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使中国告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漫漫长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其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热潮，尤其近20年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使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支。
本文拟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简略回顾，总结其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有关辛亥革命的着述， 早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便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探讨，随后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着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
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开始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后，一批记载革命过程的史书相继面世。最早的辛亥革命史书，是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该书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辛亥九月）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革命写真图》，以图片汇集的形式反映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的史书，则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实际上系剪报辑录。前后出版的其他记述辛亥革命的书籍，有《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着），等等。如果说前几种着述系属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着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彼时之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还提出将武昌起义作为“信史”来写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2]至今对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比较正规的编着体例的着作，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 民政、司法、自叙，粗备专志规模。曾任民初参议员的谷钟秀编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是书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另一种早期着述形式，系由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式着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纪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着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着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以上这些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着述，尽管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未免粗疏，却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着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3]。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着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着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着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着了《中国国民党史稿》[4]，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着述，以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5]，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较为详细。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着了两部关于孙中山的着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以上这些着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其篇幅或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谭彼岸、邓慕韩、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6]。
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着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着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着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上海生活书店，1948）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一条线索。这些着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着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着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11—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史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
1949年至1978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着《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
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200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来看，当时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到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着赢得人们的关注。
60年代前期，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着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与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比，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从而便从根本上与以往的旧史学区别开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作为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地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则一般都能透过种族斗争的表象，深入探讨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明确地肯定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当然同时也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961年《历史研究》第5期刊载的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 系统地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革命失败的结局等重要问题。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如清初反满斗争是否都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太平天国反满观念是否单薄？）曾经引起过争论，但这篇文章毕竟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从而使读者开阔了眼界。
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民党官方学者从未涉及的重要问题，而1949年以后却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60年代初年，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史学界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通过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等许多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并获得不少有益的成果。这个讨论还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与新军问题的探索，人们分别就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以及新军的成分、性质和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相互切磋。这些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会党与新军是否能够和曾经充当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渠道，而且还在于有些论文进一步剖析了清末社会结构和所谓“新政”的实施情况。
对孙中山的研究在1956年以后曾经形成热潮，探讨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并且出现了一支略具雏形的研究队伍，比较活跃的不仅有李光灿、陈锡祺这样的老辈学者，而且还有李时岳、李泽厚、张磊等一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曾经发表过为数较多的论文，其中有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关于民生主义，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曾经出现过热烈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平均地权纲领是否仅限于城市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否已经产生？对于这个纲领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也是许多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课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但是唯物论因素与唯心论因素两者孰占支配地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以至作为认识论的知行观？在这些方面争论一直持续未断。这些分歧和争论有力地推动着孙中山研究的不断发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尊重，确实是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思想驳杂的章太炎，也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并引起热烈的争论，或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讨论涉及章太炎的全部言论和实践，涉及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以至宗教思想。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光明日报》7月31日）一文，把文化战线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 与各种阶级力量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章太炎等人的无神论思想做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系当时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但对章太炎探讨较多的还是政治方面，对其他一些方面只能算是初步接触或略有涉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关于章太炎的争论一直延续下来。研究秋瑾的文章为数之多，仅次于研究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文章。这显然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对秋瑾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存在的争议仅仅是关于她确切的生年。研究者考察较多的人物还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以及张謇等等，引起争论的问题不仅限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功过，还涉及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也有些研究者把探讨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某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流派，譬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清末革命派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至国粹主义思潮等等问题。这些集团的研究与单个的研究相辅相成，使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逐渐全面和丰富起来。
过去国民党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通常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活动和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活动，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全民革命”，而否认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作用。1949年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与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力量来进行研究。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条线索的把握，以透视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个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科学的判断。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提交给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7]。
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着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着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1977年， 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 》（《历史研究》1977年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
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促进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余年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概括而言，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史学界在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团体构成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着陆续出版。这些着作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水平。80年代有几部大型辛亥革命史着作问世。他们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由鄂、湘、豫、川、黔、粤等省学者集体撰着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人民出版社，1980—1981）；金冲及、胡绳武合作撰着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着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起陆续出版）等。这些着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着称，均可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品。此外，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着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如：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吴剑杰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王天奖、邓亦兵的《辛亥革命在河南》，冯祖贻、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杨渭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魏长洪的《辛亥革命在新疆》，以及湖南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南》等，均对地方的辛亥革命进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中观或微观研究的角度，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研究注意全国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而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人物研究的着作比较突出的有张磊的《孙中山论》，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姜义华及唐文权、罗福惠的同名着作《章太炎思想研究》，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以及关于邹容、陈天华、秋瑾、蔡锷、黎元洪等人的传记，在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开放心态下的学术交流，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也使原先的研究因借鉴和争论而得到了深化。海外学者的选题、论证和结论，有不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这时中国内地学者已开始关注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美〕周锡瑞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韦慕廷着《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薛君度着《黄兴与中国革命》、〔美〕史扶邻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等。同时，内地学者走出国门，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中国海峡两岸学者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开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内地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而且把内地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显学。于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中国内地各省80余位学者和来自中国港澳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40余位学者出席。后来又有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及香港和美、日、韩、德等国家学者参加了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两次会议与1961年第一次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加广泛，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做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和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此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的人物以及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的“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对辛亥时期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缺乏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对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现在这一学术空白由体例完整、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着《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张希坡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填补了。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着述。年谱类出版物中，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发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下面拟介绍一下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相应的学术进展。
（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8]，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然而，在国外和台湾学者中却始终存在着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使这场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争长期延续下来。
1979—1980年，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时，重点作了“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报告，他以大量的史实，系统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9]， 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10]。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70周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辩论。在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在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已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而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作为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11]。
（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
如何把握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阶级特点，直接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及社会意义的评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成为近2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 （2）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政治态度；（3）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发育及其意义。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 —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形成[12]。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但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13]。第三种意见认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前还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14]
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形态的阶级，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是其贯穿始终的根本特征。这一过渡历程大致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注：参见马敏《过渡形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过去大多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近年来，不少论者对上述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的标准以及各阶层潜在的政治态度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存在的”。但从经济方面看，很难准确地把握究竟占有多少资本才能归为上层，“有些人即使投资的资本不多，实际占有的投资额也不十分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倒实际上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角色”（注：唐传泗等：《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3期。）。还有的认为，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并未完全分化，相互间“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上层和中下层之间固然有差别有矛盾，但并不存在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基本上浑然合一，共荣共辱，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注：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3期。）。
丁日初通过具体考察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这一政治态度上的划分标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人物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他指出“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因此，把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作为划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惟一决定因素，这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注：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
最近20年，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华商联合会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注：例如，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成果对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探索辛亥革命时期工商资产阶级的动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加深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1904年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联结工商各业资本家的商会成立之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帮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8期。）。 另有论者考察了民国初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商联会领导资产阶级参加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使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上趋于成熟，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高级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至此形成。也有论者指出，如果说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绅商（如张謇等）起到了主流作用，那么，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则通过商会、商团组织厕身革命，从权应变，扮演了辅助性的二流角色，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及最终的妥协性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注：马敏：《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专辑。）。如汉口商会支持武昌起义、筹款济军、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对武昌起义成功有着直接的贡献。上海商团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分别参见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沈谓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3期。）。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通过各地革命团体和同盟会领导发动起来的，各革命团体的组织成分、发展程度以及各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分裂，直接影响革命的性质与成败，因此，革命团体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近20年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掘史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若干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的性质和特点，对一些既存的结论提出质疑；一是对辛亥革命期间国内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的概貌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看到若干团体的真实属性和内在复杂性，不为其表面名称所惑。
（三）关于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研究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原因，史学界在较长时间内曾一致认为，清廷宣布立宪是为革命形势所迫，目的是抑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近年来，有人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统治集团内部在新形势下的分化组合以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三个方面，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动因重新进行了探讨，认为预备立宪的发生，如同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样，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以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此外，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个赞同立宪的政治派别，即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这是清末预备立宪得以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成为中国政局演化的一大转折，促使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注：郑大华：《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6 期。）。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性质，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是清政府反革命两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有少数论者指出，就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动机看，确有其反动的一面，但立宪本身同时反映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使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对此应该予以肯定（注：草放：《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社会科学》1981年4期。 ）。
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作用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歧异甚大。
一种意见持基本否定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疯狂地干扰、破坏民主革命运动，这就把自己摆到清王朝帮凶的位置上”，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注：郑剑顺：《孙中山与改良派》，《学术月刊》1982年7期。）。 立宪派的宣传“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歧路上去”。同时，把立宪派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了当时一个反对的政治势力”，这股力量以后在破坏革命方面起了很大的反动作用。因此，立宪派虽曾起过一点好作用，但却“并不能改变立宪运动的反对本质。”（注：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58—61页。）
另一种意见则持基本肯定看法。认为，立宪派“忧国忧民的初心始终未尝懈怠”，其所从事的立宪运动，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使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有利于民族政治觉悟的进一步提高；激励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界对改革内政，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政治热情；扩大了人民的某些权利；揭露了清廷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注：杨立强：《青史凭谁判是非》，《复旦学报》1980年5期。）。有的指出，立宪派当时对民族、对社会是有积极贡献的， 如发动和领导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致力于思想启蒙、兴学育才、启迪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清政府进行斗争，发动和领导保路运动等（注：赵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历史作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9辑（1981年）。）。 还有的通过分析国会请愿运动，论证立宪派的活动有助于革命宣传和人们的革命觉醒，打击了专制政权的威信，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促进了革命时机的成熟，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因此，以反动政治运动定性显然不妥当（注：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
另有论者明确指出，立宪派是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严重缺点错误，但“其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导方面是好的，对之应该予以基本肯定，不应基本否定。”他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所追求的是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决不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是试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革命党人的目的（注：侯宜杰：《君主立宪派反对论商榷》，《历史论丛》4辑。）。
也有的论者试图将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统统纳入社会学意义的“政治革命”之中，肯定其进步性，认为“试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的君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意味着非同寻常的政治革命。”因此，他们主张从语义学的角度重新推敲“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类，放弃某些先入为主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与既成概念，认为那种以为革命即暴力，革命即造反，反对暴力即反对革命，反对暴力者就是反革命派的学术观念是比较偏狭和片面的（注：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绪论”，20—21页。）。
如何评价立宪派转向革命后的表现与功过，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种是完全否定意见。认为立宪派附和革命，除了在客观上加速清政府的瓦解外，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只是起了篡夺革命政权，分化革命力量，促进革命派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而使革命最终陷于失败的消极作用。如果说立宪派对革命做了什么工作，那主要是做了破坏革命、瓦解革命政权的工作（注：刘大年：《赤门谈史录》，43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立宪派附和革命既有功也有过。一方面，大部分立宪派人虽以从权应变的态度转向革命阵营，但这一转向，终究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力量对比的很大变化，使清王朝在大中城市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而革命党则得到了足资号召的势力，借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除小部分真正转向支持革命以外，大多数立宪派人卷入革命阵营，都怀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他们凭借以往有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联系的政治资历，从事攘夺革命政权，离间革命力量，诱胁革命党人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等等勾当。“事实证明，立宪派人的破坏，是导致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457—458页。）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不同立宪派人的功过是非，需要分别评判，不宜等量齐观。那些真正转变为革命派者，如沈懋昭、李平书等，对革命“有利无害，有功无过”；川、鄂、湘、皖、闽、粤等省的立宪派应变势力，既有劳绩，又有破坏革命的罪行，“利害相等，功过参半”；江浙地区的立宪派稳健势力，虽有微劳，但对革命的危害极大，可以说是“害多利少，功难抵过”；康、梁一派保守势力，拟订引诱革命派接受招安的方案以实现君主立宪，因其远在国外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对武昌起义后的局势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就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来看，立宪派人都是因人成事，居间拨弄，论功，不在前科；科罪，也非首恶。”（注：林增平：《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2辑。）
总之，围绕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的学术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许多问题也尚无定论，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四）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除继续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进行讨论外，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上。兹分述之。
1.关于《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过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尚等方面的政策法令，论者从立法建制的角度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指出这些法令“曾一度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深刻影响。”（注：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136页。 ）“孙中山代表着先进的阶级，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社会，改革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革命行动。”（注：刘望龄：《辛亥革命大事录》，知识出版社，1981年，29页。）有的论者强调：“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文而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439页。）“正因为孙中山搞了法治， 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新观念深入了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的一切倒行逆施，虽得逞于一时，而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注：唐上意：《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历史地位和影响，一般论着评价颇高，认为“这个约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473页。）；“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在中国宪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注：陈胜粦：《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4期。 ）有的还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是当时亚洲各国“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它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创立共和国的性质”，而且“成为革命民主派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一面旗帜”（注：陈锡祺：《论孙中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的活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163 页。）。“如果认为以《临时约法》为旗帜的护法运动遏止了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大地主复辟倒退的反动潮流，是不为过分的。”（注：曹三明：《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山东大学学报》1982年3期。）
对于《临时约法》的局限，有的论者以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缺少“任何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而予以批判。有的论者则强调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在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因此，对于《临时约法》“只要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就不难理解它所存在的局限，而不必在具体内容上作过分的苛求”。“《临时约法》的阶级局限，主要的不表现于它所规定的内容，而在于内容之所不足”。尽管它规定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这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发达的重要起点”（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
2.关于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对这一问题，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453—454页。）。
有的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5辑。）。
还有的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2期。）。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的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
有的论者强调，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和整个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费拮据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件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使革命党人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和力量去为经费奔波，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补救措施，因而也就始终没能根本扭转财政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软弱，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反对势力的淫威面前败下阵来（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
（五）关于民初政局研究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的不足两年间，中国政潮迭起，党派林立，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和各政治势力，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让位问题、民初政党林立和对“二次革命”的评价问题。
1.孙中山让位问题
在探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方面，论者各执己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让位主要是由于革命力量过于弱小。“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注：胡绳武、金冲及：《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2期。）
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与妥协，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企求“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注：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有的则谓：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
有的研究者对主客观论均提出质疑，提出孙氏让位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理由有四。第一，资产阶级本体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封建官僚，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5期。）。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成为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注：张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有的认为功过参半，“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所造成的后果，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它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彭大雍：《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83年4月6日。）有的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注：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政治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政治，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708页。）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吗？”（注：朱宗震：《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1 期。）
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则认为，当时摆在革命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斗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实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的斗争，也不是搞议会去为封建军阀装点门面，而是一心一意要运用议会民主和政党内阁来限制和取代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我们的想法，去指责前人。”（注：林增平：《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宋教仁纪念专辑》，140—141页。）有的还强调，宋氏的议会政治主张，是当时“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
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其研究的起点已经很高。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面临“终结”或已经“终结”，恰如这一领域中的不倦开拓者章开沅先生所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越来越可以冷静下来，以平实的心态和理性的睿智来客观地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蒙在其上的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去，若干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和事实将逐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穷尽一样，史家对历史的阐释也永远不可能终结，任何合理的阐释都只可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许多方面来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还方兴未艾，前途尚未可限量。
问题是，在现有的高起点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究竟应如何深入？其未来的取径到底何在？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结过去，从过去20年来的大发展中，清理出未来发展的线索，用以指导下一世纪的研究。回顾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新材料的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新的观点可以层出不穷，但若没有坚强的史料作为支撑，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不正是得益于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的发现，或注意到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但确于研究有补的“旧”材料吗？
仅就人物研究而论，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能成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长盛不衰，除他本人的重要性而外，与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等一大批系统资料的陆续面世不无关系。正是新材料的陆续发现，使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误断。如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过去绝大多数认为是其早年倾向于改良的例证，但近年所发现的一些资料，却显示孙中山是为了能与李鸿章面谈，劝其反满，是其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注：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3期。）。同时， 新材料的发现，又可以使人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关孙中山的宗教思想，过去只知道孙系一基督徒，但其信仰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却处于模糊的状态，鲜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对孙的宗教观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注：田海林：《孙中山宗教思想纵横论》，载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又如，正是像《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一类在革命中比较次要人物的文集的出版，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革命领导人以外的更广大人群，扩大到革命壁垒之外各种类型的人物，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包括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但绝不可以认为已穷尽了相关的资料。例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只是该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发掘。又如各地海关档中也有大批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档案资料，尚未来得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商团档案均未正式出版，已经整理出的苏州商团档案由于经费原因，也未正式出版。这些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无疑可以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资料的误导，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有些错误的造成又不在资料本身，或者说不完全是资料的原因，而在于人们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被似是而非的规范认识所误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原因。
所谓规范认识，与托马思·库恩所论证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有关，但又不完全相等同。“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41页。 ）这些信念源于大多数人或某些权威的厘定，经多次重复后，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分析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应当说多数规范认识是正确的、合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前提。但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有些规范开始发生问题，已不能满意地解释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矛盾现象。换言之，即出现了所谓规范认识的危机。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规范危机现象。例如，过去对辛亥革命的内在涵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用不着讨论的，但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疑问出现了：辛亥革命究竟是一种政治革命还是一种社会革命？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是不是反对暴力就是反对革命，应否将改革、立宪的主张也纳入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范畴？换言之，立宪派是否就是反革命派？辛亥革命中到底是否存在这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从政治革命的视角看，过去所说的辛亥革命既胜利了（推翻了清王朝），又失败了（民国是一块“空招牌”），是否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因为在同一民权政治视角下，是否允许存在既胜利又失败的形式的混乱（注：参见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518—519页。）。另一个问题是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过去通常认为由中小民族资本家构成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作为定论写进了教科书，但深入的研究却表明很少有中小资本家真正支持革命，反之，他们倒对“自治”、“立宪”一类改良性运动表示兴趣。由于与事实成悖论，这一规范认识已遭受质疑。还有一种规范认识是由所谓“假问题”引起的。如长期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了“谋略处”作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负责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根据这种既成定论，不少人发表文章大谈“谋略处”在武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史实的进一步考证证明所谓“谋略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系因对当事人错误的回忆陈陈相因、辗转抄袭，而最终三人成虎地杜撰出来的（注：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 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4期。）。
虽然并非只要对某种规范认识产生怀疑就证明该规范认识必错，但有根据的怀疑毕竟是创新的第一步。认识史证明，对旧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的确立，常常是从原有的概念和研究规范暴露出其不适用性开始的。因错误的规范认识同正确的规范认识一样，其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使人们不想什么，从而带来思想的禁锢。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要想继续有所创新，不去大胆地怀疑并超越某些传统的规范性认识，进一步解放研究者的思想，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首先是纵向的拓展，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考察。过去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这场革命局限于短短几年间，向前延伸到了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向后扩展到了民国最初十几年间的政潮，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研究中那种很快走到尽头的感觉，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方式的远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儒学的动向之中。也有人提出应深入研究“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思想史意义上的一脉相承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大大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纵深度。就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而言，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较长时段中，才能真正看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其次是横向的拓展。近2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从横向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但仍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有若干薄弱环节尚须突破。例如，较之对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的研究状况而言，对清政府方面和封建统治者的研究就显得不足；较之对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工商业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内地、农村、手工业和农业的研究就显得不足；对着名人物和精英文化研究较多，对一些经历复杂、瑕瑜互现或是反面的人物研究不足。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革命或改革进行比较研究，也属于横向拓展的范围。近年来，已有学者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菲律宾革命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结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和加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参与此项比较研究。
横向拓展的另一路向，是走向地方史，即在与地方史研究的结合中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新的动力和活力，开辟出研究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四川保路运动史的研究颇有启迪性。正是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资料，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得出了若干新结论。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隗瀛涛先生所着《四川保路运动史》。该书从四川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利用大量地方史资料，考察了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指出保路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则充当了领导者。该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另美国学者周锡瑞对两湖（湖北、湖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地域史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这些成果预示辛亥革命史与地方史结合的研究，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归结而言，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学科所取得的种种令人鼓舞的新进展，实际上已关涉史学界近期所热烈讨论的史学范式（paradigm）的转换问题。已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探讨社会史的根本内涵，认为社会史的兴起，实为历史研究的一场“范式”革命，其实质内容是由政治史的传统范式向社会史的新范式转移，即由整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的研究，代替单一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注：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2期。）。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这场研究范式转移的内容概而言之即是：（1）从革命向社会转移。早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学者即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对整个社会环境考察剖析却非常不够”，建议研究不仅要强调经济动因的重要性，“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以致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正是循此“从革命走向社会”的思路，一些研究者将探索的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转向社会团体（如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教育会等等）、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社会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大大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也有的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索其社会变革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并非意味着取消或“告别”革命，而是将革命导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反过来亦是加强了对革命的研究。（2）从个体向群体转移。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 落实在对“人”的研究中，就是突破对单个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研究的正史格局，注重社会群体的研究，注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任何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恰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过去，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却不能深入探求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便往往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207页。）从近20 年的研究进程看，正是因为加强了对作为阶级和个人纽带之间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研究，在辛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绅商群体、近代企业家群体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对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便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能够做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说明。（3 ）从表层向深层和基层转移。近20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突出取向，便是从短时段的政治表层事件逐渐过渡到更多地研究诸如当时的社会心态、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社会生活、社会动员方式等深层次、长时段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心理结构、孙中山的伟人品质特征、宋教仁日记所反映的宋教仁的心理状况，取得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
上述种种说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融入“新史学”的潮流，渐次具备了“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0第3期。严昌洪，1943年生，教授；马敏，1955年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