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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档案与三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

我国的档案工作虽有悠久历史，但因朝代更替，战乱不断，远年旧档均已化归乌有。有清一代的档案，本来可以完全保存下来。无奈，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知，国家财政拮据，学术落后，据记载就遭大规模焚毁两次：雍正年间焚化一次，具体情况不详，百余年后，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因大库档案“堆积如山，命监视焚之”。有司“遵于打磨厂空地，造巨炉数座，以大车逐日载运。初，近邻一带，灰迷不堪，继以铁丝网罩。二十余日始竣事，复命投于海”；仅剩“近二十年案卷”，仍“堆积甚伙”（王楙官：《养云主人六旬以前年谱杂记》）。至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因内阁大库年久失修，雨水渗漏，决定动工修缮，不料八国联军入侵，修库之事搁浅。宣统二年（1910年），始得动工修理。原大库所存档案，一部分暂存文华殿，另一部分阁议奏请焚毁。学部属官罗振玉发现拟焚之件多为珍贵史料，亟建议张之洞奏请停焚，剩下的清代部分档案才免遭第三次大规模焚毁。现存档案尽管数量不多，但能保存下来，已是不幸中的幸事。这部分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民国初年，因种种原因，一部分档案被流落到社会上。但不久变成某些人的私产，以致作为商品交换，大部分档案则被禁锢皇家宫院，从事历史研究的学人，仍不得入内查阅，更无利用可言。然而一部分档案流落在社会上这件事，却给人以信息，始知档案的重要史料价值，引起了史学界的兴趣，要求利用这些档案开展历史研究。在这种形势下，档案馆作为近代文化领域不可缺少的部门，便在我国应运而生。2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明清档案馆（即当时文献馆），并将档案向社会开放，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我国史学界能及时利用档案，促进了我国学术的繁荣，开创出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当时正在北京求学的汤象龙、罗玉东，梁方仲等一批青年，出于使中国史能在世界史中占居应有地位的爱国心，在进步的史观支配下，决心以经济史为突破口，撰写出一部新的中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就是他们着力研究的第—个领域。为此，他们不辞辛苦，先从收集资料和整理史料人手，决心打开明清档案馆这座宝库，选抄整理有关近代财政经济第一手资料。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有的住进故宫，有的则奔走于故宫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间。从1930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止，在长达七年之中，这个志同道合的群体（最多时达52人之多），在当时的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的全力支持下，艰难的查阅堆积如山的档案，抄录明清档案馆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档案不下120000件。他们把所进行的工作喻之谓：“开金矿”。的确，这120000件档案资料都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财政经济资料，是有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可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起被拖入艰苦的八年抗战之中，被迫中断了搜集档案史料和史学研究。
他们发掘和利用政府档案进行研究的规模和气魄，在我国史学界是不多见的。不仅对我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我国整个史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所涉及到的重要内容，诸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都必须采用量的方法表示才能说明问题。在封建时代，国家不设专门统计机构，因此缺少基本统计资料，这就要求从事经济史研究者，必颠掌握量的分析方法。首先要对大量原始的财政经济史料，做出各种项目的统计表格，才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必要的条件。这表明经济史的研究，有大量繁琐而细致的工作要做。当时这批年轻史学工作者在抄录档案的过程中，对这120000件档案资料中的一半以上做了统计表格化的工作。他们是我国比较早采用量的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
他们抄录档案搜集整理史料，与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为史料而史料，或史料即为历史的观点和作法不同，是将搜集整理史料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的。他们抄录档案和搜集整理史料不是盲目进行的，是将这项工作视为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目的是利用史料进一步研究历史，发现历史规律，给各种历史问题做出科学论断。所以，在他们抄录档案和搜集整理史料之前，就拟定了研究题目，搜集整理史料完全是围绕研究题目进行的。即根据拟定的题目，进行分工，分头抄录档案和搜集整理史料，分别进行专题研究，写出专着。为了及时反映他们研究成果，扩大社会影响，他们还自己筹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个有特色的学术刊物，开辟出研究成果园地。他们利用档案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是成功的，是值得史学界借鉴的。
还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研究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在抄录档案和搜集整理史料的同时，其研究成果就大量问世了，这在我国史学生上也不多见。而他们这些高水平的论着，大多是填补史学领域空白的力作。这些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此外在当时国内着名报刊《食货》、《社会科学杂志》、《中央日报·史学版》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亦不少。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就出版8卷10多期，载文百余篇，约有数百万言。至于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的篇幅和字数，尚难做出详细统计。
更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之中有的人仅经6年奋战，居然写出大部头的专着出版。如1936年出版的罗玉东所着《中国厘金史》，有600余页，约7、80万宫。这部着作对厘金制的起源、清廷对厘金制的推行所采取的措施，在全国实行的概况和收支情况，以及各省对厘金制实施情况做了详尽论述。其中附表128个，并附各省厘票及厘报式样23个。这是迄今我国研究厘金史的最大最完整的一部专着。汤象龙撰写出版了《清季五十年关税收入及其用途》一书。他对此不满足，解放之后，不顾年迈和身患绝症之苦，笔耕不缀，在30代所抄录的档案和整理的史料以及制成的统计表格基础上，历时18年，在近年出版了另一部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着作《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这部专着，取材于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从1861—1910年50年中的四柱清册（即报销册），共6000余件；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海关税制以及海关税收分配诸项目作了详细分析和精辟论述，第二部分为全国历年海关税收和分配的综合统计，统计表有46个，第三部分为全国历年海关税收和分配的关别统计，统计表有73个。这部书揭露了帝国主义攫取中国海关主权，并进而控制中国财政命脉的罪恶事实，为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和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它不仅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专着，同时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内容丰富的好教材。值得提出的是梁方仲在30年代所抄录的档案和搜集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经几十年努力，完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在1980年出版。以上这几部专着，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历史着作。
此外，他们还做出了保存档案史料的重要贡献。由于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我东北三省取热河省，华北屏障尽撤，平津危在旦夕。为了不使祖国珍贵文物和档案落入敌手，从1933年开始，就陆续将文物和档案南运、西迁。抗战胜利后又北返，辗转历时20余年。在几经搬迁和长期流落期间，部分档案免不了遗失或被毁，加之国民党将一部分档案和文物窃运台湾，所以有些珍贵档案资料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有些重要档案资料，在30年代这批史学工作者的当时的或此后的论着，以及所抄录的档案资料中，得以保存，供今天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利用。
30年代这批年轻有为的史学工作者，对史学研究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优良作风，给予我国经济史学界以很大的影响。他们在解放后，物色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严中平先生领导和组织之下，认真吸取史学界前辈的经验，继续搜集整理档案或文献资料，在“文革”前先后编辑出版了农业、手工业、工业、铁路等部门的专题资料，严中平撰写出版了《中国绵纺织史稿》，《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等。“文革”之后，又分工合作编写出《中国近代经济史》、《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近代铁路史》等专史，并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实际上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界也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深化。解放后不久，学术界集中人力，发掘和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0余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还陆续出版了相当多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