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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足疾为名，谕令袁世凯“回籍养疴”。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相关研究不多。①诸多袁世凯传记或其他涉及袁和晚清民国政治史的着作仅有简略论述。②有论者认为，载沣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行为深怀仇恨，为替兄报仇而罢袁回籍，但没有注意到载沣因事涉帝后是非而不敢翻戊戌旧案之苦衷。对推动载沣罢袁的各种因素，近人笔记着述、回忆录和有关学术论着的论述往往过于笼统、简略，对清政府内部围绕清理财政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论与罢袁事件的关系，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学术界虽然注意到言官弹劾袁世凯的奏折对载沣罢袁的推动作用，但对有关档案、文献的利用和解读还不够充分，有关史实并未完全揭示清楚。关于罢袁谕旨的出台经过，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载沣初拟杀掉或治罪袁世凯，后接受世续、张之洞意见，决定罢袁回籍。但这种说法尚须推敲。袁世凯被罢事件关涉中外及列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学者已对美国政府关于罢袁事件的反应作了较深入研究，而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反应还有待探讨。本文对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清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与载沣罢袁的关系、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之态度和反应等问题，谨贡拙见。
一、载沣罢袁的缘起和经过
载沣罢袁，缘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之告密。对袁告密时间和告密途径等细节，学界存在歧见，但袁向后党报告了所知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情况，是学界一致认可的。③很多论者认为，载沣因戊戌告密而仇袁，这种观点具有史实依据。
载沣在发布罢袁谕旨的同一天，亲自书写并发布擢升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的谕旨。④贝勒载澍曾因家庭琐事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被慈禧太后下令终身圈禁。⑤载澍遭圈禁一事，被认为意在打击光绪帝。⑥第二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载沣提升载澍，似乎反映出他同情光绪帝而对慈禧有所不满的心理。有报纸舆论认为，载沣在罢袁当天擢升载澍，表达出对袁戊戌告密的痛恨之情。⑦袁被罢职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前来打探罢袁事件内幕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也说，由于袁的告密行为，醇亲王对袁向来不满。⑧
但是，载沣不能以袁告密为由给袁定罪。载沣晚年对家人说，以得罪光绪帝的罪名惩治袁，“牵涉到变法维新，母子之争的是非曲直”，⑨他不能肯定光绪帝而谴责慈禧。罢袁当日，御史赵炳麟在弹劾袁世凯的奏折中说：“袁世凯之为人也，机械变诈，善构骨肉。其在朝鲜簸［播］弄李应昰［李昰应］父子，患生肘腋。我德宗景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受箝，终身郁结。”⑩赵炳麟也没有提及慈禧太后，只说袁挑拨骨肉相仇，导致光绪帝“束手受箝，终身郁结”。可见，载沣与御史具有某种默契。袁戊戌告密的行为，是促使载沣罢袁的深层因素。
从载沣初涉政坛开始，载沣和袁世凯的关系就处于紧张之中。(11)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载沣摄政，握有重权的袁世凯成为载沣专权的障碍。满族权贵们经过密谋，很快确定了袁必须下台的方针。(12)而发生于袁世凯被罢前夕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为载沣罢袁提供了有利时机。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罢袁谕旨发布当天，尚值两宫百日大丧，罢免重臣难免影响政局。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推动因素，载沣应不会选择这个时间罢袁。十二月初七日，载沣召见曾于九月初九日弹劾袁世凯“权势过重”并于是日再度上折提醒载沣谨防“事权旁落”的御史江春霖；初八、九日，为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载沣、张之洞发生激烈冲突。初十日，袁世凯又因财政问题惹恼载泽和载沣。初十日至十五日，支持袁世凯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告假，朝堂上少了一个罢袁的反对者。十一日，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结党营私，不宜继续担任军机大臣。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促使载沣作出罢袁决定。
袁世凯在财政清理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的主张，激化了清政府内部矛盾，使载沣感受到袁氏权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这是促使他作出罢袁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即罢袁谕旨发布的前一天，因财政清理问题，袁世凯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发生激烈矛盾。满族军官良弼对日本驻华使馆人员谈到袁被罢原因时说，度支部上清理财政办法折，朝廷谕令会议政务处复议。袁联合军机大臣世续以会议政务处名义复奏，反驳度支部原折所定清理财政方案，而载泽未预闻会议政务处的复奏事宜。袁因此被视为专横跋扈，结果遭罢。(13)有报纸文章持相同的说法。(14)还有报纸报道，由于袁背着载泽上奏，反驳载泽提出的清理财政办法，载泽大怒说：“宁不为尚书，绝不受袁之侮。”(15)通过与档案资料互证，笔者发现这些说法是可信的。
清理财政，既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和步骤之一，又是其试图增加财政收入、兴办新政的重要举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度支部上《清理财政宜先明定办法折》，提出清理财政的原则和办法，核心内容是将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财权全部集中于度支部。(16)载泽是度支部尚书，是该折主要责任人。当日，奉旨：“着会议政务处妥速议奏。”(17)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上《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会议政务处大臣由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等成员组成，袁世凯是核心成员。根据良弼对日本使馆人员的说法和当时的报纸报道，袁世凯主导的会议政务处复奏清理财政办法折，没有征求会议政务处成员载泽的意见，这在会议政务处的奏折中可得证实。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奏折最后有一句话“度支部系原奏衙门，臣载泽故未列衔”。(18)可见，会议政务处此折反映了袁世凯的意志和观点。
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的复奏与度支部原奏两个奏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对各省督抚的财政权加以严格限制。针对度支部企图完全控制各省财政收支的意图，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所上《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主张给予各省督抚必要的财政权。例如折中说：“凡各部各省拟借外债，皆咨明度支部，由度支部出名订借，俟议准借入之后，向度支部领取”；又说：“于外省用款之事，但据实开报，即予准销。”(19)这即是主张各省有一定的自主用款和借用外债的权力。袁世凯给予地方督抚一定财权的主张受到载泽强烈反对。载沣亲书谕旨，将会议政务处奏折再交度支部“妥慎斟酌”。(20)实为载沣支持载泽。(21)袁世凯和载泽争夺财政权，成为袁世凯下台的导火线之一。
袁世凯主张保留各省督抚一定财政权的原因，按照良弼的说法，乃在于将来唐绍仪赴美借款成功后，袁一派掌握财权。(22)唐绍仪使美最重要的秘密使命，是向美国政府和银行界借款，振兴东北的实业，以抗衡日、俄两国在东北的经济扩张。这项使命是袁世凯和唐绍仪私自商定的，清政府令唐绍仪出使的两道谕旨中并没有授权唐向美国借款的内容。如果借外债受载泽执掌的度支部控制，那么袁、唐这一计划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何况各省督抚中不少是袁世凯的亲信，将他们的财权收归于度支部，亦非袁所愿。
江春霖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和十二月初七日所上两个奏折以及罢袁当日赵炳麟和陈田的奏折，对罢袁事件的发生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正如军机大臣张之洞对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所说，各种弹劾深深打动了摄政王。(23)
江春霖在九月初九日奏折中，首先引证中国古代经典中权臣结党危害君国的论述，指出袁世凯权势过重，要防微杜渐，以免后患；接着，列举了袁12个“权势之重”的表现；最后，建议对袁“宜少裁抑”。(24)十二月初七日，江春霖再上奏折。提醒载沣“大政亲裁，以严防事权旁落之渐”，(25)意即防止大权旁落于奕劻和袁世凯之手。载沣阅后，立即传江春霖入宫，可见其重视程度。但召见中载沣又令江春霖“传谕同官直言报效，不可进乱聪明语”。(26)又似乎反映了载沣的复杂心理。要削减奕劻、袁世凯的权力，困难很大，风险不小。
然而，不数日，赵炳麟和陈田又同一天上奏参劾袁世凯。赵炳麟直言袁世凯“必不可留军机”，指出袁世凯“善构骨肉”，“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若使其“久在枢垣，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袁世凯党羽众多，一旦袁党“根蒂固结”，“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27)陈田亦称袁担任军机大臣“日谋揽权布置私人”，建议“乾纲独断，屏斥奸邪，毋任久留枢府”。(28)言官们历陈袁世凯权高震主的种种事实，指出其对皇权统治的威胁，令载沣深感震动，随即发布罢袁上谕。可见，这些奏折直接促成载沣罢袁。
赵炳麟和陈田在此时上折劾袁，据御史胡思敬记述，乃源于载沣与张之洞密商处置袁世凯，张之洞孙子将此事透露给御史赵炳麟，赵炳麟联合陈田“各具一疏”参劾袁世凯，“疏上，世凯果罢”。(29)而时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则认为，张之洞命其孙子授意赵炳麟弹劾袁，赵“逡巡不敢发”，于是“给事中陈田露章参之，袁遂去位”。(30)
上述所谓张之洞授意御史弹劾袁世凯的说法，尚须推敲。胡思敬在叙述张之洞通过其孙授意赵炳麟上折劾袁时，引述了陈田上折前与张之洞的一段对话。当陈田“极言世凯之奸”时，张之洞说“袁公知兵，习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当陈田“极言其挟外交自重，误国骗君”时，张之洞劝陈田“持论不可过激”，“岂有枢辅重臣，朝廷肯轻听一言官之辞遽行易置乎！”陈田从张之洞那里告辞后，痛骂张“袒奸庇恶，与世凯结为一党”。胡思敬认为陈田“不知其内谋如是之秘”。(31)所谓“内谋”，即张之洞暗中授意御史弹劾以达罢免袁世凯之目的。既是“内谋”，胡思敬怎么能得知，显为揣度之词。张之洞对陈田所言可能恰恰反映了张之洞的真实态度，即他不赞成罢袁。对陈田、赵炳麟而言，朝廷内部围绕中美互派大使和财政清理两问题的争论中袁世凯的表现，是袁擅权跋扈的绝好例证。但陈田、赵炳麟的奏折均没提到这两件事，说明他们不知内情。如果张之洞真要策动他们劾袁，似应把袁的这些“罪状”透露给言官。可见，张之洞授意说，很令人怀疑。
对于载沣拟订并发布罢袁谕旨的过程，有多种歧异甚至矛盾的记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袁世凯戊戌告密，导致光绪帝受苦。隆裕为报夫仇，载沣为报兄仇，要杀袁，经张之洞劝解，才改为罢袁回籍。(32)第二种说法是，罢袁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后来接受张之洞的意见，改为以足疾为由将袁罢免回籍。(33)第三种说法是载沣罢袁谕旨原文是将袁世凯罢免回籍，但措辞较严厉，指责袁“擅权跋扈”。经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力争，谕旨措辞修改缓和，袁才得以体面下台。(34)
上述前两种说法不可信。首先，这两种说法多有关于奕劻罢袁当日参与讨论罢袁一事的记述，但与事实不相符。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和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都清楚记载，奕劻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请病假，直到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入值。(35)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从初十日到十五日颁发的谕旨，在军机大臣署名处，“奕劻”的名字下都标有“假”字。肃亲王善耆对日本驻华使馆人员说，庆亲王奕劻本人受弹劾，闭门不出，载沣罢袁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可见，奕劻在罢袁当日根本没有参与讨论罢袁一事，也没有在罢袁谕旨上签字。
其次，载沣可能会有杀袁之心，但不可能把杀袁问题拿到朝堂上讨论。载沣当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杀袁理由，无故杀人无法应对朝野舆论和列强压力。因为事涉帝后是非，载沣根本不能去翻戊戌年袁世凯告密旧案并以此为由惩治袁。
再次，袁被罢不久，张之洞对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说，罢袁谕旨为袁世凯重新复出留下了余地。(36)奕劻亦对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表示，袁世凯尚在壮年，希望他的离职只是暂时的，不久还会被重新任用。(37)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证明，朝廷对袁世凯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处置手段。
最后，杀袁说和罪袁说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为证。笔者所查阅的档案文献和罢袁事件前后的报端都没有关于载沣与军机大臣讨论杀袁、罪袁的记载。进入民国以后，载沣欲杀袁、罪袁之说才盛行起来，这些传闻可信度不高。
相较而言，上述第三种说法比较可信。首先，载沣初谕拟旨以“擅权跋扈”为由将袁开缺回籍，有先例可供参照，与言官奏折中所提出的将袁降职调任的方案也最接近。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开缺翁同龢的谕旨即指翁“揽权狂悖”。(38)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清政府罢免瞿鸿禨的谕旨亦称其“窃权结党”。(39)而江春霖、赵炳麟、陈田等弹劾袁的奏折列举了袁揽权结党的种种表现，因此载沣在其初步草拟的谕旨中指责袁“擅权跋扈”，并以此为由将袁开缺回籍是完全可能的。但公布的罢袁谕旨不但没有指责袁“擅权跋扈”，反而肯定袁的功绩，称其“夙承先朝屡加擢用”，“其才可用”，对其因患足疾不能胜“驰驱”之任，表示惋惜。(40)此种措辞，确实给了袁足够的体面。
其次，有史料表明张之洞并不赞成载沣罢袁。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对禧在明(Walter Hillier)说，张之洞没有参与罢袁阴谋，且对罢袁感到突然，请载沣征求奕劻意见后再作决定，被载沣拒绝。(41)袁世凯另一个儿子袁克文认为，进谗言罢袁，“决非之洞所忍为”。(42)据《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报道，张之洞曾公开承认与袁世凯存在政见分歧，但同时宣称他对袁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43)张之洞与袁世凯在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确实有严重的分歧，但并不能表明他希望袁下台。如果张不赞成载沣罢袁，但又无力改变罢袁决定，那么他对谕旨的措辞提出修改意见，使袁得以体面地下台，是符合情理的。
最后，据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和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罢袁当日，载沣召见军机大臣后，又第二次传世续和张之洞入内召对，随即发出罢袁谕旨。(44)张之洞亦曾对日本驻京使馆人员说，他是在载沣向其出示罢袁谕旨后，才得知罢袁一事。(45)这说明世续、张之洞在罢袁谕旨发布前见过谕旨，有促使载沣修改谕旨措辞的可能。
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与袁世凯被罢之关联
有学者注意到清政府内部关于外交政策的分歧与袁世凯下台的关系，但由于对清政府外交活动的有关史实没有完全明晰，误认为袁世凯下台是因为其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失败而受到政敌攻击所致。事实上，袁下台确与其外交主张有关。但袁下台并非肇因于其联美制日外交政策，而是与其私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一事密切相关。
早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崩逝之前，鉴于“中国等级向居人后”的现实，袁世凯试图通过中外互派大使来提高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他首先取得奕劻对中外互派大使事宜的赞同，接着又向慈禧太后“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慈禧“甚韪其议”。(46)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发布两道谕旨，派唐绍仪赴美致谢退还庚款事宜和赴日本、欧洲各国考察财政，并向各国提议尽快实行裁厘加税方案。(47)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唐绍仪抵达东京。停留期间，唐绍仪向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表示，希望中日两国能够互派全权大使。小村回答，如果中日两国驻使与其他国家不同，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嫉恨。如果其他国家明确表示赞成与中国互派大使，日本政府也不会反对。唐绍仪说，他此次出访各国仅受命了解日本一国对于互派大使的意向，他打算请求政府授权自己利用出访各国的机会，征询各国对互派大使的意见。(48)清政府派唐绍仪出使的谕旨中并没有命令他谈判互派大使问题。既然唐绍仪先后与日本、美国政府谈判过互派大使问题，而袁世凯早有中外互派大使的意图并曾向慈禧太后作过请示，那么唐绍仪在离京出访前，极有可能从袁世凯那里受命秘密征询到访各国政府对于互派大使的意见。而唐绍仪对小村寿太郎所说，他仅受命了解日本一国对互派大使的意向似乎并非实情，应是出于保密的缘故。唐绍仪到美国后，与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讨论了中美互派大使问题，塔夫脱对中美互派大使颇为热心。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美国访问的唐绍仪发电给外务部说，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对他说，中美两国改派大使，“未审贵国政府意见如何”。(49)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外务部收到唐绍仪上述电报后，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将中美互派大使问题提交朝廷讨论，清政府内部为此产生激烈冲突。结果，十二月初三日清政府电令唐绍仪将中美互派大使事“缓办”。令“缓办”的电报目前在档案中尚未发现。但从相关史料看，清政府在十二月初三日确有令唐绍仪“缓办”互派大使事宜的电报。据唐绍仪十二月初七日发回国内的电报，他带领留学生拜见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时，转达了“邸座江电缓办事”。(50)亲王称“邸”，“邸座”无疑是指庆亲王奕劻。他是外务部总理大臣，主管外交事务，只有他可以向唐绍仪发号施令。“江”代指“初三日”。“邸座江电”，即奕劻初三日发给唐绍仪电报。那么“缓办事”又是指什么呢？据王真和黄濬记述，张之洞秘密给驻美公使梁诚发电报，请与美国政府商议缓派大使，得到美国政府同意。(51)王真、黄濬虽非事件直接当事人，但其所记清政府电令“缓派大使”事与唐绍仪电报中“邸座江电缓办事”可互相参证。再查阅唐绍仪在此期间与清政府的电报往来，存在“缓办”情形的事情只有中美互派大使一事。由此可见，奕劻江电“缓办事”即指中美互派大使事。
中美互派大使的主张虽被朝廷否决，但袁世凯并未就此罢休。十二月初五日，袁世凯又拟定关于大使问题的节略，“力言大使之便”，(52)交载沣和军机大臣讨论，以求打动载沣和张之洞等人。在该节略中，袁世凯强调，对美国政府拟派遣大使驻华一事，“断无拒绝之理”，并从权限、礼节、使才、经费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外互派大使的可行性。(53)
然而，清政府内部因此爆发了更激烈的意见冲突。大概在初八、初九日，袁世凯与载沣、张之洞为此事在朝堂上发生空前的争吵。关于这次争吵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还难以完全确定。(54)由于载沣握有最高统治权，结果只能是袁世凯的意见被否定。十二月初九日，清政府给唐绍仪发电旨，令其通知美国政府，将中美互派大使事“作罢”。现尚未从档案中发现该电旨，但唐绍仪发回国内的两封电报中，引述了该电旨。
十二月初十日，唐绍仪有“蒸”电致外务部：“初九电敬悉，谨当遵旨转达。”(55)两天后，即十二月十二日，唐绍仪再发“文”电致外务部：“现值西历年节，总统暂不得晤。拟派大使事，昨遵旨告美外部，并谢其美意。据称当告总统作罢。”(56)
“蒸”电中的“初九电”和“旨”，应指同一文件。由此可知，“初九日电旨”确实存在，但从“蒸”电还无法知晓该电旨的内容。“文”电说到“昨遵旨告美外部”。“昨”即十一日，“旨”即指“初九日电旨”。将两份电报联系起来看，初九日电旨的内容就应当是令唐绍仪通知美国政府，将中美互派大使事作罢。此事本应“告总统”，但因总统“暂不得晤”，十一日唐绍仪才将清政府初九日电旨要求将派大使之议“作罢”一事告知美国国务院官员，国务院官员表示将转告总统。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美派大使事饬缓。”(57)这也可以佐证初九日电旨的存在。
那么，袁世凯中美互派大使的主张因何受到反对呢？《容庵弟子记》中说：“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58)据此，袁世凯的主张受到责难、中美互派大使“事败垂成”的原因有两条。
其一，其他军机大臣“不获预闻”中美互派大使一事，因此反对。袁当初策划中外互派大使时，没有与时为军机大臣的载沣和张之洞等人讨论。唐绍仪从美国发回电报请求指示后，袁才在朝堂上提出这一问题。载沣和张之洞不能容忍袁的擅权行为。有报纸报道，载沣得知袁背着自己策划派驻大使一事后，当面斥责袁擅作主张。(59)
其二，互派大使事被认为是“轻举”。袁世凯十二月初五日的节略，是在其派驻大使主张受到反对、被迫“缓办”后，再次要求朝廷讨论派驻大使问题而提出的。其中竭力陈说的权限、礼节、使才、经费四问题，应该就是清政府内部赞同和反对向美国派驻大使时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人提及，载沣令陆军部对大使和公使的区别作签注，陆军部签注说：“大使如与所在国外相不能接洽圆满时，得要求亲与驻在国元首谈判。中国尚未实行责任内阁制，此点切须注意。”按照国际惯例，大使有“与驻在国元首亲自谈判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晋谒驻在国的元首”。(60)“中国尚未实行责任内阁制”，意味着外国大使可与中国皇帝直接交涉，这对清政府来说，非同小可。(61)各国驻华使节与中国皇帝直接交涉并随时觐见皇帝，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载沣因此反对袁的主张。唐绍仪在日本访问期间，就曾对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说，朝廷礼制构成了中外互派大使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外国大使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皇帝直接交涉，而当时的清政府是不能作此种安排的。(62)袁世凯在十二月初五日节略中提到的大使可以宴请国君一类事情，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关于经费问题，有人说度支部尚书载泽对载沣进谗言：“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63)清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袁世凯十二月初五日节略中说，派大使每年需30万金的经费，这不是小数目。
关于互派大使一事对罢袁产生的影响，亦有不少人提及。如《容庵弟子记》一书编者认为，袁被罢职“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64)袁世凯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对日本使馆人员谈到，袁极力主张中美互派大使，与张之洞发生激烈的意见冲突，袁因此被罢。(65)良弼也向日本使馆人员透露，对于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唐绍仪专断处置，不让其他军机大臣参与讨论，这是载沣罢袁的重要缘由。(66)有近人笔记和报纸舆论也持袁世凯因主张中美互派大使而下台的看法。(67)
可见，袁在派驻大使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被载沣视为擅权跋扈，加深了载沣对袁的恶感和戒心，推动载沣作出罢袁决定。发生于罢袁事件前夕的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是袁世凯被罢的一个重要诱因。
有学者指出，袁世凯派唐绍仪使美是以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为名义，真正使命其实是与美国政府谈判建立中德美联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美、日两国政府互换《罗脱高平协定》，使中德美联盟的计划破产，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归于失败，袁世凯因此受到政敌攻击而被迫下台。(68)通过系统梳理发生于罢袁事件前后的相关史实，认真考究这些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这个论点不能成立。
首先，所谓唐绍仪使美的真正使命是与美国谈判建立中德美联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唐绍仪使美，确有与美国政府交换对德国所提议的中德美联盟意见的任务。清政府对德国热衷提议的中德美联盟方案心存顾虑、反应冷淡，袁世凯给唐绍仪的任务限于听取美方意见后再决定进止。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夜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唐绍仪表示反对德国的中德美联盟方案时，唐绍仪立即表示赞同。美国政府认为德国政府提出这个方案居心叵测，将中国与日、俄敌对起来，会给中国带来危险，美国不会为了保卫中国而与日、俄开战。因此，美国政府反对这一方案。而清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方案对自身的危险性，所以赞同美国政府的立场。日美交换《罗脱高平协定》主要是为了调和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平息两国在太平洋属地及移民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和战争流言。对日本而言，日美换文也有阻止中美接近的意图。美国也因签订日美换文而决定终止中德美联盟之议。但是，《罗脱高平协定》与中德美联盟失败之间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因果联系。即使没有《罗脱高平协定》，中德美联盟也不可能建立起来。《罗脱高平协定》中包含了美国所提议的维护中国独立和完整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内容。在美国政府看来，《罗脱高平协定》可以约束日本的侵华活动。清政府也认可美国政府的观点。对于《罗脱高平协定》，袁世凯起初曾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表示不满，但不久，袁世凯即向柔克义表示赞赏美日协定。(69)袁在上给清政府关于互派大使的节略中赞赏《罗脱高平协定》，说：“日美互换照会仍多方援助，在美之为我谋者可谓力顾大局。”(70)对清政府而言，《罗脱高平协定》远比中德美联盟方案对中国更有利。中德美联盟的失败，对清政府而言利益无损，袁世凯自然不会因为此事受到指责和攻击，这不能成为载沣罢袁的理由。就笔者目力所及，相关中外档案和其他文献中，除一些缺乏根据的传闻之外，没有任何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中德美联盟的失败和袁世凯下台存在联系。
其次，如前文所述，袁世凯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在朝廷内部引起激烈争论，这是袁世凯下台的导火线之一。这说明袁下台确实与清政府内部对于外交政策的意见分歧有关系。但互派大使只是一个提升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问题，袁意在与列强提升外交关系的级别，并非意在联美制日。所谓袁“主联美制日之策，以中美互派大使为第一步”(71)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所以成为袁下台的导火线，正如上文所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载沣、张之洞等“不获预闻”，指袁擅权；二是载沣、张之洞等认为互派大使是“轻举”。前一原因，反映了清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后一原因显示出清政府内部的政见分歧。袁世凯受到攻击的这两个原因都与联美制日政策无关。
最后，如果说袁世凯和唐绍仪采取了联美制日策略，那只能是经济层面的，而非外交、政治、军事层面的联美制日。谋求借款振兴东北经济，抵制日、俄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正是唐绍仪使美最重要的秘密使命。袁世凯被罢后，唐绍仪被令尽快离美赴欧调查财政，借款活动被迫终止。(72)
那么究竟在哪一天清政府电令唐绍仪离美赴欧？唐绍仪后来致函外务部说：“当于十二月间在美接奉电传谕旨，饬令从速调查，早日归国。”(73)这道“电传谕旨”在现存清政府军机处电报档中没有收存，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也没有记录。该项电旨未做记录有可能是清政府为了保密的缘故。虽然看不到电旨原文，但可以通过考察唐绍仪在此期间的活动轨迹，推断出清政府发出令唐绍仪离美赴欧电旨的大概日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政府外务部收到唐绍仪和伍廷芳联名发出的电报，报告美国政府所定减收赔款办法。(74)十二月十三日，外务部又收到唐绍仪的电报，报告中美互派大使事已请美国国务院转告总统作罢。(75)至此，唐绍仪赴美的公开任务已经完成。唐绍仪虽有与美国政府和实业金融界谈判借款的秘密使命，但袁世凯已罢，奕劻于十二月初十日至十五日告假。载沣和新任命的外务部负责官员不一定知道唐绍仪此项使命，或者即使知道也不赞成袁世凯的安排。这样，清政府电令唐绍仪离美赴欧就顺理成章了。按照常理，必须在确定庚款退还办法和将派大使事“作罢”两件事情办妥后，清政府才能电令唐绍仪离美。因此，清政府令唐绍仪迅速离美赴欧调查的电旨当在十二月十三日之后发出。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唐绍仪致电外务部，报告了离美赴欧的行程安排。(76)同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代理司长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分别致信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arriman)和银行家席夫(Jacob Schiff)，告知因中国国内政局变动，唐绍仪收到北京电报令其立即前往欧洲。尽管借款谈判没法继续进行，但唐绍仪仍希望从纽约乘船离美前，与哈里曼和席夫见面。同日，司戴德又致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olas Butler)说，唐绍仪将迅速离美，不能出席为其准备的欢迎宴会。(77)由此，这道“从速调查，早日归国”的谕旨，应是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发给唐绍仪的。
综上所述，清政府电令唐绍仪“从速调查”的谕旨应当在十二月十四日前后发出。唐绍仪收到“从速调查”的谕旨后，借款谈判被迫停止。袁世凯于十二月十一日被罢免，此后几天唐绍仪即被迫结束了在美的借款活动。可以说，袁世凯下台致使联美制日的经济外交政策失败；而不能说，联美制日经济外交政策的失败导致了袁世凯下台。即使从经济层面而论，袁世凯因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失败而下台的论点也不能成立。
三、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态度和反应
早在罢袁事件发生时，对于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中的作用，各国媒体和政府甚至清政府官员就有种种猜疑，认为日本政府乐于罢袁甚至参与了罢袁阴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鉴于日本政府对满族权贵的影响，日本与袁的倒台有联系，日本不愿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国。(78)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向英国外交大臣表示，梁敦彦的说法不可信，日本政府太过精明不会参与倒袁密谋。(79)美国政府怀疑日本参与罢袁阴谋，但无法证实。十二月十六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一份备忘录认为日本人对于袁世凯被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80)十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务院某助理国务卿对英国驻美大使柏拉斯(James Bryce)说，日本参与倒袁阴谋难以证实，但日本对摄政王谋求自主的愿望有所助推。(81)民国年间，一些文人笔记着述也有日本政府参与载沣罢袁密谋的说法。有人称，日本人对于中美两国商议互派大使事心怀妒忌，“行反间计于摄政王之左右”，袁世凯因此“被逐于外”。(82)还有人说：“载沣监国，受日人之利用而罢袁。”(83)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得知袁世凯被罢的消息后，感到非常突然。伊集院在致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认为，袁的病并不需静养，而袁本人请假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某种阴谋的结果。(84)伊集院立即动员使馆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展开情报工作，搞清事变发生的真相。据伊集院给外务省的报告，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日本使馆人员先后拜访了那桐、铁良、赵秉钧、良弼等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通过私人关系从张之洞那里，任职清政府民政部巡警学堂的日本人川岛浪速从善耆那里，了解到许多罢袁内幕，并报告给伊集院。在罢袁事件发生两三天内，日本驻华使馆就从清政府一些重要官员处，比较准确地获悉事件发生的原因。日本驻华使馆了解到，袁世凯被罢起因于载沣欲报袁戊戌告密之仇，中美互派大使和清理财政问题之争以及御史的上奏弹劾都是袁下台的直接诱因。因此，日本政府并不认为袁下台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的转变。与此不同，英、美两国驻华使馆对事变发生原因却迟迟不得要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依据禧在明从袁克定那里得来的情报，认为罢袁是满族权贵排斥汉族官员的结果。(85)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对罢袁一事感到不可思议。袁被罢半个月后，他向国务院报告说，他唯一能确定的袁被罢免原因，是载沣不喜欢袁世凯；被取消了特权的满族权贵以戊戌政变告密为由挑动载沣反对袁世凯。(86)英、美驻华使馆情报来源单一，对罢袁原因及其可能产生之影响的认识较日本肤浅得多。伊集院告诉朱尔典，据陆军部尚书铁良说，罢袁是由于御史弹劾袁世凯戊戌告密所致，因而没有必要提出质问。而朱尔典认为铁良的说法不值得重视，坚持认为罢袁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有可能倒退，不仅仅是人事变动的问题。(87)英、美公使认为袁世凯下台缘于满族权贵倒袁阴谋，也符合实际。但是他们不清楚清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互派大使和财政清理问题之争以及言官弹劾袁世凯等因素对载沣罢袁的推动作用，对事变可能产生之影响所作判断的准确性也远远不及日本。
在充分了解罢袁事件发生的原因后，日本政府决定向清政府重要人物提出劝告，希望保持清政府政局稳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使馆书记官阿部对那桐说，不希望罢免袁世凯引起局势混乱。那桐说，今后不会对袁加重治罪，更不会危及其人身安全，对此自己敢以生命作保。阿部请那桐向清政府各位大臣转达日本政府的立场。同日，日本使馆翻译高尾拜访肃亲王善耆，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保全时局的意愿。(88)十二月十三日夜，阿部往见张之洞，再次表达意见。张之洞向阿部保证，清政府不会再对袁世凯加重惩治，其人身不会受到威胁。(89)强硬人物袁世凯被罢后，清政府换上一个比袁世凯容易对付的人物作为日本的交涉对手，这是日本所期望的。然而只有在中国政局和内外政策稳定的情况下，日本才能实现其在华目标。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形象、生动、准确地表述了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态度：“尽管日本政府不会不对袁世凯下台感到窃喜，但只要远东的和平不被破坏或改革政策没有变化，袁世凯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90)
英、美驻华公使对罢袁事件感到震惊和意外，认为罢袁是满族权贵实施的阴谋，将可能使其在华利益受损。英、美驻华公使策划联合各国共同向清政府提出质问，由于其他各国公使态度消极，特别是日本公使拒绝参加，联合质问未能成功。英、美两国公使决定单独行动，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面见奕劻，递交质问书，得到奕劻保证清政府内外政策不会因袁世凯下台而改变的承诺后，英美公使才安心。(91)
日本不参与英、美主导的联合质问，原因有几个。首先，日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袁被罢的原因，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对罢袁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判断，认为袁被罢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政策变化。日本使馆人员向张之洞、那桐和善耆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得到事态不会扩大的保证，没必要再以政府名义向清政府进行质问。如此看来，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就做了英、美两国公使在罢袁事件两周后，即十二月二十四日会见奕劻所做的事。只不过日本政府是以使馆人员的名义表达希望，未采用正式的政府质问的形式。其次，日本担心参与联合质问会开罪中国，对中日交涉产生不利。十二月十一日晚，英公使朱尔典造访伊集院，认为有必要向本国政府请训，向清政府提出忠告。伊集院向外务大臣作了报告。(92)十二月十二日八国公使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会议后，伊集院向外务省请训，请求许可自己参加各国共同质问。(93)十二月十三日，外务省先后给伊集院发来二电，前电说，联合质问难有效果，且会被清国认为庇护袁世凯，此为失策之举，不如暂时观望形势。后电说，为保全时局，不反对伊集院以个人名义参加共同质问行动。(94)后来，伊集院反对质问书中出现袁世凯名字，与英使朱尔典发生冲突。伊集院因此拒绝参加联合质问。
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发回伦敦的报道说：
日本和俄国都反对提出质问，特别是日本，他对可畏的谈判对手在中日关于满洲的谈判刚开始即被罢免感到心满意足……日本军队代表与铁良关系之密切以及日本使馆对现在执掌外务部的那桐之影响都是众所周知的。(95)报道提到日本乐于袁世凯下台。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之间还流传日本政府可能参与了罢袁阴谋之说法。这令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为此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十二月十八日，日本驻英国代理大使山座向外务省致送包含上述报道的十二月十七日伦敦《泰晤士报》。(96)日本外务省征询伊集院对此问题的意见。十二月二十日，伊集院致电外务省，认为《泰晤士报》说日本乐于罢袁而反对各国联合提出质问，完全出于猜测臆断，请向英、美政府交涉，驳斥上述观点。(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小村外务大臣分别致电驻英代理大使山座和驻美大使高平，请他们分别向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驳斥《泰晤士报》的报道。(98)
当日本政府向英、美两国进行辩白时，英、美两国反应不同。英国政府认可日本政府的解释。而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解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造访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小村对他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纯属错误；中国的政治稳定对日本是必要的。他更愿意袁世凯和唐绍仪作为谈判对手，因为他们是有能力、有共识之人；尽管他们的收回利权政策延缓了中日谈判，但与他们谈判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窦纳乐向外交部报告了此次会见的情形，并表示认可日本的解释，认为日本没有参与罢袁阴谋。(99)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驻英代理大使山座造访英国外交部，解释日本与罢袁没有任何联系。英国外交副大臣请山座转告小村，英国政府不相信任何日本对罢袁发生作用的说法。(100)
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驻日大使欧柏拉恩(Thomas O'Brien)参加了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外务省举行的会议。小村在会上说，关于罢袁对日本是严重打击或日本阴谋罢袁两个层面的报道，以及源于别的观点和目的之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袁世凯是一个有能力、聪明的人，袁世凯任职外务部以来，中日之间已经解决一些问题，其他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日本希望中国和平，希望袁世凯不要被继续追究，那些任职于军队和政府的袁世凯的幕僚不要受到牵连。(101)十二月三十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致送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解释说，日本乐于罢袁甚至与罢袁有关的说法，纯属谣言。日本不认为袁世凯对日本利益有妨害。由于袁世凯的合作，中日之间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国务院将日本的备忘录电送美国驻英、日大使和驻华公使。(102)但是美国国务院对日本的备忘录未作答复，因为美国没有要求日本提供这样的备忘录。
那么日本政府是否乐于罢袁呢？客观而言，日本政府乐于罢袁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朱尔典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伊集院参与各国联合质问的前提，是质问书中不能提到袁世凯的名字，以免将其置于危险境地；绝大多数的公使认为，日本采取此种态度的原因，是罢袁意味着唐绍仪和徐世昌将被调离东北，换上一个弱者作为谈判对手，这适合日本的满洲政策。(103)柔克义致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日本政府或至少驻华日使得到解脱，对罢袁极感高兴”。(104)这些看法符合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对此也直言不讳。如海军军令部的一份通报就公开承认，袁世凯处处妨害他们，铁良、荣庆、世续一派对他信赖，故袁世凯罢免不足惜。(105)而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给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长篇报告中亦直言不讳：“《泰晤士报》评论，说日本对罢袁感到高兴，并非完全失当。”(106)
但是，日本政府参与了罢袁阴谋的说法却缺乏史实根据。笔者所看到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中，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可证实日本政府对于推动载沣罢袁发挥了作用。纵观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发生后劝告清政府不要进一步扩大事态等做法，日本政府向英、美政府辩称日本没有参与倒袁阴谋，应是可信的。
简短结语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行为，使载沣对袁深怀仇恨，这是载沣罢袁的历史缘由。慈禧太后、光绪帝死后，载沣监国，袁世凯权势之重对载沣的统治权威形成现实威胁，袁世凯被罢实属必然。但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于两宫百日大丧期内，具有一定偶然性。袁世凯被罢前夕的一系列偶发事件推动载沣作出罢袁决定。
袁世凯反对载泽集中全国财政权于度支部的意图，主张保留地方督抚一定的财政权。载沣自然愿意将全国财政大权收归中央政府，他支持载泽而反对袁世凯。袁私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不让载沣、张之洞等人预闻其事。当唐绍仪致电清政府，请求对中美互派大使一事给予指示时，袁世凯才将问题提交朝廷进行讨论，并坚决主张中美互派大使。袁世凯在派驻大使问题上擅作主张引起载沣警觉。争夺财政权和擅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二事，在载沣看来，是袁世凯擅权跋扈的具体表现，加剧了载沣对袁世凯的恶感和戒心。言官江春霖、赵炳麟、陈田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要求对袁世凯加以惩戒，深合载沣心理，为载沣罢袁提供了适当的理由。因此，载沣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罢袁回籍。
载沣初拟罢袁谕旨的措辞较为严厉，后接受世续、张之洞劝说，对谕旨措辞作了修改，使袁世凯得以体面下台。载沣拟议杀袁或将袁审讯定罪的说法不可信。受种种因素制约，载沣不可能提出如此激烈的惩治袁世凯的方案在朝廷内部进行讨论。
袁世凯没有提出过中美联合制日的外交策略，他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只是为了提高清政府的国际地位。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失败导致袁世凯下台的说法，有悖于史实，不能成立。
英、美驻华公使对袁世凯被罢深感震惊和意外，企图联合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质问。日本政府对袁被罢同样感到意外，但很快获悉罢袁事件的诸多内幕，认为袁被罢是清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为避免开罪清政府，日本政府拒绝参加英美主导的联合质问行动。袁世凯被罢，日本政府暗自高兴，期望清政府新任外交官员比袁世凯易于对付，以便于实现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的目的。但清政府政局动荡不利于中日有关东北问题交涉的进行，日本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样希望清政府政局稳定，不希望罢袁事件事态扩大。日本政府参与罢袁阴谋的说法缺乏史实根据，与其对罢袁事件的种种反应相悖，似不可信。
附识：匿名审稿人对本论文的修改提出了中肯且具体可行的建议，特此深致谢意！
注释：
①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充分利用美国国务院档案，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美国政府关于罢袁事件之态度和反应等所做研究，创获颇多。
②袁世凯传记中学术价值较高的有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1913年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佐藤铁治郎：《袁世凯》(1910年初版)，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③相关论着数量较多，恕不罗列。
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⑤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第61页。载澍原名载楫，光绪四年因孚郡王之子去世，慈禧旨令载澍过继给孚郡王为嗣，改名载澍，加封为贝勒。载澍被圈禁三年后，侵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将其逐出宗人府监所。两宫回京后，载澍呈请听候传饬圈禁。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得旨“着加恩准其释放，令仍归本支，不准再往孚郡王府”。(《清德宗实录》卷480，光绪二十七年二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册，第339页)
⑥有人认为慈禧圈禁载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传闻光绪帝“述旨时齿相击”。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2页。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二日《时报》第2版“要闻”栏载：“澍系贝勒，以附景皇帝被孝钦皇后责而圈禁”，亦持载澍因与光绪帝关系密切而被圈禁的观点。
⑦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时报》第2版“要闻”栏载：“袁世凯开缺之日，即擢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观此一罚一赏，可知摄政王为绍述先志也。”
⑧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1949—1951年摄制，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2页。
⑨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
⑩《掌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为密陈用人大计以奠国本而杜后患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世凯在朝鲜期间，企图利用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昱应控制朝鲜政权，导致朝鲜宫廷内部矛盾趋于激烈。赵炳麟以袁世凯挑拨朝鲜国王父子相仇，影射袁世凯离间慈禧和光绪关系。
(11)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过程中，载沣反对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主张(详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86页；《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传闻在一次官制会议上，载沣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欲拿手枪击袁，经人排解，风潮始息。(参见《京师近信》，《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第2版，“要闻”栏)
(12)密谋倒袁情形，外人难知其详，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两宫驾崩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谋划推动载沣除袁。他们通过时任外务部考工司郎中的满人长福(字绶卿)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联系。善耆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关系“至密”，而载泽“大为监国(即载沣)所信用”。载泽和善耆告诉长福，“元凶(即袁世凯)之必去”“必无中变”。长福致信梁启超转告载泽和善耆所言，叮嘱梁启超“勿虑”。(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6—477页)
(13)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7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46页。
(14)参见《项城开缺余谈》，《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版，“北京通信”栏。
(15)《袁世凯开缺之余闻》，《神州日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2版，“要闻”栏。
(16)参见《宣统政纪》卷4，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0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01页。
(18)在档案中尚未发现会议政务处奏折原件，无法看到署名情况，但《东方杂志》收录刊发的该奏折有“载泽故未列衔”一语，说明袁未让载泽参与讨论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的复奏稿。载泽是度支部尚书，同时又是会议政务处政务大臣。会议政务处的奏折，他理应参与讨论并在奏折上署名。袁不让载泽参与，必须找一个理由，就以载泽是原奏衙门度支部负责人为由，向朝廷解释其未署名的原因。
(19)《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东方杂志》第6年第1期(1909年)，“记载一•宪政篇”栏，第36—40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22—323页。
(21)袁世凯被罢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度支部再上《遵旨妥议清理财政办法折》(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期(1909年)，“记载一•宪政篇”栏，第40—45页)，对会议政务处的奏折进行全面批驳，坚持财政权集中于度支部，地方用款和借外债都必须经由度支部核准，否认督抚有自主用款和借外债的权力。
(22)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7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46—1147页。
(23)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7页。
(24)《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奏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权势太重列款上陈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硃批奏折04—01—12—0667—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江春霖：《论庆亲王奉旨世袭罔替覃恩过优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梅阳江侍御奏议》卷2，［出版者不详］，1919年，第29—30页。
(26)《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奏为蒙召见仰荷监国摄政王饬令传谕愚见所及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硃批奏折附片04—01—12—0669—0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掌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为密陈用人大计以奠国本而杜后患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炳麟在奏折最后部分提出对袁世凯的处理意见：“臣查绥远城垦务关系民业，信勤未必胜任，拟请旨以袁世凯充之。另选通达外情、夙负重望、居心忠纯可恃者为外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不徒国本能安，即袁世凯亦首领可保，而一切后患涣然冰释，此万全之策也。”但是赵炳麟将此奏折收入其所编《谏院奏事录》(收入《赵柏岩集》，1922年太原印本)时，却将这一段话改为：“臣思皇上为德宗之继子，监国摄政王为德宗之胞弟，以德宗之遗志为心，以德宗之前辙为鉴，当知袁世凯之必不可用。而设法罢斥，使国本能安，后患冰释，社稷之福也。”(《谏院奏事录》卷5，第12—13页)。档案中所存赵炳麟奏折原文是建议将袁世凯调任，而赵炳麟将该奏折收入《赵柏岩集》时却将此段话改为建议将袁世凯罢职，意思大相径庭。有学者据《赵柏岩集》所录赵炳麟奏折，说赵炳麟上奏要求将袁世凯“迅速罢斥”(侯宜杰：《袁世凯全传》，第167页)，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28)《掌印给事中陈田奏为枢臣袁世凯结党营私居心叵测据实纠参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8页。
(30)江庸着，常士功点校：《趋庭随笔》，收入江庸、王伯恭：《趋庭随笔•蜷庐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江庸说赵炳麟没有上折，不符合史实。
(31)胡思敬：《国闻备乘》，荣盂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98页。
(32)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23页；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北平：天华印书馆，1939年，第16—17页；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2)，太原：山两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6—407页；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33)参见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4页。载涛在该文中说，载沣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又说，张之洞劝载沣“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34)有人说，载沣接受张之洞的意见修改罢袁谕旨的措辞，给了袁足够的体面(参见《京师近信》，《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十二日，第2版，“要闻”栏)；还有人说，经过军机大臣世续力争，摄政王载沣缓和了罢袁谕旨的措辞(参见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9页)。两种说法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世续和张之洞可能都对载沣有所劝说，使其修改罢袁谕旨的措辞。
(35)参见《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9页。
(36)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5、1157页。
(37)"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6,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Bethesda, M. 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6, Microfilm, Reel 1, p. 487; "Rockh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09,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 Microcopy 862, Roll 172, 1518/258-261.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82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76页。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25页。
(41)"Sir W. Hillier to Sir J. Jordon, January 3,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Microfilm, Reel 1, p. 464. 禧在明曾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1891—1906)，在朝期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08—1910年受聘为清政府的财政顾问。
(42)袁克文：《洹上私乘》卷7，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30页。
(43)"The Downfall of Yuan Shih-kai—Attitude of the Powers(From Our Correspondent), Peking, Jan 7," The Times, Jan 8, 1909.
(44)参见《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70页；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8页。
(45)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6—1157页。
(46)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第28—29页。
(4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145—146页。
(48)参见《小村外务大臣致在清伊集院公使、在欧美各大使代理大使，1908年11月4日》，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41巻第1册，东京：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60年，第696页。
(49)《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请代奏电，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4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233页。电报末尾的“篠”是韵目代日，代指“十七日”。因为北京与华盛顿存在一个时间差，唐绍仪发电是在十一月十七日，而清政府收到电报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塔夫脱当时已当选美国总统，尚未就职。
(50)《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2册，第351页。电报末尾的“阳”字是韵目代日，代指“初七日”，是唐绍仪发电日期。
(51)参见王真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5，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24—725页；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3页。该两处记述说张之洞电令梁诚缓派大使，所述发电人和收电人都是错误的。根据唐绍仪电报，是奕劻电令唐绍仪缓办派大使事。当然，这里说张之洞电令缓派大使，事出有因。“缓办”之电虽由奕劻发给唐绍仪，但“缓办”是张之洞的主张。唐绍仪当时在美谈判互派大使问题，令“缓办”的电报理应发给专使唐绍仪，而不应发给驻美公使，而且当时清政府驻美公使是伍廷芳不是梁诚。
(52)《京师近信》，《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第3版，“要闻”栏。
(53)沈祖宪、吴闽生：《容庵弟子记》卷4，第29—30页。
(54)赵秉钧说，争吵发生在罢袁谕旨发布的两三天前，即初八日或初九日，究竟哪天，难以确定；赵秉钧说，冲突双方袁世凯和张之洞争论时互相踢了桌子(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2时15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39页)。丁士源说，争吵中摄政王载沣推翻了桌子(参见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449页)。按赵的说法，争吵可能发生于军机处；照丁的说法，争吵似应发生在载沣办公的养心殿。
(55)《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5册，第181页。
(56)《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请代奏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5册，第189页。
(57)《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70页。
(58)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第29页。
(59)参见《京师近信》，《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版，“要闻”栏。
(60)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6页。
(61)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449页。
(62)"Sir C. 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 November 6,1908,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1: 1906-1908, Bethesda, M. 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5, Reel 103, p.250.
(63)刘体智：《异辞录》，第219页。
(64)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第28页。
(65)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2时15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38—1139页。
(66)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7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45页。
(67)参见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449页；《京师近信》，《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版，“要闻”栏；《项城开缺余谈》，《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版，“北京通信”栏。
(68)参见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69)对于中德美联盟的交涉经过及美国政府、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于中德美联盟和美日协定的态度等问题的讨论，详见李永胜：《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研究》，《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70)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第29页。
(71)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2)，第521页。
(72)唐绍仪在美借款活动，参见查尔斯•威维尔：《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张玮瑛、李丹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67页。
(73)《唐绍怡为报欧洲七国大概情形事致外务部函，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李国荣编选：《唐绍仪出使日欧八国考察财政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唐绍怡”是唐绍仪当时为避宣统皇帝之讳而改的名字。
(74)参见《收专使唐、驻美伍大臣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2册，第359—360页。
(75)参见《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请代奏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5册，第189页。
(76)参见《收专使唐大臣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2册，第366页。该电报尾署“删”，指十五日，为唐绍仪发电时间。
(77)"Willard Straight to E. H. Harriman, January 6, 1909," "Willard Straight to Jacob H. Schiff, January 6, 1909," "Willard Straight to Nicolas Murray Butler, January 6, 1909," The Willard Straight Papers a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Photo Science of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Microfilm, Reel 2.
(78)"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1,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402.
(79)"Sir C. 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4,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408.
(80)"Memorandum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China, January 7, 1909, Page 1,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Microcopy 862, Roll 172, 1518/271.
(81)"Mr. Bryce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0,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Reel 1, p.391.
(82)刘体智：《异辞录》，第219页。
(83)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2)，第521页。
(84)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2日午后9时35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32—1134页。
(85)"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3,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376.
(86)"Rockh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09,"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Microcopy 862, Roll 172,1518/258-261.
(87)"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6,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463; "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6,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p. 487-488.
(88)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9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62—1165页。
(89)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5日午后1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67—1170页。
(90)"Sir C. 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0,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393.
(91)英美提出质问的详细经过，详见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92)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2日午后9时35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53页。
(93)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55—1357页。
(94)参见《小村外务大臣致伊集院公使电》，1909年1月4日午后2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58—1362页。
(95)"The Downfall of Yuan Shih-kai—Attitude of the Powers (From Our Correspondent), Peking, Jan 7."
(96)参见《山座代理大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9日午前11时35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69—1373页。
(97)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11日午后4时5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79—1383页。
(98)参见《小村外务大臣致山座代理大使电》，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88—1396页；《小村外务大臣致高平大使电》，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397—1398页。
(99)"Sir C. 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14,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408.
(100)"Sir Edward Grey to Sir C. MacDonald, January 28,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Reel 1, p. 419.
(101)"O'Bri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5, 1909,"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Microcopy 862, Roll 172, 1518/252—257.
(102)"Memorandum handed to the Secretary by Japanese Ambassador, January 21, 1909,"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Microcopy 862, Roll 171,1518/234.
(103)"Sir J. 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 January 6, 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Part 2: 1909-1911 , Reel 1, p. 463.
(104)"Rockh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09," 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06-1910, Microcopy 862, Roll 172, 1518/258-261.
(105)参见《军令部通部第182号》，1909年1月1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233页。
(106)《袁世凯之免官与日清外交关系》，横滨正金银行高桥是清致送外务省小田切万寿之助报告，1909年2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