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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二十年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研究述评
汪玉明 《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
摘 要: 近二十年来，有关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档案史料陆续公开，相关的回忆史料不断问世，丰富了研究资源。学界对一些个案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认识。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一时期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国际诱因、地域特点、传媒作用、参与力量等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化，同时，学界仍需在史料整理和研究视角拓展等方面继续努力，更富于立体化的学生运动分析模型有待塑造。
关键词: 战后; 国统区; 学生运动
对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研究，其实是伴随着运动本身的开展而起步的，就学术研究而言，随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对细节的关注在增加，对一些个案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相关档案史料陆续公布，相关事件及人员的回忆录不断问世，丰富了研究资料，对学生运动涉及的地域、人物、事件等问题都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认识在不断深化。笔者仅据眼见所及，对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相关研究述评如下。
一、总体研究状况
近二十年来，得益于大量文献资料的公开发行，大陆学术界除了对整个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进行整体研究外，还对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了专门探讨，尤其是加大了对地域和个案的关注，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着述，但其内容多以 “史”的面目出现，重描述而轻论述。
史料汇编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 有关政治、教育的分册中收录了大量的学运档案史料，这是研究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基础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丛书采用编年体逐日记述了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不乏学运发生演变的记述，亦为研究战后学运提供了历史脉络。近年来，有关战后民国报刊的整理也不断推进，众多民国报刊逐步实现数字化，并集结出版了若干专论。此外，有关省市及大学组织汇编的史料也不断面世，如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学运史料》(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北京市档案馆编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 等，这两部书分别摘录了大量天津、北平两地的学运资料，包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地方当局各类文电档案，中共有关学运指示、报告，两地学联工作总结，学生及社会人士文电，等等，为深入研究两地学运提供了便利。一些大学校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也为学运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如上海大同大学学运史编写小组编 《上海大同大学学生运动史料集———解放战争时期》( 1996 年版) 详细收录了大量该校学生运动的有关历史文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 (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南大百年实录》 编辑组编 《中央大学史料选》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南大百年实录》 编辑组编 《金陵大学史料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等书也摘录了不少解放战争时期该校学生运动的有关文电、宣言等历史资料。同样具有史料性质的还有学运亲历者的文集，如 《陈修良文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以上这些史料汇编的出版，既展现出战后学运的整体面貌，也丰富了区域学运史、高校个案学运史的研究资源。尤其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史史料的发掘，对于研究重大学运事件的起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回忆史料方面。近年来大陆由集体或个人出版的回忆录也比较多，为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如罗荣渠 《北大岁月》(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一书收录了罗荣渠北大求学时的完整版日记，既真实再现了他的大学生活、思想发展，也对战后几年间的重大学运事件有详细记载，该书对于研究战后学生群体心理
也有着重要参考意义。罗论文的 《湖大学运日记 ( 1946 －1949) 》( 政协邵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 2001 年版) 也以日记形式展示了作者在湖大求学时的学运经历，对重大学运事件都有记载。再如刘峰的 《革命一生》( 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张大中的 《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等，都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学运经历进行追述，其中不乏历史细节的描述，可信度较高。另外，在一些时任政要、名流的回忆录中，也都有对当时学运事件的记述，如 《宦海沉浮一书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顾颉刚日记》( 中华书局2011 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中华书局1997 年版) 、《梅贻琦日记 ( 1941 －1946)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等。此外，一些零散的回忆类文章也比较多。这类回忆文章多见于各级各类文史资料，有的也收录在相关的论文集中，其写作者通常是当时学运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大量学运亲历者的忆述不仅丰富了学运个案的细节，也直接通过个人体验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
着作类研究方面。作为整体描述 1945 －1949 年间学生运动的着作，代表性的为施惠群编着的 《中国学生运动史: 1945 －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该书对战后几年间学生运动从兴起到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叙述，作者曾是战后学运参加者，其对历史线索的把握比较准确，虽然该书成书较早，但仍是目前比较重要的研究着作。郭晓平编着的 《第二条战线史论》(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也颇有代表性，该书主要以重大学运事件为线索进行论述，除了对学运发生的时代背景、基本过程进行描述外，还专门对重大事件进行详细评述，并就若干理论问题展开探讨，深化了该问题的研究。此外，整体性研究着作还有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着的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 学生运动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该书对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历程进行了叙述，史料的运用也比较翔实。在个案研究上，华彬清编着的 《五二〇运动史 》(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版)填补了 “五二〇”运动史系统研究的空白，该书不仅对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解读，还总结了运动的基本经验，颇具新意。在区域学运史研究上，罗炳权、王慧君编着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对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地区的学运情况进行了系统、真实的记述。此外，以特定学校为研究对象的着作也相继出版，代表性的如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版) 、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运动纪实》 (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等，该类着作因主题限于本校，故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更为细致，能弥补宏观研究着作的不足。从学术角度而言，上述研究着作虽然对战后学运史进行了很好的爬梳，但明显重 “史”而轻 “论”，对学运背后的深层意蕴挖掘尚不够，在研究深度和学术性上仍有强化的必要。
相关论文方面。围绕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研究论文比较丰富，据粗略统计大约有 260 余篇，涉及该时段学生运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国共两党学运政策、战后教育复员与教育甄审、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运动、反苏游行、学生及教授的表现等，尤其是针对几次重要学运事件的研究论文较多，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不一一赘述。概括言之，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战后国统区学运的研究正不断深化，在资料整理、个案研究、区域研究、整体研究方面都有了新的成果，研究视野和方法也不断更新，这为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研究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学界既有的研究中，涉及内容比较多，论述的角度各异，探讨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战后教育甄审与反甄审的冲突及其评价
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不多，但探讨的广度和深度都值得称道。
关于教育甄审政策出台的动机。殷昭鲁、王豹认为，教育甄审是国民政府利用抗战胜利的契机 “力图在教育领域通过对收复区员生的教育甄审重申其政治合法性，重振教育权威”，“力图以甄审在收复区民众当中树立权威，整合人心，在国共政争中取得有利地位”。[①]蔡光明认为，战后教育甄审是 “国民政府在收复区重新建立法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是一方面整合教育资源，重新树立政府权威，另一方面达到惩恶扬善、弘扬社会正气的目的，因此甄审既有政治上又有道德上的双重含义”。[②]张福运也认为，教育甄审的目的有二，“‘伸张国法’，恢复国民政府在收复区的法统地位”，“在 ‘明是非、辩忠奸’的旗帜下强化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以收 ‘整合人心’之效”。[③]
关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政策的效果。张福运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教育甄审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弹，而当局举措之失当，不但进一步损害了政府权威，还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信徒推向了政治对手的怀抱。[④]贺金林在其博士论文中也认为: “在对收复区伪校学生甄审过程中，由于甄审政策的一再更改，使参加甄审的师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以致许多师生拒绝参加甄审。”[⑤]蔡光明则认为，教育甄审实施后，“收复区广大师生多次游行示威，形成学生与政府战后的对立局面，开战后学生运动之先河”。[⑥]赵飞飞、殷昭鲁的结论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甄审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甚至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运动”。[⑦]
关于反甄审的兴起及演变。王豹、殷昭鲁认为: “教育甄审触及到的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它关系到的是教职员和学生的切身利益问题，教职员要工作、要生活，学生要读书; 另一方面，它从道德方面对收复区员生进行规范，从心理层面对他们的影响极为严重。”[⑧]当师生利益受到威胁时，反抗是自然而然的。大陆学界对此的看法较为一致，认为反甄审之所以声势庞大，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政策的不合时宜，为中共的介入和推动提供了可能。
关于反甄审运动的历史地位。张福运认为: “反甄审运动既是第二次国共政争的战略转折点，也是战后学生运动的关键环节，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占有重要一席。”[⑨]殷昭鲁、王豹则进一步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领导的 ‘反甄审’运动是青年群众 ‘识破国民党假面具，抛弃了对国民党幻想的分水岭’”。[⑩]
2. “一二·一” 运动的善后及评价
1945 年 “一二·一” 运动是战后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更是战后学生群体首次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有力回应，其影响广泛且深远。
关于运动爆发的起因。学界认识比较一致，正如闻黎明所指出的，“这次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国民党云南地方党政军机关对 1945 年 11 月 25 日时事讲演晚会的干涉与镇压”。[11]
关于酿成惨案的责任追究。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学术界，都将关麟徵、邱清泉、李宗黄作为直接责任人，其中李宗黄为主要责任人。所以在邱、关被调离昆明后，围绕李宗黄 “去留问题”，昆明教育界始终态度坚决，以致李宗黄不得不于 1945 年 12 月 23 日离昆赴渝。当一个多月后李宗黄先迁后升之时，再度激起昆明各界义愤。这一情况闻黎明在其论文 《“一二·一”运动中去李 ( 宗黄) 问题研究》、《傅斯年与 “一二·一”惨案的善后》中论述得较为详细。
关于 “一二·一”运动中大学教授的态度。当时事晚会遭到干涉恐吓后，国民党官方报纸又横加污蔑，这激起了诸多教授的不满，抗议当局的声音四起。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学生们的热情高涨，同时蒋介石的口气日益强硬并下达最后通牒，教授们产生了分化。作为学校权威的教授会从支持学生转变为劝学生复课，并不惜总辞职。究其原因，正如闻黎明所分析的，“联大教授最担心的是被当作政治斗争所利用的工具，许多人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 ‘第三者’的立场”。[12]当然，由于身份、立场、个人志趣的差异，大学教授在重大事件的反应上虽有共识，但分化在所难免。对于西南联大中教授群体的分化，王晴佳的 《学潮与教授: 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王奇生的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历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闻黎明的 《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 《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 、《西南联大教授的去李 ( 宗黄) 斗争》( 《百年潮》2005 年第 5 期) 、蒋中礼的 《“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 《“一二一”运动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等论文也都提到这一问题。
关于 “一二·一”运动前后政府当局的应对。在学界的研究中，大家均注意到运动发生前昆明的政局变化。
1945 年 10 月蒋介石在打击龙云后以李宗黄暂代省主席，这使得龙云时代相对民主的空气顿时逆转。杨奎松指出: “对此，上台伊始的李宗黄、关麟徵，自然不能不格外戒备，高度防范。在战后国共两党内战逐渐公开化的情况下，云南地方当局与一贯关注国内政治局势的青年学生之间发生激烈碰撞，几不可免。”当然，在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矛头似乎直指云南军政当局，似乎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置身事外居中处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杨奎松认为: “国民党地方当局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去投弹杀人，固然并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央所指使和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毋庸讳言。”惨案发生后，从蒋介石到卢汉，再到西南联大学校当局，对事件的应对态度值得玩味。杨奎松认为: “面对学潮，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惟恐被中共所利用。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更不免反应强硬，往往大打出手，造成惨案。对此，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又无可奈何，只能亡羊补牢，居间调和，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13]
关于 “一二·一”运动的历史评价。李申文指出: “‘一二·一’运动在中国两种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时刻，在国民党统治区高举反内战，争民主的旗帜，极大地推动了反美蒋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揭开了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序幕。”[14]
3. 1946 年反苏游行的起因及其评价
关于反苏游行的性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对反苏游行性质的探讨十分深入，基本形成了共识。较为代表性的观点当属江沛所得出的结论: “1946 年 2 月的反苏运动，发生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由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民众基于民族主义情绪自发而为，爱国护权是运动自始至终的主旋律。”[15]燕凌在其回忆文章中
也认为，这次游行系 “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16]潘鹏也指出，这是 “一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题，以青年学生大游行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全国性大规模的反苏群众运动”。[17]另外，胡清宁 《“张莘夫事件”与1946 年初的反苏大游行》( 《民国春秋》2001 年第 2 期) 、饶品良 《战后中苏东北问题交涉与国统区的民众运动》(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4 期) 、张世惠 《我组织反苏游行的经过》( 《炎黄春秋》2007 年第2 期) 等均持相同观点。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穆欣认为，“2 月22 日，国民党特务借口东北问题，在重庆煽动一部分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游行”。[18]应该说，目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已经十分少见。
关于反苏游行中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有关这场游行的定性最关键的分歧在于对国民党作用的认定。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国民党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江沛认为: “不应高估国民党个别派系进行煽动的能量，它不可能引导运动的发展，各地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及参加运动的人多为知识阶层便是明证。”[19]张世惠在回忆文章中也指出，他组织政大反苏游行时曾遭陈立夫、程天放等人的阻止，这似乎也印证了并无国民党煽动的情况。不过，有关国民党的作用，学界仍有另外的看法，例如李群认为，“1946 年 2 月 22 日，重庆国民党特务借 ‘东北问题’和 ‘张莘夫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举行了反苏游行”。[20]
关于反苏游行的评价。对于反苏游行的评价，长期以来是否定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提出了激烈的反共口号。近年来，学界对此的认识有了转变。江沛认为: “综观运动的起因及性质，反共口号并不代表运动的主流”。[21]燕凌也认为，“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反苏游行是正义的行动。而反动势力借口东北苏军问题兴风作浪，企图挑起事端，借以破坏政协决议，则是不得人心的”。[22]
4. 抗暴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近年来，围绕抗暴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沈崇事件的真相。沈崇事件的发生是抗暴运动的起因，事件的真相如何，在当时就有不同的说法。此后的诸多证据表明，事件的发生并无党派运作，所谓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谣言是荒谬的。但近年来的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质疑。主要是谢泳在 《个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23]中，自称根据美国解密档案来分析，沈崇案乃中共一手策划，且沈崇并未被强奸。这样的结论其实把抗暴运动的正当性一笔抹杀，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驳斥。代表性的如马句、宋伯指出，“这实际上是对当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肆意诬蔑，替美国海军罪犯皮尔逊翻案，做伤害、诬蔑沈崇的事情。知道这个演讲后，我们当年参加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同志极为气愤”。[24]哈米认为，贸然轻易地下否定的结论，“是对历史和受害人的双重不敬”。[25]丁磐石评论道: “可叹的是，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也曾写过一些好文章的谢泳先生竟根据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 ( 也就是 ‘底本’) 来对抗暴这样正义的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出质疑。这的确是很轻率、不慎重的……谢先生这样质疑，以讹传讹，真是不足为法。”[26]石天河认为: “谢泳先生所依据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则是不足为据的。”[27]另外，李凌、胡邦定、沙叶的 《驳关于沈崇事件的一种谬说》( 《百年潮》2010 年第4 期) 、李秉奎的 《沈崇身份疑点补正》( 《中共党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等也在研究中对沈崇案的真相进行了澄清。
关于沈崇事件中国民政府的应对。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如左双文的 《1946 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一文。该文认为: “国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实际上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 1) 就沈崇案件本身与美方交涉，争取对肇事美军士兵绳之以法; ( 2) 对汹涌而来的学潮设法加以监控和平息; ( 3) 反击学潮背后的中共政治攻势，以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28]应该说，左双文对该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该问题也作了细致的分析。如金冲及 《转折年代: 中国的 1947 年》 ( 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汪朝光 《反战运动与反美运动》( 《中华民国史》第3 编第5 卷，中华书局2000 年版) 、邵维正主编 《战略防御/转守为攻》(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1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胥佩兰 《沈崇事件和全国抗暴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关于中共在抗暴运动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抗暴运动的汹涌澎湃，中共发挥了巨大的助推和领导作用，但中共作用的发挥并不完全是政治运作的结果，运动本身的正当性才是根本原因。正如石天河所指出的，“青年学生的心是纯洁的，只有基于国家民族利益与基于社会正义的理由，才可能 ‘煽动’他们。把青年学生看成任人牵鼻的 ‘群氓’，往往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障蔽了自己原本正常的政治洞察力”。[29]事实确实如此，沈崇事件的发生很偶然，但事件背后蕴含的民怨则是与日俱增的。中共并没有策划该事件，甚至抗暴运动的不断高涨也出乎中共意料。
5. 战后国共学运政策研究
学界通常从青运史、学运史角度来研究学生运动，对两党不同的学运政策关注颇多，特别是对中共学运政策的研究比较深入。
关于中共学运政策。一个显着的特点在于，中共十分重视国统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陈彦霞在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世纪桥》1994 年第 2 期) 中分析了中共在国统区对学生运动进行领导的组织前提、方针策略和具体方法，对中共在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所提及。张林瀛在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高校学生运动研究 ( 1945 年 －1949 年) 》(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中也对中共在北平高校学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相应的论述。张利纳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郑州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 中从历史背景、历史实践、经验启示等角度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进行系统论述。另外，中共对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也为学界所重视。穆广仁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 ‘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 ‘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30]胡春霞则以浙江大学为例，通过档案的整理来展现中共对大学的影响，指出 “几乎所有这些爱国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开展的，有些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31]方亭则对战后中共学运政策中的特殊领域———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进行了研究。[32]周良书在 《1945 年 －1949 年: 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 《学术论坛》2006 年第5 期) 中对 1945 － 1949 年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进行了考察，为理解中共学运政策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关于国民党的学运政策。学界普遍认为，在五二〇运动之前，国民党的学运策略以软化为主、镇压为辅，而五二〇运动之后，则更多地表现为镇压为主、分化为辅。关于国民政府战后学运的暴力化倾向，杨奎松在 《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 “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 《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5 期) 一文中有十分细致的分析。同时，对特定事件中国民党当局的反应的研究也受到学界关注。如杨奎松在 《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一文中对国民党高层、地方当局及教育系统的国民党人士在昆明惨案善后中的态度进行了剖析，揭示出国民党应对学运的尴尬困境。贺江枫在 《疏导与制裁的困境———国民党北平当局的 “五·二〇”学潮对策研究》( 《史林》2010 年第3 期) 一文中分析了北平当局在 “五二〇”学潮中的应对策略，认为 “国民党北平当局的学潮对策呈现出一种无奈的困境，疏导政策难以彻底执行，制裁办法不得不左顾右盼，基层警察更是生活苦闷，执行力度必然弱化。”此外，左双文的 《1946 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 《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严海建的 《1946 －1948 年北平学潮: 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民国档案》2008 年第 1 期) 、王春林的 《国共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流亡学生———以1948 年北平七五事件为中心》 ( 《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等文章，都对国民党当局的应对学运策略进行了解析，他们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国民党学运政策的矛盾性。另外，国民党学运政策的尴尬还在于其固有的派系斗争和运转失序。涉及这一问题的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以外，桑兵的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史学月刊》2010 年第12 期) 、《1948 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学术研究》2008 年第1 期) 等文章对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斗争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校内派系分歧无疑会削弱校方在学生中的积极影响力。他们的研究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涣散性，这种内在的争斗使得它面对蓬勃的学运时很难步履一致。
二、对未来深化研究的展望
近年学界对战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化，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其一，关于史料整理的优化。一是档案史料的发掘整理除了要求全外，应进一步优化档案归类，厘清不同档案资料间的联系，除了对反映学运个案情况的档案进行补充外，更要增列突出反映战后不同学运参与者尤其是学生群体本身情况的档案资料，不仅要注重发掘大陆区域内的档案资料，也要多收集整理散落在台港澳及国外的相关档案资料。二是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战后几年间的报刊资料。战后中国报刊从不同立场出发报导学运、评判学运，通过对当时报刊资料的整理研究，将使我们更直观地洞察学运背后的社会现象。三是要开展对忆述史料的核实整编工作，大量忆述史料的出现丰富了研究资源，同时也难免出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甚至出现史实出入，学界在研究中对忆述资料的引用有较多顾虑。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同类忆述资料进行核实并整理汇编，切实做好忆述资料出版前的学术咨询工作，更好发挥忆述资料的研究价值。
其二，关于研究视角的拓展。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更多的是从政治史研究视角出发来研究学运，其结果是战后学运仅仅体现为政治事件的累积，或者简化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然而这并不能反映战后学运的全貌。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展研究视角，如从国际化视角研究学运，考察战后中国学运与世界政治演变及社会运动的内在关联;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学运，探讨它从一个个事件演变成巨大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 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学运，揭示战后学运勃兴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学运，总结舆论传媒在社会事件发酵中的多重作用，等等。
其三，关于研究内容的深化。目前某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尤其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对学生运动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参与互动研究尚显不足。以笔者浅见，以下几个问题有待继续探讨。
1. 如何探讨国际影响与战后中国学生运动兴起发展的关系? 以往学界多从国内局势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解读学生运动，对来自国际的影响探讨得不多。事实上，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化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动不断深化，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形势变动的影响。国际化与战后中国学生运动兴起发展的关系如何，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 如何看待战后初期学生运动兴起的地域性特征? 抗战结束初期，随着国民党政策的失当，学生运动重燃，但在不同地域其主题却不尽一致。大后方学生运动以反内战为鲜明主题，而收复区学生运动则以反甄审为主。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地域性特征，与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抗战期间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有莫大关系。战后初期学生运动兴起的地域性特征，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发掘。
3. 学生与教授群体的各自诉求及互动关系如何? 近年的研究对学生与教授群体本身的生存状态与诉求进行了分析，对理解他们政治态度的转变很有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在两者互动的过程中，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尚有待于学术界继续揭示。
4. 如何评价社会舆论对学生运动的作用? 战后社会舆论的变迁对学生运动有着直接影响。发生于一个地方的学运能够在舆论的聚焦下迅速向其他地方传播，这既是战后中国舆论界进步的表现，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干预的强烈色彩。一方面是政府对舆论的严密控制与方向指导，另一方面是舆论多元化对政府管制的积极挣脱。这里面既有舆论界的自觉行为，也不乏国共政争下的被动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运动与社会舆论存在着互动，也存在着冲突，如何去评价社会舆论对学生运动的作用，也是值得学界继续探讨的问题。
[①]殷昭鲁、王豹: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②]蔡光明: 《抗战胜利后的教育甄审与反甄审》，《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
[③]张福运: 《教育甄审———战后国民政府权威式微与收复区民心沦丧的起点》，《江海学刊》，2007 年第 5 期。
[④]张福运: 《教育甄审———战后国民政府权威式微与收复区民心沦丧的起点》，《江海学刊》，2007 年第 5 期。
[⑤]贺金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 2007 年。
[⑥]蔡光明: 《抗战胜利后的教育甄审与反甄审》，《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
[⑦]赵飞飞、殷昭鲁: 《战后国民政府整合教育资源的尴尬尝试》，《贵州文史丛刊》，2007 年第 2 期。
[⑧]王豹、殷昭鲁: 《国共两党在战后教育甄审下的政争评析》，《沈阳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⑨]张福运: 《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的历史地位》，《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⑩]殷昭鲁、王豹: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教育甄审的政争》，《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6 期。
[11]闻黎明: 《“一二·一”运动中去李 ( 宗黄) 问题研究》，《不朽的丰碑: 一二·一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5 年版。
[12]闻黎明: 《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4期。
[13]杨奎松: 《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4]李申文: 《论 “一二·一”运动的意义和基本经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 6 期。
[15]江沛: 《1946 年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16]燕凌: 《我参加的 1946 年 “反苏”游行》，《炎黄春秋》，2006 年第 9 期。
[17]潘鹏: 《中国民众 “疑苏”情绪研究 ( 1946 －1950) 》，《成都大学学报 ( 社科版) 》，2008 年第 2 期。
[18]穆欣: 《四十年代 〈新华日报〉和 〈大公报〉三次论战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19]江沛: 《1946 年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20]李群: 《浅析 1945—1946 年间 〈大公报〉的反苏言论》，《西伯利亚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1]江沛: 《1946 年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22]燕凌: 《我参加的 1946 年 “反苏”游行》，《炎黄春秋》，2006 年第 9 期。
[23]此为谢泳 2004 年在深圳的演讲内容，可参见李公明选编: 《2004 年中国最佳讲座》，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该文后来以 《个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以一九四六年发生的沈崇事件为例》发表于 2010 年第 2 期的 《读书文摘》。
[24]马句、宋伯: 《沈崇事件与抗议美军暴行再回顾》，《百年潮》，2010 年第 4 期。
[25]哈米: 《沈崇案: 质疑的质疑》，《博览群书》，2010 年第 12 期。
[26]丁磐石: 《也谈谈我对 “沈崇事件”的见闻》，《书屋》，2011 年第 4 期。
[27]石天河: 《关于 “沈崇案”及其他》，《书屋》，2010 年第 10 期。
[28]左双文: 《1946 年沈崇事件: 南京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9]石天河: 《关于 “沈崇案”及其他》，《书屋》，2010 年第 10 期。
[30]穆广仁: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炎黄春秋》，2006 年第 3 期。
[31]胡春霞: 《回首那段历史———从档案中看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大学的影响和活动》，《浙江档案》，2011 年第 8 期。
[32]方亭: 《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