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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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太平天国革命俗称“洪杨革命”。它的两位主要革命领袖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
从宗教方面来说,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与天兄耶苏的最高宗教地位,是“真主”。但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禾乃师赎病主”,而且是“圣神风(皇上帝意志的教化者)”和“圣灵(皇上帝的降托者)”。因而,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举国上下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正如《天条书》明文规定的“七日礼拜颂赞”诗写道:“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第四册)这么一来,杨秀清的宗教地位既低于洪秀全,又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从政治方面来说,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是统治“天下万国的太平真主”,自封“万岁”。杨秀清是“佐辅天王主宰天下,统取寰区”(《行军总要》《太平天国印书》第十三册)的“左辅正军师”;是“管治东方各国”的“东王”;初封“九千岁”。天王在名义上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最高领袖。东王“掌理天国军务”(《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十二册),“总操万权之职”,(《幼主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18-117页)“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实际上掌握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因而,洪秀全说:“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太平天国史料》第92页)在一般情况下,洪杨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杨秀清朝见天王,要“偕众官跪下,山呼万岁”。(《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太平天国的重大政策措施,要由东王领头奏报天王,取得天王的“御照”和“旨准”后,才颁布施行。但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从属关系也不是绝对的。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不仅朝见天王有时可以“立在陛下”,而且还可以“往往假托天父下凡,肩舆直至洪秀全宫内”,(《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167页 )或把天王召到东王府,要洪秀全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听他口传“天父皇上帝圣旨”。这么一来,杨秀清可以假借“天父”名义,掌握太平天国的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正如当时有一位文人所指出的:在天京的洪、杨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君又谁臣。”(《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四第737页第三册)
从人伦方面来说,洪、杨都被说成是“上帝爱子”,是“同一老妈所生”的“一脉亲”。(《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太平天国史料》第89页)洪秀全自称兄,杨秀清自称弟。天王称东王为“清胞”;东王称天王为“我二兄”。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当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时,这种兄弟之间的长幼关系却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杨秀清代表天父,洪秀全对“父命”不能违抗,必须听从。
由此可见,洪杨之间的关系是你领导我,我反过来又领导你,你服从我,我反过来又得服从你。这种君不君,臣不臣,既是兄弟,又是父子,上下互易,长幼失序、尊卑混淆的微妙复杂关系,完全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所造成的。因此,弄清楚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于研究洪杨之间矛盾的根源和性质,以及评价杨秀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一八四八年一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创业,以紫荆山区为中心,在东至平南、藤县,西至武宣、贵县,北至象州,南至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等地,都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会众人数日益增加,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当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李秀成自述》影印本)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已逐渐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公开对立。为了扑灭将要燎原的革命火种,紫荆山区的恶霸地主、反动团练头子王作新下毒手逮捕了拜上帝会的组织者冯云山和重要骨干卢六,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的罪名,关禁在桂平狱中。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忆及两广总督耆英已奏准清朝皇帝许可中国人、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既与紫荆山各兄弟熟商之后,即自回广东,意欲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太平天国起义记》燕京大学图书馆印单行本第737页)当时,地主阶级勾结官府,企图一面用逮捕拜上帝会领袖的毒辣手段,一面指使心腹爪牙趁拜上帝会一时处于群龙无首陷于混乱状态之机,在拜上帝会内部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妄图一举搞垮拜上帝会。在此危急关头,杨秀清与肖朝贵挺身而出,利用浔州一带流行“降童”的旧习俗,先后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显圣。据《天情道理书》记载:“戊申岁三月,天父大开天恩,亲身下凡,出头作主,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姐妹乃□天下万郭人民。……当其时,真道兄弟姐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十二册)又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载:“当此困难之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杨(秀清)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详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肖朝贵则以耶苏之名传言,而其言则比秀清之言较为和霭。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苏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上帝会,其言即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燕京大学图书馆印单行本第22—23页)
由上述引文可见,杨秀清在拜上帝会众“多被妖人恐吓”,“心无定见”,有“忘却真道”,“差入鬼路”的危急情况下,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的。这一做法所起的主要作用是:(1)安定众心,要会众坚信有天父皇上帝“出头作主”,不必惊慌,不可动摇。(2)团结会众,“劝人为善”,“预言未来”,坚定会众的革命信心。(3)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严责其“罪恶”,“宣传其丑行”,把“引人离道”的坏家伙“逐出拜上帝会”。毫无疑义,当时杨秀清的这一行动是必要的,为开辟紫荆山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然而,有不少人根据清朝官、私着作中的大量记载,都众口一辞说杨秀清“心计奸深”(《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第十一册一册第4页);“奸谲异常”,“叵测奸心”;(《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5、46、289页)“谲诈多谋”;(《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5、46、289页)“权诈百出”,“诡计极多”;(《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四第355页)“最为狡猾”(《向荣奏稿》《太平天国》七第120页)等等,一口咬定杨秀清怀有“蓄意篡权夺位的个人野心”,利用“代天父传言”“搞阴谋诡计”,因而加以否定。对这种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根据当时历史的客观实际,人们不能不发问:
太平天国革命尚处于酝酿的阶段,杨秀清在革命火种面临有被扑灭的危急关头和非常险恶的环境下,出于革命的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英勇无畏地主动承担领导革命的责任,对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有力反击,使革命转危为安。难道对此不应肯定而应否定吗?这是我不敢苟同者一。
在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还是一个不合法的秘密的宗教团体,既无权可篡,又无位可夺,在白色恐怖下,甚至连脑袋都不知道能否保住。正如庚申十年的《幼主诏旨》所说:“东王舍命顶天,代世赎病,天大功劳”。(《幼主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13页 )怎能颠倒是非,说杨秀清当时就蓄意图谋篡权夺位,假借天父下凡搞阴谋诡计呢?这是我不敢苟同者二。
当时,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不仅给拜上帝会会众“留极深刻之印象”,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戴,而且在一八四九年七月洪秀全偕冯云山自广东花县返到紫荆山区,得到洪、冯的充分肯定。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载,“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杨秀清自觉地尊重洪秀全的领导,把他和肖朝贵代天父天兄的“传言”和其他人诡称“有神附体”的胡言乱语,“尽以呈秀全鉴察”。“秀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真孰假。”于是,洪秀全作出裁决,认为“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与肖朝贵二人之言”。(《太平天国起义记》燕京大学图书馆印单行本第737页)后来,洪秀全还把三月初三日杨秀清首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显圣的这一天,规定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纪念日——“爷降节”,要“天国代代莫些忘”。(《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太平天国印书》第十七册)难道我们看历史问题,能够完全不顾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可以毫不理会太平天国的革命群众和领导人对它的态度,而主观唯心地加以否定吗?这是我不敢苟同者三。
诚然,对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我们应该下一番功夫把全部事实搞清楚,看他还假借“天父”的名义“传”了什么“言”?对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根据太平天国文书留存下来不完全的记载:从天历辛开元年三月至壬子二年三月,杨秀清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先后八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教导太平军将士要绝对服从天王,反复宣传洪秀全是天父皇上帝派下凡间“作主救人”的“真主”,号召太平军将士要“真心放胆理天事”,“各为尔王行真道,信实天父莫狐疑”。(《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例如,杨秀清于辛开三月十日在东乡假托天父下凡“谕众子”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第二,教育太平军将士要“有志顶天忠报国,何尝临阵似(事)屡屡”。(《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不要为个人和家庭的私事牵累,不要有思乡怀土的观念。例如:杨秀清于辛开十二月初三日在永安假托“天父皇上帝曰: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万山万水万飘遥”。(《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第三,教育太平军将士要经得起艰苦斗争环境的考验,强调“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临阵诛妖要“同心”“同力”“同向前”,绝不能胆怯退缩,更不能“三更逃黑路”(当逃兵)。(《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第四,假托“天父”“大显权能”,杀掉了“胆敢瞒天无信德”,违抗命令和临阵叛逃的黄以镇。(《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公开审判镇压了“谋反逆天”的“反骨妖人”周锡能,(《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太平天国印书》第三册)粉碎了反动派收买叛徒内奸,企图“搞通外攻内应”,一举搞垮太平天国革命的恶毒阴谋。此外,杨秀清在平南朋隘山还假托天父下凡“教导先娇姑”(即洪宣娇):不要“逞高张”(任性逞强),不准“乱言题”(“题”即“啼”,乱哭乱闹),“若是不遵天命者,任从全清贵杖尔”(全清贵即洪、杨、肖三人)。(《天父诗》《太平天国印书》第十四册)杨秀清还在石头脚假托天父下凡教导“众子媳”要“孝顺尔丈夫”,绝对顺从和服侍好洪秀全,“他说尔这样尔就这样,说尔那样尔就那样,不使得性,不逆得他,逆他就是逆我天父逆天兄也”(《天父诗》《太平天国印书》第十四册)由此可见,在建都天京前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基调是对的,主流是好的。
建都天京后,特别是到了一八五六年夏天,杨秀清指挥太平军踏平了清军江南大营之后,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5、46、289页)“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自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杨秀清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不仅对部下专横跋扈,滥施权威,而且对天王也很不尊重,倨傲无礼。关于在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记载,留存下来的只有寥寥几次。根据太平天国官书以及清方官、私着述中一麟半爪的记载,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一八五三年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327页)洪秀全批准颁行的《钦定士阶条例》也说:“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印书》第十八册)两相参证,这一事实是可靠的。第二、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杨秀清以洪秀全“性气太烈”,苛待天王府女官为理由,假托天父下凡附体怒责天王,命“即杖四十”。众官伏地哀求免责,不许,直到天王“遵旨即俯伏受杖”,才得到赦免。(《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十一册)这一事实见于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是完全真实可靠的。《金陵省难记略》还有另一次杨秀清要杖责洪秀全的记载说:“东贼并托天父挟制洪贼,前有掳来乡愚,误窥贼居遽杀之。后东贼诡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金陵省难记略》《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这也是可信的。第三、一八五六年八月,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关于逼封万岁的具体情况,《金陵省难记略》也有记载,杨秀清“众权独揽,……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尔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金陵省难记略》《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这虽然是地主阶级文人据“访闻”的记载,事实未必全确,但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封万岁却是真有其事的。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作为不同的手段,产生不同的后果。以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作为划分前后期的界线,前期主要是突出天王,自觉服从天王的领导,提高天王的威信。后期主要是抬高自己,要和天王平起平坐,甚至公开侮辱打击天王。前期富有革命的进取精神,后期反映出明显的思想倒退。前期抓住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毫不容情地对叛徒、内奸进行揭露镇压。后期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处心积虑地要上逼天王,下压其他王侯将帅。前期是作为教育太平军将士,团结革命内部的手段。后期则是个人权欲、恣意妄为的手段。前期对促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期严重损害了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团结,造成天王和许多将领的不满与怨恨,给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可乘之机,不仅危害革命,而且害了自己,酿成了杀身之祸。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对太平天国革命有杰出贡献和犯有严重错误的杨秀清作为鉴戒,认真总结,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资料来源:《学术论坛》197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