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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乾隆朝议罚养廉银研究

乾隆朝，处分地方大员在整个官员处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处分恰当与否，直接关系着朝廷对整个官僚集团处分的成效，更是乾隆治政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乾隆朝，由于大员职责的繁剧和皇权对他们过失的宽纵，造成了大员处分频繁不断的状况。乾隆帝为解决大员屡犯过失的问题，于是出台了一种新的处分方式，这就是实行议罚养廉银制度。
议罚养廉银是指乾隆朝对大员实行的三大行政处分种类之外，以罚大员的养廉银为特点的处分。它的实施有一个过程，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几个阶段。其功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将议罚养廉银与革职留任联系起来，将其或与行政处分并行，或单独实行；另一方面将议罚养廉银与处分的开复挂钩，以之解除官员的行政处分。乾隆意欲借经济上对官员的重创，达到行政上处分大员的目的，使其儆诫，从而对其失职、渎职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却收效甚微，嘉庆上台后予以取缔。
一、议罚养廉银的原因与目的
议罚养廉银是乾隆针对朝廷大员屡犯过失，通过一般的处分方式诸如罚俸、降级、革职等，起不到应有作用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新的应对措施。说其新，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早在清入关以前，满族就有了罚银的先例，到了乾隆朝再度实行，其出发点是一致的。只不过从罚银内容来看，入关前不存在养廉银一说，只是官员自己由各种途径得来的银两中交出罚银。而乾隆时期则是以罚养廉银为主，兼以官员由其它方面所得银两。此项措施在康、雍两朝几乎没有实行，只是在乾隆朝尤其是其后期，才频繁实施，运用的频率超过了处分的其他方式，因此议罚养廉银是乾隆后期处分大员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议罚养廉银的原因。议罚养廉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
首先是历史原因。清入关前就有了罚银的先例，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罚“土黑勒威勒”。所谓土黑勒威勒，是按“个”而论，[1]即按一定规则对身份不同的罪犯，因过失而造成的轻微违法行为，罚以不等银两，它是努尔哈赤独创的一个罪名，仅仅适用于因过失而造成的轻微违法行为，一直延续到顺治年间。二是“照前程议罚”，即以罚银数之多寡而论罪。在入关前高鸿中的“陈刑部事宜疏”中对此曾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各官犯事，照前程议罚，不惟会典不载，即古制亦未之闻也。犯事有大小，定罪有轻重，但犯些微过误者，照前程议罚；或官箴有玷者，亦照前程议罚；或职大职小同犯一事者，俱照前程议罚；恐非创制之良法。” [2]
这种勒罚，以罚银为主，是清代的独创，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因为遭到汉官的反对，没有实行下去，但是却成为乾隆朝实行议罚养廉银的历史缘起。这正如邓之诚所言：“清在关外时，即以罚金为官员处分，入关以后，不为常制，而罚款报效之事，一代不改。[3]
其次是现实原因。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务的增多，大员职责越来越繁剧，其不法行为也日渐增多；皇权又不断地对大员处分予以从宽，“向来督抚遇此等处分或事属公过，或情尚可原，每以人才难得，多有酌量加恩仍于留任者”[4]。因此造成了大员在乾隆年间、尤其在乾隆后期大员违纪违制的现象非常典型，不仅多且有了量的发展，“竟有一人而累至十数余案者”[5]，如高晋一人“所带革职革任注册之案甚多”[6]。而且这种行为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早在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大员这种屡被议处的情况已多存在，“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7]。这种现状对地方大员以及乾隆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方面就大员而言，他们往往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如果朝廷发现不了罪证，则可以逃过行政制裁，一旦事发，处分也不会立刻实施，拖来拖去，最后就不了了之。因而对所受到的处分麻木，无所畏惧，恣意妄为，声称“即加处分，亦不过罚数月之俸，所损几何？”[8]“夫察议，亦不过降罚了事而已”[9]。“即再有处分亦不过如是而止，不复心存敬畏”[10]，简直是“视吏议为无关轻重”[11]，最终使得他们对国家政务活动冷漠、麻木，不负责任。
另一方面就乾隆而言，他对大员处分数量达到如此之多，也认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革职人员复议革职，不过照例注册，虚文从事耳”[12]。因为依据吏部惯例，对大员处分最早实行注册制度，雍正六年（1728）规定：“革职、降调留任之员，再有降革处分，朕复加恩宽免留任者，将后案注册，俟前案开复，再将后案计案三年无过，准予开复，其有数案处分者，计案递加”[13]。明确规定了“凡官之即任者，去任者，罚俸、降俸、停俸者，开复者皆注于册”[14]。官员“留任之后，再有奉旨从宽免其革任者，亦俱逐案注明，计案按年开复”[15]。“查吏部官册内，凡有革职留任之案，俱行注册”[16]。但是注册犹如放置不理，对大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大员甚至注册之案，多达近30案。
而且乾隆也明白，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吏部议以降调、革职、革任，而经己从宽留任，又免其革任者甚多，因而造成官员处分“愈积愈多，未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转属有名无实”[17]。在此情况下乾隆别无办法，必须实行其它的方式。这是乾隆实施议罚养廉银的主要原因。
（二）议罚养廉银的目的。大员屡犯过失，如果按常规处分，已经起不到作用。乾隆认为大员“功过处分，迩年率从宽仍于留任，使众人见因公议处，仍得安享高官，益增其平日不肯实心任事之念”[18]，且“既得免罪复官，又可坐享丰厚，使曾获罪戾之人，无所敬惧，何以饬吏治而肃官方？”[19]因此从约束和打击大员的经济利益出发，在吸取祖宗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议罚养廉银的措施，以缴银替代其行政处分。“朕之简用督抚，凡弃瑕录用者，或因一时不得其人，或所获之咎，并非侵贪执法。如加恩量予从宽，以观后效，但以其素餐尸位，亦不可不予以薄惩，故令罚出养廉银充公，以赎其虚糜禀禄之罪。”[20]可见，这是乾隆想通过经济上对大员的惩戒，达到行政处分未能达到的效果。
（三）议罚养廉银的银数限制。对大员所犯过失的议罚养廉银处分，其银数不是无限制的，从大部分议罚养廉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即以大员所得养廉银的多少作为议罚的限度，以其办公费用所需为参考，在此基础上进行存留调整。如山东巡抚徐绩因境内发生王伦起义时被处分，上谕曰：“督抚遇有革职留任之案，遂例不食俸，仍得支食养廉银，而徐绩为弃瑕录用，若复令坐享丰盈，未足以示罚，但竟不支给，又恐难资办公，或致藉口需索，将徐绩应得巡抚养廉银，每年止准赏给五千两，八年无过开复后，再行全数给予”[21]。这是就其所得养廉银的二分之一进行议罚。
另外湖南按察使福宁又奏，有关逃兵处分中的议罚养廉银情况，许多官员“前因各省承辑金川逃兵议处，历任藩、臬、两司分别议罚养廉银，念藩、臬两司自筹罚养廉银之后，办公难免拮据，所有各省督抚、提镇、两司，应罚养廉银两，俱着加恩准给与一半，仍分年剋扣完缴”[22]。此等事例不胜枚举。这种以养廉银为主的议罚，是以各级官员办公所需经费，以及大员本人的养廉银多少[23]为限度进行议罚的。
议罚养廉银所得银两，或交与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或用于浙江海塘，或用于河南河工、赈恤，或用于各省司库地方支用，但大部分是交与内务府为皇室所用。
二、议罚养廉银的实施过程
议罚养廉银的实施经历了一个过程。据目前所见到的档案记载，最早开始实行的明确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布政使钱度贪婪违法案中，彰宝等官员被议罚养廉银。此后、尤其是四十五年后，和珅得宠，议罚养廉银开始逐渐增多，尤其体现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对于犯有失察、包庇等罪的大员成批地实施。如四十三年的高朴案、四十六年的甘省折捐冒赈案等等。到了五十二年、五十七年出现了议罚养廉银的制度规定，即以议罚养廉银替代官员一切处分。但是在五十二年和五十七年之间，出现了一个波动，因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状图上书，痛陈议罚养廉银的危害，建议朝廷停止实施。这对乾隆的此项政策有所冲击，使得五十五年后议罚的状况一度减少，但是一直持续到乾隆逝世也未予废除。
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执政后，明确颁发了取缔议罚养廉银的谕旨，表示“捐廉罚银等事，朕必不为”[24]。此外从嘉庆五年所修的《吏部则例》、《处分则例》以及《嘉庆朝大清会典》并其它嘉庆朝史料来看，嘉庆朝在事实上已经不再实施议罚养廉银，可见，议罚养廉银是乾隆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一）议罚养廉银的开始
乾隆三十七年，云南布政使钱度的贪婪案发，云贵总督彰宝、刑部侍郎袁守侗，以及云南巡抚李湖，因会审定拟有误，而被首次议罚养廉银。当年五月十三日，乾隆颁发上谕：“钱度扣剋铜本平余，勒属售卖物件，多至数万，断不能掩众人耳目。彰宝、诺穆亲身为督抚，均有统辖稽查之责，岂容诿为不知，况彰宝与钱度又同在永昌，朝夕相处共事，何至漫无闻见？似此肆行贪黩，封疆大吏竟置之不问，所谓整饬官方者何在？”因此有旨令署云贵总督彰宝“自议其罪”[25]。
彰宝遵旨议罪，自称“即请交部严行治罪，亦不足以自赎，臣身任封疆，有统辖之责，乃藩司贪劣如此之甚，皆由臣不能整饬官方所致，实为旷职素餐。自问虚糜厚禄，所以免图报效者何在？臣应领总督任内养廉银，……截至本年五月止，现有多余养廉银一万两，自今年秋季起，约至明年，又可节省养廉银一万两。臣既不能察吏，再食厚禄，心更难安。臣将现有养廉银一万两即库存拨充公用，再于明年养廉银内扣完一万两，一并充公，并请交部再严加议处”[26]。这是彰宝的第一次被议罚。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彰宝 “又因初次审拟钱度罪案，于供单内混列问条，冒昧定拟，罪实难辞，再罚银一万两，按月扣完，拨充公用”[27]。这是其一年内第二次被议罚。
与此同时，会审的袁守侗、李湖也被议罚。袁守侗被罚俸银五千两。李湖被罚银一万两。这是依据档案所载的议罚养廉银情况，虽然彰宝、袁守侗、李湖议罚养廉银数目不等，但是却是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早的议罚养廉银事例。三十七年以后，议罚养廉银逐渐增多，尤其体现在大案、要案中。
（二）议罚养廉银的发展
乾隆四十二年安徽省发生了琨玉案，其中两江总督高晋荐举琨玉卓异，却失察琨玉婪赃，不仅被议处，反而饬令“自行议罪”。高晋表示 “情愿捐银二万两以赎罪，每年于总督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自本年起分作四年完缴”[28]。高晋之后则又有成批的官员被议罚。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各种案件增多，议罚面扩大，不仅在大案中大员议罚频频，即使小小盗案都有了议罚的事例。如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富躬在身任巡抚时，于“失察阜阳县监犯反狱一案，罚养廉银一年。”[29]
此时还有因失察逃兵、办理秋审、修书错误而频频遭遇议罚养廉银的事例。
从乾隆四十七年到乾隆五十五年，此间议罚不断，每年都有大员被议罚养廉银。乾隆朝这种议罚养廉银的措施，在朝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状图大胆直言提出了停止议罚养廉银的建议。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内阁学士尹状图上书直言议罚养廉银之弊：“近有严罚示惩，而反令宽纵者。如督抚自蹈愆尤不及罢斥，罚银万两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任罚若干万两者。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心念，请永停罚银之例”[30]。指出议罚措施作为对督抚、吏治的处分，已产生了不良影响。
尹状图上书激怒了乾隆，乾隆大加痛斥曰：“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令其自出己资，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朕之简用督抚皆因一时无人，而又非犯侵贪狥庇之过者，以爱惜人才起见，往往弃瑕录用，量予从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亦以督抚等禄入丰膄，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此朕权衡情罪一秉至公或重或轻，惟视其人之自取，并非封疆大吏身或罪愆，概得以罚锾幸免”[31]。说明其对督抚处分从宽、实施议罚目的是基于对人才的爱惜。但是却不承认“督抚等藉交纳罚项为名，派累属员，致有亏缺”[32] 的严重后果，以免把吏治败坏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为此，他命庆成带尹状图同往山西大同府、太原、真定、保定以及山东、江苏等处盘查仓库，以不见亏虚，将其处分，“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33]。从对尹状图的处分来看，乾隆对大员实施议罚养廉银，造成的后果也是有所意识的，否则也不会从宽处分尹状图。
此次事件之后，议罚养廉银的情况虽明显减少，但也一直断断续续地实施着，直至乾隆辞世才被废止。
三、议罚养廉银与处分的关系
议罚养廉银与处分的具体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处分中的革职直接挂钩，或代替革职留任，或与革职留任并行；二是与处分中的开复挂钩，以议罚养廉银解除官员的一切处分。议罚养廉银有两种议罚方式，一种是因过误而自认缴银，即直接拿出银两兑现；另一种是因过失而被罚停支养廉银，即预支官员的廉俸。议罚地基础主要是养廉银。议罚的提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帝直接议罚，另外一种是官员自行议罚，这些程序、方式都混合在具体的议罚过程之中。
（一）议罚养廉银与革职留任
清代规定革职留任者，其等在降三级留任之上，与降一级调用同等，是大员被处分以后留任的最多形式。乾隆议罚大员养廉银，一方面是将其官员的革职留任处分；另一方面又与行政处分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同时并行，这是议罚的最初功能。在这些议罚之中，既有乾隆根据案情对官员议罚以养廉银；又有官员根据自身获罪轻重进行的自请议罚。在这些罚款当中，主要是出自官员的养廉银，还有一部分是官员的已有银子，但其大部分还是由官员廉俸所得。
第一：议罚养廉银代替革职留任。议罚养廉银在代替官员革职留任处分时，独立地起着处分大员的作用。具体来说，可看甘肃冒赈案。
甘肃冒赈案中闵鹗元之议罚 在乾隆四十年代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官员集体舞弊案件，其中甘肃省下级官员闵鹓元，也被卷入进去。闵鹓元，在甘肃平凉府监察同知任内，竟然冒赈至一万九千余两之多；且亏空银粮共计银九万五百四十两，“罪实无可逭处斩”[34]。
甘肃巡抚闵鹗元身为其兄，在本案中被连累入内，并随着他对闵鹓元袒护罪名条数的增加，其境遇也几不可拔。然而一切导火线来自对闵鹓元家产的查抄。河道总督陈辉祖在奉旨查抄闵鹓元的家产时，只在闵鹓元财产单内查出银三两，这激起乾隆震怒：闵鹓元在甘肃同知知县任内，“侵入帑项盈千累万，其运回家资必不止此，简直是蒙混欺饰伎俩”[35]，认为闵鹗元在有意欺隐，这种“有意徇蔽，是速闵鹓元之死也”[36]。闵鹗元惶恐之下，自愿将其名下财产一并呈明入官。但乾隆没有依闵鹗元所请，而是另有打算：“此案闵鄂元请革治罪，及奏缴家产之处，均已加恩宽免，但令其切实议罪”[37]。这一“切实议罪”却表明乾隆希望从经济上来惩罚闵鹗元。而且随着加在其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议罚养廉银的银两也在递增。
首先闵鹓元“于甘省折监冒赈案内，既不能严加管教，复不能先事举发，又于查抄家产之时，不能就近督察”[38]，其次又有“在甘肃侵冒帑银及馈送王亶望银两之事，知而不举，措辞始终掩饰支吾，并未明白回奏”[39]。最后是对于“当时有无确切家信及知情不举之处，始终掩护不肯奏出实情”[40]。直至乾隆催促后才坦白说，“鹓元在甘年久，惧其沾染恶习，寄信严切教诫。据称甘省上下通同一气折捐办赈，均有侵欺，馈送上司银两，毫无顾忌。臣弟在彼，实所不免”[41]。既然有此情况，却没有奏明，自然要受到乾隆的处分。
接到乾隆令闵鹗元“切实议罪”的谕旨后，闵鹗元遂自议“措缴四万两解交内务府”[42]，以“每年养廉银尽数扣交”[43] 的方式进行交纳。但是乾隆还不满意，认为“此时即将闵鄂元等革职，交刑部治罪。惟是大臣认为，此案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又何独归罪于闵鄂元？现在督抚一时乏员，闵鄂元尚属能事”[44]，加恩免其革职，但是所有应得职俸、养廉银永行停支，以示惩罚。
从以上可见，无论是扣廉、停廉，大部分还是以官员的廉俸为主，进行议罚。但这种议罚会使没有积蓄的官员为之踌躇，乾隆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所以有时又将官员的养廉银或全部或部分发给他们。如乾隆四十八年上谕，“闵鄂元前以王亶望事获谴，降给三品顶带，仍留巡抚之任，停支廉俸。但巡抚养廉银原为平日办公之用，若永远停支，未免伊等转有所藉口，今已一年有余，伊二人办事亦尚属绳勉，加恩赏还原品顶带，其巡抚养廉银，仍准其支领以示体恤”[45]，可见闵鹗元的议罚廉俸，并不是真正的永行停支。
此案，从闵鹗元包庇其弟所形成的罪名来看，闵鹗元都已触犯了处分的条规，理应被革职或革职留任，但是他在案中，从始至终，一直是以议罚为主线，或自议，或停廉，或赔补，完全取代了普通的行政处分的方式。这种议罚根本不会起到效果，尤其是在乾隆意识到官员无廉办公、无廉养廉的情况下，反而会主动恢复官员的养廉银，所以大员的困扃只是一时的。当大员意识到这一点时，对这种议罚自然就不会放在心上，只要能临时筹到银子就行了。
第二，议罚养廉银与行政处分并行。议罚养廉银有时还与行政处分并行，对官员进行加重处分。这在王燧案中可以得到体现。
乾隆四十六年的王燧案，闵浙总督富勒浑既被降为三品顶带，又被议罚银八万两。杭嘉湖道员王燧在任时“骄奢放纵，价买部民之女，复敢于本管地方建造私宅，拆毁民居，添盖花园屋宇，以致民怨沸腾。且在潮神庙及海宁州衙署，兴工建盖屋宇，甚至以监司大员，与市井小民，伙开银号，并私置房产取租，希图弁利”[46]。罪状累累，引起朝野重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阿桂奉旨查得“王遂赀产多至二十余万两”[47]，王燧由此被革职审问。
其时，富勒浑虽到浙任只数月，也因失察受到了惯例处分，同时又被议罚许多养廉银。乾隆谕旨说：“富勒浑于王遂、陈虞盛藉差侵冒款迹，并不据实参奏，实非寻常督抚失察，仅只革职留任者可比，是以革去戴翎，令其来京侯旨。但究系到浙未久，富勒浑着赏给三品顶带，授为河南巡抚，仍带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48]他还要富勒浑自行议罚：“富勒浑等平日所司何事？若论失察之咎将来定案时，该督抚自当量予处分，然亦不过革职留任而止，伊等亦未必畏惧，令其自问应得何罪？”[49]富勒浑知道情势无法避免，上奏说：“身任封疆，纠察属吏，是其专责，乃于劣员未能即行查参，前请罚银四万两之外，再加倍罚银四万两，于前项扣缴之后仍按二年完缴。”[50]可见处分之重，直到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富勒浑才“复还现任品级顶带”[51]，廉俸照发。
由王燧案可看出，议罚全是以大员的养廉银底数为主，或出现银，或预支养廉银。罚银之多，罚银之平常，已经成为乾隆后期处分官员的主要方式，每一案件发生，都伴随着一定官员的议罚。
（二）议罚养廉银与处分的开复
“议罚养廉银”不仅代替革职留任，而且直接与处分的开复相挂钩。用议罚养廉银的方式，将官员被罚以前的一切处分具体经过如下：全部解除，这种规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已形成一种制度。
首次尝试。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处置安徽省硝磺迟延案中，首次尝试以议罚养廉银的方式来取代对大员的处分。“吏部议处江南省承办硝磺迟延各员，分别革任降调一本，该员等任内降革处分至十案外者，罚养廉银二年；十案内者罚养廉银一年；五案内者罚养廉银半年；均准其尽行开复”[52]。通过这种议罚养廉银，将官员的所有处分尽行解除。
制度化。在乾隆四十六年首次尝试之后，五十二年即将议罚养廉银代替官员的处分，作为一项制度载入了处分则例。当年五月二十八日上谕称：
向来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该部议以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人而累至十余案者。盖因该大臣等屡经擢用，任事有年，朕念其人才难得，且因其尚系公过，是以每遇议处之案，酌量案情从宽留任者，不一而足，但愈积愈多，未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转属有名无实，亦非整饬吏治之意也。着交吏兵二部将内而大学士九卿、八旗、都统、副都统，外而督抚、将军、副都统、提镇、现任各员部议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查明每人名下所积之案，各若干次数，分别开单进呈，候朕详加察核。其案情较重，处分数多者，或酌量议罚，再议准其开复，其情节尚轻，处分数少者，或竟予开复。嗣后并着吏、兵二部，每届五年，即查明具奏一次，请旨办理[53]。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下，一批大员首先因之得到恩惠，处分全部予以解除，诸如 “喀宁阿、穆精阿着将任内应得廉俸分例，罚出二年；姜晟已任湖北巡抚，但其所得处分俱系在刑部侍郎任内之事，仍着将侍郎任内应得廉俸分例，罚出二年，所有喀宁阿、穆精阿姜晟从前降革处分俱准其开复”[54]。
处分积至六案以上至十案者八人：“内如尚书德保、侍郎李封所得处分，多系从前在巡抚任内之事。德保、李封俱着照本任罚出巡抚养廉银二年，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闵鹗元、毕沅俱照本任罚出督抚养廉银二年，内刘峨因大名府段文经等滋事一次，停支本年养廉银，李世杰因各营火药短少一次，停支三年廉俸，此二案不比寻常失察，仍照旧扣支。雅德现以副都统衔在喀什戈尔办事，所得处分俱在从前督抚任内者，着罚出总督养廉银二年。所有德保、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雅德、闵鹗元、毕沅、李封从前降革处分，既已议罚，俱着准其开复”[55]。这么多的大员同时因为已经议罚，而获得了全部处分的解除，可谓侥幸。
从上述实施情况与一系列规定来看，乾隆希望议罚养廉银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而不是权宜之计。因此于乾隆五十七年遵照五年一个考察周期的规定，吏部再次予以统计：“据吏兵二部将内外文武大臣所积处分，五年届期，查明具奏”。
最后定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对议罚与停支养廉银的关系作了进一步定位：“内外官员原有罚俸处分，廉与俸是同一例。嗣后各督抚有咎应革职、应行议罚者，着即自请停支养廉银，不必另行议罚。”由此可见，养廉银与议罚实则是一回事，有廉则罚养廉银，无廉则议罚。议罚养廉银的这一制度化，否定了乾隆的议罪罚银 “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56]的说法。
四、议罚养廉银的余波与后果
乾隆朝议罚养廉银在实际实施中，逐渐成为处分大员的一种主要方式，这虽然对大员有所儆诫，但是却没有使大员从根本上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何在，而只是靠一味地筹集罚款，避免处分来应付乾隆。因而议罚的实施并不像乾隆所希冀的那样给予官员“儆诫”，反而造成了乾隆朝后期政治的更加腐化。
尹状图曾言，议罚养廉银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特别是对于吏治的败坏、官僚的贪婪，起了加速作用。“大吏欲敢恣睢自肆，而不复有所顾忌矣”[57]。既然这种议罚养廉银成为督抚大员规避处分的一种名正言顺的途径，那么他们就可借口认交罚银，以缴银的方式代替行政处分，从而使清代的法纪受到诋毁；大员既可以凭腰间巨赀从重认罚，又可以保住官位甚至超擢，因此议罚看似严厉，实际上却不能儆诫大员，使其产生愧惧之心，反而易潜生其玩曷之念，对乾嘉吏治败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有人所说：“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即伏于法之中，其继也，变法救弊，而弊又生于法之外”[58]。即“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则弊终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则病终无由治”[59]。
　（转载自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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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文献丛编》26年第2辑中，有一份“吏部处分过之满洲官员事件文册”，记载了顺治十一二年官员的处分情况，共64件，85％的过失被处以罚“土黑勒威勒”，或者一个，或者两个不等，反映了清入关前后罚“土黑勒威勒”的存在。
[2]潘喆、李鸿斌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天聪朝臣工奏议》，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3]邓之诚着：《中华两千年史》，卷五，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19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639页。
[5]和珅主修：《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卷二，《降罚》，乾隆五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毛装本。
[6] 《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第639、390页。
[7] 同上。
[8]《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41页。
[9]《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第5册，第463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一0五一，第14册，第41页。
[11]《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八，第11册，第361页。
[12]《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469页。
[13] 托津等修：（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文海出版社，1986年。
[14] 托津等修：（嘉庆朝）《大清会典》卷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文海出版社，1986年。
[15]《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632页。
[16]（嘉庆朝）《大清会典》卷八。
[17] 和珅主修：《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卷二《降罚》，乾隆五十九年。
[18]《乾隆朝上谕档》第5册，第931页。
[19]《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45页，第44页。
[20]《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45页，第44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一，第12册，第1261页。
[22]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内阁吏科题本·纠参处分》第13盒，第2452拍，缩微胶卷。
[23] 养廉银从雍正朝开始实行，督抚、藩臬分别为：总督20000－13000；巡抚15000－10000；布政使900－5000；按察使8444－3000。
[24]《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一，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以下版本同），第503页。
[25]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第273－274页，中华书局，1994年（以下版本同），第308－309页。
[26] 同上。
[27]《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第302页。
[28]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0年，第381页。
[2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8辑，第528页。
[30]《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517、38、41页。
[31] 《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517、38、41页。
[32] 同上。
[33]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楚珍自记年谱》第10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654页。
[34]《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第146页。
[3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辑，第5－6、6－8页。
[36] 同上。
[37]《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2册，第1744、1736、1760、1761页。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2册，第1761页。
[4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0辑，第233页。
[43]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2册，第1919、1837、2064页。
[44]《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2册，第1919、1837、2064页。
[45] 同上。
[4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3册，第2099页。
[47] 乾隆朝上谕档》第10册，第384页。
[48]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五，第15册，第44－45页。
[49] 《乾隆朝内阁吏科题本·纠参处分》第204盒，第2570－2576拍。
[50]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3册，第2107－2108页。
[51] 《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第181页。
[52] 《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849页。
[53]《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849页。
[54] 和珅主修：《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卷二，《降罚》，乾隆五十九年版本。
[55] 同上。
[56]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第18册，第332页。
[57]《清经世文编》卷七，第198页。
[58]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394－395页。
[59]姚元之着：《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