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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鞍钢：孙中山与护法运动

1916年6月6日，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怒斥声中忧惧病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他宣布遵行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孙中山及时作出决断。
护法旗帜
经过民国初年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的磨炼，孙中山的政治眼光更为深邃。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对人性有更深之理解，兼得以往经验之助，我们应付各种事务之才智已大有长进”（《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1页）。当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后，孙中山就曾告诫人们，斗争的目标不能仅着眼于袁世凯一人的去留。5月9日，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的反动势力必不会随着袁世凯的死去而告消亡，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还将是艰巨的。
但是另一方面，孙中山在反袁斗争中，一直是以维护约法为号召的。护国战争开始后，他又强调：“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同上，第281页）。黎元洪上任后，宣布遵行约法，恢复国会。袁世凯死后，人们的注意力又普遍转向平息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能不下令停止中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接着，中华革命党本部又奉孙中山的指示，宣布停止一切党务活动。不能把孙中山这时的政治态度，简单地看成是他在民国初年“让位”后，专注实业建设经历的重复。孙中山拒绝重新担任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就是一个例证。护国运动结束后，他在各地发表的一系列演说，更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7月15日，孙中山出席驻沪粤籍议员茶话会，强调维护民主共和与争取国民支持的关系：“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心中”（同上，第323页）。7月17日，孙中山在张园向在沪参、众两院议员及各界名流、新闻记者发表演说，阐述地方自治、直接民权等问题。与此同时，孙中山没有放松对国内反动势力的防范和警惕。他在与胡汉民谈话时，明确指出：“北京当局现勾结帝国主义者有解散国会的意思，对于国家有捣乱的行为，我便要讨伐他们”（《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10页）。这些都充分说明，孙中山对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是有深刻认识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段祺瑞、张勋等人破坏共和的活动，自始就遭到孙中山的坚决抵制。
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在各地讲演的一个主题，是阐述通过实行地方自治、直接民权等途径，稳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1917年2月，他在上海完成《会议通则》(后改名《民权初步》)一书，同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孙中山在自序中写道，撰写该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他认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孙中山在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有关会议的各项细则。虽然西方民主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得到推行，孙中山注意介绍民主制度的有关知识，希望通过鼓励国民的参政意识，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黄兴病逝
在反对帝制复辟，维护共和制度的斗争中，一度因黄兴不同意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程序，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存在的隔阂逐渐消除。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黄兴虽然远走美国，但祖国的危难仍无时无刻不在他心中萦绕。孙中山也一直惦记着他。1915年3月，孙中山致信黄兴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坦率地希望黄兴“即日言旋”，携手奋斗（《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167页）。
筹安会登台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黄兴遣长子黄一欧向孙中山面交信函，认为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孙中山再次表示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反袁事宜。1916年5月，黄兴从美国抵达日本。这时，孙中山已返回国内。他在上海致函黄兴，希望黄兴协助向日本“借购军械之事”。并真切地说：“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事有把握，仍企来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同上，第290页）。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曾就革命党人对时局的态度，切磋商讨，互相配合。同年7月，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两人交往密切，商谈国是，一如往昔。10月，黄兴病危，孙中山去寓所看望。黄兴病逝后，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沉痛悼念，并高度评价了黄兴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同上，第384页）。黄兴的逝世，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支持者。
府院之争
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中国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把持北京政权的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大搞专制独裁。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段祺瑞企图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贷款和军火，扩充自己的势力。得到国会支持的黎元洪，则反对参战，于是便发生了“府院之争”。这场争执，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本企图通过支持段祺瑞参战，加强它在中国的控制，英、美等国则不愿意看到日本在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府院之争”愈演愈烈。
1917年5月，段祺瑞唆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遭到国会的拒绝。黎元洪遂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由伍廷芳暂时代理。段遂出走天津，指使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扬言要以武力倒黎。屯兵徐州、居心叵测的张勋，乘机向黎元洪提出愿居间调停。
6月，张勋受黎元洪之邀，率三千辫子兵入京。途经天津时，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于6月12日撕下调停的伪装，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入京后，又在7月1日公然拥戴溥仪复辟帝制。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段祺瑞看到借张勋之力，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谋已经得逞，便于7月2日在天津宣布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7月12日，“讨逆军”开入北京，张勋躲进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复辟丑剧开场12天即告破产。段祺瑞重新把持北京政权后，公开扬言“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 （《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继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借债，扩充兵力，企图实现“武力统一”，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
联络海军
孙中山目睹护国运动结束后军阀、政客纷争不已，共和制度形同虚设，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内心十分激愤。当“府院之争”白热化，张勋以调停为名，率兵北上时，孙中山敏锐地看到了复辟阴云的迫近，决定采取切实措施，予以抵制。他致电唐继尧，希望唐团结西南力量，出师护法。接着，孙中山又致电粤、滇、黔、川、桂、湘各省都督、省长，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希望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2页）。
但西南地区的这些实力人物，对孙中山的呼吁，反应冷淡。这时，北京政局进一步恶化，国会被迫解散。6月14日，胡汉民受孙中山派遣，赴粤联络护法力量，得到想借护法之名，保持地盘，扩充实力的西南军阀表面上的赞同。孙中山则在上海通过程璧光，积极争取海军的支持。
程璧光曾参加过兴中会广州分会，早年毕业于福州水师学堂，在海军中声望较高，时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在黎段争斗中，他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被免职后，在天津集结力量，以武力威胁北京。程璧光奉黎元洪之命，离京赴沪巡视海军，以保证海军拥黎反段。孙中山这时“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7页）。6月23日，孙中山主动约见程璧光会商大计。7月1日，张勋策动的帝制复辟丑剧开场，孙中山于3日再邀程璧光等人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
举兵护法
7月6日，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同行者有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途经汕头时，他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护法主张，强调：“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一步的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民。”“今日国民责任是在拥护共和，有一分子责任，即尽一分子力，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指出：“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2、113、114页）。
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军部分舰只南抵广州，并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通电全国，发表海军护法宣言，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的三项主张。津、沪等地的国会议员也相继南下，至8月中旬已有120余人抵达广州。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在粤国会议员在不足法定人数的状况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订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的任务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在就职答词中，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年无功之耻”（同上，第136页）。
阻力重重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许多困难，最突出的是缺乏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中华革命军在护国运动结束时就已解散，孙中山这时寄希望的是曾参加过护国战争的滇系、桂系军阀和南下海军舰只。但是，他的这种希望，结果也落空了。唐继尧、陆荣廷等人表面上愿意参加护法运动，实际上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参加护法运动为名，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抗衡，维持自己控制的那部分实力和地盘，并伺机扩充。军政府成立后，唐、陆两人迟迟不肯就职。为此，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再度往广西面见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秘书长名义往川、滇晤谈唐继尧及西南各将领，然均无结果。驻军广州的桂系军阀莫荣新等人，更是处处与孙中山为难，阻挠军政府的活动。
海军虽然发表了护法宣言，但与孙中山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他们参加护法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拥黎反段和解决军饷问题。程璧光在沪与孙中山会晤时，提出的主要条件就是要保证供给军饷。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决定参加护法。南下广州后，程璧光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但他并不到任。孙中山也派人劝说，并亲自与胡汉民去“海圻舰”请程璧光就职，程仍坚辞不允。程璧光、林葆怿等海军将领，在当时发表的谈话和通电，大多是要求黎元洪复位、陆荣廷出任西南各省护法首领，很少提到拥护孙中山。海军的这种态度，更削弱了孙中山的地位。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吁求日、美等国给予支持，但毫无结果。军政府曾多次向各国政府发出通电，要求承认它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均遭冷遇。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向北洋政府提供巨额的“西原借款”，资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乘机从北洋政府手中攫夺了更多的侵略权益。
在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广州，追随孙中山抵粤的一批中华革命党成员，很难开展活动。非常国会的议员们，许多人只图个人名位，惟利是趋，并不真正赞成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在西南军阀的笼络下，他们逐渐成为反对孙中山的帮手。
坚持护法
尽管处境不利，孙中山仍竭尽所能，组织护法运动。10月3日，孙中山通令全国，擒拿破坏共和元凶段祺瑞、倪嗣冲等人。这时，北洋军队为实现“武力统一”，正进逼湖南，直接危及西南军阀的切身利益，陆荣廷等人遂被迫起而抵挡。10月6日，南北军阀鏖战于湖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致电前线将领，希望他们“勉事进行，以树大勋”（同上，第211页）。同时，他又敦促唐继尧、陆荣廷就任军政府元帅之职，协同一致，共同对敌。但是，唐、陆两人对孙中山的呼吁，仍置若罔闻。他们参加护法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抗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不是真的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当时，孙中山曾制订了一份粤、桂、湘、黔、川诸路军队同时出动，会师中原，直抵北京的方案。由于滇、桂军阀的阻挠，这一北伐计划无法实现。
南北军队交战后，围绕着由谁去打头阵，北洋政府内部皖系和直系军阀之间发生争吵。11月，在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自动退兵，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直系军阀联合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北洋军队对南方的军事压力，暂时减轻。西南军阀一方面与直系军阀暗中联络，酝酿南北议和，一方面进一步排斥和反对孙中山。1918年1月，他们在广州策划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取代军政府。因遭到舆论的反对和孙中山的抵制，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针对南北合流的倾向，孙中山迭发函电，重申他的护法主张，这更引起西南军阀的忌恨。4月10日，他们指使一部分议员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提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旨在架空孙中山。4月26日，程璧光在广州被刺身死，海军内部分化加剧，闽系军官不安于驻粤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返驻上海，对孙中山毫无支持作用可言。
4月下旬，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积极策划迫使孙中山去职。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军政府修正案。同日，孙中山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在辞职通电中愤激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并表示自己捍卫共和的决心决不动摇：“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 （同上，第471、472页）。在西南军阀的阻挠和破坏下，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夭折。5月21日，孙中山离粤赴沪。
护法运动的失败，对孙中山触动很大。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正确结论，开始认识到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民主、共和就不能真正实现。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逐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