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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论集萃

20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
郭若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共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20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下构成的。从观念史角度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方面也可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崔志海在《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刊于《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特征
于殿利在《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特征》（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古巴比伦，虽然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官员虽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但均投入到土地买卖活动中赚取商业利润。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伙制，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具有明确责权利条款的雇佣合同，工资的支付既可是货币也可是实物，但必须征得雇工的同意。这些均表明，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的商业化特征。
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刘玉堂、张硕在《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刊于《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等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对编钟制度的研究，使得编钟作为周代后期雅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而乐悬制度、礼乐制度的传承线索亦更趋清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编钟铭文多达3755字，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张海林、谷永清在《从“开官智”到“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刊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内精英的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的自强之路。自洋务运动开始至清末新政早期，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现代化，即所谓“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后，随着晚清新政向宪政发展，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民智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内容也从自然科学知识延展到西方的政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近代上海何以成为远东国际汇兑中心
宋佩玉在《近代上海远东国际汇兑中心的形成》（刊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影响一个地区成为国际汇兑中心的主要因素有三：经济规模、金融状况和政治环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正是具备了相当数量的汇兑业务量、一定数量的国际汇兑办理机构、品种齐全的汇兑业务种类、符合国际惯例的汇价体系、外汇管制的全面放开等特殊历史条件，与“远东唯一的金市场”、大条银市场相互套做，形成多角汇兑关系，从而成为远东汇兑市场之中心，在空间和功能上对伦敦、纽约等欧美国际金融中心起到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