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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苏智良：“难民之父”饶家驹

饶家驹与上海国际救济会
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16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在经过19年的培训后，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教。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组合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于是，饶家驹亲自兼任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并陆续在租界内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
饶家驹建立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向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得到肯定的答复。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这巨款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
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难民救助并积极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为此，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1940年4月29日，这一天也是饶神父的生日，南市难胞自发举行庆典，一见他经过，沿途高呼“活佛”，饶氏也为之热泪盈眶。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
他们预备为饶氏铸造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
饶家驹难民救助模式的推广
在成功地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
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动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
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也设立了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
饶家驹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十分宝贵的。正像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预见的那样，饶家驹创办的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饶家驹模式的延续。
饶家驹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他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饶家驹虽然是法国人，但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即使死后也希望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华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饶家驹”改为“饶家华”，足见其对中国的感情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