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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0年清史研究综述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清史研究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局面。现就管见所及，略述如次。
从学术交流活动与理论动态来看，应当说相当活跃。1999年11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今年三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明清社会形态学术讨论会”，主要就明清社会形态研究的意义、方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代的历史地位、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月下旬，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共同举办的“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举行，有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分别就18世纪学术研究的意义、中外比较研究、已有成果及研究出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八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暨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五周年纪念”召开，参加者200多人，提交论文150多篇，可谓规模空前。
从学术着作的出版情况来看，研究更有深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高翔《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室负责完成的《清代政治史研究丛书》陆续撰成，都具有高层次、高品位的特点，可以说是本年度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
从发表的论文来看，自1999年11月以来，大陆共发表各类清史论着约300余篇(部)，其中政治史的研究论文大致有四十几篇，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大约有80多篇，主要集中在市镇与市场经济、城市化、人口问题、商业史、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论文大约有60多篇，主要集中在家庭与婚姻关系、风俗与民俗、秘密结社与会党史等几个方面；思想与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论着近百篇，集中在学术人物、四库全书编纂、扬州学派与常州学派研究等几个方面；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的研究论着大约有30多篇，集中在澳门史、西学东渐几个方面。下面，就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略作概述。
(一)明清之际史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领域，本年度清初的历史问题仍受到学者的关注，杨珍《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中国史研究》1期)研究了后金八王共治国政体制的形成情况，认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看，促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制定此制以遏制八旗分权趋向，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及维护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它的目的虽然基本达到，但却给皇太极的统治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故总体上说，它对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她的另一篇文章《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历程：以明内阁、清军机处为中心》(日本《中国史学》第9卷)一文，对从明代内阁制度到清代军机处的演变过程，及其异同进行了分析。民族出版社则出版了阎崇年的又一本论文集《满学沦集》，汇集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满族学的几篇论文。
清初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为“复明运动”，对其性质，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的看法。顾诚《南明史》认为它是“汉族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与军阀的垂死挣扎”，蔡克骄《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复旦学报》1期)对此进行了辩驳。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2期)一文，则把满族作为主动角色来考察，勾画了他们是如何重塑、支配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层次、新内涵的融合，并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也给清代打上了特别醒目的烙印。
(二)18世纪政治史研究。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最耀眼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外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18世纪的中国问题，特别是清代康雍乾盛世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高翔的《康乾盛世：一个辉煌而悲剧的时代》(《学习时报》6月12日)和《从全盛到衰微：十八世纪中国的盛衰之变》(《光明日报》6月30日)两篇文章，从盛世的形成及其成就、全球变局及中西差距等方面，对“康乾盛世”进行了认真反思。与此相呼应，《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以《学习时报》编辑部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王国华《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光明日报》8月4日)一文则专门对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二百多年前那个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命运的具有辉煌而悲剧色彩的年代，启发人们对盛衰之变作认真思考。
高翔所着《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从18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与生活方式、学术观念、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画卷，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叠出的开拓创新之作。
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1期)一文，探讨了道光朝进行的内政改革，对实行改革的背景和效果进行了评析。过去人们评价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表现时，或者认为他是卖国的投降派，或者认为他是抵抗派，或者冠以动摇派，而杨华山《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贵州社会科学》3期)一文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心态始终是主和的，并认为，他早期禁烟与主和态度并不矛盾，主和也并不等于投降卖国。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99年4期)则对道光前期江苏荒政积弊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边疆与民族问题。郑元珑《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福建师大学报》1期)，从世界史的范围对平定割据势力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其一是结束了元以来的割剧局面，在疆域上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真正达到“金瓯无缺”；其二，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使中亚地区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其三，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创造了世界民族迁徙的奇迹。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1期)一文，针对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西藏》一书中“征服西藏”的错误观点，利用档案资料详细考证这次事件的经过，尤其指明，这场战事得以顺利达到目的，与藏族军民的响应、支持是分不开的，驱逐准噶尔部符合藏族人民的愿望。张永江《论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清史研究》3期)一文，对清代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1720-1727年为政教合一，依靠达赖与噶伦体制施政时期；1728-1751年为政教分离时期，以藏王、噶厦体制为主，驻藏大臣监督；1751-1911年为恢复政教合一，以驻藏大臣钳制达赖、班禅——噶厦体制时期。
赵之恒《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探析》(《内蒙古师大学报》6期)一文，对清初施行的禁止流民开垦蒙地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原因是保证“差赋有出”，出发点是巩固统治和宁边；虽不乏民族隔离因素，但更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关注。张世明《清前期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谫论》(《清史研究》3期)一文，利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对清廷平准战争、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卫拉特蒙古的战争与崇佛的矛盾现象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刘祥学《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回族的分布、迁徙及与其他各族的相互影响》(《广西民族研究》3期)一文，对明清时期广西东北地区回族的分布、迁徙及其他各族的相互影响等进行了探讨。
伴随着澳门的回归，台湾问题的日益急迫，不少学者关注历史上的台湾问题。林乾《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清史研究》3期)一文，论述了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转变及其过程，目的在于总结其经验教训。尤其强调了当郑氏坚持裂土分疆、和平统一受到威胁时坚决予以武力解决的经验教训；吕坚《康熙帝统一台湾的决策及历史影响》(《中国档案》2期)，张自成、许虹《台湾历史上的三次回归》(《中国文物报》5月14日)和钟安西《回望郑成功收复台湾》(《北京日报》5月15日)，王文穆《康熙统一台湾的艰难历程》(《统一战线》7期)和郭振《清初两次对台斗争及其启示》(《南京社会科学》6期)等文章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清代边疆开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学者们对清代的开发政策、汉民向边疆的迁徙、边疆开发的成就与不足都作了颇为全面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有关边疆开发的成果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围绕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戴逸《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4月13日)一文指出，清代200多年的开发，使西部人口增加，经济文化显着发展、东西部交流更加密切，东西部差距缩小，从而使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国家统一大大巩固，意义深远，而经验教训也比较大，主要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王玉海《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4期)及《清代内蒙古东部阶级矛盾的多方位考察》(《蒙古学信息》2000年1期)，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问题。
(四)经济史研究。近代化问题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究
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
围绕此问题，许檀发表了《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光明日报》3月3日)及《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3期)两篇文章。许檀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就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直接干预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到清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每一个州县，甚至每一个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结成一个整体，使地区间分工互补、调和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近代化是个历史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关系》(《齐鲁学刊》3期)一文认为，清政府较为宽松的工商业政策使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出现了许多区域性商品基地，商品流量有了很大增加，全国性统一市场初步形成。周正庆《清代广东糖业国内营销网络试析》(《广东社会科学》4期)一文对清代广东糖业发展与国内营销网络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经济史的研究继续关注地域差距问题。李刚、徐鲲《明清时期陕西市镇的分布及其作用》(《华夏文化》1期)一文探讨了过去不太注意的陕西市镇发展情况。黄滨《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的缔造——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的跨地域探源》(《广西社会科学》2期)一文，探讨了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特色与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粤商入桂之间的关系。鲁西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和周荣《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武汉《社会科学动态》3期)则是对长江流域经济差异的有益尝试。
城市化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数，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学术月刊》99年12期)一文，从城市数量增加与城镇网络的形成、城市职能向经济化的转变等方面，对江南城市化程度及其局限进行了评估，认为，江南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为最早走上近代化铺平了道路，但因基础脆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中国农史》3期)一文，从人口增长和人口构成、经济结构、经济生产形态、货币经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五个方面，对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进行了考察。
王日根《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对元明清三代政府对外政策变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蕾《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患与城镇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对江汉平原水患对城镇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清代的人口问题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的估计差距很大。钞晓鸿《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清史研究》2期)一文，利用方志等资料，对清代陕西人口数字真伪误漏作了具体评析。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1期)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土地数量进行了研究，认为上报丁数实际为折成下下丁之后的数量，并提出了一个相对比例值。赖悦《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就移民对清代四川经济文化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9年4期)一文则针对新疆地区的城市规模进行了研究，弥补了学术界对清代新疆地区城市状况研究的不足。
有关清代的财政制度问题，陈峰发表了两篇文章：《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5期)和《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历史研究》2期)。前文在系统清理、辨析清代财政支出类别、数额的基础上，对各时期财政支出政策、结构加以重点探讨。后文则对奏销程序及其变化进行了梳理。董建中《耗羡归公的制度化过程》(《清史研究》4期)一文，则对清中期重要财政改革耗羡归公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制度化过程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在乾隆十三年基本完成的事实，并对制度化进程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述。
商业史的研究也是学者重视的领域。清政府奉行的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但自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重商意识开始反映在县政管理上，不少地方官在奉行朝廷既定方针的同时也注意扶持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李映发《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3期)一文注意到这一矛盾现象。封越健《清代前期商人的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一文，从等级和职业两个方面考察了清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的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3期)一文，对清代商籍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初沿袭明制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摊丁入亩”制度推行后更无意义，但清代确实有商籍，而且为四大户籍之一。汪崇蒷《乾隆朝徽商在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盐业史研究》1期)一文，在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济中的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一文基础上，分别就口岸价、场价及场商利润、杂费及余息、流通费及运商暗利、盐商实得利润等，得出实得利润应为13%的结论。
商业经济方式的变化受到学者的关注。陈支平、卢增荣《从契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一文，利用所掌握的契约文书资料，探讨了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变化情况。于运全《明清商人经营活动趋向研究》(《学习与探索》5期)一文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组织的不断完善，商人经营活动呈现集团化、职业化、土着化、缙绅化等趋向，推动了明清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不断壮大，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积蓄了力量。沈炳尧《清代浙江金衢乡村借贷的资本研究》(《浙江学刊》1期)，通过一村借贷关系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的变化。
关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赵冈《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中国农史》2期)对地主经济制理论所说“中国历史上的地主享有经济主导权及统治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租佃制度的实际运作中看不出地主真正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不仅无法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租制，也无法阻止永佃制的发展以避免土地产权被割裂。邹萍《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福建论坛》2期)一文，通过对17件契约的分析，阐述了福建永佃制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揭示其盛行与商品经济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说明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王玉海《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耪青与雇工》(《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则注意到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问题。
张小也近年致力于盐业问题的研究，《清代盐政中的缉私问题》(《清史研究》1期)一文是篇“解剖麻雀”之作，她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盐政管理中的缉私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李卫与盐法改革》(《历史档案》2期)一文，则从雍正朝名臣李卫对地方盐政的改革入手，探讨了清代盐政弊端及其改革问题。
此外马雪琴《明清时期河南桑麻业的兴衰》(《中国农史》3期)一文考察厂一向被人忽视的河南桑麻业兴衰状况。张剑的《外国银元在嘉道年间的流通》(《内蒙古大学学报》1期)对外国银元在嘉道年间的流通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1期)则对清代京畿地区的里社与乡地的占有情况进行了研究。王兴亚《清代北方五省酿酒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期)一文，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五省酿酒业的发展及其矛盾进行了探讨，并对清政府由禁止到限制政策进行了考察，认为其经验值得借鉴。黄国盛《论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福州大学学报》2期)针对清代闽台之间的贸易状况以及地方政府的扶助政策、闽台对渡贸易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社会史。近年来，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学者比较重视社会变迁的研究。唐力行《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历史研究》1期)一文，从家庭类型、社区保障体系，及大众社会心态三方面探讨了苏州和徽州两地社会变迁的不同道路。余新忠《清代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4期)一文，对清代前期浙西北地区基层士人的身份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一个“平民色彩较为浓郁的社会已经在清代开埠前的江南出现”。里社保甲坊厢、家族宗教乡族、行业组织与乡族组织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是清代基层社会的构成要素，张研《清代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清史研究》2期)一文，对其在清代中后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婚姻状况历来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清代婚姻关系最有成就的应是郭松义。本年度出版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一书，该书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订分析、个案研究、抽样统计等方法，借助伦理学、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使用统计学量化处理手段，汇集了过去很少利用的方志、族谱、年谱、档案等历史资料，对清代婚姻关系作了全面考察研究，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该书撰写历时九年，数易其稿，征引了近四千余种资料，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信实的良好学术作风，可以说是一部论述全面、资料扎实，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着。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期)一文，利用刑科题本等档案资料，对当时的家庭结构进行数量分析，通过分析认为，核心家庭已超过50%，直系家庭大约30%，复合家庭不及10%，表明小家庭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家庭形态。卢增荣《清代福建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交易》(《东南学术》3期)，通过对近年搜集到的若干珍贵文书档案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揭示了清代以来福建民间婚姻买卖及其相关问题，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此相连的伦理观念有密切关系。
关于风俗与民俗的研究。刘明新《满族祭祖与萨满教的关系研究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期)一文，认为祭祖与萨满教之间既有种种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大学报》99年6期)一文，通过对中外研究研究成果以及对当地风俗的调查资料的爬梳，对流传于东南沿海地区太阳生日及其信仰习俗进行了研究。与此相似的是赵世瑜、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4期)一文，也值得一读。
关于秘密结社与会党史的研究。过去人们往往把林爽文起义与天地会联系在一起，称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或天地会领导的林爽文起义，刘平《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关系辨正》(《南京大学学报》4期)一文认为此说法不确切，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林爽文起义是当时社会暴力发展的产物，是拜把结会传统裂变的结果，天地会在其中充当的是不自觉的角色。这一观点与加拿大学者王大为(David Ownby)《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一书的观点不谋而合。青莲教是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秘密教门，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就其起源问题尚多有不同意见,大多认为源于江南罗教。秦宝琦《清代青莲教源流考》(《清史研究》99年4期)利用档案和实地考察的资料，特别是国内学者较少使用的《川匪奏禀》，对此进行研究后认为，该教应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流传于江浙的无为教和姚门教即罗教，其二是康熙以后在江西流传的圆顿大乘教，两者在江西汇合后仍称大乘教，后发展为青莲教，关键人物就是吴子祥。清代哥老会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4期)一文，经过研究认为，哥老会确系由四川啯噜而来，但并非是所有的啯噜，而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重庆到夔州一段上，充当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咽噜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六)学术、文化与思想史。学术与思想史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仅今年一年里就发表了七八十篇文章，涉及清中期的四库全书编纂以及常州学派等多个方面。
作为18世纪中国文化事业的最重大的事件，一直被清代学术界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的《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不仅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也凝结了清代学者的文化精神，确实值得学界认真研究。周积明曾着《纪昀评传》、《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一直倡导四库学研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与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向》(《社会科学战线》3期)一文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缘起、意义等进行了评析，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最大、最完善也最出色的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本质上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产品，客观化的精神，因而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特定的学术文化观念，包含着民族的时代的情绪、学术理想与时代精神，值得人们去关注。《“四库学”：历史与思考》(《清史研究》3期)和《四库学通论》(台《故宫学术季刊》17卷3期)两文，则以历史为线索，对四库学的源起、发生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对四库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作了界定和总结，并对建国以来两岸三地四库学的发展情况作了综合介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王记录《“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4期)一文，总结了“四库全书总目”史学类书目的特点：区分类聚以示史法，重编年，重正史，寓经世思想于分类之中，重视历史演变；以历史考察以见褒贬；比较异同以论得失；论世知人以见批评用心；具体评析，折衷至当；旁征博引以说史意。林申清《四库书目家族》(《华东师大学报》5期)一文，则从应用目录学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了《四库全书》书目的搜集、编辑及补修情形，并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各类书目的形成过程作了客观的介绍。
罗炳良《略论乾嘉史学的考史方法》(《求是学刊》1期)讨论了乾嘉学者的考史方法，认为当时史家运用归纳、演绎、比较、辩证、会通等多种形式，对历史记载和事实进行全面考证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差异，而且有助于对历史的整体考察，为中国古代考史方法论的形成和总结奠定了基础。
对扬州学派的研究则是本年度学术史研究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课题。60年代张舜徽曾经有《清代扬州学记》一书简要概括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祁龙威《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扬州大学学报》2期)一文评析了焦循、阮元、凌廷堪三人的经学思想，并说明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继之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又继之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三人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恢复汉人训沽为宗旨，皖派以训沾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则提倡面向人事和实践，三者相继，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即实学，而通称之为汉学或考据学，都是错误的。王成《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贡献》(《安庆师院学报》99年5期)则探讨了徽商与扬州学术发达之间的密切关系。许卫平《清代扬州学者方志学成就简论》(《扬州大学学报》4期)一文，从实践、理论探讨及对旧志的整理三个方面，对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江藩、焦循、阮元、刘宝楠等扬州学者方志学成就进行了论述，弥补了对扬州学者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不足。余新华《阮元的经解》(《文史哲》l期)和章权才《阮元与清代经学》(《学术研究》2期)两文，则对扬州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阮元的经学思想进行了专门评析。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围绕对其评价一直存在争议。陆振岳《常州公羊学的萌生及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期)一文，对清代公羊学的演变进行探讨。汤仁泽《论常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史林》1999年4期)一文则从经济背景、人文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常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进行了分析。田汉云《试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清史研究》1期)则对清代常州学派的开山人物庄存与的代表作《春秋正辞》进行具体分析，对他的学术思想加以勾画。申屠炉明《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南京大学学报》2期)一文则对常州学派的传承人物刘逢禄春秋公羊学尊信公羊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的特点进行了探索。
王先明注意到了清中期的“经世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的《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期)、《“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也无法揭示新学包含的丰富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社会动力；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同时也构成了推动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乾嘉时期的理学状况向来不为人所重视，好象是汉学一统天下，并无理学立足之地。而实际上，理学在清代一直具官方地位，只是在汉学兴起后，为其所掩而已。魏永生《乾嘉时期理学概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l期)一文，对此进行了勾画，颇具填补空白的意义。
历史建筑作为古老文明的象征，处处折射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因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刘凤云《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6期)一文，对明清时期城墙的形态、城郭与都市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周允基、刘凤云《清代房屋建筑的防火概况及研究》(《河南大学学报》6期)一文，从防火制度、组织设置及建筑本身设置等方面，对清代防火进行了论述。选题都颇有新意。
(七)人物研究。去年三月，朱维铮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光明日报》3月26日)一文，针对清代乾嘉年间学术研究与思想界相对沉闷的矛盾现象，探讨了对思想家的界定问题，提出“怀有根据某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实践意向的人物，在欧洲便称作思想家”。许苏民《也谈清学史：思想与思想家——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光明日报》5月19日)一文提出不同看法：清廷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高压达于极致，却不能证明一切思想领域的沉闷皆达于极致，尤其是从整个中国学术史来看，乾嘉思想界并不比实行开明专制的汉唐时代逊色。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只要学者们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独到的思想建树，就可以被称为思想者，其卓越者即为思想家。这实际上是对“思想家”这一概念的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理解，但也是其他学科面临的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人物研究无疑依赖清代流传下来的传记资料，本年度人物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的出版。该书从人物研究的基础史料着手研究人物，有资料翔实的特点。韦庆远《论雍正其人》(《史学集刊》3期)一文，则针对近年来文艺界演义清帝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评价雍正等历史人物时既要客观地论其政绩，又要如实地揭露其缺点，不应象某些文艺作品那样不顾历史事实任意曲解虚构，如此才能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在学术人物研究中，作为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清初大儒顾炎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年研究顾炎武的主要成果是陈祖武等的《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在吸收近人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顾炎武学术的社会背景、经历与学术发展、重要学术着作、礼学思想等进行了阐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魏长宝《顾炎武与乾嘉学派》(《江汉论坛》3期)一文，则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顾炎武与乾嘉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并对“乾嘉学者只能算半个学者”的说法予以否定．林存阳《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一文则对“明道求世”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肯定。
比较有影响的是蔡仲德的长篇文章《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浙江社会科学》1、2期)。该文认为，顾炎武的核心思想是捍卫封建伦理纲常，他本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启蒙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王国维自沉是为殉清，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又是亡清的忠臣烈士。他们所卫之道是封建政治与道德的统一，属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文章认为，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自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必须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彻底批判这种以礼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吴怀棋《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安徽大学学报》6期)一文认为，王夫之把《易》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用《易》学论说历史的盛衰之变，显示出其史学的哲理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对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汪学群《从清初学术看王船山易学的特色》(《清史研究》4期)一文强调了王夫之《易》学与清初学术之间的关系，认为王夫之研究《易》学是在清初学术背景下进行的，批判理学、经世致用、回归经典诸特征在其《易》学中都有体现，因而可以说，清代学术诸特征大体决定了船山易学的特色。彭大成《王船山治国思想略论》(《湖南师大学报》4期)一文，则对王夫之的治国主张进行了总结。
白兴华《论赵翼评价历史人物》(《北京师大学报》2期)一文，对赵翼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进行了评述，认为他通过评价人物揭示时代特征，大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视下层，因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王树民《“陔余丛考”述评》(《河北师大学报》2期)一文，对赵翼的史学名着《陔余丛考》的价值进行了评析，认为其成就表现在以经学考证治史，大胆立言，有独到见解，但也有粗疏之处。徐家骥《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期)一文通过对赵翼的《史记》、《汉书》研究，探讨了赵翼的史学方法和主要主张。
包世臣是清代中期一位有思想的实政专家，他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有独立而执着的学术观念，而以往对其思想产生背景及源流缺乏研究。张岩《包世臣学术思想探源》(《江汉论坛》6期)一文对包世臣的学术成长过程、学术渊源及其学术地位进行了探讨，《包世臣盐法改革思想及其近代性》(《江海学刊》4期)一文则对包世臣最关注的盐法改革主张进行了评析。石志新《包世臣多种经营农业技术思想》(《中国农史》1期)则对包世臣有关农业经济问题的主张进行了梳理。白雪《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兰州学刊》1期)一文是对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的研究。姚莹既是鸦片战争期间一位爱国官员，更是一位知名学者，他和李兆洛、徐松、沈垚等人一起，是清代最早关注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颇具代表性，而过去学界研究较少，故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白。
陈寒鸣《戴震与早期启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期)一文，针对某些否定戴震思想的倾向，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戴震的哲学思想，认为，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戴震思想不及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的思想高度，但在清中期文化专制历史背景下，潜心义理之学，倡言反理学传统，使他成为明中期以后早期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不少理论主张也确实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王俊义《龚自珍与晚清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一文，通过对龚自珍思想梳理认为，龚自珍是转折时期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开创一代风气，推动晚清思想解放。
吴伯娅《乾隆和他的诗臣沈德潜》(《紫禁城》2期)对乾隆和诗人沈德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赵秉忠《李颙政治思想评估》、李春光《阎若璩的治学精神及其学术成就》(《辽宁大学学报》5期)分别对清前期两位重要学者李颙和阎若璩进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王英志《袁枚家族考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期)一文，该文是从家庭史的角度研究学术人物的尝试之作，有利于对人物研究的深入。曹度《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安徽史学》1期)，通过入仕、待人、家庭、处世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儒贾结合”、“儒政相通”“读书入仕”的特点。对于从政治文化形态角度认识清中期的封建政治人士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八)中外关系及交流史研究。中外关系及交流史研究相对沉寂。去年末，围绕澳门回归问题，各地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澳门问题的研究文章。如彭顺生《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史学月刊》1999年5期)，吕美颐、郑永福《历史上澳门地方自治制度论略》(《中州学刊》1999年4期)和蒋贤斌《试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江西社会科学》3期)等，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陈文源《明清政府立法治澳之探讨》(《暨南学报》1期)一文通过对《澳夷禁约》、《海防七条》、《澳门约束章程》等法规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是延续的。卜奇文《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澳门的经济政策》(《广西师大学报》1期)、汤开建《嘉庆十三年澳门形势图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期)等文章也值得一读。值得注意的是澳门《文化杂志》第38期发表了一组澳门与内地关系的文章，其中何建明《略论清代澳门与内地的佛教文化关系：以普济禅院为主的个案研究》等很有特色。
针对清代闭关锁国问题，黄国盛《清代前期开海设关的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东南学术》1999年6期)一文，利用方志、档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清前期的闭关自守政策再次进行了爬梳研究，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对这一复杂问题作出片面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对其主、客观原因及其利弊得失都进行了客观分析。杨国强《通商与禁烟：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讨论通商与禁烟、中英鸦片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它既体现了理与势的冲突，也体出了中世纪与近代的冲突，这种错杂预示了100年来历史的曲折和畸态。
有关中俄贸易纠纷问题，周湘《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期)一文，通过对中外史料的整理指出，1791-1792年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并不单纯是商务纠纷引发的，它涉及到中俄间的政治冲突，表明清代外贸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制约。夷务管理政策已逐渐与实际需要脱离。
王川《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学术研究》4期)一文是研究“西学东渐”问题的一篇很有意思的选题。学者型官员阮元在做两广总督时开始真正认识西洋物质文明，所作《望远镜中望月歌》，表达了他使用望远镜观察月球后的感慨，发出了对传统月亮神话的质疑，很好地体现了西洋物质文明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陈占山《清康熙初排教争执热点问题研究》(澳门《文化杂志》第38期)也不错。
有关中朝关系研究近年集中在文化交流方面，特别是有关朝鲜燕行使团的研究。王政尧在《燕行录与宣南文化》(《北京文史》1期)一文中，以《湛轩燕记》等《燕行录》系列着作为例，从书肆、戏园等方面，为这一重要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他指出，《燕行录》以直笔、全面、完整、重要为其主要特点。吴建雍、赫晓琳《宣南士乡》(北京出版社，8月)一书，从交往、见闻、书市等方面，写出了洪大容等朝鲜学者与清代宣南士子的深情厚谊。有关燕行录的研究，还有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韩国学论文集》8辑，民族出版社)等。
三
综合看来，本年度清代史的研究有一些进展，表现在一些研究领域的开拓，但从整个情况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第一，缺乏理论创新。理论是学术研究的灵魂，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发展的翅膀，没有了这个灵魂和翅膀，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她的蓬勃活力。
近年来，由于学术界对理论创新的忽视，使清史研究一直存在创新乏力的问题。从本年度的清史研究来看，尽管文章数量不少，但整体上说，仍比较分散，研究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较多，重复选题，炒冷饭的问题仍然明显存在。所以，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时吸收新的理论成果，并把它贯穿于自己的研究之中，仍是学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缺乏争鸣。学术争鸣既是学术研究繁荣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术研究深入最重要的催化剂。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学术界，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还是怀情朝气的中青年学者，都不愿意卷入论争的是非之地，即使是有自己完全不能同意的观点，也是听之任之，惟作壁上观，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值得学界关注的。
第三，学风浮躁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单纯从清史研究人员的数量、所发论文数量来看，我们对清史研究的现状确实应该乐观，因为相对众多的研究队伍，年发300多篇的论文数量，不能不说清史研究还比较繁荣。但若以新材料、新领域、新观点而论，则大打折扣，不少文章属于不用精读或者不用读的范围，这反映出在一些历史教学和研究机构，仍有不愿坐冷板凳，急功近利倾向，表现在学术成果上，就是不愿意做挖掘资料这样一个最艰苦、也最基础的工作，而是利用前人现有的成果改头换面，大肆炮制所谓的学术论文，片面追求成果的速度和数量，甚至不顾学术规范和道德，出现抄袭、剽窃等丑恶现象。所有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综合研究尚需加强。历史研究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对社会表象的简单复述，而是探寻历史演进的规律，通过对过去岁月的理性认识，把握人类自身发展的命运。从目前发表的论文看，仍然是专题研究一统天下，而从全局把握的文章，从综合性的角度研究历史源流，相对较少，学术界尚缺乏有见解、有影响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而又恰恰是这样的研究能够真正把握一个时代发展的规律性。
第五，从选题来看，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研究仍需要加强。历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具体史事的准确表述上，而是要通过研究，找出值得今人借鉴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自古以来，史学即有“通古今之变”以服务现实的传统，这也是这门古老学科能常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而要做到史学服务现实这一点，甚至仅对清史的整体认识上，研究者也必须对一些关系全局、与现实社会有密切联系的重大课题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
由于个人学识浅薄，了解的不够全面，理解也不够深刻，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5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049.html

以上是关于炎黄文化-2000年清史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