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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华腾：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

作者简介：
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发信息：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7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关于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一年内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甚至还犯有与袁世凯会谈的错误。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这一年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既正常又符合民主法则。随着时局的转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转换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奋斗。
对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的一年内的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是比较重视的，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经产出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对孙中山一年内的思想与活动的评价总体上持有异议，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在袁世凯这类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控制着政权的情况下，不首先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反动统治，以为用退让可以换得一个平静的条件来发展实业，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抱着这种幻想，摸索了整整一年。可是，他的苦心经营，最后都付诸流水。”①对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北上与袁会谈及会谈后的举措，认为是孙中山的一大错误，“孙中山这时的错误是他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分离开来，而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工业的发展是难以进行的”。“人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孙中山被袁世凯所迷惑。1913年宋教仁被杀后，才清醒过来。”②还有学者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个政治家同一时期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宋案前孙中山没有切实地把握国情，不熟悉对手，又有一个认定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的政治模式禁锢着自己的脑袋，所以，遇事对袁世凯采取迎合、迁就、忍让的态度，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如张振武案等)，力图达到‘疏通’感情、‘融合党见’的目的，致使同盟会(包括后来的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失误，工作软弱无力，未能及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迅即抑制、打击袁的反动气焰”，“黄兴的政见明显地高过孙中山一筹。”③“在特定的时间内，即1912年4月到1913年3月的一年中，宋教仁要比同时期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诸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政党政治也比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更有力量，更能团结群众，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④上述说法奠定了研究孙中山这一时段的基础，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稍后也有一些学者对以上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仅仅用孙中山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或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幻想又有斗争这些说法来解释似有牵强之意，”并为孙中山之所以如此作为给予解读，认为与民初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孙中山复杂的政治性格有关，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孙中山面临民初危局的一种策略应对，革命党内部分裂的一种选择，孙中山政治性格中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灵活务实两面并存的现象等。⑤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以上说法的修订与进一步深入，注重民初社会实际，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
上述观点奠定于三十年前，直接影响着笔者的学术积累与研究探索。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对民初国情的认识与孙中山认识的加深，对宋案前孙中山的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认为作为民初最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在这一时段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是很正常的，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是非常正常的。随着时局的变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孙中山着力民生主义的奋斗是承认现实的务实之举
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即振兴中华，获得民族独立，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强大的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国。孙中山的奋斗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但阶段性的目标受制于阶段的历史现实。况且，随着历史现实的不断变换，孙中山奋斗终身目标的内容——三民主义，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换，就是很好的说明。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三民主义，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孙中山革命党一派政治势力的努力，而是与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党人政治势力以及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势力合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势力，以清末新军为基础，加之袁世凯在清末以开明、改革着称，在国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在中华民国统一中央政府的组成方面，赢得南北政治势力的拥护，统一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袁莫属”。因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以袁世凯北洋政治势力为中心，立宪党人政治势力、革命党政治势力共同参与的中华民国新政权。
作为非凡政治家的孙中山，承认了这一现实，在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于4月1日宣布辞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本总统即于是日解职，是用宣布周知。此后国中一切政务，悉取决于统一政府。”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其地位、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⑦解职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是否意味着孙中山完成了革命任务而享共和之福呢？孙中山自己曾经有过说明，他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⑧解职仅仅是工作岗位的转换而已，在职是政治任务，解职之后的任务比政治任务更为重要，即由政治任务转向经济任务，致力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是这样表述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宋案爆发，孙中山不论在任何场合均是如此认识。如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他对一些人认为他的解职是功成身退的说法不以为然，说：“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未统一之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⑩在上海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政治革命今已完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中国富源大都未曾开辟，此固与欧美各国不同者也。现新政府欲行此革命，盖以政治革命与此比较，则政治革命虽告成，犹未能谓余之目的已达也。”(11)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面对自己的同志、战友，孙中山郑重宣示：“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初心者也。愿诸君以推翻满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为吾人目的到达之日，而对于政纲所担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他进一步阐述到：“三民主义者，同盟会唯一之政纲也。曰民族主义，曰民权主义，曰民生主义。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12)
以上所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思想，哪里有半点消极呢？解职临时大总统职，仅仅是工作岗位的转换，终极奋斗目标的追求，一点也没有改变，仅仅是民族、民权两大主义政纲的实现，倾其全力，置身民生主义的奋斗而已。
解职大总统的孙中山，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目标——三民主义，一点也没有变化，仍然是积极进取的孙中山。但孙中山由三民主义的奋斗，减为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为一些学者所诟病，认为孙中山变化了、消极了，辛亥革命以后，真正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政纲并没有实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真正的共和制度并没有建立，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政纲实现了，因此是消极的，错误的。笔者则认为，如此认识这一时期的孙中山，是片面的，对孙中山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具体的表述，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3)辛亥革命以后，以满洲贵族为领导核心的清王朝被推翻，以法国民主共和制度为蓝本的中华民国统一政府确立，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政纲实现了的说法是不容置疑的，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政纲实现了的前提下，着力于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客观的现实的目标，没有任何消极意义。
二、民生主义奋斗目标的努力：民生主义的具体化、立体化
孙中山大总统解职后的奋斗目标——着力于民生主义的奋斗，一直持续到一年后宋案的发生。孙中山此一阶段的努力——考察、演讲、规划等，丰富发展了此前的民生主义的内容，使其民生主义的表述进一步具体化、立体化。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学习西方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提出的为防止社会革命的爆发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奋斗目标，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经济，所以他的民生主义实际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孙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是在1903年，他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14)，随后成为同盟会的纲领，但对何谓平均地权没做具体说明。两年后，他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高度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主义言简意赅，且急迫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所以很快为革命者所接受。而对民生主义的解读，则是模糊不清的。他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15)直到一年后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发表演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才逐渐清晰一些，并以平均地权作替代。他说：“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营利八千，当属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16)遍查《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解读无非如此。虽然孙中山后来将三民主义的提出提前了约七八年，即伦敦蒙难后两年的1898年，但不影响我们以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及解读的追述。孙中山在1919年撰述、1921年出版的《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中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17)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阐述与解读不为人们所理解与支持。辛亥革命解职大总统之后，通过在全国的游历、考察和演讲等，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阐述不仅丰富和完善了，而且进一步将民生主义具体化、形象化，并凝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纲领和目标。如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说：“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18)他还指出：“前两个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经济革命。”(19)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孙明确指出：“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进而孙中山强调：“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20)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孙将其民生主义的意义与实质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他说：“惟民生主义之意义维何？吾人所主张者，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的含义。余将使劳工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此种思想，固难达到，但吾人当努力以求理想之实现，以改良社会之情状，使臻于完善之域也。”(21)至此，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实质和目标非常明晰地显示出来。民生主义就是经济革命，经济革命就是发展实业，发展实业的目的和目标，就是改善或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人安乐幸福。对民生主义如此清晰地解读，是孙对其三民主义的丰富和完善，是这一时期孙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不仅丰富完善了其民生主义，而且还尽其所力，将其民生主义付诸实践，规划出发展交通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国铁路的庞大计划。为发展铁路，他周游全国南北各地，足迹遍布黄河上下，长江南北，还专程到日本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全面进行考察。孙中山长期以来在国外活动，这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以后第一次在国内的考察，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全国考察。(22)从1912年4月1日到年底的9个月期间，孙中山在各地的演讲有60多次，其中涉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不少于35次，所以研究孙中山在考察中的谈话、演讲等，是研究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行为的主要依据。
孙中山在各地的考察中认识到，限于民初实际，不可能全面发展民生主义，要振兴实业，只能将推动民生主义发展的某一方面作为其解职后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发展中国交通，特别是发展中国铁路。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23)是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中，首次披露了发展民生振兴实业必须以铁路为先行的思想。他说：“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进一步阐述到，“当知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24)为此他规划了连接全国南北东西的三条铁路干道：
一、南路，起点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25)
孙中山规划的铁道干路，体系庞大，连接东西南北，边疆海防，无论经济价值还是军事国防价值，都颇有意义。但就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而言，是很难实现的，但由此可见其振兴中华发展中国铁路事业的雄心壮志。就孙自己而言，也知道这项实业计划之艰难，他测算铁路有二十万里，耗费六十万万，积贫积弱一贫如洗的中国财政无法承担。但孙并非知难而退，而是计划十年完成，并拟定了修筑铁路的思路，采取开放主义，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借外国款，或直接承包给外国资本集团，四十年后收归中国国家所有。(26)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告知宋教仁说：“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计划已将就绪，而资本一途，亦有成说。(弟所拟之借资办法，较之往日借资筑路条件优胜甚多：一、事权不落外人之手，二、国家不负债务，三、到期收路，不出赎资。)”(27)孙的设想确实很好，但有一致命弱点不能实现，在国家不独立的情况之下，外国资本家是没有那么善良的。清政府因借外资修路而丧失国家主权、利权的前车之鉴，孙是没有体会的。
孙中山借外资修路的庞大计划通过与袁世凯的会谈得到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支持，袁世凯特授孙文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富强之策全藉铁路，交通亟宜从速修筑。兹特授孙文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28)组织铁路总公司，“政府议每月付银三万两，由交通部筹拨，以供进行中国铁路计划。”(29)孙中山的计划得到袁世凯的支持，非常高兴。在结束了与袁世凯的北京会谈后，他一方面沿京张铁路、正太路、津浦路进行考察，一方面开始筹划修筑铁路的经费，与外国公司进行商谈。时汪精卫已到欧洲，电告孙中山其行踪，孙中山复电汪，告知准备与法国资本家商议借款之事。他说：“铁路计划已有端倪，蜀、滇、粤、桂、黔五省已由公认，即可着手先办。借政府之力，扶助成功，六(“六”字应为多余——引者)(30)十年内中国二十万里铁路，全归国有。乘此时机，祈先与法国资本家商议借款，如有头绪，再往纽约、旧金山等处，与美国资本家筹议办法。如摩根君者，当必赞成此举。”(31)孙中山的铁路计划虽然庞大不易实现，但他是付诸实践的，如果没有“二次革命”的爆发，凭孙中山的奋斗精神，十年内是可以做出一些成绩的。孙中山在发展民生主义振兴中国实业方面是积极进取的。
三、与袁世凯北京会谈，稳定了时局，是政治家的正常行为
1912年8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先后进行了13次会谈。对孙中山来说，为什么来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会谈？无非有三个原因：第一，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相邀。袁世凯为什么邀请孙中山北上，与这一时期的时局有关。5月31日袁世凯下令取消了南京留守府，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引起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6月17日因王芝祥督直事，总理唐绍仪离京出走，随后被免职。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四阁员联袂辞职，唐绍仪内阁瓦解。袁世凯任命陆徵祥组阁，临时参议院不予通过，内阁危机。袁世凯与临时参议院之间、南北之间互不信任，政局呈现不稳之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及黄兴北上共商国是，(32)有利用孙中山的影响以稳定局势的主观因素。孙中山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复袁世凯电中说：“国基新创，缔造维艰。我公雄略伟画，夙深景仰。久欲一亲謦欬，以慰私衷。拟缓数日，即同北上。承过爱，派员及轮，愧不敢当，谨此布谢。”(33)第二，调和南北感情。如孙中山所说：“予此次来北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即应袁世凯之邀，稳定民初政局。(34)第三，将自己拟定的发展全国铁路计划，征得政府同意与支持。孙中山说：“余之来意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但此计划须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始能决定。”(35)所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并非全是被动的，除了达到袁世凯的稳定政局目的之外，还有孙中山主动将自己的修筑铁路计划告知袁世凯，取得袁世凯政府支持的主观意图，这是以往学者所忽略的。
袁世凯对孙中山北上会谈进行了精心准备，给予最高礼遇的接待，派遣国务员工商总长刘揆一、教育总长范源濂等前往天津迎候，令直隶都督沿途做好警卫保护工作，将自己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临时大总统府第作为孙中山在京居所，街市上无论商家住户一律悬挂国旗五色旗三日，以示敬意。8月24日孙中山乘京津列车到达北京，袁派遣内阁所有阁员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徐世英等车站迎接，打开正阳门，让孙中山乘双马车进城，(36)自己在石大人胡同临时大总统府第等候。北京一时万人空巷，市民争睹孙中山风采，各大报刊争相采访、报道孙中山之行。孙中山享受了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会谈竭尽恭敬之能事，从孙入京到离京，袁在政务繁忙的空间，促成两人会谈达13次之多，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直到深夜或次日凌晨。会谈范围无所不谈，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涉及。会谈非常融洽，几近亲密无间，试举几例说明之。
8月24日孙中山进京当天，就与袁世凯进行了首次会谈。(37)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孙中山开门见山，竟然首先谴责袁世凯枪杀张振武，“孙问：你为什么置张振武于死地？袁唯唯，软软答道：因为黎氏给我一个电报说张振武不但图谋反对黎氏，且图谋反对政府。所以，因为他反对政府，似乎应当处死刑的。”袁世凯的回答显然是比较被动的，虽然有理由，并非理直气壮，而且还有“悔意”。此话题之后，会谈继续进行：
袁说：你对于中央政府用人的意见怎么样？
孙答：我所要的第一是诚实的官吏。但是中国官吏诚实之外还需要别种美德。中国需要有创造新事业才能，使中国人从事实业以生利的官吏。我不管谁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官，只要人民自身在立法上面有全权对于任命官没有否认。我不注意于置我的朋友于职位，因为我并不要与我已经退位的执行大权有所冲突。我的事业现在是建设的，我不要干涉你的职务上的自由。倘使我干涉你的自由，我就要照我干涉的程度而负失败的责任。我并不要干涉你的执行职务，也不要别人干涉我的建设职务。倘使我要任用我的朋友，我可以用在我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不注意官吏的任命。我的志愿是愈急速愈好开始我的建设事业，开始建筑我所计划的中国铁路统系。(38)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这段谈话有些啰啰嗦嗦。简言之，孙中山表示不会干涉中央政府的用人，也不在意自己的人是否被政府所重用。同时，中央政府也不要干涉他建设事业的用人。首次会谈孙对袁枪杀张振武进行了谴责，表示绝不干涉政府用人，同时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建设铁路计划，可见孙中山北上不是完全被动的，第一次会谈被动的是袁世凯。
同日在总统府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还致了答词。他要袁世凯支持赞同其全国铁路计划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他说：
文久居海外，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观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39)
8月28日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盛大的正式欢迎宴会，内阁所有成员、各部总长、各高级军官及参议院议长、秘书长、诸满蒙王公作陪。袁世凯首先致辞，孙中山的答词为：
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我完全民国。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政府。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
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现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但练兵既多，需费甚巨。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濬富源，家给人足……
词毕，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40)
孙的答词，对袁备加推崇，为人们所诟病。其实，孙的答词是非常正常的。第一段话语对革命党人中一些激进的人对政府的批评是客观的，一个数千年专制国家，真正转型为共和国，非旦夕之功，要需长时间的建设。一些激进革命党人对袁登上大总统位进行谴责，他们在报刊发表文章，说袁继任大总统之后就要称帝，显然是无稽之谈。孙对这些人的批评是理智的，称赞袁的练兵也是实事求是的，为人们所共知。但孙将袁的练兵与自己的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是得体的，明智的，因为他怀有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庞大计划，计划需要得到袁世凯政府的支持。至于词毕高呼的口号，从礼节上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袁在致辞中对孙备加赞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所以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是礼节上的对等。
8月29日，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第五次谈话，主要就迁都、练兵、借款修路问题进行阐述：
中山见袁总统，谈及迁都问题谓：北京不是永久国都，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
中山又曰：中国此时外交别无可办，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至于我当于十年内筑路二十万里，此路筑成，年可获八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筑路费。拟用公司名义借外款六十万万两，分四十年还清。自任前往外洋担任借债事件。(41)
孙中山始终反对在北京建都，会谈中再次提及，说明孙中山对国都的重视，但有违国人民意，除了孙中山革命党人外，(42)国人多主张建都北京。让袁世凯练兵五百万，做大总统十年，自己借款修二十万里铁路，与列强并驾齐驱的良好愿望，说明孙中山对国情的不了解。清末编练新军一个镇(师)，约12000人，需要经费150万两白银。如按此数字计算，练兵120万，需要15亿两。练兵480万，需要60亿两，恰好与孙中山修铁路20万里所需经费持平。十年内练兵、修路，两个60万万两，说明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是欠缺的。他的设想与计划如空中楼阁，好看而不能实现，但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
9月2日，孙中山、袁世凯进行了第九次会谈，涉及当前时局问题：
袁氏以现在各省皆有暗潮，如直隶、山东、吉林、奉天、广东等省之省议会与都督屡生冲突，值此国势阽危之时，此等险象实非所宜，应如何设法维持？
中山先生则以通电各省，使遵守约法，勿越权限，为解决争竞之办法。
孙、袁连日会谈，皆以边患日急，政党互争意见，非国之福，乃协议约同黎元洪，发起一救国社，专以求国利民福为前提。无论任何党员，皆可入社为社员，即借此以化除党争，共扶危局。(43)
时局中的党争、行政与立法机关的政争确为当时政局的热门话题，其实也是民主共和体制下很普通很正常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法制问题。孙中山以遵守《临时约法》应对，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国情问题，国民素质问题，民初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完全移植与国人的适应问题，现代与传统、专制与民主、集权与分权、制度移植与国情等问题，一一呈现在政治家面前，需要原则与灵活、协商与妥协等政治家的头脑与智慧，魄力与能力。
孙、袁会谈是政治常态，会谈气氛是融洽的，会谈对民初政局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对孙中山来说，他北上并非完全是被动的，他怀抱着民生主义的理想——全国铁路修筑计划通过会谈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支持，袁世凯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他在上海设立铁路督办署，每月有政府批拨的三万两经费，并开始在国内外进行考察。铁路计划虽然带有理想色彩或者说空想性，但孙中山已经开始努力了，这不是孙中山的一大收获吗!
对袁世凯与北京政府来说，通过孙、袁会谈，基本上化解了南北矛盾，提高了袁的威信，稳定了民初政局，对民初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首先是解决了内阁危机。通过会谈，孙中山增强了对袁世凯的信任，又将黄兴召唤到北京，进行了几乎与孙一样的会谈，使黄兴对袁也解除了疑虑。时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新立，鼓吹政党内阁。通过孙中山、黄兴的工作，将新立的赵秉钧内阁阁员大部分发展为国民党员，赵秉钧内阁似乎成为国民党内阁。赵秉钧内阁(1912年8月——1913年4月)继唐绍仪内阁、陆徵祥内阁而立，是民初以来最稳定的内阁，持续时间最长，政局也最稳定。正是在赵秉钧内阁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首届工商会议，规划了全国工商业的发展。赵秉钧内阁与北京临时参议院相互合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首届国会的选举。(44)其次，袁世凯将与孙中山、黄兴会谈的内容浓缩为八大政纲，电告黎元洪同意，(45)以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名义公开发表在《政府公报》上，营造朝野、南北和谐、政见一致的政治氛围。
大纲八条如左：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46)
袁世凯宣布孙、袁会谈后的八大政纲，长期以来也为研究者所指斥，认为是袁世凯骗人的鬼话。其实八大政纲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的结晶，是民初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不仅没有欺骗性，而且对民初政局的稳定，对民初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赵秉钧内阁的运作、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进行的。从政纲第四、五、六条的内容，我们依稀看到孙中山的主张，尤其是“民生”、“实业”方面。
这一时期的北京政府，在辛亥革命以后内政外交、稳定政局、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是做出一定努力的，虽然在《临时约法》的执行方面时有所违反，但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是按《临时约法》执政的。如对袁世凯提出的陆徵祥内阁，临时参议院给予否定。政府提出借款案，必须得到参议院同意。正如参议院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参议员谷钟秀所说：“前参议院时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无不悉赞成，而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亦靡不将交涉情况报告于参议院，征求同意”。(47)在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基本上遵守《临时约法》的情况下，孙中山采取尊重现实，承认北京政府，甚至与北京政府妥协、合作的立场与做法，不能视之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更不能认为是孙中山的一大错误。其实黄兴与孙中山一样，也是主张与政府合作共事的。黄兴说：“共和成立，百政待举，大总统一面收拾破坏，一面筹划建设，种种困难，苦心孤诣，令人感泣。我辈咸深知其困难，务必竭力辅助大总统，以期国基之巩固。”(48)
当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完成了第一次国会选举，与政府作对的国民党人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关键时候，将宋教仁暗杀于血泊之中时，(49)超出了孙中山与北京政府妥协、协商、合作的极点。所以，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急促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反对北京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之中。对孙中山来说，这一切均属于自然之举。
评价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标准，并非以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为唯一标准，而是以更全面的素质要求他们，如宽阔的视野、非凡的胆略、勇往无前的精神以及无限的智慧和灵活多变的斗争艺术等，尤其是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法则下，豁达大度、妥协协商、斗争合作等都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①金冲及、胡绳武：北京：《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②魏宏运：《1912年孙中山北上的追求》，南京：《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③石彦陶：《宋案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政见比较研究》，合肥：《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
④陶用舒：《孙中山的实业建设与宋教仁的政党政治》，益阳：《益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⑤高红霞：《民初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策略及其原因》，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⑥⑦⑧⑨⑩(12)(18)(19)(20)(21)(23)(24)(25)(26)(27)(29)(31)(34)(35)(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3、318、319、319、334～335、337～338、320、324、339～340、492、329、383～384、384、415、404、453、478、405、405、419页。
(11)(38)(39)(41)(43)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3、178～179、62、184～185、187页。
(13)(14)(15)(1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4、224、288、328～329页。
(17)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页。
(22)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就开始流亡海外，至辛亥革命之前虽然在广东、广西等华南沿边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偶尔进入华南沿边，一般都是来去匆匆。直到1911年底，武昌起义胜利各省响应筹备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才回到国内。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海外。1916年护国运动后回到国内，至1925年去世前，局限于在南方活动。
(28)(33)(45)(4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4、254、412、431页。
(30)孙中山在其他任何场合，均称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再者，由外国修筑的铁路，四十年必须归还中国，这里的六十年数字，与孙中山思想不符，应该是多余字。
(32)计划孙中山、黄兴同行，因行前张振武被杀事发，同盟会对袁世凯疑虑、愤怒，黄兴中止行程。
(36)正阳门即中华门，其正门在封建时代只有皇帝出行、迎娶皇后和会见新科状元等特别重大节日时开启。民初正阳门开启了三次：第一次是袁世凯于民国元年2月迎接蔡元培等南方特使，第二次为民国元年8月，袁世凯迎接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第三次是1917年6月，总统黎元洪迎接张勋辫子军。
(37)本来约定，孙中山到京先休息，次日再谈。孙中山迫不及待，进京当天就与袁世凯开始会谈。
(42)实际上革命党内部也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建都北京，如宋教仁、章炳麟、蔡锷等。
(44)首届国会选举虽然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各类舞弊现象等，但它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选举，合法的选举，选举结果得到各政党认可的选举。首届国会选举奠定了民初民主政治的基础。(张华腾：《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42页)
(46)《政府公报》通告，1912年9月26日
(47)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第124页。
(49)关于宋案，传统说法宋教仁为袁世凯北京政府所暗杀。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尚在学术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