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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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
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
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
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
“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着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
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
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
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
《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着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
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
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
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
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
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
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
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
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
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