝性地连根拔除。然而这样一来，“传播”也就失去了对象，发展也随之失去了主体。
2 对“现代化动力”的不同认识。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的现代化论片面强调科学革命、技术进步、知识增殖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布莱克也有一个“经典性”的现代化定义，强调的正是“知识激增”带来“功能变化”：“如果必须给‘现代化’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这样说，它是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对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一个适应过程，这些功能因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而处于迅速变化之中。”[23]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肯定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伟大推动力量，同时强调“历史的合力”，告诫人们不能陷入技术史观和唯生产力史观，而要看到：相同的科学技术条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4]
3 对现代化目标的不同认识。“现代化”是终极目标还是人类终将超越的历史阶段？从冷战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论到后冷战时期的“历史终结”论，一致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最后将终结于“现代世界”。对此，伊格尔斯提出了比较温和的批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世界看做是‘历史的终结’，是一个福祉历程的产物，——这一点一般说来是过分乐观了。” [25]相比之下，罗荣渠先生的批判则要尖锐得多：[26]
……必须指出，以往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如果以为只要按现行的即使不很高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再过几个世纪全人类就将进入极乐世界或至福千年（millennium），那就是被西方流行过的想入非非的现代化理论自我催眠了。自由派理论忽视或掩饰了现代发展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是非历史的假想。事实上，从历史趋势来看，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
罗先生在别处也反复强调“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代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27]“现代化……只是一个大转变与大飞跃的阶段”。[28]笔者相信，对现代化“终极目标”论的批评，将会随时间演进而愈显其锋芒。
4 理论基础不同。以新进化论为基础、结构功能分析为工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注重分析横向结构的静态模型，而不关心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帕森斯是新进化论的代表、结构功能主义的大师，也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奠基者，他的将“传统”与“现代性”对举的五对“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就是这种静态的结构分析的典型。但帕森斯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缺陷。他强调：“对结构的分析应该超过对社会进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分析。人们不需要因构造进化理论而去分析社会变迁的主要过程。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在生物学中得到了阐述，而生物学对结构和形态的研究包括解剖学在内都是进化论的基础。”[29]意思是说：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进化是无须论证的天然法则。在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和“现代性”都是超历史的概念。“发展指数”可以做跨时空的比较。一项规划既然可以用于孟加拉，对厄瓜多尔也就一定适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就是“做模型”(modeling)。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目的，就是揭示适合任何其他国家的一般原则。以此种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的观念，到60年代末已经受到历史社会学家的质疑。[30]90年代的左翼学者则进一步予以批评，认为帕森斯抽象而严密的概念体系，是以高度简单化、图式化的方式揭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理论形态。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承续西方左翼学者，批评这种非历史的理论框架对抗突变论和革命转变论；从理论结构上说，是按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构筑而成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图式，一种主观的构想，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把传统社会描绘成‘静止的’、‘没有变化的’社会，这是按近代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动的标准看问题，事实上传统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殖民地社会可能是既非‘传统’、又非‘现代’，而是两者的混合杂交体。这是两分法的框架难以容纳的。又如，对工业社会的‘同一性’也被夸大了。”[31]
综上所述，可知两种“现代化”理论界限鲜明。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现代化研究当作“舶来品”，只知道将“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却无视20年来中国学者在现代化问题上辛勤探索的理论建树。由此而引起的种种误解，仍需要不断予以澄清。例如，把既有的各种现代化论统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含混地称之为“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其结果只能是“鱼”“鲁”相讹，混淆了上述理论观点的区别。这种大而无当的归类显示了对片面强调“知识增殖”作用的西方结构功能学派现代化动力论的认同，在讨论中国现代化时对“赛”先生崇礼有加，却有意无意地怠慢了“德”先生，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等现代化的系列内容。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学者眼里，现代化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其进程和目标都不是一组经济数字或技术性指标所能涵容、所能衡量的。塞缪尔·亨廷顿就曾以其着名的发展诸目标“冲突”说批判勒纳、布莱克等人的“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亦即现代化诸目标“相容”的假说，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政治稳定、民主、国家自主性之间，以及民主与公平、稳定与公平之间会有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32]至于哈贝马斯、贝克、吉登斯等所谈论的“再现代化（自反现代化）”、“现代性的断裂”和“反思性”、“信任与风险”，以及殷格尔哈特的“后现代化”，所论不离问题丛生的现代西方社会、不平等的全球体系等“现代性”系统机制的自我调整和重建。这些似乎都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二次现代化”的科学家注意。
至于将既有的现代化研究称为“经院式”研究，再把它们按五个学科方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制度学（?）——划分为“五大理论流派”，更是莫名其妙的“乱点鸳鸯谱”。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就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制订密切相关。许多后来成为现代化研究重镇的“区域研究”机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都有明确的政治背景。这些研究立足于西方中心，鼓吹“美国第一”、“美国化”，“冷战”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现代化研究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同时又是美国政府的高官或直接服务于政府部门、援外计划的顾问、“智囊”。无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比较历史学家的研究，都充斥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越俎代庖的制度设计，而完全不是什么“经院式”的研究。正像年轻的美国学者雷迅马所评：“对罗斯托和他的知识分子助手班子以及他们为之献计献策的决策者来说，现代化远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33]
上述论者一边反复地批评“经院式”现代化研究“术语和定义等方面过于繁琐”，一边随意地把布莱克等人的一些描述现代化过程的话拿来当作“现代化定义”，最后引申出“现代化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进程，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即在‘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中，阶梯式地朝向一组复杂的、具有空间边界约束的、纳入时代内容特征的、其相对目标集合不断提升的、非线性的动态轨迹，其演化序列的极限追求即构成人类现代化的绝对理想终极”这样的自认为不繁琐的、“科学”的定义，并且一再重复之。[34]这样一个缺乏具体历史规定性的“定义”，相对于20年来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在这个定义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目标、动因、矛盾运动等丰富内涵统统隐而不见了。“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进程”有没有起点？“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有没有终点？所谓“演化序列的极限追求”、“绝对理想终极”指的又是什么？作者都没有、也难以解说清楚。以这样缺乏历史批判意识的所谓“科学”研究定位的现代化，不是作为历史阶段、历史范畴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