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近五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近五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五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从1986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持续繁荣。据统计，五年中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着、论文集十多部，史料专集十几种（其中有几种是已出版的史料的选编）。下面把有关研究情况择要作些介绍。
一、史料和史事的考辨
　　1．吴稚晖告密问题
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是否有告密行为，这是章太炎和吴稚晖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由于吴稚晖后来趋于反动，鲁迅又曾在一篇文章中道及此事，于是吴氏告密之说几成定论。唐振常在《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8期）中经过细密的考析，指出：章太炎等当时的革命活动本属公开进行，也早为清廷所注目，无密可告，章太炎指吴稚晖告密纯系诬指。
　　2．革命小团体和同盟会成立的关系问题
以往认为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联合而成。郭汉民撰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在同盟会成立前夕，兴中会早已名实俱亡，华兴会已很少活动，科学补习所已经解散，光复会虽然存在，却与同盟会的筹备毫无关系。而且，在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76个中国志士中，近90％的人与各团体没有组织关系，即使孙中山、黄兴等个别人原曾隶属于某个团体，但参加同盟会筹备工作也是出于个人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于团体的委派。因此，不能说同盟会是由各个革命小团体联合而成（《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桑兵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在1905年7月29日以前，孙中山和黄兴会晤，商议团体联合。7月29日华兴会讨论联合事宜，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参加同盟会。然后孙、黄等人再开小型预备会，确定同盟的组织名称和其他事宜（《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
所谓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包括《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两种，这两件檄文的某些内容是互相对立的。前者表明爆发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的宗旨是建立共和国，后者是要建立“中华大帝国”。史学界对于萍浏醴起义性质的长期争论，主要是由这两件檄文引起的。王学庄、周秋光在《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兼论佚名〈魏宗铨传〉》（《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经过考辨认为：《中华国民军檄文》是由当时身在日本东京、并未直接参加该次起义的革命党人伪作的。《新中华大帝国檄文》是1910年伪作的，为游戏文章，它以戏谑的笔法去刺激和煽动人们的反满情绪。论文作者还辨析了另一件萍浏醴起义史料——《魏宗铨传》，认为它成书于20世纪30、40年代，佚名作者有意抬高传主，多有不实之词。
　4．有无谋略处问题
以往，所有涉及武昌起义的着作都说：武昌起义后，在逼黎元洪为湖北革命军政府都督的同时，起义士兵成立了以新军排长蔡济民为首的15人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而张海鹏在《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中指出：所谓“谋略处”乃是参谋部的误记，凌驾于参谋部之上的谋略处事实上不存在。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却认为：武昌起义初确曾有过“谋略处”，它是由首义时的“兵谋科”演变而来，隶属参谋部，在参谋部中处于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
二、热点和新观点
1．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层次：①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②资产阶级对辛亥革命成败所发生的影响。
台湾有学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很低，因此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全民革命（代表者为张玉法先生）。大陆学人几乎都不赞成这种观点，以往已就此发表过几篇论文。1986年汪敬虞在《历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把1911年武昌起义以前中国的商会、现代工厂的数量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商会、现代工厂的数量比英、日要高得多，从而论证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朱英则认为1904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就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根据是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建立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关于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朱英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无以避免的妥协和软弱，缺乏应有的革命素质，因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几乎与孙中山革命党没有什么联系，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继平人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是采取城市政治变动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的成败必然受到城市主体——市民等级的制约与选择所决定。市民等级当时迫切希望尽快结束动乱，以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安定社会环境，因此它选择了掌握军事实力的袁世凯，而没有选择它认为没有能力安定社会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成败新议——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择择与制约》，《广州研究》，1987年第10期）。徐宗勉则主要考察了资产阶级与民初政局的关系。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袁世袁镇压“二次革命”，除由于它本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点外，当时共和制度和共和政治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钱坤从进步党与民初政局这一更加具体的角度探讨了资产阶级和“二次革命”的关系。他指出：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害怕“二次革命”会葬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汤化龙及进步党才极力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而“二次革命”由于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就不能不失败（《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广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以上诸人所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合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把孙中山等革命派看作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而看作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朱英并且指出：把孙中山等革命派看作中、下层资产阶级代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造成研究中不可摆脱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当论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从整个资产阶级的动向来加以说明的，而不是从中下层资产阶级与孙中山的分合来说明（见前引文）。而林增平则坚持认为：在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基于其同封建统治者联系的亲疏有别、经济实力大小不同，相应地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并拥有各自的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清末民初时势的演变、政潮的起伏，都不难从这两个阶层及其政治派别的离合消长中探寻到内在的联系，并且可以藉此理解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败利钝的因果和是非（《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资产阶级立宪派
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评价总趋势是愈加肯定。谭力在《论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关系》（《探索》，1986年第2期）中指出：立宪派和革命派作为同一阶级的两个派别有根本的共同利益，因此两派的斗争和它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相比，只能是局部的斗争，是非阶级斗争。朱仁显认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理论模式在晚清中华民族反对专制、寻找富强的心路历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相比之下，君主立宪派较少空想和臆测，既重视民主政治理想又不忘国情，而革命派则表现为理想主义，很少考虑民族传统、社会现实等历史条件，在这样理论指导下的革命便不能不失败（《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福建论坛》，1988年第1期）。而李宗一则不赞成某些人把立宪派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他具体论证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在以往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的基础上发生的；武昌起义是由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许多省起义的策动者和组织者多是同盟会员；各地起义不管与同盟会有无直接联系，其宣言和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有“驱除鞑虏”的口号和“民主共和”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同盟会与民国创建》，《民国春秋》，1987年第1期）。
　　3.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几乎都不同意“预备立宪是骗局”这种传统观点。郑大华在《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中批评那种仅从清政府的主观动机去探求预备立宪动因的研究方法，认为预备立宪的发生既是统治阶级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依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朱金元和马东玉则具体分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认为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表清清王朝在缓慢地向着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移动（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年5月；马东玉：《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活动》，《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郑大华等还肯定了《钦定宪性大纲》，认为它并不象某些人所说是一部旨在巩固和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法典，而是和《日本帝国宪法》一样的一部二君主立宪制法典（郑大华：《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赵晓雷：《晚清政治体制变革论析》，《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朱仁显：《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福建论坛》，1988年第1期）。
　4．各省军政府的性质
以往流行的观点认为辛亥各省军政府的政权差不多都被旧官僚和立宪派所把持。刘世龙在《辛亥各省军政府权力结构论析》（西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中指出：这种流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是单凭都督来划定省军政府的权力归属，忽视了职位与权力在政权大变动的革命时期会有不对应性，也忽视了单个领导人与作为政治实体的政权整体之间的区别；二是未严格划定时间期限，将许多省军政府领导人此后的政治堕落与此时的表现相混淆。作者在具体分析了独立各省军政府的权力结构后指出：在辛亥各省军政府中，革命派的主导地位保持得较久的有鄂、陕、晋、滇、黔、浙、闽、粤八省；革命派经过斗争逐渐占了上风的有赣、皖、川三县；立宪派及旧官僚当权的只有苏、桂、湘三省。刘泱泱在《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求索》，1987年第4期）中分析了长沙谭延闿政权的性质。他指出：湖南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在湖南“光复”后十天被害，确为立宪派所策划的，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闿继任都督，但不能把这一事件简单斥之曰“反革命政变”，谭政府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以反清为主旨的革命政权。
　5．孙中山民初让位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不象以往那样较多注意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正确与错误、得与失，而把重点放在探讨让位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上。韩明提出，应该把孙中山和袁世凯一起放在被时代选择的地位，用长期历史发展和当时阶级斗争态势的纵横双重座标测量孙中山让位这一事件。他并且具体分析了主体阶级——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动向、心理和要求，从而说明孙中山让位的必然性（《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胡绳武则着重论述了让位的“历史环境”，这个历史环境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帝国主义是支持袁世凯的，革命党——同盟会已经解体，南京临时政府碰到严重财政困难。这样的历史环境就决定了孙中山只有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丁贤俊和罗耀九认为“让位”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策略，它服从于建立民国这个战略目标（丁贤俊：《论孙中山与民元让位》，《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罗耀九：《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尹全海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让位问题，即从袁世凯一方进行考察，看他怎样“攘权”的。他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窃取大总统是因为他逼清帝退位有有功的；列强只承认以他为首的共和政府；满汉矛盾对他有利；孙中山的外交活动颇为失策（《袁世凯攘权考论》，《信阳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季云飞则不同意“攘权”说，他认为袁世凯出山后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西方革命党人而不利于清廷的形势，而且他“逼宫”成功，因此不能说他“篡夺胜利果实”。作者甚至还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方案比实现民主共和方案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政体未必错误，而孙中山坚持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却脱离中国实际（《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
三、辛亥革命人物
　　1.孙中山
这里主要介绍有关孙中山思想的研究状况，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
①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思想。
这是海内外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也颇多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孙中山早期是主张改良还是主张革命。林增平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他经过细密地考证，认为所传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不存在。他由此展开论述，认为孙中山1894年上书李鸿章是志在改良维新的政治实践，檀香山兴中会还不是革命团体，1895年广州起义还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而黎澍相反，认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发展没有经过维新改良，他上书李鸿章是一次革命活动，因为上书的目的是劝说李鸿章造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苑书义则认为上书李鸿章只是想“求知当道”，绝没有劝李造反之事（《“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说质疑》，《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耿云志另有一种说法，他认为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逐渐发展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丘捷则说在《上李鸿章书》中只表现了孙中山在教育、实业、风俗改良方面的主张，上书活动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实业建设思想的矛盾（《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年）。
2．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陈锡祺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吸收了某些社会主义学说，但不能因此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学说在阶级基础、产生的条件和实行的方案等方面都有很多带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胡绳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反映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并使他终于在晚年坚定地实行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但孙中山虽然表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却不打算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设法避免社会主义革命（《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何振东认为孙中山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这两者“兼容并包”，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大胆探索（《孙中山——近代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探索者》，《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有论者讨论了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姜义华不同意列宁关于孙中山是民粹主义者的论述，他在《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研究述评》（《江海学刊》，1986年第4期）中用列宁概括的民粹派的五个特点去验证孙中山，认为孙中山并不具有这五个特点。郑大华也认为旧民主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主要理由是民生主义的出发点、内容和归宿都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这与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的民粹主义不同（《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而张达明则认为：孙中山有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空想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这两点与民粹派很相似（《也谈列宁的“孙中山与民粹派相似”说》，《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
3.孙中山的文化思想
有几篇文章探讨了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龚书铎不赞成某些人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基础归结为“中国的道统”，他认为孙中山思想主要渊源于西方文化，其革命思想基础是效法美利坚、法兰西（《论孙中山的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陈旭麓认为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即“因袭（继承）——规抚（引进）——创获”（《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解放日报》，1986年11月5日）。章开沅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做了“动态概括”：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黄兴
对黄兴的研究过去有一种偏向即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来评价黄兴的功过。这种情况近年有了根本改变。石彦陶、饶怀民等撰文指出：①民国初年西方革命军的自裁与被裁并不纯是黄兴的失误，自裁的决策人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裁是由于袁世凯逼迫。②宋教仁案发生后，最先提出“法律解决”的不是黄兴，而是孙中山，是孙在1913年4月9日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③黄兴拒绝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这不能说他在组织上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中华革命党的一系列规定，如宣誓服从领袖一人、在誓约上打手印等，违背平等自由精神（石彦陶：《为黄兴二辩——兼论民初南军自裁与被裁》，《益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新议》，《史学学刊》，1987年第3期；《“宋案”后孙中山、黄兴政见新析》，《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饶怀民，《黄兴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3．宋教仁
对于宋教仁主要是讨论他在民国初年组建国民党和进行议会斗争的功过是非，多数文章对宋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组建国民党，有几位作者指出：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孙中山搞铁路建设去了，同盟会已经分裂和涣散，无法适应民初的“政党竞争”，在这个革命转折和紧要关头，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不仅维系了一代革命志士不致流散，而且它所领导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唤醒了人们，延缓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步伐（李天松：《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燕国桢：《关于宋教仁评价的几个问题》，《求索》，1988年第2期；王中茂：《民初国民党论略》，《河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关于议会斗争，有人指出：宋教仁的内阁制政见及其斗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前进道路的产物，代表着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要求，它具有限制袁世凯、挽救即将丧失的全部革命成果的积极意义（帘青：《试论宋教仁的内阁制政见》，《湖南教育学院报》，1990年第3期；张卓帆：《评民国初年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2期）。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民国初年的形势要求革命党人把合法斗争和备战应变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但宋教仁只致力于议会斗争，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宗震：《宋教仁议会迷病申论》，《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民初孙中山的方针是让权于袁世凯，以便在一个安定环境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壮大资产阶级队伍，但是宋教仁却开展议会斗争，和袁世凯争权，从而破坏了孙中山的方针，使民主力量在不恰当的时候与袁决战，这是不应该的失策（罗耀九：《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4.陈其美
新中国史学工作者曾长期不能公正评价陈其美，其原因，据赵矢元分析，是因为陈其美受到了他的“盟弟”蒋介石、侄儿陈立夫、陈果夫的牵连。赵并具体为陈其美辩诬说：陈其美参加青帮，是利用会党起义；他在“二次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并非“投机”，而是孙的“唯一柱石”；他没有挑拨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而是企盼他们“携手同仇”（《略论陈其美与孙中山》，《史学集刊》，1986年第3期）。赵宗颇在《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中，经过考证，认为陈其美是否参加过青帮，值得怀疑。文章并肯定了陈参与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功绩。姚辉指出：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当上海都督并非“窃取”，而是名正势顺，因为他在上海起义中“最为出力”（《评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
四、专着和论文集
1．《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这是1985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六十周年而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共45篇，以分类的方法，分面地评述了建国以来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此外还有关于台湾、香港和国外孙中山研究情况介绍。通过这部述评集，可以大体了解至80年代初世界研究孙中山的概况。
2.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为年谱类着作。详记从1911年10月至1913年12月即从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期中孙中山的活动，内容从政治、社交到家庭，以至个人的服饰、爱好，细大不捐。资料极为丰富。
3.赵矢元等：《孙中山的助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节对孙中山与各时期助手的关系进行纵向考察，探讨各个时期助手们的变化与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变化的进程；又把孙中山和助手们进行横向比较，看他们各有所长和所短，对明领袖和助手的作用不可互代。角度颇新颖，但内容不够厚实。
4．刘枫、曹均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本书系统考察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者把民生主义放到近代中国进步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加以探讨，从而揭示出它作为进步经济思想一环而又高于前人的特殊历史地位，又把它和西方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对照，从中探求它的合理因素和局限性，最后讨论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颇有现实感。
5．姚辉、朱馥生：《陈英士评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这是新中国第2部陈其美（英士）传记，第一部是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莫永明着《陈其美传》。《陈士英评传》的特点，一是资料丰富，二是充分肯定了陈其美的革命功绩和历史地位，认为他是一位有见解、有作为、有贡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得上“共和英杰”
6．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本书对秋瑾的事迹和遗文都有所发掘，是已有的秋瑾传记中最详备的一种，对一些有争议的史事细心作了考订。
此外还有一些专着和论文集，如《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罗福惠着，华中师大出版社，1986年）、《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887年。此为1986年5月纪念陈其美殉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不一一介绍了。
五、几点想法
翻阅近五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论着，感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以往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文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等方面，或得到了加强，或开始受到重视。中外文史料的搜集更加丰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阐述更加细密、准确。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社会学方法、历史心理学方法、数字方法等都有人在尝试运用……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生气和繁荣。
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首先，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没有展开深入论争。如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思想不符合中国实际，立宪派和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倒符合实际，甚至认为如果按照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道路走下去对中国会更有利，等等。这些，都牵涉到对辛亥革命的根本评价。其次，一些薄弱的领域虽有所加强，但远远不够。总体看来，研究仍是以政治事件和人物为主，而且是以孙中山为主，对于那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外交、国际背景等方面都没有系统研究，有的仅仅点到。以文化为例，讨论孙中山个人的文化思想比较多，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讨论比较少，只有龚书铎和马克锋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文化时期去讨论，而许多人还不承认辛亥革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时期，有自己的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由于有这样一些薄弱环节，也就制约了对辛亥革命的整体研究。再次，缺少有力度的专着。
以上几点想法，不一定正确，还望得到批评指正。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103.html

以上是关于辛亥革命-近五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