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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内迁中的清代档案

清代档案，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为史学界所重视。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存于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清代档案流离失所，自1933年起，南移西迁几经迁徙，至1949年初，又有部分档案被运至台湾，从而造成了清代档案被拆散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仍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进而吞并华北，北平历史文化珍品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有关当局做出了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与在特定情况下博物院文献馆所存清代档案运至南京保存的决定。这些文物与档案，于1932年8月开始装箱，1933年2月6日从北平西站装车出发，沿平汉路南下郑州，改陇海线东行至徐州，再顺津浦路抵达浦口。由于南京尚未找到存放的地点，当局临时决定将这些文物与档案由浦口水路运到上海租赁仓库暂存。运沪文物大部存放在天主堂街库房，属文献馆的数千箱档案则租用四川路一库房的一层楼存放。
1935年5月，根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建议，由该院常务理事会决议，文献馆存沪清代档案中的8箱满文老档被运回北平整理。至11月，这8箱满文老档全部整理完竣，但在该院奉行政院之命将其运回上海保存时，却遭到了北平地方当局的阻扰，不准运出神武门，经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市政府交涉，也只将满文老档底册40册装成一箱运回上海保存。
1935年4月至1936年2月，文献馆对南运的文件与档案进行了清点，经过清点，弄清了其内容与数量。其总数为3773箱，但有8箱满文老档运返北平整理后，只有一箱运回上海，故实际南运者共3766（箱。据1937年7月9日故宫博物院的报告记载，其内容与数量分别如下：（1）内阁大库档案（含满文老档、满文档册、红本、史书、诏敕、军令合约等）,1508箱；（2）刑部档案86箱；（3）宫中档案（含请安折、引见履历、晴雨录、上驷院档、银库档等）461箱；（4）内务府档案（含奏稿、题稿、事简、档册等）32箱；（5）起居注66箱；（6）清史馆档案（含清史稿、上谕档、月折档、长编、本纪、大臣传稿、忠义传稿等）77箱；（7）军机处档案（含汉文档册、汉文折包、满文档册、满文折包、方略等）365箱；（8）实录及圣训507箱；（9）玉牒94箱；（10）剧本5箱；（11）印玺空盒2箱；（12）戏衣200箱；（13）乐器160箱；（14）地图铜版26箱；（15）舆图17箱；（16）图像62箱；（17）仪仗16箱；（18）册宝35箱；（19）陈列室陈列品9箱；（20）武器5箱；（21）盔甲冠服32箱；（22）满文老档册1箱。共计3766箱。[1]
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在南京选定朝天宫为建立分院和仓库的地点。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兴建，至8月竣工。12月，存放上海的文物和档案开始运至南京，文献馆的档案均置于朝天宫仓库。然而，时隔半年即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燃。沪宁邻近国宝再次处于危急之中。时任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的杭立武正联合英、美、德在宁人士筹设难民区，市长马超俊建议将朝天宫也列入难民区，藉能有所庇护。杭立武则认为难民区安全未必可靠，便向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这批文物与档案西迁，后得蒋介石核可，由杭立武负责此项工作。从1937年11月20日至12月8日，抢运了一批文物与档案，然而文献馆的文物与档案被运出来的不足百分之六十，其余则遗弃南京。
被抢运出的文物与档案，分水陆两路西进。陆路经宝鸡、汉中、广元至成都，水路以汉口、宜昌至重庆。为避免日机空袭造成损失，1938年底，又决定将这批文物与档案从蓉、渝两地疏散。几经查勘，最后选定乐山城外安谷镇之民祠十余所及峨嵋县之大佛寺、武庙等处为存放地点。1937年7月和9月，蓉、渝两处的文物与档案分别疏运至乐山与峨嵋存放，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文献馆被抢运入川的文物与档案共2038箱，陷于南京者1728箱。这些文物与档案入川后重新进行了分类统计，其内容与数量如下：存放乐山县的有：（1）书画60箱；（2）图书18箱；（3）册宝17箱；（4）服饰7箱；（5）档案970箱，其中红本157箱、史书24箱、实录128箱、起居注31箱、圣训5箱、上谕25箱、诏敕6箱、奏折99箱、折包175箱、玉牒22箱、请安折8箱、银库档13箱、上驷院档2箱、刑部档10箱、清史馆档77箱、实业部档4箱、杂档194箱；（6）乐器1箱；（7）兵器1箱；（8）杂项8箱。共1082箱。[2]
存放峨嵋县者有：（1）册宝15箱；（2）服饰198箱；（3）档案708箱，其中红本316箱、史书51箱、实录98箱、起居注36箱、圣训20箱、奏折5箱、玉牒22箱、请安折13箱、银库档35箱、上驷院档17箱、刑部档22箱、满文档11箱、杂文档62箱；（4）乐器30箱；（5）杂项5箱。共,956箱。[3]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中旬故宫博物院即派人到南京接收当时陷于南京的文物与档案。次年1月，存川的文物与档案开始向重庆集中，10月全部集中完毕，12月由重庆运至南京。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交通受阻，这些文物与档案难以运回北平。在国民党逃台以前，又有一批文物与档案被运至台湾，仅文献馆的档案就有204箱。其中宫中档31箱；军机处档案47箱；实录2箱；清史馆档案62箱；起居注50箱；图书1箱；诏书1箱；杂档2箱；本纪8箱。[4]文献馆留在南京的档案，于1958年、1962年分批运回北京，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组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妥为保藏。从此，这批在外流浪20多年的一代文献，除运至台湾的204箱外，终于回到了老家，得到妥善保管，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二-2320）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五,902）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五,903）
[4]那志良关于北平故宫文物南迁的回忆文章，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2—3期。
（资料来源：《档案》200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