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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之中西差异

作者：李怀祖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2-2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发表论文143.74 万篇，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有9.55万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源期刊发表论文19.91万篇，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只有1125篇，占总数的0.57 %。人文社科的国际论文如此之少，研究方法论及撰写规范的中西差异是其重要原因。
国际学术期刊崇尚的研究途径，是胡适早已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假设加论证。我国科技领域的研究大体遵循这种途径，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不同。有学者曾形象地描述中西方研究途径的差异，西方“系统的哲学，是一种推论的结构，有前提，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中国的哲学，热衷于追求子曰式的寥寥数语的传世警言，却不屑去做看似繁琐枯燥却是学术研究主体的论证工作，就如国内不少人文社科论文，往往倾向于按思辨的方式摆出观点，却不去寻求支持观点的证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习惯性的思维定式，还是注重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笔者比较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与国际学术论文规范所体现的研究思维，发现确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其一，论题导向抑或问题导向。论题指知识领域的细分，如公司治理、政府绩效、社会保障；问题则是指引起疑惑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以人文社科类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相当多的论文定位在论题层次，如“区域能源、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领导决策方法论”、“政府绩效评估”等，这些题目表明了所选定的知识领域。然而，每个领域都有数不清的研究问题，一项研究只可能着重于论题中的某个问题。人们在日常沟通中也常说“协调发展”问题或“政府绩效评估”问题，但这绝非研究工作所要辨明的“问题”，具体而言，只有绩效评估的预期结果和现实情况出现差异，引起困惑，有待解释或改进，这样才可能提出问题。
西方学者常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或论文提出题目太大，实际上，这是论题导向引发的结果。问题导向则把“提出问题”和“给出该问题的主观答案”看做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涉及的领域知识面势必窄得多。
其二，理论框架模式抑或创新点模式。这与上述差异密切相关，如以论题导向，研究者必然看重论题的理论框架，对该细分领域的知识进行全面梳理，综述一番各种主要理论和观点并加以评论。而研究工作的绩效要看是否发现新知识，新知识的价值如何。就某个论题构造一个理论框架，一般地说并不是新发现。按照这种模式开展研究工作，目标往往定位在出版一本专着。专着并非论文水平的标志，专着不得不包括较多的知识内容，而论文要突显研究成果。
不少人文社科研究偏爱采用理论框架模式，殊不知科学和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全面规划出来的，要靠点的突破，有了DNA双螺旋模型和半导体这类点的发现，而后才形成遗传学、电子学的学科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莱曼的行为金融学，最初亦是找出理性决策理论的破绽，提出一个个悖论，逐渐将人的主观判断和行为因素引入决策理论而成。
国内报刊不时可读到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文章，他有篇论文《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研究问题就是根据他在国外工作生活中的体验提出来的，并给予了答案，认为是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整个研究工作从交易时间、交易障碍和行业对交易制度的依赖程度等方面来论证这个创新论点，并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可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而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是有价值的。
其三，重理论论证或重实证（经验）论证。国际学术期刊更看重经验论证，因为理论研究成果最终须经事实验证，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经过科学证明的理论。中国则缺乏经验论证的传统，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中国人对于完美的论证和逻辑化的理论，有种先天的不信任感，无兴趣去作那些相当枯燥的逻辑分析。“中国人津津乐道于伦理道德上的抽象名词、原则，如‘仁’‘义’‘礼’等，一旦具体深入讨论，涵义却含混到不知所云的地步。”张岱年也说过“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赘疣”。然而，看似繁琐的数据分析和事实论据，在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者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政界和社会名人的演说或报告，尽管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但期刊不会作为学术论文刊登，因为这些演说或报告一般不会有论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