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谢泳:“五四”精英的追求不能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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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泳:“五四”精英的追求不能轻易否定


所谓礼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有各种形式。不过最高的礼仪,我以为不是表面的规则和程式,而是内化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可能是礼仪的最高境界。
礼仪的形成,我们虽然不一定都说得出它的道理,但总有它的合理性所在,凡能在一定时代流行的东西,必有和这个时代所相配的基本条件,条件不复存在,许多东西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力了。新时代里的旧形式所以很难超越旧形式本身的规定,主要取决于时代条件。比如国学,它本身不完全是纯粹知识系统,它是知识、道德和职业完美统一的东西,它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依赖三个前提,一是私塾,二是书院,三是科举。私塾保证知识的普及和公正,书院保证知识的承传和精深,科举保证获得这些知识和价值的最后走向。这三者一定是相合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科举,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了,还想让国学大盛,肯定不可能。废科举后,国学就开始衰落,谁也挽不回它的命运,因为时代变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西方,这个见识不能轻易否定,五四精英基本都有西方背景,而他们的国学又相当过硬,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出的选择,不可能是简单的和没有历史感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言五四精英对历史的感觉和判断,那个时代就把眼光聚焦在科学和民主上,这个历史远见,不是一般的历史见识,而是远大的文明卓见。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感觉到历史的脉动,五四精英永远让人佩服的就在这一点上。贬低五四精英的历史选择,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才有的时代错觉。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这样的激愤言辞。
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知道好坏。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
“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
许多事,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他们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五四精英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实际,也比较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