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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4日至11日在湖北宜昌举行。会议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
一、对洋务运动时期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对洋务运动作区域性研究并不始于本次讨论会。多年以来，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者就对本地区洋务运动史从区域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切入，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索。但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以社会史的视角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作整合性研究，则确实以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为嚆矢。
确立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研讨主题，体现了会议发起者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独运匠心。在对洋务运动作总体、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洋务运动的区域发展，这种研究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话，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隐处于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依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其现实借鉴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这一研讨主题得到国内洋务运动史学界的广泛响应和认同。在讨论会收到的80余篇论文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与此相关。讨论会一开始即径就主题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关系进行大会交流。又按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北、西北和西南、华南三个区域进行分组讨论。会议在区域社会环境研究、区域与区域之间社会环境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洋务运动开展得较好，过去史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福建等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上海，是洋务运动开展得较早、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也是史学界对之研究得较为深入的地区之一。这次会议提交的几篇有关论文，在角度截取、论证方式、思想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黄逸平、李娟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与社会环境》（提纲），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外部社会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作了考察。在外部环境方面，考察了企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硬环境（地理、资源、新的生产力）和软环境（商人的投资需求、西方经营管理知识、封建政治与伦理、习俗的正负影响）。企业内部环境则着重探讨了“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商两种不同经营作风的矛盾和冲突。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对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受社会环境影响，反过来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开创了近代工业的风气……促使了我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陈绛的《从1883年上海经济环境看洋务企业的发展》（摘要），对上海社会经济环境中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作出透视。认为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给洋务企业打击是灾难性的，反映了上海的金融业已经受制于西方资本，包括生丝市场在内的国际贸易利金融市场已处于由国际资本支配的环境中。陈绎还由此引申出对上海商人商业行为方式的探讨。认为“金融风潮还反映了上海商人浓厚的投机习气，他们常常因作‘空盘’投机而倾家荡产。徐润挪用招商局股本，郑观应挪用上海织布局股本作投机买办，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同意美籍学者刘广京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商人传统本来就有缺陷，使新生企业难于发达？中国商人传统如果有缺点，我们又怎样自社会、文化背景去解释这些缺点”？指出：“除了经济环境，从更广泛的背景作多方面的探讨，显然是十分有益的”。董蔡时、卢伯炜提交的论文《洋务运动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洋务运动与上海新式资本家阶级（特指投资兴办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家）的关系作了集中探讨。他们对国内史学界提出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迫使江浙一带的地主、官僚、商人大批逃往上海等城市，转化为新式企业的投资者”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在分析了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地区投资环境后认为“当时的上海对中国人来讲还没有民族资本新式企业的投资环境。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这种投资环境的出现，并不存在顺向促进式的直接联系。它只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大批贵金属货币财富畸形汇聚上海的状况。这种状况不能等同于‘对民族资本新式企业的投资’，而只是造成了一种前提条件；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他们在分析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后指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洋务派采取了“官督商办”形式，为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到了直接的催生、助产和一定程度的哺育作用。而上海资本家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弱点和不足，同样与洋务运动种种制约密切相关。他们还谈到了洋务运动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社会环境的改造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是通过上海资本家阶级中介而发生的。如在近代工矿企业中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使用近代机器和采取近代经营管理方法，为瓦解传统经济结构、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这其中如以关心商品、股票金融行市、专注于资金的周转和挹注、重视买卖常规、熟习合同与公证等为特征的近代商业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等等。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至少起到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的作用。而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则首先打破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金三角地区社会结构的旧格局，促使社会流动中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旧式商人分化组合，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上海资本家阶级，并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动。
对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洋务运动的研究也有所深化。代鲁提交的论文对近代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作了系统的考察。张笃勤提交的论文则对湖北地区洋务运动的特点进行大致勾勒。他认为湖北洋务运动有六个特点：1．起步晚，速度快；2．企业规模大，新政范围广；3．技术装备先进，工业规划合理；4．企业投资大，经济效益差；5．军事建设，以德国为楷模；6．教育改革，引日本作龟鉴。赵德馨、周秀鸾提出了一个“湖北模式”的概念并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可以堪称地区近代化模式的只有一个湖北模式。由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主要是由手握实权、可以动用固有资金的人创办的。在当时独立地进行近代化活动的资本家等民间人士，人数既少，力量和影响力也很小。地区近代化模式只能出自洋务派大官僚之手。而湖北洋务运动个人色彩太浓，它无处不带有张之洞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湖北模式也可称之为“张之洞模式”。为什么第一个地区近代化模式出现于湖北，他们认为是多种历史条件在此地此时交汇的产物。其一，湖北模式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潮流从东到西。由南到北，经过约半个世纪，两个扩展方向向湖北会合的产物；其二，“湖北模式”是清政府关于近代化决策的着眼点从单纯的海防转向兼及腹地，投资由沿海向中部地区倾斜的产物；其三，清廷内部抑制湘系与淮系地方势力膨胀的意向，对张之洞大力培植与支持，使张之洞在湖北掌权达十七八年之久，得以有时间和放开手脚在一个地区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展洋务活动。同时，亦与张之洞个人的追求、气魄、学识、洋务思想与能力有直接关系。
历来有学者对广东洋务运动有两点说法，一是起步迟，二是长期没有形成气候，与广东所处的地位不相适应。关于起步迟的问题，研讨会上，广东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方忠英引广东巡抚蒋益澧在1866年7月（同治五年六月）的奏折中“粤东为洋务滥觞之始”作为依据，认为广州洋务早在林则徐时就开始了，不仅在广东，在全国也是最先筹办的。赵春晨提出，广东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始于1873年的广州机器局，19世纪60年代前期广东同文馆的建立是广东洋务运动起步的重要标志。在广州机器局成立前十年，广东还开展了以引进新式船炮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广州地理位置特殊，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同时与近在咫尺的香港影响有关。广东洋务虽然起步早，但为何长期形成不了气候呢？赵春晨认为这是由于“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经费筹措艰难、毗邻港澳，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都比较强大，“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在诸多社会因素里，他强调，主持粤省政务的官僚是其中的关键，张之洞督粤后广东洋务面貌一新，离任之后，复又陷入沉闷局面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福建洋务运动的研究，郑剑顺对福州船政局的衰败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他认为船政局衰败是由众多社会环境因素集合造成的。其一，船政经营始终束缚于军工垄断思想，缺乏近代商务观念的思想氛围；其二，船政局内部牵亲带故，浮冒搪塞，营私舞弊、官气十足的封建官场陋习；其三，近代社会教育体系的残缺不全导致企业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其四，船政局所在地——闽县社会文化素质水准差，缺乏适应于近代大机器生产的社会文化氛围等等。郑剑顺指出，“上述种种现象，都是社会环境的反映，无一不影响船政建设。船政局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缺乏生命力，逐渐走向衰败。”虽然船政当局曾几次提出要“整顿”船政，但由于没有涉及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而不堪“措手”的社会现状同不堪“措手”的船政是相关联的，所以成效甚微。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环境没有实现近代化的改造，近代企业要发展是不可能的。”罗耀九也以同一个话题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孤立地去分析一个洋务企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去评价这个企业的成败盛衰，必须与各种社会因素相联系。因为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是单纯的自然力，它是社会联系中的一种社会能力，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由国外引进的生产技术，能否有机地构成社会生产力，决定于社会上各种约束新生产力的旧的机制能否转变为适应新生产力的新机制。……洋务运动却缺乏这个转变，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二）对洋务运动开展迟缓地区的社会环境研究多有涉及，呈现由点及面；全面展开的研究态势。
解学诗探讨了东北早期工业近代化生成的社会环境。他认为，营口开港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界碑，以营口开港为契机，东北与海外市场形成对接，东北早期的工业化通过外力的楔入开始孕育并成长。1881年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虽然是东北最早的近代企业，但对东北地区一般工业的兴办并没起到催化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决定性地加速了东北工业化的进程。解学诗在分析了东北早期近代化的特殊道路后指出：“外国经济势力更大规模的侵入，它加速了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扭曲了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道路”。他进而认为，“由于外国资本掌握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和重要利权，近代工业的主导权始终旁落于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手中。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同外国资本的近代工业相比，一直处于下风。东北地区工业近代化的这种格局，是在它的早期就已孕育了的”。
开平矿务局是着名的洋务企业，以往对其研究多囿于论述企业的创办过程、生产经营得失、官督商办利弊及其被英商侵占等方面。黎仁凯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开平矿务局与华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则转换了一个视角，对开平矿务局与华北地区交通、工业、贸易及城市兴起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关于开平矿务局创办的带来华北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看法尤有新意。据他的研究，矿务局设立前，天津以北从芦台、开平直至秦皇岛一带是一片荒凉的原野，连开平也只是一个乡村小集镇。矿务局创设后，这一带的社会面貌、人文景观得以根本改观。唐山由“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的荒野之区变成辛亥革命前有五万多人口的工业城市，秦皇岛由“商店无几、寂寞荒僻”的小渔村变成华北重要的港口城市，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也因开平矿务局的关系而获得了勃勃生机，到1910年成为仅次于武汉、上海、广州人口居全国第四位的大城市。
内地和边疆一些省份为什么洋务活动晚兴，而且步履蹒跚，收效甚微。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对之作了初步考察。冀满红在分析山西洋务较沿海晚了近20年才迟迟展开的原因时指出，导致山西洋务活动滞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山西僻处内地，风气未开，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阻隔了自沿海飘来的欧风美雨，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显得尤为牢固；二是近代战争之源多来自海上；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原有的京畿藩屏地位逐渐失落，在清政府的战略布局中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三是由于山西战略地位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派遣的历任山西巡抚大多为平庸之辈，都不具备近代化意识。新疆的情况与山西有近似之处，直到80年代末才零星地开展了一些洋务活动。吴福环撰文《洋务运动在新疆》对其原因作了探讨。他指出，19世纪60—70年代新疆持续战乱是这一地区洋务滞后的症结。当沿海省份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洋务活动时，新疆则处在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封建割据政权混战和阿古柏政权的统治之下。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新疆行省建立之后，随着和平与安定环境的到来，沿海的洋务之风才吹到了新疆。江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较为迟缓。究其原因，郑享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商品经济落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加上尔后外国轮船在长江通航，使经由江西而至广东的商业运输线路衰落，江西商品经济因此遭受打击，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市场日益萎缩；其二是江西封建保守势力十分强大和顽固，西学的传播迟缓而艰难。江西作为封建理学的发源地，士子孜孜追求科举功名，刻意发扬孔孟之道。这种文化氛围使江西人对西学充满强烈的排拒意识。此外，江西地处内陆，东南、西三边环山，只有北面有长江为沟通外界的渠道，而长江只擦江西边缘而过，这种地理环境也阻隔了西学在江西的传播渠道。由于上述原因，使江西社会风气变化缓慢，近代工业化运动难以与全国同步俱进，落后于全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水平。
（三）区域之间社会环境比较研究开始起步。
与会学者认为，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在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存在着流动关系，如天津、武汉的洋务企业中很多资金、人员便来自上海。这种区域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早期近代化过程中中国经济一体化趋势。这就需要深入开展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姜铎《洋务运动对津、广、汉、沪四城市早期近代化影响的比较研究》对天津、广州、武汉、上海四城市洋务运动的比较研究作了初步尝试。根据他的统计，津、广、汉、沪四城市的近代企业占到全国近代企业的80％，在四城市的洋务企业、外资企业、民族企业三项指标中，洋务企业虽只占16．5％，但资本以及工人人数却分别占到48．29％和35．13％。基于这一点，他指出，洋务企业在四个城市占优势的情况既显示了洋务运动确实是旧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旧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占居主导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它又显示了洋务运动力量的脆弱，进展缓慢，成绩不显着，政策不明确，因而无力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使命。他在通过对三类近代企业各项指标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受洋务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其次是上海，武汉的洋务企业虽说起步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影响最差的是广州。他还强调，四个城市的洋务企业都是先军用后民用，并始终围绕军事工业这个中心展开。因此，在探讨这四个城市洋务运动时，不能仅限于经济，而应同时考虑政治、军事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天津洋务企业之所以影响大，与天津作为京几重地和大门的战略地位有关；张之洞之所以能在湖北大张旗鼓地兴办洋务企业，与慈禧对他的提拔、重用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严昌洪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对武汉和上海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武汉经济近代化起步晚于上海有三个客观原因和三个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方面：1．地理环境不同，上海为开放性海洋型地理环境，武汉则处于中原腹地，处于半封闭状态；2．经济传统的区别，上海城乡经济属生产经营型，武汉则属交换经营型。上海有外贸传统，武汉则主要为内陆商品集散地；3．外力影响的差异。主观原因方面：1．领导层差异，张之洞督鄂前湖北督抚极少建树，与推动上海经济近代化的江苏督抚有很大差距；2．市民心态反差，上海市民重商求利的思想比较突出，行为方式也商业化，富于竞争性，形成特有的“海派”作风。武汉市民则缩命论和无所作为的思想较为严重，“讳谈洋务”，对投资大型企业缺乏信心而情愿“官办”，也不愿“官督商办”；3．资本积累的难易。上海在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官僚、地主、富商携大量游资聚集上海，武汉则相反，占武汉商人一半以上的外地商人却挟资回籍，致使资金大量外流，政府方面也“物力艰窘，库帑支拙，无可筹措”。严昌洪接着论述了张之洞督鄂后湖北崛起的情形及其原因，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对武汉与上海早期经济近代化社会环境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一要有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二要有思想解放、雄才大略的领导层精心孽画；三要富于资财、敢于创业的工商业者积极参预。这些条件具备了，地理位置只是次要的因素，沿海可以腾飞，中部也可崛起”。
综观这次学术讨论会区域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进展和特点：
（1）对洋务运动区域社会环境研究作为一种中观性研究，在宏观探讨和微观研究之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填补了过去因注意“点”而忽视“面”所留下的广阔空白地带，从而大致勾绘出中国早期近代化从南到北、自东徂西呈波状缓慢推进的历史场景。
（2）对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使学者有了一个既收缩又扩展的适度方法和视野。一方面避免了因史料有限、眼界过宽而陷入大而无当的抽象议论，另一方面又把学者从具体企业狭窄框框中超拔出来而将其放在区域社会环境中作综合整体性考察。如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视角探索企业盛衰的历史原因；对地区模式的形成、内容和特色作提炼、概括和系统勾勒；对区域工业格局的溯源性探究和地区近代化迟缓的内在动因的综合解释；对因社会环境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地区之间洋务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的比较研究等等，都体现了这次研讨会转换视野和思路之后所取得的新的突破。
（3）由于将视角从洋务运动（事件）本身转入到区域社会环境作从外到内、由内到外的双向度和多维研究，使学者对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的解释更细致、更深入。其中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一些学者就社会环境与人的历史主动性内在关系所作的考察：同样的地理位置和相似的社会环境，广州和上海在洋务运动中为什么一个没有形成气候，一个却卓有建树；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反差很大的城市，为什么又都先后成为洋务重镇：一个“沿海腾飞”，一个“中部崛起”？而广州与武汉这两个地理、社会环境反差更大的城市，洋务运动的结局却完全相反，武汉后来居上，而广州则呆滞沉闷。对此，这次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显示出对中国早期近代化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
尽管这次学术讨论会在上述诸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对社会环境的研究，材料零星分散，资料搜集比较困难；由于部分学者受到原有知识结构的局限，理论和方法的准备和掌握都还有欠缺。因此，这次讨论会对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的研究还有不少缺憾。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区域研究不平衡性状况并没有解决，有些地区洋务运动和早期近代化研究的空白还有待填补，对洋务运动较为集中的地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区域之间横向比较还没有摆脱资料罗列简单类比的套路，有待于从社会深层结构寻找异同点等等。其二，一部分学者的区域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政治史、事件史的套路，存在着就事论事，划线定性的简单化弊端，缺乏对整体社会研究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三，对区域社会环境仍然存在着只看重大环境（政治、制度），而对社会环境的广泛层面（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习俗、心态）则缺乏完整的把握和足够的重视。在强调洋务运动和区域近代化的内部动因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办洋务的大臣在其间所起的主导作用，这从某个侧面来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近代化一直走着一条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特殊道路；形成了由少数几个官僚倡导、主宰，人在政存，人去政息的奇特历史格局，用张之洞的话说便是“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十七》。)。这是历史事实。但仅仅停留在此似乎还不足以对洋务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上述历史格局的形成，除了中国早期近代化源于外力的推引和政治上的动因、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而发育不全、封建国家官工业畸形发展等多重因素外，笔者还认为应该从更深刻的政治文化和国民心理上予以分析。如“官本位”的封建政治格局、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文化传统造成的近代国民在展开工商活动时往往需要寻求政治庇护的特殊心态，有的甚至宁愿通过贿赂、捐纳等手段谋求政治特权，还有更多的人受“农本商末”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投资于工商业和投身商界不屑一顾。这就削弱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化运动中的主体作用，助长了封建官僚势力和作用畸形膨胀，给手握大权又较为开明的封建官吏在早期近代化事业中充当与其身分不相称的角色提供了前提、环境和条件。但是，封建官僚个人的历史作用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它仍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总体制约。广东洋务运动始终没有形成气候不仅仅是缺乏洋务干员，恐怕与国民心态中因首当其冲、持久地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造成的对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一概仇视的变态心理有关，如陈启源南海继昌隆缫丝厂从创办到停业过程中就透露出国民对机器工业恐惧、仇视的心理信息。湖北洋务运动的展开是最能反映张之洞作为个人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并成效显着的典型事例。但社会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制约同样是明显的。如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张之洞为什么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湖北实行“官督商办”而一味采取“官办”？有的认为是张之洞主观上有意压制民族资本的发展，有的则认为与武汉商人宿命论、无所作为的心态、对民间投资大型企业缺乏信心所致。而总的事实真相正如张之洞自己所说“华商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四十四》。)，是“无商可招”。笔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汉口商人资金有限外，与区域经济格局、商业生活、行为习俗和文化风格有关：汉口作为一个转输贸易港口城市所形成的商业短期行为的经营习俗、汉口城市文化格局中俗民文化畸形繁荣带来商人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缺乏远见卓识和江汉区域文化以急功近利为特征之一的谋生型文化传统，造成了商人对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的大工业生产投资缺乏兴趣。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加上其他客观因素便造成了张之洞无商可招，只能官办。对此，章鸣九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个人选择和个人作用尽管重要，但都必须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李鸿章70年代在上海办近代民用企业不能采取商办而只能采取官督商办，是受当时社会环境制约；同样，张之洞80年代在汉口办近代民用企业不能采取官督商办而只能采取官办也是受当时汉口社会环境的制约。所以历史的研究应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潜伏在人的选择背后的因素、即制约人们进行选择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陷入个人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泥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全面、合理、深刻的解释。
二、洋务运动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尽管本届讨论会在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方面存在一些缺憾。但就总体而言，对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以及由此引起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共识，鲜明地显示出洋务运动史研究已开始步入新阶段。从分散到整合，从宏观到中观、微观再走向宏观，洋务运动史研究在整体性的社会历史研究格局中展示着良好的前景。于是，转换思路、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把洋务运动史研究引向深入，成为本届研讨会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
其实，转换思路、开阔视野、拓宽领域的信息在一部分学者提交给大会的研究论文中已经有所透露。许多青年学者提出应从世界现代化大潮中观照洋务运动，认为洋务运动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一个部分。因而洋务运动的研究不能囿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应该放到整合的世界史视野中来把握。这些学者提出洋务运动不仅是国内社会环境作用的产物，而且与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们提出环境研究要分三个层次：地区性层次、全国性层次和世界性层次。洋务运动是一个近代化运动，而近代化运动又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考察洋务运动所达到的近代水平，必须有一个参照系，这就需要同当时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洋务运动的得失利弊才能认识清楚。一些学者对以城市史学的视野观察洋务运动发生浓厚兴趣。他们认为，洋务建设主要集中于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因此，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关键在于深入研究上海、武汉、天津的城市社会，即上述城市社会环境对洋务建设的制约以及洋务建设对上述城市近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目前，城市史已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城市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社会史学的一个分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历史学家正把历史学和社会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熔于一炉开展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就完全可以摄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用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将洋务运动的区域研究和城市史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皮明麻在给大会提交的《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论文中指出：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裂变进程中在近代的孪生骄子。城市运行的动力在于近代工商业的成长，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工业文明的注入。正是在这方面，洋务运动充当了中国部分城市文明转型的推进器。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考察洋务运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运动所蕴含的一种未被认识的历史价值。作者并对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沈毅也提交了相关的论文，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笔者亦在会上提出，洋务运动主要活动舞台是城市，因此在研究社会环境时，应该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切入，对中国近代城市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开拓性研究。中国早期近代化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城市同近代化存在着先天性亲缘关系。研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对洋务运动的认同和制约，洋务运动对城市从外在人文景观到市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城市文明的整体性近代转型所起的带动作用，对于从本质上探讨洋务运动的近代内涵和近代意义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许多学者指出，洋务运动研究深入的关键在于更新观念，继续摆脱“政治史”、“事件史”框框的束缚，从而对洋务运动作社会历史的整合性研究。章鸣九就此作了大会专题发言。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为时35年，在中国近代是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段，洋务运动只是这一历史时段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不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我们不应只满足于研究重大事件，而应该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生活。我们强调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削弱对重大事件的研究。研究社会正是为了更深刻地研究事件、对事件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和说明。马克思有句名言“现代历史着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因此，我们强调突破政治史的传统观念框架进行对社会历史的整合性研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李时岳指出，现在需要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作理论升华。过去有些熟悉的理论认识需要重新考虑，有些则需要有所突破。如买办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用这些后来确定的概念来套洋务时期的社会集团、阶级、阶层，都不合适。这就涉及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问题。说其是资产阶级，不像，说其是封建地主阶级，但却搞了资本主义，笼统地说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也不准确。这就需要突破过去的理论束缚，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作出科学的解释。皮明麻认为，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整体性、关注长时段，还应该把眼光瞄向当时的社会变动，通过对包括社会低层在内的社会广泛层面的变迁来评估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近代化运动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笔者亦认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精英文化层次与大众文化层次往往表现出时间差。我们在探讨精英文化层面对社会的革新和刺激因素时，对大众文化层面中保守和惰性因素必须加以深入的挖掘，使两方面相互呼应。这种时间差以及大众社会文化层面对精英层面在洋务活动中所产生的掣阻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对此不能忽视。
对洋务运动研究视野的改变和领域的扩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更新。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就洋务运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有的学者指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和引进跨学科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对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的自觉要求，就不会有意识地注重跨学科研究；而没有跨学科研究也就无法完成总体历史的研究。实行跨学科研究，是在发扬历史学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因而主张引进政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史学、军事史学、外交史学以及人口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心理学、城市史学、民俗史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方法来对洋务运动展开深入研究。有的学者则认为，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离开历史学固有的传统和轨道，不能忘本。历史学当然要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但这只是为了丰富历史学，而不是为了取代历史学。如果用经济学替代历史学，用社会学替代历史学，就有可能排除人、排除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使历史学失去丰富多采的面貌。笔者认为，对跨学科方法引进和应用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接纳融汇的开放态度，必须破除引进新学科就是丢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方法论的偏激观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未把历史降低到抽象社会学的地位，也从未夸大过社会学概念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却主张历史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探索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进行了辩护”(〔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引进新学科不仅不是悖离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传统史学方法和现代多学科方法的互补，推进和深化洋务运动的整合性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对洋务运动的整合性研究不仅可以将洋务运动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必将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有的同志提出，不仅要编写新的中国近代史，而且要将洋务运动的讨论由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涵，形成社会共识，为现实提供借鉴。与会同志对这一建议表示了极大兴趣和一致认同。笔者认为，学者们的这一呼吁，具有学术依据和现实意义。洋务运动作为一个不太短的历史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为时三十多年，且前因后果与近代史上发生其他事件、思潮、社会更迭互相联系、互为因果。而最近十余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从内容到方法事实上已突破了由“八大事件”组成的近代史构架，给传统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以震动，中国近代史也因此有了用多种模式建构的必要。
会议委托福建师范大学林庆元筹备召开第七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与会部分学者建议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为下届会议的主题，并希望下届会议将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进一步引向深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 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