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2000年10月9日至12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联、山东社科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历史学会、《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　山东大学主办的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的学者120余人和来自美、英、德、法、俄、日、澳、韩、 以色列等国的近30名有关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着作14部， 充分展示了9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本世纪中国史学界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学术盛会”。本文对这次大会研讨涉及的诸多方面，不作全面介绍，只对一些主要成果作一简要概述，并谈谈个人的粗浅意见和思考。一、社区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分析——义和团运动研究方向的新突破
百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国际讨论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王学典指出，正是以这一次会议为标志，“把义和团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平台上移置到现在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评价。”（《义和团研究100年》，齐鲁书社2000年9月，第67页）在此之前，义和团运动研究在起源、性质及义和团与反洋教斗争的关系等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以往多数研究成果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一研究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展开的，其研究成果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太深，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的长期论战尤其如此。1990年的讨论会以“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为主题，主要讨论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外国商品（主要是洋纱、洋布的进口）对华北地区农村传统棉纺业的影响、华北地区的严重旱灾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流民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系等。此外，对直、鲁两省督抚与义和团的关系及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义和团成员的信仰、教派的组织结构和传承等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标志着学界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谈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运用多角度、多向度的科学方法去开拓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较为成功的切换，本次讨论会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比较集中地对义和团时期一些特定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作了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可视为本次讨论会在研究方向上的新突破，其中以程啸的《社会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张广生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控制与自治》等一组论文可为代表。
程啸指出，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以特定社区为依托的各种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来讨论它们是怎样在变化了的社会格局中‘动’起来的。”（同上书，第92页）基于这一目的，他通过对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的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基层体制内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其他的成份和角色都相当复杂的乡镇“能人”和“强人”们的研究，阐明在晚清特定的地方政治——社会格局中，正是这些乡土社会精英们充当了在特定社区的多种组织间进行中介联系和政治动员的力量；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他们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他们对文化追求的重塑，产生了义和团的三个标识：“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灭洋”的结盟形式、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社会精英联合和行动的扩大和重叠，导向1900年夏的乡村和城市联合、民众和中枢联合的民族自卫战争。程文不仅以丰富准确的史料为依托重现“历史现场”，而且条理清晰地剖析了社会精英们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和变幻莫测的社会背景下，联合和行动的外在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内在的逻辑发展轨迹，宗教信仰、价值准则、文化观念的裂变和重塑，各种组织上下、体制内外、中外（主要指天主教会势力）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利益的渗透和争夺等等，这就不仅使“历史现场”“活”起来，使义和团运动“动”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义和团研究如何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课题、把握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等提供了某种启迪。
张广生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控制与自治》一文则以梨园屯的玉皇庙争论这一具体事件与义和团运动这一大的事变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玉皇庙争论各方——总理衙门和省府道县各级地方官员（国家精英及其主导下的制度和权力）、地方精英和村民（下层士绅、平民及其主导下的自治体制）以及外国公使、教区主教、传教士、教民（外部冲击力量的代表）在处理纠纷中的施展策略、施加影响、权力挤压，说明各方在这一事件中一次次往来反复的争斗的过程，就是中华帝国传统国家控制与乡村自治的秩序模式在中外冲突（外部力量对中国传统控制——自治关系）中趋于瓦解的过程，玉皇庙事件是规模宏大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个过程正是封建帝国向民族国家秩序转变的条件和过程。
刘天路的《义和团与晚清乡村社会控制》和宋桂英的《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教案》等文也以乡村或社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探索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勃兴的原因。刘文认为，晚清时期山东和直东交界的地方政府试图将大刀会等组织纳入常规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之中，使它们的活动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民间资源维持地方秩序，抵制教会势力的过分膨胀，以期维持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的平衡。但在19世纪末包括民教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方政府的这一构想反而促使大刀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公开化、合法化，民间各类团体和组织的反洋教斗争逐步演变为义和团运动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宋文则对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乡村基层组织中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乡村中包括乡绅、宗族长、布衣首领、村乡能人等在内的精英群掌握了乡村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权力，这与地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形成村乡社区的一般权力分配构架。教会势力的侵入，对传统的乡村社区权力分配构架形成冲击和威胁，官、绅、民的反洋教斗争由此萌生和兴起。
此外，行龙和赵英霞、吉泽诚一郎、马场毅等在他们的论文中分别对山西乡村社会的迎神赛社、天津农村的祈雨风俗、中国农民对诸神的信仰和崇拜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乡村社区农民传统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西方教会教义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反洋教斗争及其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系等。
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包括对此前的反洋教斗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乡村社区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分析，不仅是义和团研究方向的新突破，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现当代社会史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众所周知，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相对稳定的农村社区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基础，深入研究乡村社区文化结构，把握和理解乡村社区的特点、特色、功能、运作过程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我们拓宽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更为科学真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甚至对我们今天如何建设农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对乡村社区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在学界早已有之，但像义和团运动研究中搜集积累了如此丰富细致的文献，特别是社会调查资料，并运用这些资料对乡村社区的各个领域进行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则是前所未有的。诚然，新的空间被打开，我们可以期望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的推出。二、中外新闻舆论与义和团——对史料挖掘、整理和运用的新拓展
近50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界一直十分重视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民间调查资料的陆续出版，对促进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讨论会以刘学照的《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王晓秋的《义和团运动在日本的反响》等为代表的一组论文，从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报刊的时论、新闻报道的资料入手，研究中外社会各阶层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思考及各阶层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此前，学者们也曾注意到对当时报刊舆论有关资料的辑录，如徐绪典等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等，但选编的角度不同，选编的范围也就有相当的局限，运用这些资料进行专题系统研究的成果更为鲜见。因此，刘、王等的研究成果可视为本次会议在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方面有了一个新的拓展，从而开阔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视野，是这一研究领域视角创新、观点创新的成功尝试。
刘文通过对1900年上海《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报纸发表的大量时论的系统研究发现，当时上海的时论具有一种从上海、东南、南方之视角立论的倾向，凸显出一种先前所罕见的“东南意识”，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上海以及东南绅商阶层的愿望和要求。1900年春，义和团自山东兴起后，上海时论力主“剿灭”义和团；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后，上海时论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切时局的忧患意识和对抗朝廷的抗命意识，如认为“北事既无可望，而所望以固半壁之长城，延一线之宗社者，在乎东南各省。”主张东南各省应“自筹保护”，拥护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上海时论多将八国联军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的引狼入室，归咎于“首祸诸臣”和“中国守旧”，《中外日报》认定“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认为只有“能真使皇上有权”，才能破“满汉、帝后、新旧、南北种种界限”，“行新政，以振国维”云云。这时的上海时论中甚至不时出现“满党”、“满贼”、“东南半壁”、“诸省联邦”、“迁都东南”等话语话题，成为后来革命的种子。刘文认为，此时上海时论中凸现的“东南意识”的主流还是在“延宗社”的框子里做文章。后来，这种“东南意识”与“共和革命”潮流相结合，在推翻清朝、定都南京、建立民国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时“东南意识”的凸现确与义和团的兴起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等。
刘文从一个独特全新的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中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官、绅、民的权力意识、利益主张、政治诉求及其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等，正如王晓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意识的一个创新，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影响的认识。另一方面，刘文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对“东南意识”的界定过于模糊，不易把握；其二是对当时报纸的背景应作必要的辨别和分析。“东南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可视为是与北方、北京之封建传统意识相对立的东南近代意识。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远离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由此培育产生的新型绅商阶层的崛起、各国出于各自在华利益的考虑而对沪上报刊时论所施加的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要求、清王朝统治“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等等。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八国联军的侵华及清政府的惨败，成为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各种观念意识凸现的契机。动态地研究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的演变，可能有助于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化。
王文所论《义和团运动在日本的反响》，除注意发掘利用当时被围困在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日本使馆人员、侨民、留学生等所写的“笼城日记”外，还特别关注当时日本各种报纸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反应。该文认为，日本统治集团野心勃勃，企图利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扩大对华侵略，而日本如《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中央公论》等报刊则反映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日益膨胀的对外扩张要求，大肆鼓吹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煽动反华的军国主义情绪，主动为日本政府扩大侵华战争出谋划策。但是，日本也有一些进步的战地记者如《九州日报》的田冈岑云、《万朝报》的堺利彦、《报知新闻》的田川大吉郎等，都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军队和义和团英勇顽强的抵抗，揭露八国联军的暴行。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也坚持正义，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谴责日本和各列强联合侵华的战争，同情和支持义和团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壮举等。
蒂姆（Tim Trampedach）在题为《“黄祸”：德国舆论与义和团运动》的论文中论述了“黄祸论”的起源，指出，就是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1895年为鼓吹“黄祸论”而提出“欧洲各国的人民，请保卫你们最神圣的利益”的口号、1900年夏又发表臭名昭着的《关于亚洲蛮族的演说》时，德国舆论界虽然支持德国政府的政策，要求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进行“报复和处罚”，但对所谓“黄祸论”仍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同时，他还分析了“黄祸论”在欧美各国盛行的原因，即虚构出一个共同东方仇敌的形象，在各国国内政治上达到诉诸群体意识，形成军国主义及种族主义的目的；在外交政策上争取主动，以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各地传播宗教与文化。20世纪初西方人将中国人魔鬼化、宣传“黄祸论”与今天西方国家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确有其内在联系。关于义和团运动，1900年的德国舆论界认为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不是不同政府间的对抗，而是两种文化即欧洲与亚洲的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所以，所谓“全球化”、“文明冲突论”在本世纪初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过程中所高喊的口号，不是当代一些人的新发明。
关于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还有孔祥吉的《德国档案中有关义和团的新史料》一文值得我们关注。孔祥吉从德国国家档案馆搜集到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为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如义和团运动期间沈阳的一位教民为德国政府搜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的证据，关于山东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重要史料，关于列强攻占北京，与清政府谈判过程中提出的要惩办的清政府官员的名单，其中一些官员的名字及其支持义和团的事迹尚不为人所知等等。
在历史研究中，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运用，或为以往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推动以往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使该研究向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本次讨论会有关中外新闻舆论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成果就是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义和团研究界对中外新闻舆论及各国档案材料中有关义和团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利用尚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不能不是一大缺撼。如果以这一次讨论会为契机，中外学者即着手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必将有力地促进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发展。三、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义和团运动研究方法的进步与思考
本次讨论会虽然没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但相当一部分学者仍对义和团运动之性质的讨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对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相对集中的论题。由于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使中国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对这一论题或这一论题的某一侧面的讨论存在着某种比较明显的观点方面的歧异。
中国学者和大部分外国学者都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在这一大前提下，讨论中存在的歧异是一些学者将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定义为“反列强侵略”、“反瓜分”、“反列强扩张”、“民族自卫战争”等等，这些提法虽各有所据，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种歧异的存在是学术研讨中的正常现象，表明研究者已经真正在学术性的范围内来研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力图给义和团运动作出一个更为准确、科学和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需要的定义已经不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是义和团研究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和进步的标志。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部分学者的观点受到多数代表们的质疑，其中可以美国学者柯文（P.A.Cohen）为代表。
柯文在他的题为《义和团、基督教徒和神——论1900年义和团斗争是一场宗教战争》的论文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旱灾的宗教意义，二、战争的宗教意义，三、义和团和基督教徒相互诋毁对方的宗教信仰和臆说的倾向。并由此得出“义和团与基督教的冲突是一场宗教冲突”的结论。他进一步解释他与中国学者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史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一、对往事的正确解释最起码必须尽量反映或涉及事件发生时的背景事实（不管当时人们对这些事实是否能有个清楚的认识），二、历史学家必须避免引用缺乏充分根据证明的事实，无论它们多么貌似有理。据此，他认为“长期以来，大陆的中国历史学家们一直把义和团运动描绘成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当时所发生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它歪曲了促使义和团举行起义的错综复杂的动机。”而他“发现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西方人所持的关于它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的观点……。”显然，柯文的观点是一贯的、真实的，但却是错误的，其一，关于西方人所持有的义和团运动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的观点，早在1900年（甚至更早）的德国报刊上就已出现，前述蒂姆为本次大会提供的论文——《黄祸：德国舆论与义和团运动》已对此进行论述。历史地看，所谓“文明冲突论”、“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冲突”等不过是自19世纪末以来欧美列强在全球大肆殖民扩张的“文明”口号。柯文的观点是否就是当年德国或西方学者、政治家的观点的延续，我们不能妄加揣测，但可以肯定地说，柯文所持有的证据只能证明义和团运动的某些现象具有先进（不是势力）与落后（不是反动或反动势力）的冲突的特点，而不可能以此来概括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其二，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冲突的特点，柯文如果以“亲自参与过义和团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的”“双方参与者的宗教臆说作为研究重点”的话，他的这一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此来概括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中外现存的史料同样可以证明这也是不可能的。其三，柯文关于历史研究方法或史学理论提出的两点希望，希望与中国的史学家们达成共识。其实，在这一方面，过去中外史学家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正如王学典在《“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样，自90年代以来，这种差异已基本消除了。柯文在其论文提要的开头就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抗外国扩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如果在这个前提下来论述义和团运动的“宗教性”、“进步与落后的冲突”等，这与中国历史学家们现在的认识并无多大区别。如果否定这个前提，柯文在研究义和团运动时，在强调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时，在搜集、辨别足以支撑自己观点的历史资料时，恐怕真要不仅应注意事件发生时、发生地的背景，还要注意1900年前后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瓜分和中国人民进行反抗的大背景；不仅要使用有充分根据证明的事实，而且要防止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而有选择地运用有充分根据证明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结果才更准确、更符合历史事实。
学术研讨中存在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和辩驳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对柯文等先生而言，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也丝毫不怀疑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真诚追求和科学精神。但是，当义和团研究领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力图摆脱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真正以科学的精神将义和团运动置于“学术的平台上”来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在追求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的时候，柯文等先生与中国历史学家们在一些问题、观点方面的差异除了学术认知方面的差异以外，是否还有某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呢？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往对义和团的评价受某种“话语系统”或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话，那么，柯文先生的有关评价是否也有诸如“西方文明优越论”等“话语系统”的影响呢？此其一。其二，在我们追求历史真实、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科学的追求应该排除研究者主观感情意识的干忧。但我们在对诸如义和团运动的性质这样的问题作出评价、历史判断时，在追求这种判断和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的同时，当下的国家的民族的立场和情感意识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两者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呢？历史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笔者提出这些问题来，供学界同仁共同反思和思考。
（资料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