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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演变路径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文章着述大量涌现学术含量日益提升,成就是非常大的。然而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则依然较少有人涉足。我们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仍主要停留在苏联时代官方理论对列宁主义所作的概括与解释上,而缺乏宏观的和学术性的分析。这也与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缺乏一种明晰的把握有关。本文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比照。一
要准确把握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涵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种具有单一内涵的、前后一贯的、不存在内在矛盾与冲突的理论体系。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涵义。一种涵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主要从道德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另一种涵义则是力求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强调。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发端于世纪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叶以前,整体上仍处于自己发展的初级阶段。英国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完成了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相对占了全体人口的多数,但整个社会结构仍然不稳定,君主制的残余还存在,贵族阶级仍保留了重要的特权,普选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尚未得到实现。只是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英国才可以说成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一个重要国家,与英国比起来,要落后近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它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其工业化的基本实现是19世纪末期的事情,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完全稳定,则是在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德国,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尽管它后来居上在工业化方面速度很快并且在许多技术领域内领先,但这主要是依靠了专制国家的力量。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由竞争的阶段,它的社会结构远未发育成熟,市民社会还没有成为一种制约专制国家的强大力量。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自上而下的普鲁士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的,保留了浓重的地主经济残余,成为了专制制度和军国主义的重要支柱。德国的政治现代化是在战争失败的冲击下,借助于外力在二战之后完成的。在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重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说刚刚起步。而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前封建主义的发展阶段。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1](p608)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形成于世纪中前期,毋庸讳言,它也没有摆脱这一由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局限性。
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也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p275)。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2](p279)。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看到,马恩对资本主义的灭亡一直充满了期待,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与资本主义的崩溃联系起来,不断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发生。与此同时,为了尽快消灭资本主义,他们还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与策略。比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工农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落后国家须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等。马恩甚至希望当时落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世纪 70年代初,尽管认为巴黎公社革命不可能成功,马恩还是给予它高度的赞扬,赋予它崇高的历史意义。19世纪后期,马恩还提出如果俄国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能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俄国在胜利了的西方革命的帮助下,其农村公社也能够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在晚年,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没有完全放弃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终决战的期盼。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对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的强调。在这一点上,马恩是大大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并以此使自己的理论学说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性,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一种更加理性、务实的道路向前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资源。
马恩在1840年代就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脉络,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学说建立在一种科学认识之上,以摆脱单纯从道德诉求出发造成的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大力的肯定。到了世纪50年代,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恩对唯物史观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因而也作出了更具体、清晰的阐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p33)在186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重申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p102)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派谋求在极端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在晚年,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马恩不断矫正先前的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观点,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他们首先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适应能力,有了一种更加理性的认识。在谈到早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英国的情况时,恩格斯说:“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4] (p419)“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4](p422)“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的热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4](p424)之后,他更是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4](p512)与此相联系,马恩对暴力革命、议会道路、普选权等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还在1872年,马克思就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地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5](p179)到 1890年代,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旧式的起义,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4](p517)。19世纪50年代,马恩就曾谈到过普选权对于英国的意义:“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6](p390—3910)1892年恩格斯告诉法国同志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利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7](p513)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成就,恩格斯更是给予了大力的颂扬:“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的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8] (p603)“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一直在按照恩格斯晚年观察到的趋势向前发展,现实修正理论的过程也一直在持续。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逐渐抛弃马恩理论学说中尤其是早期理论学说中那些不符合现实的成分,是合乎逻辑的。整个世纪,在人类具有了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哪些是空想的,哪些是科学的,看得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