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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访《书籍的社会史》作者周绍明、译者何朝晖

中国历史-—— 访《书籍的社会史》作者周绍明、译者何朝晖
中国书史成为近十年国外汉学界的研究热点，各种成果层出不穷。其中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所着《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新近译介到国内的重要着作。近日，本报记者就该着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及主要观点采访了作者周绍明和译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晖。
书史是理解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教授，您为何对中国书籍史研究产生兴趣？
周绍明：中国人对书籍的制作和应用有自己的独特性。我在读宋元明清的书籍，尤其是文集时，便十分好奇，它们是怎么被编辑到一起的。我极力搜集素材，发现这些材料都是手写的，没有印刷的，这也令人惊奇。我由此开始关注中国书籍的收藏史。
我相信，书史是理解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古代书籍生产、传播和利用的认识将不仅有助于解释一部书、一名作者或一个学派思想的影响，还将增进我们对中国知识的传播、制度的演化、学者的活动的认识。
中国共享藏书由来已久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藏书重藏轻用，中国古代文人对书籍匮乏感到不满；相对而言，西方书籍的流通则更为开放。两位学者怎么看？
周绍明：在宋元明一些着作中可以发现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对书籍匮乏的不满，或他们寻求读书途径的艰辛。我认为在中国古代，书籍短缺或读书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需求量大，因为中国人比欧洲人对书和学习更感兴趣。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原因是稀有书籍难以获得。16世纪，书籍的传播远不能满足所有收藏者和学者的需要。中国家庭不愿意同其他家庭分享书籍，因为当时书籍与科举考试密切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西方书籍里的知识同财富和权力没有直接关系。
何朝晖：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西方公共图书馆那样的机构，但并非没有藏书共享的理念和行为。清代乾隆时期修纂《四库全书》，建立“南三阁”，向江南士子开放，就是由政府主导向公众开放藏书的做法。
中国藏书文化的延续性在世界藏书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知识阶层对古代文献一直抱尊崇、珍视态度，藏书家对古代文献的保存从来都不遗余力。这与西欧中世纪对古代文献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
中西方解决读者获得书籍的问题有各自的发展脉络，要放到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观察。
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两位学者谈一谈当代中西方学者对书史研究的特点。
何朝晖：中国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1917年，叶德辉用文言文写出了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书林清话》，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注重目录学与文学、 经济学、 社会史等学科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近十余年来，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介入，为中国书史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劲新风。
周绍明：书籍除了传达观念和信息之外，还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书籍有自身的历史，揭示了书中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可以将其看作是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以与传统书目文献学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书籍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重要的原因，又导致了怎样的后果。
书史学者应该在吸收目录文献学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探讨关于人类共同经验中的独特问题，如书中所包含的人类知识是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书籍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社会结构，如何塑造和反映了思想的方式。这就是书籍的社会史研究视角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