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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志茗：《赵凤昌藏札》的整理与研究

《赵凤昌藏札》（以下简称《赵札》）是赵凤昌和他儿子赵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档案。赵凤昌（1856-1938），字荣庆，号竹君、惜阴，谱名坦，江苏武进县人。年方弱冠就走上了游幕之路，后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文案处缮校委员兼充文巡捕，凭借办事稳细、勤敏慎密，逐渐获得张之洞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亲信幕僚。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也奏调赵凤昌随其赴任。赵凤昌除继续担任文巡捕外，还兼办理督署笔墨事件等，并更受张之洞器重和倚任，结果也因此遭到弹劾，于光绪十九年被革职回籍。然而，第二年他即走出阴霾，迎来人生的新起点。这年他移居上海，恰巧甲午战争爆发，正在积极备战的张之洞请他为自己搜集情报，购买枪械。于是，赵凤昌打着张之洞的旗号办事，不仅畅通无阻，顺利高效，而且与汇聚上海的中外精英打成一片，积攒了丰厚的人脉，从而一跃而为东南社会的重要人物。正是在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赵凤昌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亲历近代许多重大事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函电和相关资料，留下了一份精心装裱的达109册之多的《赵札》（其中也包括他儿子的收藏）。
《赵札》内容丰富，包罗广泛，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第一手资料。章开沅先生称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孔祥吉也誉之为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是“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遗憾的是，如此美不胜收、价值连城的史料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机缘凑巧，我闯入这片天地，进行整理研究工作，因水平所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展却不大。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分享研究过程中的甘苦和曲折，并总结教训，提出一些思考。
《赵凤昌藏札》：一份江南文献的形成与奇遇
《赵札》的收藏起源于赵凤昌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他在幕府中的主要职务为文巡捕。巡捕是清代总督、巡抚、将军的随从官，有文、武之分。下车伊始，张之洞就公开宣称，他对于传宣事件向来责成巡捕官。因此，巡捕成为其传达政令和接见僚属的非常重要的居间联系人物。张之洞在晚清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出名，生活习性比较怪异，时人多有批评讥讽，但只有赵凤昌能够接受和适应，成为其身边不可或缺之人，遂得以深度介入督署衙门的政务活动。据披露，“之洞办事没有一定时间，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在为张之洞整理公文的过程中，赵凤昌开始收藏张之洞随手抛弃的文件，如公文底稿、往来信札等。根据《赵札》统计，在两广督署幕府期间，赵凤昌共收藏张之洞奏折底稿23份、电奏底稿24份、咨札谕示底稿10份、电牍底稿53封、书札17封。与此同时，他还保存当时广东官绅写给张之洞的书札以及这些官绅间的往来信函，并注意收藏晚清名人的墨迹，如胡林翼书信等。这些赵凤昌的最初藏品，奠定了“赵凤昌藏札”的基础，也是“赵凤昌藏札”的要件。
定居上海后，赵凤昌再接再厉，主要收藏他与清末民初名人政要之间的往来函电以及各方来信等。随后他儿子赵尊岳也加入进来。赵尊岳是民国时期着名词人、词学家，他所收藏以他与友朋间的词学唱和和书信往来为主，时间截止至抗日战争胜利前。《赵札》3000通（件）左右，对于这么一批宝贵的藏品，赵凤昌父子生前都各自做过整理，分装成109册。其中，92册为赵凤昌收藏，17册为赵尊岳收藏。但他们是“为自己收藏把玩而装裱，并没有想给外人看，更不会想到他人查找是否方便，故而没有像一般收藏家一样，请名人题签写跋，加盖印章，编排序号”。这一点可与赵凤昌外孙杨小佛的回忆相验证：小时候在外祖父家惜阴堂住过一年，“常见外祖父取出书橱中的信札翻阅欣赏，回忆过去的活动”。
可见，《赵札》原为私藏私用，不拟公布，后来随着时代风云变幻，发生了一些堪称奇遇的经历。据杨小佛回忆：
1945年日本投降，舅舅赵尊岳因附逆被捕，惜阴堂房屋被查封。但允许家属取出衣物、书籍等。舅母王季淑乃租下愚园路岐山邨一屋，存放取出的书籍、信札等。
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可能由于不胜房租负担或其他考虑，舅母决定处理掉这些书籍：大部分捐给上海图书馆，小部分交外祖父元配洪夫人之女赵汝欢保存。因此她雇三轮车分批将书籍从岐山邨运到安亭路71号三楼她住的公寓里加以处理。
有一次装运书籍的三轮车行近安亭路时，被民警喝停检查并命三轮车驶往天平路派出所听候处理。舅母未敢深究就回家了。事后舅母一直挂念着这车书籍的最后归宿，担心会不会被当废纸处理。有一次她将处理书籍的经过告诉了我，并要我设法去打听一下。那时我在上海徐汇区政协翻译组工作，便将此事经过向区政协干部吴秋萍同志反映，并请她向天平路派出所了解一下这批书籍、信札的下落。几天后吴同志告诉我，派出所将这批东西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了。
租房存放十几年、分批雇三轮车装运、被民警没收、过了很久才托人打听，如果上述回忆没有偏差，那么这些环节中无论哪一个有纰漏，《赵札》都可能出现闪失，从而造成莫大的遗憾，所幸有惊无险，《赵札》安全交由专业部门保管。但它的奇妙之旅尚未结束，后来的漂流过程如下：
这批书札被派出所没收后的确被送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将这批文献转交给上海图书馆。后来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的需要，由文化部通过上海文化局，将其调借至北京图书馆展览。在此期间，北京图书馆的专家们发现了这批文献的价值，于是打报告给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求留下其中最有价值的二十二册永久保藏。经文化部决定，将整批文献全部拨归北京图书馆入藏，至此赵凤昌藏札正式入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库。在往来公函中，这批藏札一直被称作“近代史资料信札”，后来入藏北京图书馆，一度仍沿用该名。
《赵札》经历一番波折后，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应该说找到了应有的理想归宿。而它也从赵凤昌父子品鉴把玩的私藏，转变成为极其珍贵的公共文化资源，嘉惠学界，展示了自身独有的魅力和价值。
最初的整理研究
作为私藏，《赵札》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变身公用后，便一朝面世天下知了。不过如同武学秘笈一样，刚开始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要义所在。这部分内容经手抄流传，果然精彩纷呈，引起世人关注，遂口口相传，名闻天下。可因它是作为善本特藏的，借阅不易，难见真容，遂越发神秘，让人垂涎欲滴。章开沅先生回忆其事说：史学界对赵凤昌藏札的关注，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徐仑。1961年10月，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徐仑提交的论文题为《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中多处即以赵凤昌藏札相关函电为依据，由于是首次公开利用，引起强烈反响。但其引文注释为“北京图书馆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册（据张静庐抄本）”，“可见张静庐对这批函电的关注更早于徐仑，而且他确实是看到赵氏藏札原件的”。章先生指出这批函电即所谓《辛亥要件》，后被收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只是不知“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件，还是根据张静庐的抄件”。他还披露说，从徐仑处得知《辛亥要件》不久，他刚好借调北京协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便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翻阅赵凤昌藏札，发现“馆藏名称为《近代史料信札》”，“所收函电范围极广，从中法战争到南北军阀混战，从张之洞、彭玉麟到张謇、袁世凯、汪精卫，内容非常丰富”。
其实对《赵札》关注且亲眼见到原件的还有比张静庐更早的人。1914年9月22日，这天为阴历八月初三日，是赵凤昌已故幕主张之洞生日，他在家宴请郑孝胥等人予以纪念。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为张之洞寿”的活动：“是日为张文襄生日，赵设南皮像，以所收南皮手稿、奏牍、电报数册及阎文介、潘伯寅以下数十人与南皮往来信札十余册列于案头，恣客览之”。据此可知，郑孝胥应是较早见到《赵札》的人，也是最先介绍《赵札》部分藏品的人。1930年，张孝若在所着《南通张季直传记》中称，据胡汉民相告，《清帝退位诏书》系其父张謇所拟，紧接着他写道：得知该信息不久，“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与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这大概是首次公开披露赵凤昌藏有辛亥时期重要文献。此事得到赵凤昌儿子赵尊岳的证实，1943年，赵尊岳在《古今》上开设《人往风微录》专栏，第二篇就是《张謇孝若》，文中他含蓄地说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其原稿犹在人间也”，后来他在所写《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明言“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惜阴堂为赵尊岳家住宅名，但他所说的《清帝退位诏书》影印版发表于《申报》，经查，并无其事。
1960年下半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手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据组织者汤志钧先生回忆，《赵凤昌藏札》的首次刊布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他原以为这套材料藏在上海图书馆，从时任馆长顾廷龙处得知已调往北京，但不知藏所，经中华书局张静庐先生热心帮助，“将其中第107至109册以及其他有关函电抄录寄来”。可见，《赵凤昌藏札》的首次整理刊行是张静庐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的结果。《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于1961年编成初稿，直至1966年2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300册，内部发行。汤先生所写“编者按”是这么介绍赵凤昌及其藏札的：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曾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辛亥革命时期，他受袁世凯的指使，与唐绍仪、张謇、程德全密切联系，虽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亦发生关系。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议，常在他家中举行。留有《赵凤昌藏札》，共一○九册，现存北京图书馆。其中第一○七、一○八、一○九册，另名“辛亥要件”，第一○七册共二十二件，第一○八册共二十件，第一○九册共三十件，均为上海光复至南北议和期间的函电文稿等。第三十二、一○四各册中也有一批1912年的资料；第一册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讨袁战争期间的函电。从《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立宪派对革命派斗争的秘密活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南北议和时幕后策划的情况。关于“刺宋案”和讨袁战争的函电，并予辑存。
虽然只有短短300来字，但信息量丰富：第一是点出了赵凤昌广泛的人际交往网络及其私宅惜阴堂在辛亥时期的重要地位，但受时代影响，对赵凤昌的看法较为负面；第二是率先介绍了赵凤昌藏札的基本情况及其价值所在，首次整理公布有关辛亥革命史事的“辛亥要件”；第三是径将口口相传的赵凤昌藏札正式称为《赵凤昌藏札》。198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重印出版后，得到广泛利用，社会影响扩大，《赵凤昌藏札》之名也一炮走红，为大家所熟知。
我与《赵凤昌藏札》的渊源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与《赵札》的邂逅没有那么浪漫唯美，而是纯属偶然。我原本研究晚清幕府，对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幕府都做过研究，唯独没有涉足张之洞幕府，主要是因为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赵凤昌是张之洞的总文案，可其人非常神秘，生平经历不为人所知，而他留下的《赵凤昌藏札》据说价值很高，却不易见到，所以知难而退。2009年底，我听说《赵札》刚刚影印出版，于是决定以它为研究对象，设计国家课题申请书。很幸运，我顺利中标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但题目被改为“私人档案中的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研究”。不久，我买来10巨册的《赵凤昌藏札》，拟通读一遍后再展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但当我浏览全书并研读部分后，傻眼了，其困难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首先，我原以为《赵札》是赵氏父子与当时名人之间的往来信件，谈论的都是大事情，但其实有来有往的信件极少，大部分是单向的，并且不少函札的内容很生活化，比较琐碎，反映的是通信者自己及身边的事，不是什么历史大事件，而且数量有限，没头没尾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时为了弄清真相，要先去找找有无年谱、日记、诗文集之类的材料，再查是否有相关记载，但往往无功而返，颇费周折。
其次，《赵札》中函札的主人有几百人，多数不是大人物，很难查到相关传记材料，且大部分函札只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年份，有的甚至连日期也没有，加上函札中提及的人物是以字、号相称，甚或不乏暗语，如果不熟悉历史背景，犹如看天书一般。
第三，研读有障碍。《赵札》大多为手稿，出自众手，因为量少，每个人的书写习惯又不一样，很难一一熟悉各种不同的风格，字不易辩认。还有一些是草稿，字迹潦草，勾划涂改很多，难以卒读。一封函札只有几十、上百字，有几个字认不出，函札的内容就搞不懂，很受打击，也影响心情，所以害怕去研读。
第四，《赵札》经赵氏父子按照他们的想法和方式进行整理和编排，只有他们心里有数，外人搞不清他们的意图。因此，有学者在查阅后，直言其缺点是“未就编排次序细加考核，翻检颇为不便”。诚然如此，历史研究注重时空概念，但赵氏父子的自娱自乐式编排打乱时空顺序，忽前忽后，从此到彼，跳跃性很大。本来书信就是断片的、不连贯的，这么一来就更破碎零散，增加研究者考订稽核的难度。
这重重困难令从未有阅读利用大宗手稿函札资料的我无所适从，一度丧失信心，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必须面对和克服。既然《赵札》是核心资料，毫无疑问要老老实实、硬着头皮啃下去。于是我一边识读整理，一边查阅相关资料，试图弄懂函札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故事。然而，自己过于重视这座“未开发的近代史料之富矿”，小心翼翼，一锄一锄挖，生怕漏过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结果效率很低，进展缓慢。后来，我果断调整工作方法，先利用已整理的有关中法战争资料做番研究，写出了《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与彭玉麟》等几篇论文；又从赵凤昌早年身世入手，研究其人，撰写了《赵凤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等论文，纠正了坊间流行的诸多不实说法。以这些论文和所整理的部分《赵札》资料为基础，我编着了《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一书，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功夫在诗外
书信因具有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已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陈智超先生曾撰文谈书信的利用与整理，认为利用可分为初次利用和二次利用两个阶段，整理则包括五方面内容：1、认字，作出释文；2、认人，即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3、认时，即确定写信和收信的时间；4、认地，即确定写信和收信地点；5、认事，即解读书信的内容。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并不是根据上述原则就能解决问题，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最后他感慨“多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要做好书信的整理工作，除了理解书信内容以外，同时也要广泛搜集并正确利用相关的文献”，如正史、实录、诗文集、笔记、书画集、族谱、地方志、书目以及有关书信等等。
诚然如此，整理书信难度很高，除了熟悉文献之外，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如书法、文学、历史等，这些要靠平时博览群书，大量积累。《赵札》是一份江南文献资料，反映了转型时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政治诉求和精神样貌，洋溢着江南特有的韵味、精神和文脉。因此，欲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研究，除了上述知识广博外，首先要熟悉江南历史尤其是上海的历史。众所周知，上海是联结近代东西方的桥梁，是了解近代中国的钥匙，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赵札》主要是在上海生成的，不熟知上海以及江南的历史，就无从了解《赵札》中的相关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史实。
其次要了解江南士人地缘、血缘、业缘、学缘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海是个商业城市、移民城市，大部分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以商人和游民为主。自太平天国战事发生后，江苏、浙江籍移民急剧增多，成为主体，并且两省的豪族士绅也丛集沪上，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到来动摇了商人在上海的主导地位，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着令人羡慕的光环：功名与人脉，地方执政经验，财富，信奉儒家学说，尊崇传统道德”，“他们对开拓新的经济环境和对未知的政治社会责任有着共同的担忧”，所以能够团结一致，主动担负领导责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亲戚或世交，如果事先一无所知，也难以厘清《赵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影响识读和理解。
第三要充分掌握江南地方文献。江南市镇繁荣，经济发达，相应地人文荟萃，文化水平很高，不仅文人文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就是地方文献也多如牛毛，如方志、家谱、碑刻、乡土史书等大量存在。因此叶舟认为“城市史或地方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利用和发掘地方历史的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研究，对本地的地方资料，如方志、家谱、民间传说、档案等资料等做一个很好的发掘和整理”。他以自己研究清代常州历史为例，广泛涉猎各种资料，“方志、笔记、文集、档案等无不翻阅”，除了图书馆、档案馆之外，还实地调查，走访民间收藏家，“仅翻阅的清代至民国时的诗文集便已经达数百种，家谱也达上百种”。常州一地如此，江南其他区域特别是像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更不用说了。《赵札》中的作者约300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常州的，但更多的是江南的其他地方。因此要了解这些作者及其书信背后的故事，也应建立在广泛阅读他们的文集乃至挖掘所在地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否则必然不利于《赵札》的整理研究。
第四要重视制度性传播媒介的成长及其影响作用。晚清是一个转型时代，在这个时代，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扩张，它们“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由此所营造的公共空间，成为新型知识阶层参与政治和发表意见的重要管道。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特殊地位，是近代中国上述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发源地和中心，量多质优，生机勃勃，这些在《赵札》中也有反映和体现。整理研究《赵札》，一方面要关注它们的成长历程，另一方面还要追踪它们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以互相对照和印证。尤其后者以连续性的出版品为主，种类多样，数量庞大，没有长时间的阅读和积累，短期内根本看不过来。
遗憾的是我从未涉足区域史研究，对江南的历史所知不多，而恰恰江南是区域史研究的显学，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不仅成果突出，蔚为大观，研究方法和理论也自成体系，非常成熟。自己缺乏相关训练，短板突出，基础薄弱，资料收集很少，贸然闯进江南研究相对薄弱的新史料发掘、整理和研究领域，自然是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备受煎熬，饱尝艰辛，收获却很可怜。
学术研究是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我对《赵札》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来要到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赵札》确如富矿，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艺术等各领域，只有博学多识、功力深厚、积淀甚丰的学者才能胜任。我水平有限，又第一次面对未经整理的江南地方文献这样的课题，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非常陌生，就像犀牛闯进瓷器店，完全失去了方向，左冲右突，碰了多次壁，费了很大劲，才勉强找到仿佛若有光的出口。但不管怎样，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于我而言，对《赵札》的整理研究才刚刚开始，我还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力争拿出比较系统完整的东西出来，呈现给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