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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史的新写法、新史识、新论断

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意愿编撰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奋斗的一个目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时，即布置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范文澜只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而且只有政治史；刘大年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出了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注意到。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的通俗近代史读物有几百种，也大多陈陈相因，缺少新意。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一直在思考是否应该重提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话题。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把编写《中国近代通史》作为一项任务提了出来。《中国近代通史》的问世，可以说是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意愿。本人忝列主编，深感实现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专着出版，有数以千计的论文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以往局限于晚清时期的范围，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比如，以往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中国历史。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探讨，认为中国近代史应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就是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这个认识，胡绳先生呼吁于前，我也撰写专文主张于后。我们现在编写中国近代通史，就不能只写到1919年，而要写出1840－1949年110年的历史了。第一次搭起了一个既不同于党史，又不同于近代专门史的总的框架
《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530万字，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大型的近代通史专着。本书总结了五十年来，特别是二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以1840－1949年时间范围的大型的中国近代通史。从通史的角度说，它第一次搭起了一个总的框架，这个框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一般的近代专门史，也不同于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它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观察、研究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的。这样一个框架，在中国近代史编写中是一种创新。
从110年的长程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从“沉沦”到“谷底”到“上升”的全过程。而以1919年为终结点的中国近代史书，就看不出这个全过程，所以一般读近代史的人，往往感觉到整个近代史都是屈辱史。读了《中国近代通史》，不仅可以读到屈辱，还可以读到中国人民的奋斗，读到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探索，看到国家的前途和光明。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长程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边疆状况以及社会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国近代史不是停止在1919年，而是打通来看，1840－1949年的历史发展，自成一个历史段落，既区别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加清晰可见了。从另一方面说，本书是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观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各阶级、各政党和社会生活的，这与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或者政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有所不同。
近些年来，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审视，大体上沿着这样两种方向进行。但是，这两种方式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居于什么地位，其相互关系如何，讨论得很不够。在叙述近代中国谋求独立的历史任务时，我们当然应当充分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程，关注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压迫下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努力，或者说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明、分析这种努力。两大历史任务是相辅相存的，不是替代关系。
改变了以往把历史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线条的写法
政治史、革命史仍然是这部近代通史的主干，本书吸取了以往研究政治史、革命史的积极成果，在叙述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时候，改变以往只突出革命史，或者只突出革命阶级、革命的政党活动的历史的做法，尽可能依据史实复原社会各阶级的活动，反映他们的声音，复原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互动，复原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本身内容。如，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不仅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历史过程，还充分加强对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力图揭示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对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不应当只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作铺垫。这种叙述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存在着三股重要的社会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股势力互争雄长。可以说，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在清末民初的新走向。这种写法改变了以往把历史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的线条的做法，力图将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呈现出来，这种特色在各卷中都有体现。
关于北洋军阀时期，对革命派、改良派、北洋派三方矛盾关系的分析，对南北对峙问题的看法，对北洋派系内部斗争及其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对民国前十年经济发展的分析，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等等，都反映了作者的认识和创新。
又如叙述1924年至1927年间的历史，虽以国共两党为主角，但也适当兼顾了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和主张。有关北伐战争的历史，以往大多重视南方革命派，而不重视研究北洋军阀，很少关注北方军阀是如何应对这场战争的。本书同时关注北伐的主体和北伐的客体。只有对南方革命党和北洋军阀及其政府的观念、行为及其互动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对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运动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采用了把相关专题史溶进通史之中的写法
本书在各卷的相关章节安排中，有机地糅合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的发展情况。如叙述洋务运动时期历史，有相当篇幅叙述洋务运动历史和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早期维新思想、列强文化输入以及中国新社会因素的初步发展；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对实业救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等专题，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生活变迁都有综合论述；关于民初经济发展的叙述；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和左翼文化运动、关于财经政策和税制改革、币制改革；关于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以及抗战胜利后有关社会的动荡与纷扰，均描述了政治史以外社会生活的不同面相，均不乏新见。这些相关专题史内容溶进通史之中，可以使历史更加血肉丰满，呈现丰富多彩的画面。
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的过程，后人的研究必须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进步。本书各卷注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凡是重要的，都做出注释，以示不掠人之美。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相当充分的展开。本书在写作中吸收了以往研究成果，又作了若干创新。如重新辩正了洪秀全登极与金田起义的史实:先有洪秀全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在平山的登极，后有杨秀清等人于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在金田的起义(起兵勤王)，纠正了原先将起义日期定在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将洪秀全登极时间定在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的错误。
再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以《百姓条例》为主要内容贯彻了一整套较为激烈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人无私财、取消家庭、分男行女行的城市政策和“不要钱漕”只收“贡献”的农村政策，本书对这些政策及这些政策遭受挫折后恢复正常城市生活及“照旧交粮纳税”的过程作了认真过细的考察；对《李秀成书供原稿》作了过细的重新识别、梳理，订正了前人(如罗尔纲等)的错误、疏漏之处。
一本着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本书也是一样。由于时间急迫，篇幅有限，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不够，显然还存在若干不足。如有些历史资料尚未充分掌握和运用，国内外所藏历史档案还未充分发掘，有些历史史实尚未充分展开叙述，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还有深入余地。有些海外同行学者的论着，还参考不够。在内容结构上，除了政治史内容叙述尚称充分外，有关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各领域所占篇幅尚感偏狭。有的史实还有遗漏，有的地方，文字还需要推敲、润饰。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修订时继续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