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德国人对戊戌变法的一些较早的反映和认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德国人对戊戌变法的一些较早的反映和认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德国人对戊戌变法的一些较早的反映和认识
外交档案表明，德国曾经认真地跟踪研究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洋务派为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所做的努力。不过，像在其他列强国家那样，当时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对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地闯进中国内陆之可能性的兴趣。除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尤其因购买德国武器和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被看作德国利益的促进者李鸿章之外，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后，张之洞由于主张修建铁路和改革学校体制而引起了德国的注意。早在1893年就撰写了一份关于他的卷宗（而这样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到1905年才完成！）。在这份卷宗里，张之洞被评价为一位正直的和廉洁的“新守旧”改良派，对中国可能从认识和运用外国文化的成果中吸取好处，他不会置之不理。德国人期望张之洞将来显示出“能够使中国文化不是在反对西方姐妹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她们的联合中做出成绩”。德国人相信他能够在宫廷的“老保皇派”与必要的改良支持者之间进行调解，为的是在“困难的过渡时期”，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向中国“逐渐地输入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保持中国的特点和特征。”[1] 后来，德国方面发现张之洞越来越陷入日本人的影响之下，因而感到失望。
变法诏书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
后来，当具体的改良在1898年年初被提上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时，德国方面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对德国1898年3月武力强占胶州湾和强迫签订的租借合同对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那时候，处于兴趣中心的是其他国家的反应和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虽然德国方面估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希亲王1898年5月对光绪皇帝的访问，以及他们俩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谈话，好像“曾经勉励后者采取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和努力按照欧洲的方式”改良，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改良是在“日本——英国影响”之下进行的。[2]
外交档案证明，在1898年夏天，德国与英国、日本不同，与康有为周围的改良派尚无任何联系。改良派方面显然也没看到有什么理由要到德国人中去寻求支持。最后，德国侵占了胶州湾，这就给在宫廷里引入改良措施以决定性的推动。那时候，在改良派的眼里，德国像占领大连湾的俄国一样，也是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把获得的自从1898年6月以来皇帝颁发的改良诏令，基本上翻译成德文，但是，外交官们起初并不认识它们的影响和较深刻的意义。他们怀疑改良的现实性，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中国尽管有全面的改良计划，将来可能仍然是贫穷的和虚弱的，同样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较量，因为“怎么能用木头棍棒与坦克和现代的武器战斗呢。”[3]
直到9月底，海靖公使还在一份致帝国总理的报告中扼要地写道，上几个月颁发的改良诏令里仅仅涉及“成立一所大学，编制中国的国家预算，裁减无用的官僚机构，消灭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皇帝对于延误该命令实施的威胁”。[4]涉及到德国商人的报告，其中说中国的官员在这期间要求的贿赂不再是迄今为止的2％-3％，而是20％，甚至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对于迄今为止一般的贿赂数额50000塔勒也已经不再满意，海靖则确认，“至于最近每星期都有一次报道的悦耳的改良，一点也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个国家是在愈来愈快地陷于没落并飞速地走向腐败。”[5]
然而，有两个文件特别引起德国方面的重视：第一个是1898年6月11日颁发的关于计划筹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令和因为这个诏令而于1898年7月3日通过的国家最高学府的规章。第二个是1898年8月初颁发的关于准备在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张荫桓和王文韶的领导下，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的诏书。在这两种情况下，海靖公使认为，德国在这里的利益都可能会被触及，于是，他把翻译好的诏令直接寄往柏林递交给帝国总理。
当德国方面通过1898年7月3日的诏令获悉中国方面计划的外国语课程中有12个英语教授（其中有6名英国人），但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教德语，而且10个专业学科中每一个专业一概只安排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海靖立即向总理衙门表示抗议。虽然他向帝国总理阐述了他对筹办京师大学堂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因为，正如他十分傲慢地说明的那样，“最好的思想，计划，设施和工具，一旦经中国人插手管理，立即会化为齑粉并被玷污，”[6] 尽管如此，他还是匆匆忙忙地在1898年8月10日的一份正式照会中坚决要求“保护德国的利益”。在照会中，他一边谈及“对中国的热烈而又真诚的友谊”和“热情参与这个与德国友好的帝国之幸福的发展”，一边把计划的京师大学堂教师分配估价为“对中国的自主和威望是一项危险的措施”。照会中说，这个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独立并使个别国家施加占优势的和不合理的影响。”自从英国人接管了海洋海关以后，列强之间的政治关系似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那时候，与德国、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关系好像和与英国的关系同样重要。中国的安全与独立似乎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施加占优势的、因而是危险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预计聘用的15名外语教授中必须有3名德国人，而10名专业学科的教授中必须有两名德国人。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中国皇帝来说，也许更容易些，好像他已经知道“在德国维护科学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全世界都承认这是无法超越的”。此外，从欧洲回来的李鸿章似乎也曾强调说，他觉得德国的教学制度好像是“最高级的和最值得向往的”。[7]庆亲王1898年8月17日的复函是礼貌的，但却是冷淡的。他指出，好像已经为京师大学堂任命了一位身居要职的人〔孙家鼐〕担任校长，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完全由他一人负责。他已经把照会转交给这位校长，这位校长也许会考虑照会中包含的建议。如果有答复，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8]
德国方面对中国皇室指令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的评价也是批评性的。与李鸿章的德国顾问古斯塔夫·德特林（Gustav Detring）和英国的议员特瑞查得·毛甘（Tritchard Morgan）以前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他们自己将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主管或者顾问，如今中国方面打算成立的这个机构，如同海靖愤愤不平地记下的那样，在这个机构里“没有给外国人留有任何发言的机会。”根据海靖的观点，总理衙门仅仅想以此回避谈论给予修筑铁路权的问题，同时，总理衙门想使人相信的是，好像它不再负责这个问题似的。早在1898年8月15日，当德国公使想在总理衙门为德国争取修筑天津到锦江的铁路进行谈判的时候，好像就有人向他解释过，这个问题必须由铁路局来决定。可是，海靖说，这个机构根本无法找到，也难以置信。与王文韶和张荫桓谈判，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前者已经老朽不堪，不过是李鸿章手中的“草包”一个，后者则因其“已经动摇的地位”，再也不敢表示自己的见解。[9]
关于改良的性质和背景的看法
直到1898年9月中旬，报社记者才开始向德国公众报道中国的改良运动，尽管起初也还相当含糊。在一篇以“中国之改良”为题的文章中，作者首先提到一个所谓的进步党，好像正在外国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组织起义，准备推翻现政府制度并致力于按照美国的榜样制定一部宪法（显然是指兴中会——费路）。此外，各省好像都有改良党的支持者，他们把中心设在上海，以不明朗的词句提倡改良，政治上要求与英国和日本结盟反对俄国，而且得到新教传教士如李佳白（Gilbert Reid）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好几个省的总督的支持。现在，改良问题似乎被政府亲自接了过去。这时候，“着名学者康有为”才第一次被称为改良措施的主要发起人。但是，作者对改良措施的具体实施却表示怀疑。[10]另外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称，1898年9月18日来自上海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在内政上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改良时代”。可是，尽管皇帝有最好的意图，所有的改良还是都不得不停留在纸上，因为缺少合适的官员去贯彻它们。在这期间，虽然中国已经从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几乎是现代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改良仍然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卓有成效，那就是，假如中国“将来决定召进大量的外国人，完全放手让他们做事并给予他们足够权力的话”文章的作者就这种联系还指出，目前中国似乎把英国和日本看作是她的最好的朋友。[11]
迄今为止，对改良的评价最全面并力求从改良的角度去理解的是1898年9月16日一个消息很灵通的记者在天津撰写的一篇报道，可是，这篇报道直到1898年11月才发表。这位作者没有像迄今以来的一般评论那样，局限于说明改良的努力在于改革学制，改组机构，而是也深入探讨了铁路和矿山，农业，贸易和手工业，军事和新闻以及呈文方式的革新。作者写道：“也许有些欧洲政府会把中国皇帝表现出来的对新闻学的重要性的理解当作自己的榜样。在中国本来就十分繁荣的新闻界，将因皇帝的恩惠而得到更一步促进。皇帝已经颁布了新闻自由的诏令。他指令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读报并把上海发行的《时务报》定为政府的报纸。所有的国家官员都必须订阅这份报纸，皇帝本人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它。此外，他还命令每天都要把其它的中国报纸、甚至欧洲的报纸摘要送给他。”明确地强调指出的还有，皇帝好像已经指令，每一个国民都能直接向他上书言事，必须把那些写给他的信件原封不动地呈交到他手里。根据作者的看法，由此可见，现在“中国好像要走日本已经先行一步的道路，并想成为日本那样的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好像是一个天资很高的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也许在吸收欧洲文化成就方面，甚至会比日本人做得更好。皇帝和他的谋臣们的改良努力似乎也应赢得广泛的同情，那些谋臣们似乎已经做好准备使用外国的援助，但是，他们要把改良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文章的作者对中国能否从自身找到现代化的力量却很悲观。他认为，为了要完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改造”，指导精神似乎必须从外国引进。他写道：“有些迹象表明，要自己站起来，对中国来说为时已经太晚。肯定地说，中国早晚有一天会现代化，而这一天定会比在欧洲的人们认为的更近。不过，目前的‘新方针’显然只是一个尝试和开端，中国的真正的改良可能要在欧洲的统治之下才能完成。”[12]
论变法的失败
在改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海靖公使写了一篇关于1898年9月21日政变的背景和众所周知的经过的报告，正如当时北京传闻的那样。报告中有几点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一点：早在8月底，北京就谣传皇上好像病重，曾经晕倒过，还流了血。那时候，人们似乎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对皇上来说，情况好像不妙。李鸿章倒台之后，占据了总理衙门最重要职务的张荫桓，变得不再小心翼翼并加入了皇上周围的“广东帮”。似乎出于虚荣和因为他想努力把自己变成国内头等重要的人物，他才成为跟从皇帝到最后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物。皇帝还准备好了一个诏令，根据这个诏令，应该剪掉辫子，全中国都应该穿西装。9月21日，慈禧太后遇到穿西装的皇帝。当她把皇上的西装从他身上扯下来的时候，皇上好像昏厥过去，然后在她面前下跪了一个钟头。第二点：俄国代办帕夫洛夫（Pavlov）好像在政变之前好几天便已经知悉。这就给海靖一个机会去猜测，俄国公使馆或者俄国银行可能助了慈禧太后的追随者一臂之力。当海靖向俄国代办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的时候，俄国代办好像回答说，“这个成绩不仅仅对俄国有好处，而且也有利于德国，因为，如果让中国沦为日本和英国的保护国，那也不符合我们和德国的利益。”根据帕夫洛夫的观点，日本人“由在北京的广东帮发动的皇帝改良政策的领导和幕后操纵者。”伊藤博文对北京的访问似乎肯定是为了缔结“日本－英国－中国联盟”。第三点：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求海靖和他以及日本公使，一起去向中国人表示反对砍掉张荫桓的脑袋，这个请求被海靖公使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与日本、英国有联系的假象。[13]
德国方面认为，对中国的改良，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良，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从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的是要和一个经过改良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排挤出去。[14]这种观点由于来自东京的关于伊藤博文9月20日与光绪皇帝和9月24日与李鸿章的谈话，以及日本首相对慈禧太后9月21日政变后中国形势看法的报告，更加使人坚信不疑。[15]
在评价改良，尤其是评价镇压改良的时候，德国的利益明显地处于重要地位。对事态的发展不是用关注中国现代化的眼光，而是从占压倒优势的与日本和英国利益冲突的角度去看的。
1898年10月初，海靖公使向柏林报告，李鸿章曾经试图和缓地对慈禧太后施加影响，但是，大概由于那时候满人对汉人的反应，他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弱了。并非偶然的是，策划谋反者们被指责为目的虽然可能是维护中国，但却不是维护满清王朝。在9月27日皇帝试图逃亡之后，“满人首领的那种原始的野蛮”也许借助于慈禧的报复行动，就是9月29日处死六名维新派，重新表现出来。[16]
在引述北京权威来源的信息时，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位特约评论员9月30日描绘了一幅北京事件的图画，他的描述有许多地方赞同海靖公使报告中的措词，但在对改良的特点和因改良运动被镇压而引起的后果所做的独到估计中，却超越了公使的报告。文章的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大概都是广东人，改良运动好像是从商人的大城市广州开始的，这就说明商人可能是首先从改良运动获得好处的人，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生意需要自由和进步。在附近的香港的影响下，好像在广州的优秀人物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这个强有力的广东帮的首领到9月21日可能一直是张荫桓。改良派的第二个集团是由中国青年的精英，康有为领导的“学术界最勤奋、精力最旺盛的”年轻学者们组成。正如在土尔其的那些“少年土尔其人”那样，“少年中国人”想通过改良在覆灭的威胁和外国的统治面前拯救自己的国家。通过与康有为的友谊和对那“年轻的狂飙突进派”的同情，皇帝本人这期间似乎也成了这帮年轻的中国人里最热心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学者的运动当时已经那样强大，似乎有不可阻挡之势。因为老满洲“八旗子弟和鞑靼人将军”与慈禧太后联合一起，成了反对这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运动的反动党派的灵魂，汉人和满人的历史的对立似乎又重新爆发。所以，在这个改良运动中，现在便好像又加进了一个反对王室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好像已经蔓延到人民中去了。因此外交圈子里已经有人认为，“这个王朝将来要想避免自己覆灭的命运，那就只能要求外国的援助了。”[17]
即使满人对改良派的镇压政策的反动性质，最初德国方面也谈到了（与海靖不同，上面引述的文章的作者多少有些同情改良派，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对自由运动和反对清王朝的动乱可能会损害大国利益的担心却很快占了上风。于是，在1899年，非常有影响的前德国公使马克斯·封·勃兰特（Max von Brandt）便行动起来，作为在国内的权威人士，主张全力以赴地支持现存唯一权威的北京政府。据他看来，欧洲各国的政府，现在都跃跃欲试，想继承天子的遗产，宣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直接的统治，但是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做，好像需要一种他们任何一个国家也拿不出来的军事统治手段。[18]
鉴于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按照德国观察家的观点，慈禧政权在1898年政变之后就开始流露出这种情绪，例如这期间，它曾公开地支持老百姓为反对外国入侵而组织的自卫民团，[19]尤其是鉴于那些可能因义和团而使某些大国更强大的危险，封·勃兰特在1900年夏天更坚定了这一立场。也就是说，他要明确地号召列强各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现在不要催逼中国人走向欧洲的文明，不要对他们使用任何武力，不要再扩大已占的领土，不要瓜分中国。[20]
对李鸿章的评价
关于改良派的失败，被特别强调的大概是日本人误了事，没有及时地劝他们更温和、更缓慢地采取行动。而皇帝可能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影响下，又过于匆忙地颁布了或者正准备颁布一些诏令，例如关于制定公开的国家财政预算和那个灾难性的向中国引进西装的诏令。改良派激怒了强有力的人物反对自己和说服皇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他垮台了，因为广东人想除掉他，还因为英国人也催着要他下台。”[21]“他的下台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对沙皇政府的一个胜利。”[22] 英国公使在总理衙门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当面指责李鸿章，说他好像接受了俄国的钱。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取而代之的应是他们英国人设法用钱收买他。直到李鸿章被罢官之前不久，他还表示赞成而不是反对改良。他大概仅仅发出过一次警告，不要匆忙行事，并认为必须更多地顾及到的旧的传统和保守的精神。在被罢官之后，他似乎才公开地站在慈禧一边。[23]从一个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伊藤博文在北京与李鸿章进行谈话的报告中，德国方面得出结论，绝对不能把李鸿章当作暧昧的反动派和改良的反对派看待，因为据说他曾经建议伊藤帮助中国进行改良。[24]
显然，德国希望李鸿章在宫廷里能够重新获得影响，1898年10月中旬，德国公使馆经过交涉为一个德国记者约定了与李鸿章谈话的日期。在那次谈话中，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封·德·高尔慈（von der Goltz）参加了谈话，李鸿章虽然竭力摆出一副不受约束的样子，但还是简明扼要地探讨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对于现在怎样解释这场危机的问题，李鸿章回答道：“年轻的官员们是有责任的。年长的和有经验的官员们受到年轻官员们的排挤，那些年轻人缺乏任何国务活动的实践。他们就是这样胡乱料理国家事务，终于弄得寸步难行。通过这场危机，年轻人被除掉了。”当对方向他暗示他的名字可能是中国的一块最好的招牌，而且外国人也希望他将被召回政坛时，他回答道：“外国人了解我并根据我的功绩评价我。然而，如果中国人不这么看，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俾斯麦当年的情况就和这一模一样。他曾经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信任，只是不能保持皇帝对他的信任。……有人指责我崇洋媚外，称我为叛徒。”（在说到“叛徒”一词时他爆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他不相信，慈禧太后会让他重新担任要职，但是，他谈到她时，说她似乎比皇上更聪明。他坚决地表示反对派遣外国军队到北京来保护他们的公使馆。此外，他还努力化解他与英国人的冲突，同时避免给人一种片面的亲俄的印象。他说，既不能信任俄国人也不能信任英国人。相反，为了使自己的谈话伙伴十分满意，他说，德国人也许是能够信任的，中国似乎已经习惯“在德国找到我们所要求的相对最合理的尊重。”[25]
除了李鸿章的罢官之外，上面提到的1898年9月30日的评论员的报道，还把改良派计划对慈禧太后的主要打击看作是他们的另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慈禧似乎在新方针面前持被动和等待的态度。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立刻采取了行动。皇帝使得情况最后导致了一场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只能失败。特别令德国观察家注目的是，英国毫无掩饰地直接插手了事态的发展，救出了康有为，干涉了张荫桓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清楚了，像李鸿章被看作俄国的代理人那样，张荫桓被看作是英国在中国政府里的代理人。[26]
9月21日北京政变后的广东形势
德国领事朗格（Lange）1898年十月底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揭示了北京政变之后广东的形势。这个报告估计，两广总督曾经一贯对改变现存机构的改良诏令进行破坏并为此而受过皇帝的训斥。在政变的谣言传播开之前，他就在广州的一次文人的节庆宴会上宣布，慈禧将接管权力，改良派将被抓起来并且对随即可以预料的光绪之死采取了预防措施。逮捕康有为的家属落空了，因为英国驻广东的领事帮助了他们逃亡。据说在抄家的时候还搜出大量的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此外还有孙中山和其他人物的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康有为被称作将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当局却不敢进行大搜捕，因为害怕严重的骚乱。人民原来欢迎改良，想从官员的权势和无法忍受的重重捐税下解放出来，他们怀着期望，而现在结果似乎令人失望，因此人民的不满日益增强。在观察东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民起义的时候，朗格写道：“如果当局不采取一种全新的政策，一场革命在这里将是不可避免的。”[27]
1901年后德国人对改良的看法：汉学家奥托·弗朗克论戊戌变法的思想根据及其失败和后果
当人们看到自己遭受1899和1900年的义和团冲击的时候，曾经估计，慈禧太后要从无情地镇压所有的中国改良企图转向无情地反对“来自外国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开”。当他们认识到外国列强在反对“仇外”的斗争不能得到北京中央政权给予的任何支持的时候，[28]对百日维新的考虑和评价便迅速地从视野里消失了。不顾马克斯·封·勃兰特的警告，在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中不要打算用军事手段使中国屈服，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德国方面也转过来，为了保护已经获得的利益，与其他列强一起，把以慈禧为后台的义和团起义“在其进一步蔓延并控制政府权力之前打倒在地。”因为人们了解，“如果那儿出现雪崩，那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东亚，任何欧洲国家也不能抗拒那个大众的冲击力。”[29]
当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随着义和团被外国列强镇压和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1901年“辛丑条约”被确定地写下来之后，众所周知，回到北京向外国人邀宠的慈禧，也开始像一位女斗士似的发布一项改良的“新政策”，尽管那也并没有超出老的洋务派的路线框架。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方面对中国的改良也重新表现出兴趣。[30]
这个时期也还留下了几份值得注意的学术论文，是最重要的德国汉学家之一奥托·弗朗克（Otto Franke, 1863-1946）就这个题目撰写的文章。作者从1888年至1901年曾经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以及天津和厦门领事馆担任翻译，从1903年至1909年在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任秘书。在他1902年至1905年间的报告和文章中，他把学术研究和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所获得的印象联系了起来。
在迄今为止的公使馆的文件和报纸发表的一些文章里，只是几份改良诏令引起注意，弗朗克1902年就第一次深入探讨了康有为的大量上书和有关改良的文章以及哲学历史着作，甚至也研究了他的信徒和学生梁启超、麦梦华和徐勤以及其他改良思想的维护者如张之洞、黄遵宪、薛福成、盛宣怀和马建忠的文章。[31]
作者以此使德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中国1898年作为改良方案之基础的政治与文化思想。正如弗朗克本人明确指出的那样，从改良的文献中可知，“中国的改良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几个理论家和空想家激起来的短暂的、随着它的远去便会消失的政治浪潮。”“改良运动在中国已经蔓延到广阔的范围，其规模比人们在欧洲常常估计的大得多，而且，它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弗朗克强调，在那场运动中活着的精神没有灭绝，每一个想从事于今日中国精神潮流之研究的人，必须首先研究这批改良文献。
按照弗朗克的理解，康有为本想通过重建没有被扭曲的、摆脱了弊端和恶习的儒家理论来建立一个适宜于容纳现代道德和设施的国家机构，并像欧洲国家一样以同样卓有成效的方式发展自己。改良派迫切的重要请求是根据近代的要求，改造老化的、内部腐败的国家体制，为了在国内获得富裕和有法律保证的安全，对外达到具有抵抗能力和独立。改良运动好像建立在中国“本能感觉”的基础上似的，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头一次面对外国的有扩张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比至少是同样有价值的，但表面上却显得更冲动，更强大，对这种文化，似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准备抵抗，要么寻求一种平衡。弗朗克把中国的改良运动与少年土尔其人的泛伊斯兰主义潮流和亚洲的其它精神努力相比较，后者的目标是，在“直觉的保存自我的本能”情况下与蜂拥而来的欧洲文化达成和解，只要这样做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甚至吸收西方的科学来使自己的传统现代化，为的是能够抵抗欧洲的文化。对此，弗朗克提倡说，一个类似以上运动的中国改良运动，不仅仅要从政治上、而且也应该从学术上去观察。为此，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汉学对儒家的文献及以后的诠释进行认真的研究。鉴于今天由无资格者写下了许多错误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样一个事实，汉学家们似乎应该比以前更经常地提高自己的声音，以便用自己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来解释中国当代的现象。[32]
1903年初，弗朗克在另一个关于改良运动的报告里驳斥两个广为传播的偏见，根据他们的观点，第一个偏见是：对于改良派“不成熟的思想，纸上的准则和他们的从来没有认真对待的草案”，西方不必重视；第二个偏见是：改良派人物想要拆掉中国文化的老朽不堪的建筑并在那儿放上一个现代的、用基督教--欧洲精神充填起来的国家。弗朗克指出，在欧洲一般把中国的政治势力分为“中国式的--保守的，反动的，排外的”和“自由的，进步的，对外友好的”两个阵营，这样会把人引入歧途。关于手段和道路，两者的观点尽管不同，但在中国要重新得到独立，而且儒家文化要抵抗外国文化的侵入这个基本问题上，立场倒是一致的。改良派虽然承认与外国的交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们坚信，西方国家基督教的文化观，除非它们有儒家的成分，就决不可以在中国扎根。接下来，弗朗克试图通过详尽的解释康有为从1888年（第一上书），1895年5月29日（第三上书），1895年6月30日（第四上书）和1898年1月（第五上书）的几篇上书来描述改良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弗朗克有意识地对康有为的改良计划之内容不加评论，但他承认，那些计划含有大量的聪明的思想，而人们在进一步观察时能发现，那些思想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也成为中国政府今天的改良事业的基础。[33]
在另一份报告中，弗朗克重复了他早在一年前便已经阐述过的思想，即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现在双方虎视眈眈的仇恨，只有在相互的不了解和不尊重被克服了以后才能减轻。他明确地警告，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并因此将自己的注意力瞄准了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不管改良派登台时曾经是多么不明智，政治上多么没有经验，多么极端和多么激进，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的感觉有一种敏锐的理解，因为他们走的不是摧毁旧的道德标准、而是对儒教加以改良的道路。甚至改良儒教的文献也表明，尽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经济的繁荣，欧洲文化和西方的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会产生，“按照我们的并非总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她本应给人这样的令人倾倒的印象”然后，弗朗克试图用康有为的“第五上书”以及梁启超的“戌戊政变记”中的较长的引文，特别是那些涉及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部分，来说明他的这种理解。
为此，弗朗克坚决地致力于达到“尽可能和平地调解世界上两个强大的文化体系”，因为他从德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而相信，不塑造精神上的关系，经济关系的持久简直是没有前途的。鉴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精神潮流和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文化发展过程”施加的巨大影响，他建议德国加强自己文化政策方面的积极性。因为他认为中国这个民族“好像正在迷惘地寻找劝导”，所以德国应该将自己的精神财富分给中国人民。[34]
弗朗克稍后认为，中国在这期间似乎“以更冷静的态度回到了改良措施的道路上”，“关于这种措施，慈禧太后1898年陷入愤怒当然更多的由于个人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原因”，只是这一次改良措施的代表人物不是“冒失的年轻人”，而是帝国身居最高位的人物。[35] 在这一年里，国家考试制度被取消，对他来说，这是对戊戌变法事件重新进行一次深入观察的契机，这一次，他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观察了它的影响与后果。
弗朗克首先再次叙述了改良运动的过程，然后深入探讨了运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认识改良派主观上失灵的原因，改良本身是否具备经济的和社会的前提问题，尚未进入作者的视野。弗朗克特别突出下面几点：第一，好像是1898年4月梁启超过早发动的尝试，组织公众上书反对考试制度和八股文体，导致北京和各省大量绅士的反抗，从而在致力于改良的时候葬送了学士们的统一。第二，好像康有为模仿1871年日本的一项诏令，那份诏令迫使国家大夫在保留补偿费的条件下放弃职权，但不失去头衔，同样试图把真正的国家事务交到具有现代思想的年轻官员手里。但是，康没有认识到，在中国的身居高位者，甚至那些等候职位的候补官员将不会像在日本那样毫无反抗。第三，改良派本应最晚在1898年6月15日翁同和下台与任命荣禄为天津总督以后认识到，慈禧太后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皇帝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在北京，事实上有两个对立的政府，为了把两者融合成一个统一体，似乎需要“超人的灵活性”，然而，不但康有为，而且任何一个改良派也不具备这种灵活性。改良派本来应该认识到，没有慈禧的帮助，改良事业绝对不能进行，更不用说去和她作对了。弗朗克写道：“因此，对于执政的国家首脑来说，第一件事本应是，即使放弃大部分改良计划，也要争取至高无上的女统治者的同意，此外，一点明智的妥协也可能会成为有用的东西。”改良派不但不应该攻击慈禧太后的政治地位，而且本应以改良的利益寻求她的保护。显然，弗朗克仍然处在1901年以后慈禧的改良修辞学的印象中，他认为，慈禧读过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的上书，而且没有反对，在国际问题上，她给人的印象虽然常常是一个很糊涂的，但决不是一个反动的女执政者。第四，由四名“年轻的半瓶醋”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与作为精神领袖的康有为以及作为立宪君主的皇帝组成的新政府，事实上好像把军机处和六部的官员变成了纯粹的观众和受苦人。由这个在秘密内阁制定出来的改良诏令一个接一个颁布出来，那么迅速，以至于地位受到威胁的上下官员都被吓得惊惶失措，既不能使他们适应这种形势，也不能疏导他们的反抗。第五，最后，改良派绝望地从防守转向进攻，而慈禧太后和荣禄也不得不用武力来排除，于是改良派的命运很快便注定失败了。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作斗争，灾难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敌对双方都想打。
在观看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的后果对于那之后七年里中国的发展进程时，弗朗克首先认为有两个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日本对中国的事件和精神生活“小心翼翼，明于算计而又卓有成效的干涉”。正如1898年时的改良派那样，当前的现代改良思想的多数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端方和袁世凯，似乎都深受日本的影响。第二，由于改良派的计划与外国的思想结合得那么紧密，而获得了外国的，尤其是英国新闻界热烈的掌声，逃亡的“叛徒们”得到外国人那么有效的支持，似乎改良与“外国的东西”对于保守的反对派来说，几乎也曾经是同样的概念。因此，那些“保守的中国人”对改良派的斗争很快地就转为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关联中，弗朗克反对似乎存在一个反动的和专制的满人党的命题。认为满族人反动，汉人开明和进步的理论，据弗朗克说，在改良时期广泛传播于海外，后来又被广东人重新激活，甚至被英美和日本新闻界大肆宣扬，或者说简直是被挑拨起来。[36] 此外，弗朗克在1903年便已经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异的对“伟大的国家首脑人物”荣禄表示尊敬与肯定的文章，[37] 这种见解合乎德国官方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坚决地站到北京现存的清政府一边，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拒绝给反清的、民主的共和运动任何支持和同情，甚至1911年以后在青岛给被推翻的清王朝的追随者提供庇护。[38]
结束语
德国对1898年的改良运动既怀疑又拒绝，与那个运动的代言人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对其过程相当无知。因此，人们起初对改良运动之深刻意义不能理解，评价也就非常肤浅。除了外交档案中对那个时代的个别人物（如李鸿章）的立场有一些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评价之外，德国的观察家在外交通讯、新闻报道和一些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和看法对改良运动的内容和过程的认识，好像没有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那些资料对了解这次改良在德国调整中国政策中的作用却有启发性。德国方面不是从一种客观的角度研究改良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几乎完全是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的视点出发来观察问题。人们对改良诏令中的某些规定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那是针对德国利益的。有人担心，卓有成效的改良可能会有利于提高英国和日本的影响，因而批评在改良运动中所谓激进的和自由的倾向。与少数几种把慈禧描绘成反动党灵魂的自由新闻之声不同，出于政治的原因，德国官方的解释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改良派与慈禧对峙是错误的，因为慈禧也许并不是什么反动的统治者，她本人好像也同样赞成改良。对于德国的利益来说，一个反清的运动被看作是一种危险。所以，德国的政策在改良被镇压下去之后，立刻直接地寄希望于清政府的巩固。慈禧的“排外”也被看作是改良派与外国思想及外国人物，特别是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密切联系的结果。当这种“排外”随着镇压义和团而被控制了以后，德国方面把清政府也明显地从一种反动的、暴虐的、满人党的耻辱称号中解脱出来，而且证实了慈禧现在好像也要回到改良措施上来。在他们看来，她1898年对这些措施发怒“本来不是由于事实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在观察“狂热的革命家”的反满、反清王朝的运动时，德国人认为，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保护。所以，德国方面现在寄希望于一种不再像戊戌变法时那样激进、自由的保守改良路线，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动摇。德国方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渐渐地在西方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屈服于不仅仅是日本和英国的影响，而且也包括其他外国列强、当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也屈服于德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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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督张之洞”。卷宗。1893年6月。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5. 政务，卷10。[2]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卷43。[3] 参看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6月22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中国的内政，卷42。[4]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出处同上。[5]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1日，出处同上。[6]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26日，出处同上。[7] 海靖公使致庆亲王殿下和总理衙门大臣阁下的备忘录，副本，A152号报告附录2，北京，1898年8月10日，出处同上。[8] 庆亲王致德国皇帝公使海靖男爵先生的照会，副本，译文，A152号报告附录3，北京，1898年8月17日，同上。[9]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16日，出处同上。[10] “中国之改良”，载于：1898年9月20日“科隆日报”。 [11] “中国的改良运动”，载于：1898年11月4日“西里西亚日报”。[12] “中国的‘新方针’”，天津，1898年9月16日，载于：1898年11月16日“法兰克福日报”。[13]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但是，俄国确实要在中国谋求霸权地位而防止别的大国，包括德国在内，那就是坚持在东亚扎下去，这一点德国也很快看出来了。“俄国政策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德国的目标跑到一条道上去，”一位分析俄国对中国政策的德国观察家早在1898年10月中旬就已经这样写道。所以，他劝告说，德国应该靠自己在一切方面维护在中国的利益。见：“大鲸鱼和留辫子的人”，载于：1898年10月14日“汉堡总汇报”。[14] 参见：“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15]参见德国驻东京公使1898年9月30日和10月6日致德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的报告，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也可参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伦敦，1898年11月29日，载于：1898年11月30日“国家报”。[16]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北京，1898年10月1日，出处同上。[17] “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18] 参见：1899年3月7日“威悉河报”。[19] 参见胶州总督致帝国海军提督的呈文，青岛，1900年10月9日。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弗莱堡，RM 3/6782，Bl.276-308, 引文载于：W. Matzat, 关于驻青岛负责中国人问题的专员威廉·施拉迈耶尔的积极性的新资料，波恩，1898年，bes, 95-99页。[20] 参见1900年8月7日“人民报”。[21] “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22] “李鸿章下台”，载于：1898年9月9日“德意志报”。[23] “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24] 德国驻东京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东京，1898年9月30日，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1898年11月底，一家德国报纸发表了一个日本议员的报告，当伊藤博文9月24日与李鸿章谈话时，他也在场。那时候，李鸿章，曾经指控康有为有罪，伊藤问他，你作为迄今为止中国一切改良的领导人，为了进行缓慢的改良，为什么不尝试争取康有为与自己携手工作，而是去赶他下台，李回答道：“你说得对，康派可利用的时代将会来临，不过，暂时还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出处前已提及，同上。[25] “与李鸿章的一次谈话”，北京，1898年10月19日，载于：1898年12月7日“法兰克福日报”。[26] “北京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27] 德国领事朗格“关于在不久前发生的北京政治事件对最近广州一带局势的影响”的备忘录，广州，1898年10月28日，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6，政治事件，卷16。[28] 1899年3月3日“国家报”。[29] “东亚的形势”，载于：1900年6月10日“帝国信使报”。[30] 在1905年8月北京火车站刺杀出国考察各国宪法问题的五大臣之后，德国公使馆有人撰写了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因为人们猜测他和孙中山可能是刺杀行动的主谋。但是，其中主要内容只是描绘了1898年康有为的具体改良设想和他对皇帝的影响。康有为的改良纲领和慈禧重新发布的改良告示之间的关联却还没有论及。见：1905年9月28日A316号报告的附件。波恩政治档案馆，同上，卷57a。[31]奥托·弗朗克，19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有关改良的文章。1902年9月6日在汉堡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国和东亚组上的报告，载于：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学报，1902年10月。T.XVII, Nr.3, 第47至59页。弗朗克明确地指出，康有为本来想在1897年12月递上去的第五上书，直接与一个月之前德国占领胶州湾有关系。在康有为看来，如果不结束中国政府的漠不关心和无能，中华帝国的覆灭将在所难免。同上，第49/50页。[32]同上，第48页，57-59页。[33]奥托·弗朗克，中国改良运动的起源，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3年2月25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汉堡，1911，第20-35页。[34]奥托·弗朗克，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4年2月18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36-55页。[35]奥托·弗朗克，评1898年北京事件，“海军周报”，1905，第11期，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91-92页。六年以后，弗朗克甚至认为：“康梁及其追随者曾经致力的事业，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了政府的政策和目标。”见：同上，第94页[36] 奥托·弗朗克，评北京的事件，出处前一提及。[37] 荣禄，1903年4月15日“科隆日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出处前已提及，第96-98页。[38]参见汉学家奥托·弗朗克1915年1月29日的报告，载于：罗梅君（编），“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年，第486-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