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1990年清史研究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康熙-1990年清史研究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1990年清史研究综述
王华1990年的清史研究，继续保持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成绩斐然。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百余篇；出版的学术专着和资料性的工具书有20余种；在吉林长春市召开了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了清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学术讨论会等专题性学术会议多次。概括本年度清史研究情况，它有如下特点：一、政治制度史、经济史以及封建帝王等人物的研究仍旧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热点；二、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涉及的问题较多，如一向不为研究者重视的清代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研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研究方法有所改进，既注重历史事件的宏观、微观研究，也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以及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从而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简单的研究模式，使清史研究呈现出多维多元化的特征；四、清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熟，这为今后研究工作向纵深方面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五、清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如有关专题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等，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成绩令人可喜。现扼要综述一年来的研究情况，
一、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政治制度史是清史研究者一向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每年倾注此项研讨的人力颇多，阵容较强，研究成果丰硕，而且随着探讨的不断纵深，许多疑难争议问题的解决趋于明朗化，人们的认识趋于一致。本年度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涉及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清初的政治机构演变、清对明末宗室的政策、清朝的江南政策、雍正朝军机处设立时间、清代官员的铨选回避制度以及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等诸多方面。如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建国号为大清。在此以前，清的国号，据清修官书，始见于《武皇帝实录》称“共国定号满洲”。此由于出自开国神话传说，难以凭信为据。薛虹、刘厚生的《旧满洲档所记人清建号前的旧号》(《社会科学辑刊》90年2期)一文，则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1)女真族诸部争雄期间，互相以同一的族称来互相称呼，均名之曰女真国。(2)努尔哈赤兴起之初，征服统一女真各部，此时以藩属自居，承认明为共上国。因此理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明封的名号为号，称建州卫主，受建州左卫信印，凭勅书贡市。(8)努尔哈赤以金裔自诩，借以来抬高身价。待势力强盛起来，宣扬天命所归，以匡复完颜金为业，较为合乎历史的逻辑思维。清初顺治帝亲政后，改变太祖太宗旧制，仿效明朝宦官制度，设立十三衙门，他临终前，又下遗诏以此罪己。令罢撤之，如此反复更张，其因为何，确令人费解。李鸿彬在《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90年2期)一文中，对十三衙门立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了探讨，认为它虽然只是参察宫内掌管宫廷事务的机构，但由于它直接为皇室及其家族服务的特殊地位，不仅反映了宫廷内部的生活和斗争，而且表明了国家政务受到一定的影响。清朝入关后，沿袭惯例，在宫廷之内，先后设过两个书房，一称上书房，一称南书房，前者是皇子们受师傅教读之所，后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内廷翰林的值班办事之处。然而对南书房的职能作用。清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意见，对此，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90年2期)一文的解释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很可能负有一些笼络朝中儒臣及偶尔为皇帝充当监视京中官民动静，提供秘密情报的特殊任务，但由此也不能得出南书房曾起过中枢机构作用的结论，因为特务人员与决策官员之间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因此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对雍王朝中枢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时间，官私着述众说歧异，归纳言之有“四年说”、“七年说”、“八年说”和“十年说”，各执一端，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赵志强的《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90年4期)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清代军机处的满档材料，对其成立时间作了精详的考证。指出目前问题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军需房、军机房和军机处的关系。关于军机处的名称，从其满名上看，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即军机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名称。而其汉名在雍正时期相当混乱，有军需房、军机房、办理军需处、军需处、办理军务处等不问称谓。而军需房、军需处、办理军需处则袭用了户部军需房的名称。关于户部军需房的全称应是办理军需事务处。因此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是不同的两个机构，二者；之间无任何简单的传承关系。
对清朝政权对明朝宗室采取的政策，白新良、赵秉忠在《清入关与明朝宗室》(《辽宁大学学报》90年1期)一文中指出，清初由于受多种矛盾的制约和影响，清政权和明朝宗室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从入关到顺治二年六月以前以招徕、恩养为主要内容，从顺治二年六月克南京后到顺治八年二月前在军事上统一全国而和明朝宗室发生正面冲突和从顺治八年二月至康熙初年清朝统治者确立后对明朝宗室剿抚并施等三个历史阶段。孟昭信在《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90年3期)一文中，对清初的江南政策作了综合研究和考察，认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重北抑南，对江南实行高压政策，烧杀抢掠，征剿屠戳，施行重赋，排斥打击江南士大夫，使满汉民族矛盾一度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顺治帝亲政后试图改进江南政策，但因受多方掣肘而不得实施。康熙帝全面调整江南政策，在政治上广收江南士大夫参与国政；在经济上解决淮、扬水灾和苏松重赋为重点，钳制与利用相结合，在民族关系上秉公处理满汉官员矛盾，结果导致“盛世”出现，无不与江南政策改善及顺应民心有关。明珠是满洲大臣中公认的开明派，与江南士大夫的关系尤其密切，理应成为皇帝治理江南，争取江南士大夫的得力助手，但在康熙第一、二两次南巡中，却发生了罢黜首席内阁大学士明珠及其主要内阁同僚的重大政治事件。孟氏的《罢黜明珠与争取江南士大夫》(《史学集刊》90年1期)一文，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阐述，认为康熙在罢黜明珠过程及以后，对待与明珠关系密切的江南士大夫，并不一概排斥、打击，而是尽力争取，团结以至维护。因为康熙帝治理江南的基本思想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联姻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古代王朝、政权、部族之间或其内部时或采取的一种手段。杜家骥《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90年4期)一文，则主要根据《玉牒》及相关资料，考察清代皇室联姻活动的政治性、概况及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并对清代联姻的特点、目的和形式及其作用作了分析研究，较有新意。宽严相济，是乾隆初年提倡与实行的重要国策，在历史上曾产生重大影响。阎光亮对此研究后认为，乾隆初年的宽严相济政策从提出到最后形式是由各方面因素所促成的。其中弘历自身的“执中思想”和借鉴前两个皇帝统治政策的得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论乾隆初期宽严济政策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90年4期)。此外袁昌顺的《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90年1期)与郭润涛的《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学术研究》90年4期)二文，分别对清代铨选官员应回避的内容以及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前文认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的内容包括籍地回避、姻族回避、师生回避、拣选人员回避等方面。至于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是清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对此，后文指出，清代州县行政机关设置幕府，就州县吏治来说，下列原因：①清代社会政治的日益繁复，客观要求官僚政治体系作相应的调适。然而这一要求是通过扩大书吏机构来满足的。②州县衙署中官员配置不完备，仅有几名佐杂官员。尤其是佐贰官失去了“辅佐”的功能。③州县官的素质相对比较低，而且由于官场奉上、趋利的风习，也无法应付地方政务；然而，朝廷对州县官的考成，关系到它的仕途前程，因此，私聘“左右手”，专为本官计考成，也成为必要。
二、经济史的研究。经济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研究阵容强大，成绩突出，每年都有大批高质量水平的科研成果闻世，颇为世人关注。本年度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论着数量多，研究领域和范围较之往年更加广泛深入，涉及了土地关系、农业、商业、城市与市镇经济、人口、财政以及国家政策与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1．农业与农村商品经济。这方面的文章较多涉及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农业地区墟镇与农业经济结构变化的诸多问题。如黄冕堂在《清代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考辨》(《文史哲》90年3期)一文中，通过对清代的江浙、川湖、闽广和华北等四个区域农业的多方考察后，认为江南少数地区尤其是岭南、闽南一年可以双种双收以至可以三收者，最高亩产量可达稻谷五六石或七八石，极少者仅能收一石左右，但通常年景可保收三至四石，即稻谷三百五六十斤至五百斤。华北地区系以生产小麦、高粱和谷子等杂粮为大宗，将粗细粮合并计算，个别年亩产量最高的有达四五石者，极少者也有一二斗、二三斗，但一般仍以亩收二石为准，即一年接茬两收，亩收小麦和杂粮约二百三十斤。至于长城沿线和东北、华北诸多地区，天气寒冷，作物生长期短，因而不能确保从头年冬到次年秋能有两委接茬种植，故此每年每亩粗粮产粮仅有百数十斤，小麦产量则仅能有数十斤至百斤不等。程明在《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探讨》(《华南师大学报》90年8期)一文中指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其基本原因是清朝实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徐晓望则对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嬗变以及商品消费市场和商品生产的销售等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清代江西农村的商品经济有明显的发展，其发展的动因在于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然而，这种新趋势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并未导致江西农村自然经济的全面瓦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0年4期)。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墟镇经济发展的文章则主要有王根泉的《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大学学报》90年2期)和宾长初《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社会科学探索》90年5期)二文。前者的结论是：清代江西抚州的墟市无论其数量、规模、层次、水平及繁荣程度都超过了明代。这反映了清代抚州农村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均超过明代，表明了抚州经济的继续发展。后者对明清时期广西墟镇的发展概况、原因和特点作了总体考察，认为其特点是；①广西墟镇多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地方性农村市场；②墟镇是封建势力的聚集之地，③墟镇除极少数富商大贾外，一般商人资本少、经营范围不大，商业利润的获得大多通过供求关系的逆差，囤积居奇，买空卖空，从中渔利。因此它带有封建社会晚期墟镇发展的时代特征。湖南具有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的优越的稻作农业的生产条件，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钟永宁的《试论十八世纪湖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90年8期)一文，主要围绕十八世纪湖南粮食的生产和需求关系来探究该省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认为十八世纪时所云的“湖南熟，天下足”并非虚誉。在清代以前的进出口贸易中，基本上不存在国外粮食输入问题，但进入清代以后，尤其是到康熙中后期，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可耕荒地开垦殆尽(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粮食问题愈益尖锐，表现在粮食市场供求关系上是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不断上涨，基于此，为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地区的粮食短缺，清政府被迫松弛对外贸易的禁令，允许并鼓励从国外输入粮食，形成了南洋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粮食区域市场。崔宪涛的《清代鸦片战争前国外粮食输入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0年4期)…文，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按照清代前期国内粮食市场的变动、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及国外粮食输入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①康熙雍正时期；②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有的作者还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湖南农村的采矿业、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前农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2．商业。清代士商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史研究中极重要而研究者鲜有涉及的问题，对此，谭廷斌的《明清时期士商相混现象探析》(《湖北师院学报》90年1期)认为明清时期士商相混，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①极大地提高了明清商人的素质。②加速了商业集团的儒化过程。儒化使明清商人缺乏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人的那种残酷的掠夺意识，他们崇尚儒教伦理的重义轻利，使他们的经商活动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③促进了明清之际异端思想的蓬勃兴起，改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此文颇引人瞩目。对清代的商业政策，郭蕴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清朝是采取了积极的鼓励和扶助商人的政策。所谓封建社会出现的“抑商”，只不过是调整商业和其他行业（如农业）一时出现的矛盾，即流通与生产、供与求矛盾的手段，而并非是贯彻始终的政策。（《社会科学辑刊》90年2期）。有一种意见认为清代重农抑商，商税特别沉重，使得商业不得顺利发展。而许檀、经君健的《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90年2期)一文却持相反看法，认为清代各朝的立法者在主观上并没有企图抑制商品流通。相反，还采取了不少措施革除弊端，鼓励流通。清代前期财政收入中商税额的增长，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税率增长的因素，但主要地是流通扩大的结果。彭泽益则依据丰富详实的资料，较为系统地阐说了清朝政府的财政法规制度及其实践状况。其中，关于财政管理体制，考察了中央和地方的机构设置、管理权限、运转特点，关于财政收入和税制，考察了田赋、盐课、关税、杂赋四项；关于财政经常性支出，考察了皇室经费、宗室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等。作者还进一步对清代历朝财政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作了动态性考察，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0年2期)。3．土地关系与货币地租。旗地私有化，是清代土地制度变化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了清代封建经济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力耕等的《论清代旗地的私有化》(《吉林师大学报》90年2期)一文，认为清代旗地私有化，最早起因于旗地“份地制”本身的私有制因素。康熙中叶以后，民典旗地现象日益频仍，以致乾隆年间清朝不得不拿出巨款“回赎”民典旗地。但回赎政策并没有阻止旗地向民地转化的历史趋势。对乾隆年间清朝到底回赎了多少旗地，众说纷云，无一致意见，王振科等的《清代乾隆时期回赎旗地数字考辨》(同上)一文，综合诸家记载详考后认为，乾隆年间清朝在关内外回赎了三百七十余万亩的旗地，花费数百万两银两的估计，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东北旗地是清代八旗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中叶，由于流民出关，旗地买卖盛行，旗地逐渐向民地转化。而清廷为保护旗人的生计，采取了一系列旗地的补救措施。刁书仁《略论乾嘉时期东北旗地的补救措施》(《东北师大学报》90年2期)一文指出，清代对旗地的补救，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旗人红册地继续进行强化，防止其崩溃；与此同时，多设官地，让旗人佃种，间接维持旗地，资助旗人生计。但这些补救措施却对东北经济的发展起着一种延缓作用。而衣保中则对清代中叶的八项旗租地进行了考察，他说清中叶以来，一方面旗地典卖现象日益普遍，旗地制度趋于破坏。另一方面，大量旗地被清朝收为“公产”，对旗地的控制趋于强化。乾隆以后，随着旗地私有化的进一步发展，清朝把更多的旗地纳入“公产”，“公产制”逐渐成为旗地一种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旗地“公产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旗地私有化过程互相交织，同行并进的。在畿辅地区，旗地由“份地制”向“公产制”演变，集中体现为八项旗租地形成与发展。八项旗租地包括存退、另案、庄头、屯庄、三次、四次、奴典、公产等八种旗地，是清朝所掌握的各类“公产”旗地的总称，是乾隆年间旗地破坏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旗地。(《清中叶八项旗租地研究》同上。)该文立意较新，值得一读。清代前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在部分地区和农业经济领域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黄冕堂《论清代的货币地租》(《山东大学学报》90年2期)、杨仁飞《清代宁绍地区货币地租浅论》(《宁波师院学报》90年4期)二文值得注意。黄文从清代货币地租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几种由实物地租演变为货币地租的过渡形式和途径、货币地租的发生过程、货币地租发展水平和特点诸方面入手，对清代货币地租演进的历程作了考察概述，杨文则对清代宁波地区货币地租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征以及影响制约它发展的因素等问题作了分析研讨，进而认为宁波地区货币地租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必要性，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提高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建立合理的、符合宁波特点的工业体系，是发展宁波经济的关键。4.人口。对人口问题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研究者对人口与经济之间密切关系的日益深刻的认识理解。韩光辉的《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增长》(《北京社会科学》90年2期)一文，认为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增长的特点：一是前期的人丁增长率高于后期人口的增长率，且均低于同时期全国水平。属于人口发展的低增长型，二是各州县人口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影响该地人口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以圈地为主的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乔素玲的《清代广东人口增长与流迁》(《暨南学报》90年2期)一文，认为清代人口流向的重要目标是城市，这与康乾之际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清代广东人口流迁的方向是呈四周放射状，即以湖、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谦、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以致陕西等地。总的趋势是从人口密集、耕地紧张的地区流向偏僻的边疆海岛及人口稀少的内地山区。这加速了流往地区经济的开发。
三、人物研究。清代人物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的状态，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看，它的研究对象以封建帝王家族和统治阶级中具有一定影响与作为的人物为主。尽管研究者对许多具体人物的认识评价有不同意见，衡量标准不统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激烈，但从它研究的发展趋势看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统一是其显着特征，而且成果瞩目，本年在这一研究领域仍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吴建华的《南巡纪程》(《清史研究通讯》90年1期)一文，对康熙、乾隆南巡的日程作了综合分析，认为以往对南巡褒康熙而贬乾隆南巡的评价是不客观的，乾隆南巡治河、筑海塘均为有益之举，是促成康乾盛世的重要因素，康熙南巡的评价应该平衡，不能抬康熙而抑乾隆。袁森坡在《康熙与昭莫多之战》(《故宫博物院院刊》90年1期)一文中，对康熙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艺术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对雍正帝的研究评价，特别是夺嫡问题，一直为研究者关注。关于康熙在他晚年所属意的皇位继承人，清史学界历来有“允禵说”和“雍正说”两种不同意见。但由于有关原始资料的不足，使最终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面临困难，杨珍的《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90年3期)一文，为解开这个谜提供了必要的论据，值得注意。而杜家骥的《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其相关问题考析》(同上，90年4期)一文，则对雍正的封旗及共继位后的用人政策作了考察研究认，为皇四子胤禛在康熙朝分封于镶白旗，但雍正帝继位后，宠眷不衷，始终被重用的心膂股肱之臣，恰恰是非属下的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本年度研究乾隆帝的论着的出版可谓“丰收”，周远廉撰《乾隆皇帝大传》(64万字)、白新良着《乾隆传》(4l万字)先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览两书，作者均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论述乾隆皇帝的一生，包括乾隆初政、经济措施、整顿吏治、文化政策、南巡秋弥、十全武功、个人素养、家庭生活等方面，填补了有关乾隆研究的空白。对乾隆帝的经济政策思想，万依对此研究后认为，他在经济方面的基本思想仍然是传统的“崇本抑末”思想。但由于社会的发展，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变，比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消费的不断增长、人均耕地相对减少，国家和宫廷支出不断加大等等，使得乾隆帝不得不对原来的崇本抑末作某些改变，特别是抑末方面，必然要作较多的调整。然而乾隆帝把手工业、矿业、商业只看作是一种对民生、对宫廷有用的一项末业，根本没有认识到它的财富价值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试论弘历的经济政策思想》，《故宫博物院院刊》90年1期。)徐凯、商全的《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90年6期)一文对乾隆南巡予以肯定，认为他是这一时期河工的主要决策者。而赵秉忠等《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90年4期)一文，则持相反意见，他说综观乾隆六次南巡前后三十三年的全部施政内容，对其作用就不会估计过高。仅就思想统治而言，乾隆帝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及汉族官员的六十余起文字狱案，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期间制造的，禁毁图书近三千种，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进行的。乾隆一手缓和矛盾，一手制造矛盾，而且后者甚于前者。此外冯佐哲的《和坤略论》(《北京社会科学》90年8期)、何龄修的《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历史档案》90年1期)诸文，分别对和坤的历史作用以及平一统贺王盛等人的事迹与反清复明案的特点作了深入有益的研讨。
四、中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研究。明清两代，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这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研究者共识的一点是：西方传教士在移植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科技，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然而，人们对于传播西方宗教和科技一些重要媒介：诸如西书的流传、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书库之兴衰等问题，则注意不够。施礼康等《明清西方传教士的藏书楼及西书流传考述》(《史林》90年1期)。一文，从利玛窦与早期的“传教书库”、七千余部西书的东来与译着的激增、传教书库之兴衰及西书之流佚等问题作了详尽统计与说明。而刘潞等的《清代宫中出现西方文化的原因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90年4期)一文，却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西方文化渗透影响帝王生活的历史进程。认为明末清初进入宫廷中的西方文化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大致可分为科技、艺术和思想意识三个方面。而其在宫中依次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恰与清王朝历史发展相应：前期，清王朝兴起的时期，西方文化中的科技方面对清宫的影响最大；中期，清朝的鼎盛时期，西方文化中的艺术方面对清宫的影响最大；末期，清朝的衰落时期，西方文化中的思想意识方面对清宫的影响最大。这三个层面分别与这三个时期的三个有代表作用的皇帝，康熙、乾隆、光绪的性格和个人遭遇有密切的关系。浩罕汗国前后延续达167年之久，一度称雄整个锡尔河流域，为中亚当时最重要的汗国之一，但至今连它的王统世系还未弄清楚，潘志平在广泛研究清代汉文史料、中亚穆斯林和西方史料(包括俄国史料)的基础上，有其中的许多疑难不确问题作了较为圆满的阐释，勾勒出可信的浩罕王统谱系表，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中亚浩罕王统考》，《西北民族研究》90年2期。)冯佐哲对清代前期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商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问题作了综述。(《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史学集刊》90年2期。)研究清代对外贸易的文章主要有齐清顺的《清代新疆的官铺和对外贸易政策)(《新疆社会科学》90年3期)和王少平的《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90年3期)二文。齐文认为官铺是清政府在新疆对内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清朝控制、垄断对外贸易的政策，由于后来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和外来侵略势力的冲击，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王文则认为中俄恰克图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的贸易，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从上述情况看，较之清史研究的其它方面，清代对外关系及贸易史的研究显得很薄弱，今后需要大力加强和充实。
五、民族史研究。近年来清代民族史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每年都有高质量的论着发表问世。本年度民族史研究的论着侧重于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以及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和领域，成绩可观。如哈斯达赖的《清封禁蒙古的几个不同层次及其目的》(《内蒙古社会科学》90年4期)一文，认为清对蒙古的封禁，是按不同的封禁范围，分层次进行的。概而论文有：①在蒙古各旗之间的封禁；②在蒙古各部之间的封禁；③在蒙古与其它各族之间的封禁；④在蒙古与俄国之间的封禁诸层次，而且各有其用意及目的。苗普生《略论清政府对布鲁特的统治》(《新疆社会科学》90年6期)和潘志平的《布鲁特各部落及其亲缘关系》(同上，90年2期)二文，分别对清朝统治布鲁特的变化过程及布鲁特诸部的亲缘关系作了详论。苗文认为清对布鲁特诸部统治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八年为第一阶段。道光八年至光绪三年为第二阶段。自光绪三年至清末为第三阶段。无论清朝统治布鲁特的形式有何变化，但统治始终是比较稳定的。潘文对布鲁特各部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究，解决并澄清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见解和认识，指出左右翼和内外部是对布鲁特各部亲缘关系纵横两个方向的基本划分，试图合理地解释布鲁特各部亲缘关系上的复杂现象。洛丹的《七世达赖喇嘛的确认、册封、坐床》(《西藏研究》90年2期)一文指出，他的确认、册封及入藏坐床等一系列活动是藏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是清朝中央对西藏地区有力施政的重要转折，由此而使达赖喇嘛与清王朝中央之间的良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王钟翰先生对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清代汉军旗人的民族成分的标准，只能按当时是否出旗为民作为一条杠杠的看法。认为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因罚入旗后又改回民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分，否则都应该把他们当做满族成员看待才是。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满族共同体，一部分成员从其他民族加入进来，另一部分成员从本民族中分离出去是正常现象，完全符合一个民族在长期不断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特征的。(《民族研究》90年3、4期)卢明辉认为，康雍乾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员广阔、多民族大一统的局面，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对于加强发展中原地区与北方边疆地区各民族间文化科技的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康乾盛世：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90年1期。)本年度发表的研究民族经济史的文章也为数不少，如穆渊的《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新疆大学学报》90年工期)一文，认为清朝在南疆铸行的新普尔铜币，虽然是一种封建剥削性质的货币制度，但在当时它符合与祖国内地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南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作用应予肯定。王熹、林永匡的《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同上)和《清代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研究》(《西域史论丛>第三辑)、《简论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设立的原因与经过》(《民族研究》90年5期)等文，以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内地与新疆地区官办的丝绸贸易的规模、发展概况以及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设立的原因与经过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考证，解决了一些问题。陈东升的《清代旅蒙商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90年3期)一文，则对清代旅蒙商的兴起、发展变化、经营方式及性质等作了全面论述。鲁子健的《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90年8期)一文，对清代藏汉边茶贸易的兴衰进行了论述，认为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廷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西南边防。
六、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清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每年都有很多人力在从事这方面的研讨，本年度当不例外。如张仁善的《清代礼制与本朝前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南开学报》90年1期)一文，认为清代礼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通过它的政治功用和救化功用显示出来。经过礼制的规范，人们形成了崇尚权威的政治观念、崇拜祖先的伦理观念、封闭僵化的保守观念以及重本轻末的价值观念，行动上安于本分，不思进取等。至于清代宫廷帝王生活的研究，万依、王树卿、刘潞等着《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全书共分六章，比较全面地通过对宫廷有关的人物活动的研究，包括宫廷内部权力之争、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措施、典章制度、物质文化生活及风俗习惯等方而的研究，揭示了清代宫廷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兴亡的规律。而林永匡、王熹合着的《清代饮食文化研究——美食·美味·美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从断代史角度探讨和研究饮食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学术专着。该书三十八万五千字，利用宏富的清代文献、笔记、宫廷与官府档案文书、文物资料，分别对清代饮食文化的构成与特色、清人饮食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清代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汇、清代民间和地方饮食文化、清代民族饮食文化、清人保健养生与食疗等专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见解。李英华对清代冠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作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认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继承历史传统是清代冠服制度最显着的两个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90年1期。)叶志如则从另一方面对清代人参的专买专卖情况作了介绍，并认定人参的专买专卖是保障清代皇室内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清代宫廷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内容。(同上)此外，许多学者还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清代各地盛行的民间信仰以及宗族制的发展特点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如陈在正的《台湾中部平埔族的汉化与妈祖信仰》(《台湾研究集刊》90年2、3期)一文，着重对台湾中部平埔族不断汉化、接受妈祖信仰，并倡建妈祖庙于埔里的文化现象及历史进程作了说明。而李祖基的《清代台湾边疆移垦社会之特点与妈祖信仰》(同上)一文，却从清政府的渡台禁令与妈祖信仰、移居地环境的恶劣、社会动乱、贸易的发展，郊商的兴起与妈祖信仰等方面入手，结合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的若干特点，对该地妈祖信仰的传播发展进行了综合的研究，颇有新意新解，令人耳目一新。常建华的《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90年2期)一文，认为乾隆重视宗族问题，在他当政时期，宗族组织发达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健讼、械斗严重，影响了清代的统治秩序，他希望治理宗教以平息健讼械斗之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对宗族的政策，总的看来以抑制为主，也有一定的支持和打击，但没有解决问题。
七、学术思想文化研究。关于学术思想文化，重视对清代着名思想家、史学家以及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是本年度论者所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赵向东的《略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兰州大学学报》90年3期)一文，认为在历史上，黄宗羲并未跳出封建唯心史观的窠臼，他有着明显的历史循环论倾向和复古思想。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上，他仍然沿袭封建主义史学传统的“取鉴资治”的那一套，所经之世也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王培华则在《王夫之史论的史学阶值》(《史学史研究》90年1期)中，指出王夫之在史论撰述上的特点有四：，一是对编年体史书所载史事的评论，这不同于宋明史论，二是所涉及的范围广，篇幅大；三是文字表达通顺，大都可以独立成篇，四是以史资治的思想比前人深刻。而陈其泰在《朴学家的理性探求》(《历史研究》90年1期)一文中，对王鸣盛的史学价值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重视对历代重要制度、事件的探究，注重论述国计利害，同情人民病苦，并且大胆地摒弃封建顽固人物的偏见，肯定革新的历史作用，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大力针砭宋明人主观蹈空学风的流弊，是王鸣盛史学中值得珍惜的积极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关学术思想文化研究中，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一直是许多研究者注意的中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以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史学，考据学成了乾嘉史学的代名词，乾嘉史学被概括为两种特征；一是考据，二是不问经世。对此暴鸿昌在《乾嘉史学辨析》(《北方论丛》90年3期)一文中提出质疑，他指出乾嘉时期，不仅考据着述繁多，非考据史作也举不胜举，如果以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史学甚为不公。因为是时并非所有史家都从事考据，考据学多为经学家所为。黄爱平的《凌廷堪学术述论》一文，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肯定了凌廷堪在经史小学、天文乐律方面的贡献。(《清史研究通讯》90年3期、)清初的文学发展可谓盛极一时，作家众多、作品丰富。风格纷呈，从顺治初年到乾隆百余年间，着名者不下数十百家，遍布大江南北，陶应昌的《略沦清初文运的兴盛》(《云南民族学院学报》90年4期)一文认为，清初文运兴盛的基础，实在明末酝酿已久；各种各样的文学于清初勃兴，这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客观形势所然，而在主观上，清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任用，对文学的爱好与提倡，在制度和利益上的保护与鼓励。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八、工具书与资料的整理出版。本年度出版的学术研究性工具书有李鹏年、刘子扬、陈锵仪编着的《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三十四万余字；专题性研究资料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三、十四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增刊——《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和专门研究清宫历史的《清宫述闻》(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等书。清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清朝中央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机构，它们秉承皇帝的旨意，承理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各方面的事务，分别行使管理国家行政的职责。因此，其在本职业务范围内所产生的词汇用语，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内容广泛。它包含了清代国家许多重要方面的历史典故、典章制度、政策法令以及历史知识、清乾隆时编纂刊刻的《满汉六部成语》一书的目的和用途，主要是供官吏拟写、翻译满汉公文时参考；同时也是满洲旗人应乡会试考试翻译时，考官判卷的参考书；是满族人学习汉语，阅读汉文书籍的工具书。至光绪末年时，曾有一种《六部成语注解》出现，作者失考。但该《注解》质量较差，除文字讹错外，词目解释过于简单肤浅，有许多词目的注解是就词论意。纯属名词解释性质，共可信程度和资料价值是很低的；注解的行文文白夹杂。文体混乱，读来甚是蹩解，尤其严重的是。词目解释错误颇多，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现象经常可见，有些甚至荒唐无稽，令人啼笑皆非。鉴于此，为便于广大清史研究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工作和学习查阅利用，切实有所助益，李鹏年等编着的《清代六部成语辞典》以《满汉六部成语》所收词目为基础，编成此书，对每个词目试作解释、标明共同性、含义和用途，使之作为一部工具资料书，帮助读者学习清史、清代历史典故、典章制度以及一般历史知识；亦为清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可资利用和具有史料价值的参考资料，其重要性与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书，张书才主编，本书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其馆藏的雍正朝汉文奏折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雍正朝汉文奏折合纂而成的一部大型档案文献，共辑入雍正午间由外满汉文武官员1200余人的奏折25000余件，以及文武官员履历折单近7000件，全书40册。90年出版的本书第11—20册共辑入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九年八月初七日期间的汉文奏折7573件，全面具体地记录了雍正中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边防、外交等中央和地方的机密要务，特别是记录了雍正帝在清除允禩集团及隆科多、年羹尧势力之后，继续打击朋党、澄清吏治、改进养廉制度、实行改土归流、筹备西北用兵以及曾静、吕留良之狱等重要历史事实，确是研究清朝前期历史尤共是雍正朝历史的至为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三、十四辑，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张书才主编。第十三辑(33万字)共辑录顺治初年笼络与控制汉族官绅史料、顺治亲政后汉官被劾案、乾隆初年准噶尔遣使进藏熬茶史料、乾隆十二年安邑万全聚众抗粮案等六个专题档案史料，并附有《清代历史档案名称简释(续四)》、《五国公使觐见同治帝交涉始末》两文。第十四辑(近30万字)共辑录了七个题目的档案史料，其中盛京满文逃人档、盛京满文清军战报、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原档均为满文，是研究清朝开国史及明清(后金)战争的难得史料；此外，还辑有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记注档册，乾隆年间治理湖南苗疆史料等，这些材料均系首次刊布于世，因而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闽南契约文书综录》所收的闽南契约文书，上迄宋代，下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多数是清代、民国时期的遗物。这批颇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搜藏或抄藏，除少量为六十年代的旧藏外，大半是1983年以来，由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组的杨国桢等同志先后到闽南各地农村调查时搜得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各部谱牒和先学论着等出版物钩沉汇录的。契约文书是民间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是私文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所记载的内容均为民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身关系等等的个案事实，直接地反映了历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可补政书、典章、史志和其他公私文献的缺阙，具有供史学、法学、文献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利用的文献价值，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闽南契约文书虽说是区域性的，但其学术价值无宁说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清官述闻》初编、续编合订本）的出版，为研究清代宫廷史及帝王文化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文献资料，其意义是深远的。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