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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毕耕、冯桂萍、肖晓月：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声——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

一百年前，《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倡导青年文化为起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国人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尤其是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策略考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了一种“有意的偏激”态度。在《新青年》创刊与新文化运动肇始百年之际，重新审视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新青年》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大肆开展复辟帝制活动，极力鼓吹复古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各种孔教会、孔道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康有为提出应把孔教写进宪法，定为“国教”。面对这股复古潮流，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开展猛烈进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据《新青年》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初创期：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16年2月第1卷止。这是《新青年》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探讨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为旨归，是青年文化的首倡者。《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群益书社印行，原定为月刊，每卷6期。《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大量刊登评介西方文化的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作，主张自由、科学与人权，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成名期：自1916年9月第2卷起，至1918年6月第6卷第4号止。《新青年》因向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发动猛烈进攻而一举成名，成为倡导新文化、鼓吹思想启蒙的重镇。《青年杂志》创刊后，因与其他刊物有重名之嫌，故自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文化期刊。1917年1月，陈独秀被北大聘为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移至北京。《新青年》自第4卷起改版，采用新式标点，只刊用白话文，不再接受外稿，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和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在此期间，《新青年》先是“打孔家店”，接着发动文学革命，开展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批判“灵学”迷信等，向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发起猛烈进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过渡期：自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起，至1920年5月第7卷第6号止。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然而，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办刊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由文化启蒙向政治宣传转型过渡。《新青年》先后开辟“马克思主义专号”和“劳动节纪念专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吹工人运动。后来，由于陈独秀被捕、离开北大和寓居上海，以及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表面上仍以“南北通信”的方式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只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编辑部同人也因观念不同而最终“决裂”。
发展期：自1920年9月第8卷起，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号止。随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青年》由过去的“百家争鸣”变成“一枝独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刊，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再次改版，随后脱离群益书社，由自办的青年社发行。陈独秀赴广州后，改由《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共产党人陈望道担任主编。由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称其“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因而被上海法租界查封，后迁至广州出版。在1922年7月出版第9卷第6号之后停刊，至此共出版9卷54期。
终结期：自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出版，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青年》以季刊形式在广州出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瞿秋白担任主编，并强调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但出版4期后停刊。1924年7月复刊，由陈独秀、彭述之等主编，不定期出版了5期。《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共历时11年，累计出版63期。鉴于《新青年》改为季刊后，不再使用原来的编号顺序，故也有学人认为已经不再属于原刊系列。
《新青年》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何谓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认为，它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在20世纪初的社会剧变中，《新青年》高举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密切关联，并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倡导民主与科学。或者具体在四个方面，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一观点的形成，主要源自于陈独秀。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声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然而，通过对《新青年》所刊文章的统计梳理发现，专门论述民主的只有3篇，讨论科学的也不过5、6篇，足见民主与科学并非《新青年》长期的主流话语。其实，《新青年》的启蒙思想非常丰富，涉及政治、伦理、宗教、社会、文学与艺术等各个方面，绝非民主与科学所能涵盖，而且启蒙主题因时而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重要特征。
倡导青年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指出：“国事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并答读者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办刊宗旨及其初衷，就是以倡导青年文化为核心，鼓吹思想启蒙与文化反省，号召青年“自觉”与“解放”。他还在《敬告青年》中“涕泣陈词”，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此，《新青年》刊发了大量的专题文章，并开辟通信与读者论坛等栏目，就政治、伦理、教育、婚姻、家庭、女性等青年关心的问题开展大讨论，以帮助青年实现“修身治国”的目的。
批判传统文化。针对袁世凯、康有为所掀起的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和吴虞等人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同封建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和《复辟与尊孔》等文章，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予以猛烈批判。陈独秀强调，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世”，尊孔必然会导致专制复辟。易白沙揭露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和《吃人与礼教》等文章中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并强调：“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吴虞攻击“孔教”的言论反响极大，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李大钊指出：“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仍然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
鼓吹西洋文明。由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以致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唯泰西是效”才是唯一出路。《新青年》自创刊起，就刊发大量评介西洋文明的文章，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倡导思想文化的全面革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认为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过时的旧文明，而“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西洋文明则是先进的新文明，其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学说，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他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了“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的结论，进而提出了“求新择优论”，强调中国必须全面取法欧美文明。同时，《新青年》还通过发动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对学衡派、甲寅派的批判等，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主张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既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影响和最见成效的部分。胡适首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大主张，强调“言文合一”。陈独秀深感革命不够彻底，于是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主张从思想内容上进行革命，打倒“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学。胡适、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合伙策划了一出“双簧戏”，通过相互论争来扩大影响。此外，《新青年》还开辟文学创作与翻译专栏，专门刊登白话文学和翻译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和《故乡》等小说，以及刊发“易卜生专号”等，为新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借鉴。
《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而《新青年》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李大钊不仅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陈独秀也迅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于是，《新青年》在宣传西方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逐步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指导劳工运动的重要阵地。
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将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辟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一组7篇评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外，顾兆雄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和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由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招致不少批评甚至攻击。胡适不仅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且还多次批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并要求“不谈政治”，但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的坚决抵制。
宣传苏俄革命。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在《每周评论》发表《新纪元》，热情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青年》自第8卷起重新改版，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手紧紧相握，暗喻中国与苏俄人民的携手团结。同时，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发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上的苏俄消息，发表评介列宁生平及其着作的文章，为读者了解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信息。
指导劳工运动。陈独秀在上海期间，开始关注和研究劳工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劳工运动，将“笔墨运动”变成劳工的革命运动。他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辟为“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标志着《新青年》全面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刊物。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