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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考古有多少能改变历史

作者：杨雪梅 原载：《人民日报》 2011-6-17
“我和外国学者合作，从2000年开始替剑桥大学写一本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英文教材，如今写了十年，还是没有完成，原因在于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真是层出不穷，每过一年，就需要再加一些新的内容进去。不过，欣慰的是2000年写时一些观点还只是大胆的学术推测，现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用“加不胜加”来形容不断涌现的中国考古学发现，他多次参加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也是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的执笔人之一。
“学科规划也好，十大新发现的评选也好，都想体现对于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考古的引领，不过能转化为科学价值的考古还是有限。”
大量的空白不断填补
但薄弱的环节依旧薄弱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的领队崔勇，五年之内两次作为领队来参评“十大考古新发现”，幸运的是两次都入选了。上一次是2006年的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通过抢救性发掘，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空白，包括稻谷等大量植物遗存的出土，为研究本地区和岭南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新资料。而已经进行了四年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澳Ⅰ号”今年也入选“20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是一个考古的富矿，这些年，我们无论是在史前、都城等传统的考古领域，还是在水下考古等新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填补了很多空白，但大家都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许多薄弱的环节依然薄弱。”
薄弱，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文物大省相比，一些省份的考古工作依然有很多不足。河南2007年有5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而一些地方的考古发现都很少进入终评会。因为大规模基本建设、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明探源工程进而后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连过去开展工作较少的贵州等地，都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重要的聚落考古发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区，从南海之滨的广东深圳咸头岭，到横断山区的四川汉源麦坪，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揭示，为建立更加丰满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历年久远，很难保存下来。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从来就是考古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过去5年有关旧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仅可举出少数几项。比如今年入围的25项中，也只有河南登封西施旧石器时代石叶遗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及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典型的石叶制作场遗址。石叶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非洲欧洲十分发达，在中国发现很少，以前也仅在北方边陲，学术界曾认为石叶遗存在中国只是局部现象，从未越过黄河，而登封的发现改变了这种认识。
同时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阶段的考古，在学术上的进展也很缓慢。只有对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在内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2009年10大发现）发现了旧、新石器过渡期间的连续地层，以及早期陶器与细石器共存的资料，为讨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类历史如何从旧石器进入新石器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专家认为是最后冰期以来的环境巨大变化，迫使人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产生了包括生计方式和取食活动内容的变化，农业的产生，居住方式从流动趋向稳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制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现有资料业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田野工作，继续寻找相对欠缺的旧石器时代的资料，建立更完整的发展系列资料。
发掘的课题意识在增加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
“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还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殷墟距离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80年了，但还不断地有新发现。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但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陈星灿作为领队发掘的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曾入选200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特点，对于解释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什么最终会在中原建立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
200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在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揭露出晚商至西周的多处制盐遗址，这是目前在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首次了解到该地区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表明这是一种对于资源控制的国家行为，并为研究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如此完整地揭露整个古代制盐作坊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对盐业遗址的研究在西方开始得很早，我们开始得晚，但新的发现非常多。”
类似的发现还有入选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完备的造纸作坊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实中国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过去5年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充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说，每一年的评选其实只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许多没有入选十大新发现的也有非常好的发现和价值。“听活动在一线的发掘领队的报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和收获。每一项考古现在都做得很细致，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以前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还是舶来品，现在你看每一项考古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大家都开始认识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对资源的控制。包括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一些领域，如盐址、造纸作坊、铸铜遗址、水利设施，现在都是关注的重点。”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也是学科规划的执笔人，他说，“十二五”的学科规划基本延续了“十一五”的思路，许多重大课题会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会一直是田野考古的重点。
考古学要解释中国
也要说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毫无悬念地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和同样入选的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都可以算得上是佛教考古的范围。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传播的专题考古更是长盛不衰，这与“十二五”学科规划的重点不谋而合。
让我们来看一看2006年入选十大的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该墓地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说，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的面世，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小麦遗存、青铜时代出现的冶金术和马、商代的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都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不但是今后考古学的重点课题，也是人类学的重要方向。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的田野考古依然是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但带有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会逐渐增加，即使是一些抢救性发掘也要围绕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王巍说，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内容将贯穿整个“十二五”的田野考古，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而在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不但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这显然需要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