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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1]起于嘉道，盛于咸同，衰于光绪，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面对晚清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他们最焦虑的是如何建立起合法的社会秩序，依据儒家的根本精神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在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看来，秩序重建的根本当然在于文化问题，但是不先建立一个相对完善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个人身心性命的完善就不可能。也就是说，秩序重建的切入点在于获取权力，“外王”为当务之急，“内圣”则可从缓。
在咸同年间，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特别活跃于权力世界，使儒家的政治理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有限的落实。那么，究竟权力世界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使他们的活跃成为可能？概而言之，是因为旧的政治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堪依靠，清廷担心自己的政权被颠覆，在补偏救弊已经无济于事的形势下，只能求助于具有深厚社会土壤的士绅集团的积极合作。于是，经世传统虽然久无用武之地但是仍然能够绵延不绝的湖湘理学士人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而清廷为了重建文治秩序，也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力量。“同治”的年号，有同治天下的意思。也许最初制定此年号的时候，是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同治的意思。但是后来却日益有着满人与汉人同治，中央与地方同治的意味。
一、打开权力的缺口
事实上，清代皇帝虽然尊奉程朱理学为科举功令，但是对于理学压抑君权的一面一向非常警惕。乾隆帝就曾经驳斥北宋理学家程颐“天下之治乱系宰相”的论点说：“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2]对宰辅大臣的态度尚且如此，当然更无论普通士人了。但是，晚清统治者对于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理学士人就只能表现出容忍的雅量。湘军的兴起，正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对此，晚清统治者当然并不情愿，但是生死攸关，在认识到八旗与绿营已经腐败到不堪重用之后，虽然明知道汉人一旦握有兵权，有可能给满人的统治带来潜在的威胁，仍然不得不做此痛苦的抉择。
清统治者被迫放权的过程是痛苦的，而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努力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历程也是艰难的。曾国藩初出山时，所凭借的仅是咸丰帝“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旨意。也就是说，咸丰帝命令曾国藩办理的团练与其他各省的团练没有区别。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以使自己创办湘军的做法合法化。这个解释，也只能使湘军处于半合法的地位，一旦军事受挫，就立刻出现生存危机。清廷允许曾国藩建立湘军，只是为了利用湘军辅助国家经制之兵与太平军作战。因此当曾国藩坚持非船炮不齐绝不出省，并以“统筹全局”、“四省合防”为词时，立即受到咸丰帝的斥责。咸丰帝在上谕中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3]可见，在湘军建立之初，隐然以政治主体自持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已经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利用这一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并且尽量使已经掌握的权力合法化，以便为秩序重建争取最大的可能性。而此时清廷却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某大学士“曾某以在籍绅士，非上素所令召，而一呼万人，此其志不在小”[4]的进言，使多疑的咸丰帝对曾国藩心生疑窦，但是由于心存轻视，仍然将湘军当作一般团练对待。
随着湘军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而国家经制之兵却纷纷败绩，咸丰帝对湘军的印象逐渐产生些许变化。1854年（清咸丰四年）秋，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国藩以一书生出总师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5]的一席话，不免勾起咸丰帝的心病，使他立刻收回了任命。这个时候咸丰帝的态度是既希望湘军能征惯战，又希望湘军处于依附地位，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便最后平定太平天国时八旗、绿营收功。所以他非万不得已，绝不肯让湘军领袖身兼军政大权。江忠源虽然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但是安徽大部分属于太平天国统治区域，江忠源被任命为皖抚，实则是被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他整日忙于征战，不到一年即战死，又何谈身兼军政大权。直到1855年（清咸丰五年），清廷任命胡林冀署理湖北巡抚，才为湘军谋求地方军政大权打开了一个缺口。
胡林翼抚鄂七年，与他同居武昌共同主政的一直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但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倚重。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林翼具实申奏，得到的却是咸丰帝要求胡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的严旨，使胡林翼进一步认识到清廷不肯轻易让汉人掌权的实质。而幕僚阎敬铭的一番宏论正说到了胡林翼的心坎上。阎敬铭认为：“湖北居天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听，其失祗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大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6]于是，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交欢官文，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交欢官文，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利用官文。而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太平天国战事，或被朝廷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胡林翼的诸项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乃在湖北大刀阔斧，厉行改革，严厉打击奸胥蠢吏、劣绅恶霸，同时更改章程，以地方士绅代替官吏办理川盐东下运销湖北等地监税、厘金。经过认真整顿，不仅澄清了吏治，筹集到了巨额军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小地主与农民的负担，相对稳定了湖北的统治，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以上史实说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为了实现理想很可能采取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策略。但是，人非圣贤，政治与文化二元角色统系于一身的结果，使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与权力网络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异化与演变。于是，在争取权力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与权力世界作斗争，更需要时刻保持内心的戒慎恐惧。因此，“本可移入霸术一路”[7]的胡林翼，虽然以善弄权术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但却时刻以“岁寒后凋，晚节自厉”[8]勉励自己。这样一来，由于目标与手段的紧张，他们的内心世界自然难以平静。有人说曾国藩出办湘军之后，内心“时见和谐清明之象，时有矛盾挣扎之迹；时而刚毅坚忍，时而消沉颓唐；时而旷达恬淡，时而急功好名”[9]，这一评价移用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恐怕都是十分贴切的。
二、督抚专权初现
谋求湖北军政大权只是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实现儒家理想的一个步骤，要把理想推向全国当然需要更大的权力。但是，除非迫不得已，清廷自然不会轻易放权。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
当胡林翼之初抚鄂时，清廷的危机感尚不十分强烈，因此如果不是胡林翼运用权术交欢官文，使清廷认为诸项改革措施多是官文的主张，相信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也很难以湖北为基地进一步发展势力。1857年（清咸丰七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之时，清廷更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于是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使曾国藩苦求一巡抚而不得，更面临着被清廷投闲置散甚至抛弃的命运。及至1860年（清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清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处于山穷水尽境地的清廷陷入两难选择：或者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自取灭亡；或者听任湘军集团壮大势力，利用他们度过亡国的危机。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署理两江总督的，这也说明了清廷在两难境遇下的抉择。曾国藩的亲信幕僚赵烈文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10]一句“不得已而用之”，将清廷无可奈何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而此前清廷对樊燮京控案的处理，历时一年，一波三折，则说明了清廷在局势尚不明朗时的矛盾与犹疑。不过，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在舍湘军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的情况下，清廷对汉人的疑忌即使再根深蒂固，也只能且顾眼前，容忍湘军领袖执掌地方的军政大权。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以“北狩”为名出逃在外的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同掌朝政的局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到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咸丰十一年十月，命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同治元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同治三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在短短的几年间，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很多地方都由湘人出任督抚。而这些督抚所握有的权力，又远远超过此前清代督抚的固有权力。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国家遇有战事，“必特简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着，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部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之。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故督抚皆奉命维谨，罔敢违异。”[11]可见，军政大权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原来直属户部的布政使、直属刑部的按察使都成了督抚的属员。薛福成曾评价说：“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铲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12]所谓“文法”，也就是此前清廷为了防止中央权力流失、地方势力坐大所立下的种种规定。这些“文法”既被铲除，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
三、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
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因此，他们虽然明了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的功绩，但是一旦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清廷立即着手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刚刚陷落，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打压曾国藩。在上谕中，清廷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更提出严正警告，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3]当真是字字暗藏杀机。
清廷对湘军集团的步步紧逼虽然是形诸于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实际上酝酿已久。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既以政治主体自持，思虑必早已及此。如何化解此种政治危机，恐怕也是他们一直所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进围天京以来，作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领袖的曾国藩更是不得不为如何善后提早谋划。思忖再三，解决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14]，以减轻清廷的疑忌。至于拥兵自立，推翻清朝，即使个别湖湘理学士人或许有此意见，也尚未演化成群体立场。曾国藩的志向就是：“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15]因为这些湖湘理学士人并非一群试图雄霸天下的武夫，而是一群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理学士人。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告诉他们，要想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经过历史、传统以及民意的认可，才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否则，即使侥幸建立起来，其权威亦不会得到人们心悦诚服的普遍认同，此政权亦将是一个随时处在崩溃边缘的脆弱的政权。而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所要争持的是道统，而非法统。当然，如果创立一个新的政权有助于捍卫道统，他们也不会完全排斥。但是如果创立一个新的政权风险性极大，可能会以道统沦亡为代价，他们毋宁采取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那就是与清廷和睦相处，在清政权的统治下，推行自己所一贯追求的理想秩序。实际上，这也未尝不是出于保全身家性命的考虑。
因此，面对清廷的警告，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采取了迅速裁军的办法以消除清廷的疑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军被裁撤，使清廷多少放下心来。于是，清廷开始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里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同治六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着令回籍。然而国家战乱频仍，不得不依靠军队，八旗、绿营既然已经不堪任用，清廷就只能依靠左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因此地方权力虽然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却仍然不得不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淮系人物。比如广东巡抚一职就授予了左宗棠的亲信将领蒋益澧，陕甘总督则由左宗棠继任。也就是说，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种局面，当然并非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或者清廷单方面造成的，而是他们交互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种同治天下的局面，却并非像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最初设想的那样易于理想的实现。自出山之日起，他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秩序的实践。然而世界永远由理想和现实交织而成，由于受到现实的重重限制，秩序重建的实效好像不是十分显着。仅以他们用力最着的吏治改革为例，胡林翼抚鄂七年，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湖北吏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曾国藩赞扬胡林翼说：“阁下数年来，屡定大难，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16]然而，他们却不能不看到，单靠整顿一省吏治不可能扭转全国的吏治残局，更不可能根本改变清王朝江河日下之势。所以胡林翼不禁悲叹：“天下事，成败利钝，早已了解于中矣……譬之大海遭风，已知万无可救，然苦无岛屿可望，行固不得活，不行亦必不得活也。”[17]因此也只能抱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精神。
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一时间出现了令时人所欢欣鼓舞的“中兴”气象，“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濆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18]朝野上下人人为此兴奋不已，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似乎也在为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实现理想的环境而颇为振奋。然而治事不久，他们就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清王朝的一切，已是积重难返，单以吏治而言，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也已经回天乏力了。所以说，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虽然成功地阻止了太平天国问鼎中原，使清廷又维持了数十年的统治，然而他们既然无法在清政权的统治下成功重建一个更完美的政治秩序，也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定局。1867年（清同治六年）夏，曾国藩在一次闲谈中对幕僚赵烈文说：“都中来信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答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19]势运难回，曾国藩固然为此痛不欲生，“日夜望死”，然而恐怕他最不想承认的是，这种即将出现的“人自为政”的局面，也未尝不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开始的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相关。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虽然并不弄权，却为以后割据开启了方便之门，所以割据成了后来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清王朝的覆灭还导致了为帝制做辩护的儒学的衰落。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兴”与灭亡，就在一线之间。
（资料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