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中俄密约》的签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中俄密约》的签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俄密约》的签订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他与李鸿章谈判的时候，李鸿章故意制造了许多“麻烦”和“困难”，这些“麻烦”和“困难”对沙俄政府所提出的“借地修路”和中俄“同盟”毫无影响。这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
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中，这同盟正是（中日甲午）战后的满清政府走出不良状况之大好出路。李鸿章提出这些困难之点是为着应付俄国所讨的同盟之代价。
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亦即俄历1896年5月22日），《中俄密约》正式签订。中国方面在密约上签字的是全权大臣李鸿章，俄国方面则由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签字。
签字之前，中俄双方代表互相看阅对方的“全权谕旨”。光绪帝的谕旨是：
中俄睦谊，从此加密。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部大臣画押。约内字句，均照所改订定。至公司合同，着许景澄就近商酌，随时详电总理衙门奏闻请旨。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发给罗拔诺夫和维特的全权谕旨是：
余现与大清国皇帝意见相同，均以欲保东方现在已复之和局，必须立一御敌互相援助之条约，是以简派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夫并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维特作为全权大臣，会同大清国皇帝所派之全权大臣商议一切，并予以订立以上所拟御敌互相援助条款署名画押之权。该约一经订立，署名画押，余必批准照行，以符给予全权之本意。今欲有凭，特亲笔画押并加国玺，以昭大信。余登极第二年，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给。
双方又将密约的中文、法文两种文本校阅无误。
罗拔诺夫在李鸿章、维特等人落座后，对在场的人说：
我们将要签署的这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各位全权代表，即我本人、维特以及李鸿章已经获悉了，因此，我不必再来宣读，因为李鸿章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看到了这个协定的文本，他们可能已向李鸿章汇报过了，协定的文本写得十分确切。
各位秘书已经检查过了，我们现在只消在上面签字就行了。不过，李鸿章的工作人员不妨再把它宣读一遍。
接着，俄国的工作人员把其中的一份文本送交李鸿章侍从手里，由他们读给李鸿章听；而把另一份则交给了罗拔诺夫和维特。维特把即将签字的条约文本拿到手中，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维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举是这样解释的：
（我的）目的是要检查一下：涉及我们保护中国不受突然侵犯的义务的那一款是否同初稿所拟的一样，即我们只承担保护中国不受日本侵犯的义务。
维特不看则已，一看吓得心惊肉跳。原来，经尼古拉二世批准删掉的第一款“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一句依然出现在条约文本上。维特心想，尼古拉二世到达莫斯科后曾亲口对他说，罗拔诺夫同意删掉此句，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让它出现在条约文本上呢？是不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呢？但转念一想，为了俄国的侵略利益，自己不能莫不作声。于是，维特硬着头皮走到罗拔诺夫身旁，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耳语说：
公爵，这一款（指第一款）没有遵照皇上的意旨修改。
出乎维特预料的是，罗拔诺夫并没有坚持己见，故意保留“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一句。他听了维特的话后，如大梦初醒，猛击一下自己的前额，带着内疚而又惊叹的语气说：
唉，真糟糕，我忘记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
维特闻听此言，直如一声闷雷在自己耳边诈响，立时手足无措。但是，罗拔诺夫这位圆滑的外交家此时一点也不着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见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立时有几个侍从走了进来。随即，他命令侍从们马上准备宴席，并对中俄双方代表说：
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结果，所有的人都进餐去了，只留下罗拔诺夫的两个秘书，像小偷一样在原地鬼鬼崇崇地改写着文件。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开始时的那两份条约文本了，而是已被改动的、同初稿一样的文本了。侵略者只要能达到自己的肮脏目的，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会拿来运用的。
经过以李鸿章为一方、罗拔诺夫和维特为另一方共同签字画押的“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全文是：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国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东方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亚洲大地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爵、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俄国大皇帝特派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外部尚书、内阁大臣、上议院大臣、实任枢密院大臣、王爵罗拔诺夫，大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臣、枢密院大臣维特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换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
计开
第一款 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有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和订约。
第三款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 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 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15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商办展限。
专条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月中俄两国所订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份，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订于莫斯科。
罗曼诺夫在《帝俄侵略满洲史》一书中，在条约六款之后附有下述日期和签字者：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于莫斯科
（俄方签字者）全权代表罗拔诺夫
全权代表维特
（中方签字者）李鸿章（印）
还附有两句说明：
财政部总务厅主任色鲍夫校过认为与底稿一致无误。
该副本乃财政部总务厅主任代理国家顾问色鲍夫奉财政大臣阁下之命而亲手誊写者。 色鲍夫（签字）
李鸿章在签署了中俄密约以后，继续留在莫斯科，一直等到尼古拉二世离开后才赴英、德访问。这期间，他和维特经常会面，来往频繁。两人继续密谋中东铁路之事。维特在与李鸿章的多次谈判中，虽然未能已俄国政府名义承租铁路，但他始终不忘得到如下两种东西：
（1）想把俄国铁路的势力范围扩充到与朝鲜接壤的南满，如此可以阻止朝鲜方面向大陆进展的企图：
（2）把黄海岸上一个不冻港与俄国铁路系统连接起来（特别是敷设俄国的宽轨），必然会把俄国变成该港之实际的主人，这样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解决了停泊所的问题。
但是，一直到6月11日李鸿章离开俄国，两人依然未能就此达成协议。李鸿章在莫斯科期间，住在沙俄政府专门招待中国皇帝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客邸里。他带有几名警卫，这些人只管服侍他本人，一直围着他转：早上替他穿衣梳妆，晚上替他脱衣，白天为他按摩，给他点上各种各样的香。总之只服侍他一人，而且所有这些事都是当着维特的面叫自己的警卫做的。这真是，身在异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利益遭到巨大损失，却无动于衷，而自己依然若无其事地大享其福，这大概就是一切封建官僚的本性吧。
李鸿章在俄国的一切行动，中俄密约的谈判和签订，以及密约送达北京交由皇帝批准，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此，这次谈判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也毫不隐讳，他在回忆录中就曾说过，如果注意一下当时俄国报刊上登载的官方消息，人们不难发现，所有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外国显要人物、上层人士及其全权代表的到达莫斯科，以及关于尼古拉二世接见来宾，还有所有来宾离开俄国时向皇上辞别的报道，都是由《政府公报》发表的。可以说当时这些外国来宾和尼古拉二世的一举一动，都是由官方报道的。但令人不解的是，李鸿章在这些来宾中，获得的待遇最高，然而有关他的消息却报道得最少：在李鸿章已经离开莫斯科以后，俄国政府和有关人士、没有一丝一毫提到他在彼得堡受到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到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俄皇接见的任何情况，更不用说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中俄密约”这一极其重要的协定了。
维特与李鸿章谈判的内容是绝对秘密的，当时，参与此事的中俄双方工作人员不满十人，并且“自始至终保持其职务上的秘密”。有几个法国人曾从罗启泰口中得知此次谈判的一鳞半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谈判中的几个肤浅问题，而对谈判的实质，则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据称李鸿章在他的日记和电文中对此谈判的情况，也颇为严守秘密。中俄密约是李鸿章在赴德途中，交由其中国随员、同文馆翻译、道员塔克什纳秘密携带至北京的。8月23日塔克什纳到达北京，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23日）晚，塔克什纳从俄国由德国归，赉约本来，酷暑走红海。同舟为日本王爵某，极费周防也。约本有厘，匣匙由函中来。函匙交樵野，樵野仍交余。约本则令故持归，俟商定办法再给信。
后来，密约文本送交西太后寝宫。西太后令人送至总理衙门，再由总理衙门送交光绪帝批准。总理衙门接过密约文本一看，立时一片惊愕，知此事事关重大，不敢怠慢，即刻送呈光绪皇帝。光绪帝获知密约内容后，惊得目瞪口呆，拍案大骂：
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
坚决不肯画押批准。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得此消息，一面买通太监，向西太后甜言蜜语，竭力诱其上勾；另一方面，又大耍无赖，胁以恐吓之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喀西尼）故为束装，就道骊驹在门之状。雇运搬行李车数辆，置于俄使馆门前以示意。乃告总署曰：“若此约不批准，则即日下旗回国。”
西太后听说沙俄公使即刻要卷起俄国国旗回国，不禁慌了手脚，乃“日日敦迫皇上，命即画押”。而此时光绪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纵有天大的爱国本领，如何抗得过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安能批其逆鳞哉？”万般无奈之下，洒泪批准了中俄密约。9月28日，清廷代表翁同龢、张荫桓前往沙俄驻华使馆，与沙俄宫室喀西尼交换条约文本。中俄双方换约后，喀西尼面带笑容，马上携带约本，回到了俄国，“圆满”地交了差。
与光绪帝洒泪批准中俄密约、清廷总理衙门一片惊愕气氛相对照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沙俄政府喜悦之请，溢于言表。尼古拉二世在密约签字前，就放出空气，说此约一经署名画押，他必批准照行；签约后，沙俄君臣“欢庆同深，更盼黑、吉铁路开工”。宫廷内外一片欢乐气氛。
中俄密约的签订，使沙俄政府不动一枪一弹、不费吹灰之力，把攫取中东铁路的筑路权从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沙俄君臣梦寐以求的“接地修路”的愿望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中俄双方不久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更把该路的修筑、经营和管理权实际上交给了沙俄政府。至于不冻港，清廷既已引狼入室，那么沙俄获取不冻港的日期便屈指可数了。可见，对沙俄政府来说，中俄密约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头等喜事，是沙俄远东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由此看来，沙俄朝野内外又怎能不喜上眉梢呢？
另外，中俄密约中还有许多值得沙俄政府庆幸之事。首先，从条约名目上可以看出，该约冠以非常醒目的“御敌”二字，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也兴高采烈地声称，他为中国赢得了二十年“平安无事”的宝贵时间，似乎中国是条约的最大收益者。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中俄密约的墨迹未干，沙俄这个中国的“盟友”就同德国帝国主义一起首先向清廷发难，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胶州湾、旅顺和大连。再如所谓的“互相援助”，实际上也是中国援助俄国，而根本不可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从条约的内容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例如，密约第一、二款，粗一看，对两国都很平等。实际上，当时沙俄强、中国弱，这就意味着把清廷绑在了沙俄远东政策的战车上，清廷的军事力量从此要为沙俄争霸远东服务，中国今后将更加不安宁了。第三、五款的规定，更给了沙俄以“御敌”为借口，随时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或派兵船进入中国各个口岸。中国已无任何“主权”可言。第四款中的“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一句，纯属空洞的超级废话。因为，按照本条款和其他条款（尤其是第三、五两款）的规定，俄国政府已成为“北满”的事实上的主人，俄国人自由地进入“北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可见，中俄密约为沙俄政府正式吞并“北满”地区创造了前提。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很有可能变为沙俄一国的殖民地。
维特在中俄密约签订后指出：这个条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文件，成为俄国同中国的种种关系的基础，也成为俄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基础。他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指出：
（沙俄）根据同中国签订的密约，我们已获得了经过蒙古和满洲修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的权利。这一来，我们就可掌握一条具有极大政治意义和商业意义的铁路，不过我们曾经特别着重指出——我在指出这点时深信——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条铁路都不应成为任何侵略的工具，它应当成为东方民族和欧洲民族接近的工具，应当既成为物质接近，也成为精神接近的工具。
（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也把对华条约看成是一个纯粹以和平为宗旨的条约。
维特和尼古拉二世说的多么娓娓动听，明明是侵略弱小者，在弱小者身上攫取了最大的侵略权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睁眼说瞎话，继续把自己打扮成被侵略者的救星。沙俄君臣的狡猾、奸诈和虚伪，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真可算是后来居上了。
不过，凡是正直的人们都清楚也看出了中俄密约的实质。着名的俄国历史学家阿瓦林就曾指出：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在华地位大有取代英国之势。他说：
这是中国实际上处于俄国的保护国地位的时期。俄国在当时对北京政府具有比英国大得多的影响，在此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英国独占地支配着中国。不过，这种情况很快结束了。……（沙俄政府）这些强求清楚地说明“保护者”想使“被保护者”完全受自己的支配。沙皇政府无止境的贪婪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要求发生了冲突。对日本发现的“一块美味的肥肉”，除俄国外，其它国家的饥饿的资本也垂涎不已。
当时，尽管缔约双方对签约内容守口如瓶，[1]一字也没有透漏，但是，中国古语说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外界很难窥知的中俄密约的真实内容，还是有一部分“为俄国人知道”。这一点连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也不敢否认，他在回忆录中说：
这部分无非是告诉欧洲：中国人给了俄华银行租让地，用来修筑中东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伸。这点是很难不让人知道的，因为要履行莫斯科条约（即中俄密约），俄方全权代表以及中方全权代表得要签署中东铁路的租让合同。
沙俄接造铁路一事，在中国同样不可能保住密。当时，中俄密约在社会上的传闻，尽管内容大多走样，舆论据已批评的蓝本亦多有不实，[2]但密约出卖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实质却无法掩盖，因而遭到普遍反对和强烈谴责。清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言事，激烈抨击李鸿章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坚决要求抵御沙俄政府的侵略行径。其中以山东巡抚李秉衡、河南巡抚刘数堂和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孙李玄伯言辞最为激烈。李秉衡在一份《中俄密约中国受制太甚，请改议折》中，历数沙皇俄国数十年来的侵华史，指出沙俄利用三国干涉还辽之“恩惠”，“迫之以势，其制我之谋已着矣”。他具体分析说，查阅万国公法，从未有借道修路之事，更没有准许邻国派兵越境之事；“如有之，必是彼之属国，否则归其保护不能自主之国耳。”李秉衡在奏折中着重指出：
（对中俄密约）反复观之，无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假我吉林、黑龙江之道接铁路以运陆兵，而东三省非我有也；假我胶州、旅顺、大连湾之地修船澳，以泊水师，而黄海以北、辽海以西，非我有也。我有地而彼据之；我有矿而彼开之；因我之财，凭我之险，束缚我权力，煽惑我人民，环而蹙我土疆，以制我之命。是不但胁我谋我，直从而蔑我玩我矣。俄之所谓厚施于我者，不过反我辽南数州县之地耳，而我亦尝以三千万赎之于日矣。今复以修铁路允俄，铁道附于我土地，有土地而后有铁路，今我之土地而俄修之，是俄之有矣。失之于日者，不过奉省数州县，乃德、俄之居间排解，不独酬以奉天全省，并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地，而附益之恐，未有如此失计之甚者矣。今之谋危我大局者，又不止一俄也。即以保辽一役言之，俄之外有法有德，酬德者不过扩充天津、汉口租界；酬法者，不过于潞河、湄江，两国轮船彼此通行，皆不及酬俄远甚。万一德、法援俄为口实，以肆其无厌之求，其徇之乎？否乎？……与俄国为敌者则又有英、夫英因阳暱我阴袒日，而实则嫉俄者也。中俄直合，英且以嫉俄者嫉我矣。万一英以俄为正霸，而逞其捷足之谋，其徇之乎？否乎？不徇其请，立开兵衅；衅其请，则无以立国。如之何其可也？且英、德、俄、法互谋兼并，皆非有爱于我，而不为我害也。特彼此牵制顾忌，欲观衅而动耳。
李秉衡的话说得恳切、中肯，揭露了沙俄政府“借地修路”所包藏的祸心，以及签订中俄密约将要带来的恶果，很是感人。
河南巡抚刘数堂在一份《中俄密约于彼有利，于我有害折》中，表达了“检阅”“中俄密约”之后“既骇且愤且疑”的心情。他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中俄密约对俄国来说有大利，但对中国来说，则有无穷之害，而无毫厘之利，“我拥其虚名，彼享其实利”。他告诫清廷说：
（中俄密约的签订）是饮鸩酒以解渴，餐毒脯而疗饥，岂谋国之忠哉！
刘数堂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俄国引为患难之交，实则犹如独坐穷山、养虎自卫。他也和李秉衡一样，认为中俄密约签订后势必将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恶果。他说：
（西伯利亚铁路）关系欧亚厉害尤大，各国无不责问于俄，必发难于我；恐俄之保护未成，而各国之责言先至，此忧患之在外者也！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刘数堂也主张联英以抗俄，厚结美、德，离间俄、法。他说：
今各国之中，为英吉利商业在中国居十分之七，俄如得志于东，英之商务必大损，……英人虽嗜利无信，究之利害所在，缓之则离，急之则合。若许以额外利益，如日人待英德故事，彼既怵于害，又动于利，必能为我外援。……以大事论，自应舍俄而取英，其余各国与我休戚，虽不相关，亦当联络羁縻，厚结美德，散其连横之谋，包容俄、法，消其桀骜之气。
刘数堂对中俄密约侵略本质的揭露，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联英以抗俄的主张依然未能脱离清廷投降主义的“以夷制夷”的窠臼。
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的孙子李玄伯在其所做的《李文忠使俄与中俄密约》一文中，对中俄密约是这样评述的：
李文忠（李鸿章）使俄及签订中俄密约，中国外交史上，一至为重要之事也。盖自道光以后，中外诸役，造成清廷对外，采取一体敌视的态度，可谓为一体拒外的外交。……及帝俄首倡干涉还辽，于是始悟对于各国不妨有联有拒，但以护持国家利益为标准，遂由一体拒外的外交变为有联有拒的外交，中俄密约即其尝试也。不幸帝俄之目的，只在接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德占胶澳而帝俄之军且侵入旅顺、大连矣。于是更悟俄之干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中国也。有联有拒之外交尝试遂告失败，其反动不只一体拒外，且一体仇外，而酿成庚子之拳祸。尝试虽未成，然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以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下至于雅尔达协定以造成大陆之沦陷，幕幕层层，莫不道源于中俄密约，则其重要盖可见矣。
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恶果，确如上述有识之士所说，是非常严重的，也可说是謦竹难书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它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后中国领土纷纷被各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民族灾难也日趋加深和严重。由此可见，中俄密约完全是一个绵羊和饿狼的“同盟”，它充分为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的政策服务。
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大清帝国的老臣、世界着名的外交家，李鸿章不仅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罪责，反而百般辩解，他在收到河南巡抚刘数堂的信函后[3]曾经这样说：
别笺所示，具证忠谅之怀，此事讹言繁兴，已非一日。见于中外各报馆者皆揣测捏造之谈。中俄之交，为东西诸国所深忌，于是杜撰条款，肆其抵诬，展转流转，愈失其实，即各口新闻纸，有前日所载而后日更证者，有此处所书而彼处辨析者。自生自灭，莫可端倪。至于保护之名，非敌体之国所有，其为谬妄，更不待言也。
李鸿章的弟子们大概也看出了中俄密约的恶果，因此在编撰李鸿章文集时，也有意为亲者讳。李鸿章的弟子吴汝纶曾说，他编撰的李鸿章文集专重李鸿章独擅专长的洋务，并兼及直隶河工、赈务，“不欲使贤相（李鸿章）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他在谈到中外交涉时，替李鸿章辩护说：
窃谓五洲自有公论，非中国一国所能任意高下。唯一时所谓清流者，全未识老臣颠末，亦不得不宣布其生平筹略，俾有心者公共平议也。
用删定文集而使李鸿章成为“在中国决为不朽之人”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中俄密约的恶果和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896年6月11日，李鸿章离开俄国赴德国访问。行前，英国驻俄使节向李鸿章探询中俄是否有密约。李鸿章斥为谣言，之后他电文总理衙门说，“此间并无传播”中俄密约。6月13日，李鸿章到达德国境内，清驻德国公使许景澄和德国御前大臣等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李鸿章坐上四轮六马的德国皇车，一路上好不威风地直奔德国首都柏林。到达柏林后，他住在德国皇室的华丽行馆，寝室中挂有两个相框：左为李鸿章，右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人一向誉李鸿章为东方的“俾斯麦”，所以为了表示对李鸿章的欢迎。将其画像与俾斯麦像同悬挂一室中。6月25日，李鸿章在柏林致电总理衙门，电文说：
……（德）外部令德璀琳（李鸿章的翻译）随往英伦，密探该国意旨。英德商务最盛，如允行，他国易商，铁路合同望早核定，……德皇情意甚厚，顷复赠瓷器。
电文中所述是关于加税一事的交涉。前已叙及，中日马关条约后，中国对日赔款数额巨大，清廷因财政不堪负担，打算要求各国将关税改用金镑征收，以增加国库收入。所以，李鸿章出使欧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谈此问题。德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赞成修改关税，实际上是想以此为诱饵，把中国的盐税和厘金转归中国海关管辖，并重新改组海关行政，借机把势力伸向中国海关。但后来因李鸿章访德时，德外交部又提高价码，声称如清允其修沪宁铁路，聘德工程师，聘德武官训练中国军队，“必可商办”；后德外交大臣又要求清为其提供一商港。再如，从中国谋取“借地修路”权而又“满脸堆笑”的沙俄政府，在李鸿章访俄时，没有一句涉及加税之事；1897年7月，中国出使大臣张荫桓赴俄时，尼古拉二世接见了他，但只开出了“加税允商”的空头支票，致使清廷增加关税一策遂成泡影。
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了赋闲家居的俾斯麦，向他请教中国图治的经验。当李鸿章到达俾斯麦的王邸时夹道观看者蜂屯蚁聚。俾斯麦得知李鸿章到来，盛服俟于门口。两人相见而揖。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对于两人间的谈话是这样叙述的：
节相（李鸿章）曰：仆之来谒，有一事乞请诲也。
俾王（俾斯麦）曰：何事？
（李鸿章）曰：欲中国之复兴，何道之善？
俾王曰：惜相去太远，贵国政事平日未尝留意，无从悬断。
节相又问：何以图治？
俾王曰：以练兵立国基，舍此无策。夫兵不贵多，一国兵数不必逾五万，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无敌。……练兵更有进者，一国之军，不必分驻，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然行军之路，当先筹焉。
李鸿章在会见中极力称赞俾斯麦。他说：
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应声。今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
俾斯麦在会见李鸿章，“远东之俾斯麦”一词，法国人不认为是恭维话，因为法国人讨厌俾斯麦，同时俾斯麦表示他自己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6月29日，德国记者向李鸿章询问关于中俄密约、中东铁路和清廷增税一事，李鸿章的回答干脆利落，他说：
中俄无密约，有妄言予往俄都觌面画诺者，误之甚矣。至俄一如至德，联邦交也。至西伯利亚俄路分支过满洲一节，事诚有之，然无碍华地，无损华权也。……（增税）诚有是意，藉以还未清借款，且中国又思新借一巨款，即以新增关税为质亦可。
李鸿章的回答表明他继续隐瞒中俄密约及其实质。
7月4日，李鸿章离开德国前往荷兰。次日抵达荷兰首都海牙，受到女王歌舞盛宴的款待。歌舞都是“珠喉玉貌，并世无伦。”李鸿章看了非常高兴，即席赋一首七绝诗，内容是：
出入承明四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
华筵盛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
盛宴中戏台上高悬一道红幛，金书五个华字：“五福寿为先。”李鸿章看了以后，惬意于怀，喜悦盈面。
7月8日，李鸿章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次日拜见比利时国王，晚宴中李鸿章竟当众出丑。据史载：
比王宴节相于宫中。……宴罢，节相偶吸烟卷，非欧西大宴之礼制也。比王不欲显贵客之失，即命取各种烟卷遍饷座上。书此非以揭贤者之失，正以见西人之敬节相也至矣。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李鸿章到达巴黎，拜见了法国总统和参观了阅兵式。李鸿章鉴于当地天气炎热，不宜长途跋涉，想在法国多逗留几天，并把这一想法电告了总理衙门。两天后，光绪帝给李鸿章下了一道谕旨：
……该大学士周历各邦，辛劳可念，自宜稍加憩息。其加税一事，着于所到之国，随宜商酌。
法国对中国要求加税一事，同样置之不理。而李鸿章也并未与法国认真商讨此事，而是在留住巴黎期间，与俄国代表罗启泰积极商谈有关东三省铁路合同之事。
8月初，李鸿章到达英国。5日上午，觐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当面呈递了国书，并以上品名瓷古花瓶一对送给英女王，又在女王的留名簿上亲手书写一首七言绝句：
飘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
万绿丛中两条路， 飙轮电挚不稍留。
表达了自己环游世界的得意之情。英国女王邀请李鸿章检阅英国军舰，李鸿章看过之后的印象是：英国海军“行兵整肃，军容雄盛，洵称大观”。随后的几天，李鸿章广泛结交了英国的上层人士，并亲自到英国将军戈登的留名阁，吊祭了这位被太平天国军民打死的刽子手，表明了他和外国侵略者一起镇压中国人民的决心。李鸿章在戈登的留名阁下又当众出了一次丑。当时，戈登的亲属对李鸿章的亲自吊唁很是感激，特意将他们极为宠爱并在各地竞犬会上获得一等奖的一只犬作为礼物相赠。不料，数日后他们得到了李鸿章的一封谢柬：
……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
戈登的亲属得柬大诧，当地报纸得此消息，一时喧腾，传为笑柄。李鸿章在英国之贻国羞，尚不只此。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李鸿章有一次到英国某贵族家做客，主人刚摆上一桌宴席，李鸿章就要吐痰，见地已铺好毡毯无处吐痰，于是用盛酒的玻璃杯作痰盂。一时杯内浓绿滋滑，一班女客见状都掩目欲呕，纷纷逃席而去。还有一次，李鸿章访问格林威治，受到督办理罗脱的宴请。宴席上，李鸿章由于不懂中西文化的差别，向主人尽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爱管闲事”、“干涉别人隐私”的话，诸如贵局有多少股分，其他公司有多少股分。理罗脱一脸无奈，但为不失礼节，只得一一作答。不料，李鸿章又问了西方女人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君夫人芳龄几何？”这下理罗脱再也不能容忍了，立即明告：“此实本爵所不能告人者！”
8月14日，李鸿章拜访英国首先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商议有关中国海关加税之事。两人交涉了两小时之久，李鸿章也未获得英国方面的允诺。当时，沙士勃雷只答应“俟修约届期再议”。据李鸿章给清总理衙门的电文说：
鸿云：中国受亏已久，急迫难待，且非议改税则可比。彼以照镑加税一倍，商情不愿。鸿谓日本加税，并改订镑价，英先允行，未便歧视。沙云，前外部舍伯理所允，英国咸怨，我不敢擅许。鸿谓德法皆允商办，必俟英定议，中英交情素厚，不应薄待。沙谓我必尽力，但须确询香港、上海商会众议。鸿谓启程在即，请由龚使与商，沙云可行。
次年七月，中国出使大臣张荫桓访英，英国方面以外交大臣出访未归为借口，表示难以商谈加税事宜。不几天，英国外交部又答以“允加税”。按李鸿章最初的想法：“英德商务最盛，如（加税）允行，他国易商”。但是，英德两国均以空头支票搪塞。
8月22日，李鸿章离开英国，乘船赴美。英国朝野许多人士前来送行，戈登的妹妹毛妃德也来送行，并赠给李鸿章一部戈登遗着六卷，告诉后者戈登故居悬挂着李鸿章的一幅小像。李鸿章听了非常得意。
8月28日，轮船在大西洋经过六天的航行，到达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城市纽约，受到美国外交部长和前总统勃兰特的儿子富德立和数万商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手执旗帜列岸而迎，脱帽欢呼，其气氛超过了欧洲各国。次日，李鸿章在纽约向美国总统呈递国书，双方晤谈半小时。李鸿章恳请美国答应加税，但是美国总统冷淡地回答了一句：
各国若允，美无不从。
这实际上又是一句推托之辞。可见，李鸿章在欧美之行中所提的加税一事，至此彻底失败了。8月30日，李鸿章亲自前往美国前总统勃兰特的陵墓凭吊，并拜见了勃兰特夫人。勃兰特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时，曾参加平定南部奴隶主的叛乱；而李鸿章则在同一时期的同治元年到三年（1862——1864）参与剿灭太平天国。显然，李鸿章以此凭吊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功劳可以和美国前总统相媲美。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的胜利和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李鸿章的媲美也是枉费心机的。
9月1日，美国负责接待李鸿章的官员，也问及前年李鸿章在日本被刺事件并问及伤口的状况。李鸿章回答说，子弹尚留在身体里未及取出。美国官员的问话，目的是很显然的。他们希望李鸿章能够汲取旧恨和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从而借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9月2日，李鸿章接见了美国基督教会领袖。会见中，他不是谴责基督教在华的侵略罪行，而是大谈基督教和儒家的所谓“共性”：
孔子之道，与基督教之道，大略相同，惟一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则己所欲者，必施于人，差有广狭之别。然孔子不又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乎？
李鸿章在美国也是丑相迭出。索取勃兰特手杖，即为一例。原来，同治五年，美国前总统勃兰特来华活动，李鸿章曾设宴款待他。席间，李鸿章见勃兰特手中有一跟珍贵手杖，就拿过来抚摸不止，爱不释手。勃兰特问他是否喜欢这跟手杖，李鸿章给一个肯定答复。但勃兰特却回答说：
中堂既然喜欢，我本应奉送。但它是我御任时，全国绅商共同赠送作为纪念的，我不便私赠于别人。等我回国后，征求他们的意见，如得到大多数同意，我就送给中堂，以满足中堂的愿望。
这实际上是给李鸿章的一个难堪之举，但李鸿章丝毫没有察觉。如今时隔20余年，李鸿章访美依然没有忘记索取手杖之事。他把自己的意愿告诉了勃兰特夫人，勃兰特夫人召集绅商各界数百人表决。绅商一致同意送给李鸿章。李鸿章为此欣喜不已。原来，这根手杖顶端嵌有拇指大的一块钻石，旁边还有许多小钻石环绕，这使手杖光彩耀人眼目，价值足有数十万金。这说明，李鸿章根本不是爱一根手杖，而是爱钱财。在他看来，只要是世界上能拿到的钱财，他都要拿到手。
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美国人慕其名，十分敬重他。一天，他去一名美国官吏家，送给这名官吏一个名片。这名官吏见名片字大，以为李鸿章是有意羞辱自己，于是把写有更大字的名片赠给对方。李鸿章收到后，颇为恼怒地说，这是在欺负自己。为了还以颜色，他把一个五六尺长的名片赠给美国官吏。此举，在美国社会上一时传为笑话。
外国人一向认为李鸿章坚忍多谋，临事不动声色。美国人曾经以此比喻为中国人的性格。上述事例也被认为是体现了这一点。
美国商人和在美华人，在李鸿章访问期间也多次将其作为自己发财的手段。比如，李鸿章喜欢吃羊肉，美国人为此专门设置了一条羊肉街。又如，李鸿章在美国，有几次想吃中国饮食，就嘱咐唐人街的酒店为其进馔。一次，一个美国人向李鸿章打听这种酒菜的名称，李鸿章一时难以答对，就信口回答“杂碎”。从此“杂碎”名声大噪，仅纽约一地杂碎馆就有三四百家，遍布全市各处。此外如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也建了不少的杂碎馆，据说前来就食的有三千多人，“每处此业所入可数百万”。中国食品本来声誉就很高，如今“以合肥（即李鸿章）之名噪之”。从此，美国全部嗜中国饭菜“若狂”。美国各地杂碎馆的菜单上都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饭”、“李鸿章面”。美国商人和在美华人由此大大地发了财。
9月5日，李鸿章离美赴英属加拿大，途中参观了着名的尼加拉大瀑布。15日他从温哥华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船回国。途中所经日本各港口，李鸿章一概都不上岸，“竟宿舟中”。据说，这是因为他“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10月3日李鸿章抵达天津，结束了长达数月的欧美之行。10月24日清廷委任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是一个不被重用的差事，大出欧美列强的预料。一个美国人曾这样写道：
岂料（李鸿章）历聘而归，中国待之，乃竟如今日乎！然鄙人所私忧过虑者，不但为合肥一身惜也。惜乎外人相率闻风，无望于中国之中兴，即不免于侵凌之四起也。何况中堂为各国尊敬之人，中国乃置散投闲，实不啻开罪于各国也。各国重视中堂，深冀其回华而后，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今乃以不赀之身，听其为伴食之宰相，于是向有厚望于中国之外国，相与心灰意懒，而益以证中国之积衰，蔑视即相因而起。
这个美国人把此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归罪于清廷不任用李鸿章，真是奇谈怪论，对历史也是一种亵渎。
不可否认，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在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为最高统治集团决策人物的首次出访活动，出访时间之长，国家之广、联系阶层面之多，更是罕有其比。这次出访，对于封闭的中国放眼世界，进一步了解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列强的交流，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李鸿章回到天津后，曾致函吴汝纶，谈及此次出访的感想，颇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他说：
兄以二百日，历丸万里，驰驱酬应，晷无暂停，……各国接待情形及沿途行止，西报逐日记载至为详尽，译布中夏者不过十之二三。西人好名，所至之处，辄有报馆人执笔相随，朝夕不离，有如监史，即一言一笑之细，纤细无遗。投老远行，供人描画，一何可笑。至其立国政教，近人纂述中，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促。然详谘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
李鸿章在信函中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有一定的合理性，清廷如能借鉴，并进行必要的改革，国家决不会发展到日后被列强瓜分的境地。李鸿章归国后曾分别觐见西太后、光绪帝，据其给李经方的电文说：
昨分见两宫（按指西太后、光绪帝），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上令与恭王商办，仍自陈衰病，不堪任事。
谁都知道，光绪帝只是一个徒有皇帝名义的傀儡，决定不了清廷任何大政方针，只得以“衰病，不堪任事”为由回绝李鸿章的建议。而以西太后为首的实权派，只把李鸿章的出访，看作是一次例行公事，不想借此有大作为，这就再一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良机。
1897年5月，沙皇政府派乌赫唐斯基来华，与清廷商谈中东铁路等问题。乌赫唐斯基抵京后，通过“国际间谍”璞科第付给了李鸿章第一个一百万卢布，以答谢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据现有资料分析，对维特同意的另二百万贿赂金，沙俄政府一直都未能兑现。
[1] 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竭力为条约的“秘密”性进行辩解。他说：“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条约授权俄国通过蒙古和满洲修筑铁路，而这一权利直接来自俄国在不幸的中日战争后给予中国的道义援助；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还由于它在同时也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在于避免日本侵华事件的重演。”剥去其中粉饰性的华丽辞藻，人们确实可以看出，沙俄政府自己也知道，“借地修路”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是不得人心之举，因此需要用秘密条约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动，同时也可借密约把中国绑在沙俄的战车上，让中国在日后俄日冲突中为沙俄卖力。[2] 当时国内外并不确知中俄密约的具体内容，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前述的《喀西尼条约》，（但该条约确实包含了“中俄密约”的实质）于是以讹传讹，将其作为中俄密约对待。下述李秉衡等人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喀西尼条约》的批判。[3] 沙俄政府以答谢清廷派使臣祝贺俄皇加冕为名，于5月初派专使乌赫唐斯基来京，实则要和清廷商讨签订中东铁路合同问题。河南巡抚刘数堂得知此事，立即致信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之情，李鸿章接信后，回复下述一封信，借机为自己辩解。
引用书目:
1。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4。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
5。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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