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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待——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在中国近代，民教交涉案件（统称“教案”）频繁发生，乃是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对于此类案件，清政府很早就确定了“持平办理”的方针。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终至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持平办理”方针为何未能奏效？其症结又在哪里？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一
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层见迭出，频繁发生，从根本上说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先是进行军事侵略，继之以宗教侵略，即凭借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之后，再靠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双管齐下，以强行向中国推广西方宗教。
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寻求法律保障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根据这些条约，西方传教士享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租地建房和永久居住权。就是说，西方传教士在五处通商口岸可以建造礼拜堂，并且自由往来游历。再由于条约规定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西方传教士自然可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所以尽管起初还不允许传教士入内地违禁传教，但即使传教士潜入内地违禁传教，中国地方官员也无权加以处置。这样，自然要导致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同时也使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享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从此，民教交涉案件便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其中，比较典型的民教交涉案件有三起，即1847年的青浦教案、1852年的定海教案和1856年的西林教案。列强早就对限制内地传教的规定极为不满，欲废之而未能得逞，恰逢西林教案中法国传教士马赖被杀之机，法国遂以此为借口，同英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教交涉案件不但未能减少，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增加。因为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订立《天津条约》时，被迫取消了禁止传教士潜入内地传教的规定，而添上了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更有甚者，当1860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人从中捣鬼，私自在条约的中译本中加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话。对于法国方面的欺骗伎俩，愚味颟顸的清朝谈判官员竟毫无觉察，致使这一可耻的外交骗局长期未被戮穿。这样一来，西方教会的权益极度扩张，不仅其传教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内地，而且有权在任何地方建造教堂，以作为传教士从事教会活动的中心和据点。这便为列强的宗教侵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正由于此，自兹以降，民教交涉之案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几遍及全国各省，从而引发了反洋教斗争的蜂起。
面对此等局面，清政府颇感棘手，一时难以措置。到1861年冬，发生了两件事，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速做决断。其一，是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称：“有山西教民段振会，因租种荒地，业主意欲加增租钱，该教民不愿加租，自定交纳钱粮数目，请为代求总理衙门行文山西巡抚转饬照办。”其二，是山西巡抚英桂来文，内称：“有传教士梁鑫明、副安当，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讦讼不休，且擅定条约，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并有只出无异端之钱等语。”经总理衙门亲王大臣们详议，认为教会方面的这两项请求易生流弊，难以允准。因为“各省地丁钱粮，自有定额，岂容该教民擅自定数？今段振会辄敢悬定，显系恃教妄为。推其弊之所极，则霸地抗粮，其势亦将不免”。再者，“查演戏酬神，乡社常规，例所不禁，乃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条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总理衙门亲王大臣门之忧心忡忡并非无因，由于传教士之挑拨，民教矛盾日益突出，必须早定妥善处置之策。于是12月1日上奏：“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于凡交涉天主教事件，务须谆饬各该地方官查明根由，斟酌事势，持平办理。”3日奉上谕：“着照所请，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则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倘或依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预别项公私事条，或至作奸犯科，霸地抗租，欺侮良民，则不独为中国之莠民，亦即系伊教中之败类，断难宽贷，必应照例治罪，决不能因习教而少从宽假。各该地方官务当事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善良之至意。”[1](P203-205)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以正式上谕形式宣示对民教交涉事件的重视，并明确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二
清政府所确定的“持平办理”方针，按其本意而言，是要求各省官员在处理民教交涉案件时，无论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所谓“事事公平”也。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此，传教士也好，外国公使也好，都很难提出任何疑义。但是，上谕中对“持平办理”方针未做具体的阐述，虽然驳回了由教民“自定交纳钱粮数目”的无理要求，却回避了传教士“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的问题而不置一词，这便为伺机扩张势力的教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按照当时的情况，尽管西方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但教民作为中国人必须一要遵守中国法律，二应尊重当地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正由于此，教会提出由教民“自定交纳钱粮数目”的要求，为中国律法所难容，故予坚决驳回，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教会“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甚至“饬不奉教者为异端”的错误行径，却未予以必要的驳斥。本来，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外来宗教是持有宽容态度的，儒、道、释的长期并存即其显例。在清政府看来，“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揆其劝善之意，与释、道同”[1](P205)。这就是天主教在康熙年间得以与佛教、道教和平相处的缘故。西方列强出于宗教侵略的需要，却将奉教与不奉教者视为两类，以是否背弃当地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为标志[1](P204)，“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的要求即因此而来。教会为什么首先抓住这一条不放呢？因为演戏酬神非关国法，乃长久沿袭下来的民间习俗，属于乡社常规之类。抓住这一条的好处是：使奉教者皆受其益，以吸引更多的乡民奉教。此其一。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有助于凝聚教众，并激化其与不奉教者的矛盾，甚至酿成重大事件，以便列强借以要挟，从中攫取中国利权。此其二。还应该看到的是，列强卵翼下的教会势力已经料到，此条非关清朝律例，只是例所不禁而已，是比较容易破除的。此其三。由此看来，民教交涉之案虽时时呈现出中西文化冲突的表象，而其实质却仍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
果然，上谕发布的当日，即12月21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照会总理衙门管理大臣恭亲王奕忻，便提及此前曾派参赞哥士耆向总理衙门屡言：“中国各省地方官，饬令居民分摊各项公用钱文，而于习教者，因其以求雨、演戏、赛会各事为异端，不愿出钱，故于别项公费所派，比常民较多。此等情形山西省为尤甚。”认为：“若地方官以不摊迎神、造庙各钱，故于别项公费勒令多摊，置该教民所费建造天主堂及诵经礼拜钱于不问，是于和约章程显有违碍，亦更背弃习教与不习教者同为一体之意。”因此，布尔布隆提出四项要求：（一）“建造修理庙宇及一切祈雨、谢神、演戏、赛会干涉仙佛等无益之事，借永免习教人等摊钱。”（二）“凡修桥、补路、填坑、挑河一切于人有益之善事，皆不可勒派习教人较常民格外多摊。”（三）“若地方官将以上有益、无益二事合并摊派，则教民只出有益之费，其无益者一概免出。”（四）“若有各村堡会首等逼令教民摊出各项无益费用，因教民不从，故命人或自行抢掳教民什物，毁夺田禾，应令伊等赔偿。若该犯逃匿无获，即按照教民失去物数，将伊等所敛银钱赔还。”[1](P206-208)26日，布尔布隆再次照会奕忻，催促总理衙门速办，除行文晋抚，“饬其一体遵照，务期十分明晰”外，还要将四项要求推行全国，“各处皆一律办理，始为公允”[1](P210-211)。
法国公使所提出的四项要求是否合理，今之论者各有说辞，可姑置不论。但必须注意的是，习教者系中国百姓，诚如上谕所说“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他们既不是外国人，自然不属列强治外法权所及之范围，所以传教士和外国公使介入民教互控之案实属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有违国际公法的。正由于此，布尔布隆祭起1858年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当护符。其第三款称：“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于是认定，不奉教者演戏酬神钱文要教民分摊或多摊，而教民建造天堂和诵经礼拜钱非奉教者却不分摊，地方官也署于不问，与上述条款“显有违碍”。显而易见，这完全是牵强附会，而且也是与《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风马牛不相及的。奕忻真怕借违约之名挑起事端，不待奉准，便先行于1862年2月7日刊印谕单200份分行各省，以便交各传教士收执以为凭证，载明：（一）“传教士并非官员，不得干预一切别项公私事件。”（二）“剀切晓谕地方百姓，除差徭一切公费仍应令教民一律应差摊派外，其余如迎神演戏等事，不必与该教民深为计较，强其摊派，庶日久可期相安。”[2](P2)到同年4月4日，才上折奏明称：“据法国钦差大臣布尔布隆声称，该教劝人道理无非尊崇君上，谨守中国法度等语。自应一律体恤，以示一视同仁之意。况祈神赛会等事，并非正项差徭可比，该教民既不愿摊派，自未便过为勉强，以致重拂舆情。臣等业已行文各省，以后凡习教之人，于一切应出钱文之事，除正项差徭外，其余祈神、演戏、赛会等费，该教民既不愿与不习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摊派，至所请传教士谒见地方官，务须示以体面一层，传教士系外国推重之人，地方官自应待以体面，亦经行令各督抚转饬照办。”此奏当天即得到朝廷允准，并有谕云：“着名督抚转饬照办”。重之人，地方官自应待以体面，亦经行令各督抚转饬照办。”此奏当天即得到朝廷允准，并有谕云：“着名督抚传饬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凡交涉教民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不得为轻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1](P215)
在此次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的交涉中，作为管理大臣的奕忻，惟恐法国借故挑起衅端，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妥协：一是请旨免去教民演戏酬神钱文；一是饬令地方官要礼遇传教士，示以体面。同时，也要求传教士不得干预地方的一切公私事件。对奕忻等人来说，既要照顾教会和教民的利益并多所迁就，又要维护中国的主权，确实是煞费苦心。但是，后者只是奕忻情愿，是难以实现的。惟其如此，总理衙门才于同年10月又拟定了《保护教民章程》三条，并照会法国公使称：“今欲习教之民与不习教之民耦俱无猜，自非旦夕之事。然俟事端既启，始策弥缝，所伤已自不少，与其踌躇于事后，熟若审慎于几先。幸得贵大臣与本爵一意同心，亡羊补牢，今尚未晚。因拟《保护教民章程》三条，以冀收潜移默化之效。”《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教主、神父分赴各省，宜慎择良善也……万一素行无赖之人，托名习教，一经溷迹其中，难保不向邻里乡党肆行无忌……又况恃有护符，更加挟制，安得不激成事端？迨至衅隙既开，即多方补救，终难家喻户晓，尽释其疑。是误收一败教之人，即添一教中之害。自不若事先审慎，防患于未然，嗣后传教者于愿意习教之人，务宜悉心查访。实系安分良民，方许从游，如有品行不端，或已经犯法欲借习教为护符者，即行屏斥不纳。”第二，“地方官宜准情酌理，分别待外国传教及中国教民也。查外国传教，系知理之人，今在中国传教，于地方亲民之官有主客之义。况传教意主劝善，并不干预地方公事，如有要件欲与地方官会晤，自系宾主来往之常，在地方官不得推托不见。如实有公务，未能分身，亦可商明，另订期会。传教者亦不得因偶尔未晤生疑。至中国传教习教诸人，虽奉外国之教，犹是中国之民，自应守中国法度，地方官不得因其习教稍有歧视之心。该传教习教者，亦不得恃教自尊，藐视官长……”第三，“讼案牵涉教民，宜持平核办也。外国主教多属好善之人，自不致有他虑，万一地方官彼此不协，亦应详由大吏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外国钦差大臣商办，不得擅加刑责。至中国传教习教之人，原系中国之民，如与中国不习教之人争讼，自应一体跪审。地方官但论案情之是非曲直，不问其人之曾否习教。事为地方官应办之事，教民应向地方官呈诉，不得妄禀主教，致陷主教以干预公事之名，并间中外之好。教民与不习教之民，同一子民，地方官务当细核案由，秉公剖断，不得稍涉偏私，致滋口实。”[1](P254-255)
《保护教民章程》涉及容易因民教交涉之案而开启事端的方方面面，并提出有关各方应注意自行约束和规范行为，以期防患于未然。至此，清政府终将“持平办理”方针加以具体化，并初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主要的问题在于：《保护教民章程》出台后，列强皆不予理会，教会仍我行我素，并未见出实际效果。此后，民教交涉之案有增无减，终于1870年6月2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后，亲自处理天津教案的调补两江总督曾国藩奏称：
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惟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救流传，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虽西人之耶稣教，亦未尝多事。惟天主一教，屡滋事端，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人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尊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茂。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1](P920)
此奏道出了教案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也表明前所颁发的《保护教民章程》对教会是丝毫不起作用的。
津案奏结后，曾国藩随即入京，于10月20日陛见时又面奏：“近来各处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受教的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不能钳制。此后更换和约，须将传教一条严议章程方好。”[3](P4-13)当时，清廷正为津案的教训而“思患预防”，以期“中外和好保全大局”，故很重视曾国藩“严议章程”的建议。于是，由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主持拟定《传教章程》八条，于1871年2月13日照会各国驻华使馆以为善后之计，并作为实施“持平办理”方针的补充办法。“八条”文字甚繁，其基本内容是：（一）外国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如必欲设堂，只收奉教者之孤儿，然必报官立案。（二）中国妇女不准入教堂，外国修女亦不准在中国传教，以严规矩而免疑议。（三）传教士居住中国，当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有违国法官令、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四）中外相居密迩，用法两无所偏，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照西例，以服民心。（五）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六）传教士收人入教，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逐出教外。（七）传教士在中国，当照中国法规，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八）嗣后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致侵平民，以免启衅[2](P4-12)。
《传教章程》八条是在《保护教民章程》三条的基础上，结合近10年来教案发生的实际，从维护中国主权出发而拟定的。故时人称：“所列八条，皆有案证指明。从前教案之起，半皆坐犯以上八条。今欲调和民教，永远相安，舍得更无他法。”[2](P12-13)或认为，此八条虽“亦严切，亦详明”，然“通各国为言，防禁多端，以强其所难而树之敌”[4](P54-55)。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八条”是否“防禁多端”，而在于来华传教士是否应该遵守中国法律和不干预民教讼案的问题。“八条”不承认传教士有擅自超越中国法律的特权，这才是教会不接受“八条”的根本原因。
《保护教民章程》三条也好，《传教章程》八条也好，皆未被教会所接受和遵行，但清政府仍然发布谕旨，要求坚持“持平办理”方针，并一再严饬各省凡遇民教交涉事件，必须“处处持平，不可专顾一面”[1](P951)。这一点是始终未曾改变的。
三
在列强和教会“专顾一面”而不予配合的情况下，清政府的“持平办理”方针必然是难以奏效的。兹以山东民教交涉案件为例，其不同阶段教案发生的次数见下表：
年份　　　　发生次数　平均每年次数
1861-1875　　12　　　　　　0.8
1876-1885　　12　　　　　　1.2
1886-1894　　20　　　　　　2.2
1895-1899　　64　　　　　　12.6
由表可见，民教交涉案件发生次数逐年递增，起初还是缓慢增加，越到后来越出现急剧增加的趋势。这说明清政府的“持平办理”方针是失败的，在实施中未能做到真正的“持平”。清政府提出“持平办理”的本意并不错，为什么会事与愿违呢？
首先，字面上的“持平”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持平。从原则上说，“持平办理”方针不但是清政府处理民教交涉的基本政策，而且各国公使和教会也都未提出任何疑义。不仅如此，在每次交涉中，双方都强调要“持平办理”。如在1898年的梨园屯教案交涉中，法国公使毕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行电饬山东地方官迅速持平妥办完结”；法国主教马天恩也致函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遵循“持平办理”方针[5](P114、134)。可见，对这一方针谁都表示赞同。但双方在对“持平”标准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如议结梨园屯教案时，涉及曾经奉命查办此案的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是否“持平”的问题，毕盛持否定态度，提出洪用舟“时常与教士为［难］，并阻止办法，理应撤任”，而中方则认为洪用舟“办理此事不遗余力，何事与教士为难”，故未便“平空撤任”[6](P303-304)。可见，双方表现在“持平”标准方面的分歧，并不单纯是由于对此方针理解上的参差，而是关系到双方在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对立所致。
必须看到，从根本上说来，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在中国近代频繁发生。是由于西方列强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清政府而引起的，这决定了清政府所确定的“持平办理”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是必然要处处碰壁的。因为所有这些条约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无一不是片面维护列强和教会的利益的。所以，完全处于弱势地位的清政府，本来就只图苟安而不知奋发图强，何况又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即使想认真贯彻“持平办理”方针，也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有关教案的中外频繁交涉中，先是传教士婪索多端，任意反覆，不断加码，其公使继之多方恫吓，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持平办理”方针呢？
其次，从清政府本身来说，迫于外国公使和传教士的压力，也未能长期坚持“持平办理”方针。起初，在有关教案的中外交涉中，尽管清政府在彼方的挟制下不得不“稍顺其意”，“略为迁就”[1](P270-281)，但对教会的借端要挟还是有所抗争的。试看清廷寄给江西巡抚沈葆桢的两道上谕：其一是1862年10月17日办理江西、湖南烧毁教堂各案的上谕，内称：“其（哥士耆）照会并条款告示拟稿各件，务各悉心酌核，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碍难允准，持平商榷，一秉大公。故不可因袒护教民，办理偏重，致失人心；尤须熟思审处，知挑衅之不难，收局之非易……如或其中条款条件均属窒碍难行，究应如何设法安妥，俾无异议，不致成不了之局。”[1](P265)其二，是1863年8月18日关于议结南昌教案的上谕，内称：“着即照所议办理。嗣后务当妥为抚驭，持平办理。固不可抑勒居民，致失众志，亦不可于民教有意偏枯，致令该教士因相待之薄，又生枝节。”[1](P384)一则说“持平商榷，一秉大公”，一则说“妥为抚驭，持平办理”，虽然清政府在两难处境中难以安全做到，但总想力争做到“持平”还是十分明显的。直到天津教案议结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在致西方各国照会中论及教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各省教案虽因积冤而成，实由教民相逼处此。”并在列举外国传教士的种种劣迹之后说：“近观在中国传教者所为……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自专自主。似此而欲久安，官民不同心怨恨，岂易能乎？”[2](P5-6)确实如此。在民教矛盾中，教会一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毫无疑问的。清政府能够认识及此，也表明当时主办交涉的中枢大臣还是在列强胁迫下努力抗争的。
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大肆扩张，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清政府虽然在口头上仍强调“持平办理”，但调门儿却大变了。凡遇民教交涉案件，谕旨竟然完全将责任归于中国官民，说什么平民见教民“习教，故存疾恶之心”，于是“民教不和，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藉事生风。此种情形，总由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7](P24)。此谕旨倒因为果，为教会开脱责任，似这样为民教交涉案件定性，与原先的“持平办理”方针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谈不上什么“持平”了。
复次，既然连清政府最高当局对“持平办理”方针还把握不定、甚至逐渐背离其本来精神，那么，许多地方官员不敢也不可能真正贯彻“持平办理”方针，就不难理解了。对此，奏陈甚多。如称：“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接彼族指拿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7](P6-40)更有甚者，到1896年5月24日，总理衙门奏准《严定教案处分章程》，开宗明义地点明：“传教既载在条约，则地方官均有保护之责。每遇教案，各国使臣援约相待，迹近要挟，几于无可收拾。总由该管官事前既不能照约保护，临事又不能拿犯办凶，每酿巨案。若非严定章程，不足以示惩儆。”[2](P21)并规定了若干惩处办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不能防止教案之发生，反而使传教士“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7](P40)，以之为幸事。以山东省为例，《严定教案处分章程》奏准前的30年间，发生教案39起，基本上平均每年发生1期；而奏准后的7年间，发生教案71起，平均每年发生10起。这正是清政府完全背离“持平办理”方针精神的必然结果。
最后，尤要注意的是，由于甲午战后反教平民冤不得直，纷纷加入拳会，以求保护，从而导致暴力事件的增加。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奏称：“地方官……一味庇教而抑民，以致良懦者赴诉无门，狡黠　者蓄谋潜煽，如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等名目，所在多有。始止私相传习，徒侣无多。近因教堂肆虐，官不为理，乃藉仇教为名，广为纠结。小民以自卫无术，往往入拳会以求保护。闻自山东之西境，南连豫、皖，北接畿疆，蔓延四布，声息相属，大都与教为难，此案未结，彼案又起”[7](P42-43)。所言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起初，清政府视拳会为匪类，采取严禁的政策。此后，在清政府内部，曾一度展开了对拳会政策的争论。或主抚，或主剿，各不相让。事实上，当时对拳会的政策是剿抚兼施。这一政策的具体化，就是所谓“惩首解从”。这样，清政府在“持平办理”方针之外，又出现了“惩首解从”政策，并且以后者为主了。
从1900年初开始，虽然清政府继续重申对民教不和“极宜持平办理”[7](P47)，但已在酝酿大的政策转变，即从严禁拳会到承认、利用拳会。此项转变分两步走：第一步，是1月11日清廷先出台“区分匪会”的政策，指出“会亦有别”，“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要求各省督抚“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7](P56)。清政府“区分匪会”的政策，是实际上承认了拳会的存在，并导致了义和拳的大发展。第二步，是6月16日清廷降认谕召募拳众，“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衍，以观后效。”[7](P145-146)根据这道谕旨，拳会的存在完全合法化，从而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才有可能迅速达到高潮。
总之，每起民教交涉案件的发生，都必定要涉及到教会、平民、清政府三个方面。其中，教会一方，是民教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教案的性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正由于此，从清政府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政策方面进行探讨，可能尤有意义，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安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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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M].东方出版社，1990.
[7]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资料来源：《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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