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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档案开放与档案史料编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国档案事业带来的最早最重要的信息和变化，应该说是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国家档案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于1980年5月23日—6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曾三同志在会上做了《加强档案馆的恢复和整顿，积极开放历史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讲话。笔者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集中力量讨论档案馆怎样加强档案的基础工作，积极开放历史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曾三同志说：“开放历史档案，是中央确定的方针，这是一个新方针，也是档案利用工作的新发展，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也没有这样提过。我们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把革新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开放历史档案有多种方式和手段，而加强档案编研，特别是编纂出版档案史料是开放历史档案为现代化建设、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重要方式。关于档案编研的内容，曾三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再一次重申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多次对档案工作者的指示，“档案馆要进行历史研究，即要研究、汇编档案史料；对已出版的历史着作进行史实的印证工作；研究一定的历史问题；参加编史修志。他还几次告诉我，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会上曾三同志要求：“已经这样做了的档案馆，应该继续努力；工作基础较好的档案馆，要尽快地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工作基础差的档案馆，也要急起直追，朝这个方向努力。”
从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指引下，档案编研工作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文革”结束前，我国档案馆正式公开出版的档案史料为数极少。以笔者所见只有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编辑出版了《宋景诗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和《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几种。其他一些档案馆编辑的档案史料汇编，大都以馆藏本存馆备用，未能公诸于世。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档案部门开始普遍地设立了编研机构，配备了专职或兼职档案编研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档案馆掀起了一个开展档案编研的热潮。据统计，1981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主编与合编的档案文献出版物有20种40册，约1339万字，到1990年，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出版物425种，约计27861万字；从1980年—1990年间，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开编辑出版的档案文献出版物达1871种，约计98685万字。1991年至今，笔者未见准确统计数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出版档案史料的数量亦相当可观，这是有目共睹的。
贯彻开放历史档案方针以来，我国三个中央级档案馆在编辑出版档案史料方面居领先地位：中央档案馆编纂公布档案史料50多种，约1.5亿字，其中最大部头的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18册，约80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明清各专题史料约1亿字，大部头的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史料汇编》20卷，约1000万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各专题史料50多种，约5000万字，其中《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已出版的包括《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等共4辑，约1200万字。各省级档案馆也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汇编。根据东北三省档案馆的不完全统计：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约4000万字，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的档案史料汇编，字数约达3000万字。有一些市、县级档案馆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档案文件汇编和其他方面的编研成果。据此可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开放档案方针以后，通过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全国档案编研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称为我国档案编研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档案史料时，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活动专题史料占比较突出的地位。打破了“文革”前党史档案资料公布的禁区，是贯彻开放历史档案方针取得的突破性成果。除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上述大量档案史料汇编以外，各省（市、自治区）级档案馆绝大多数都有编研成果问世。其内容相当广泛：有各地方的历史文件选集；有各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史料汇编和选集；有各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文件选集；有反映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等。为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而新颖的第一手史料。
各地方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选题，也是这一时期的显着特点。这一类的史料汇编卷帙浩繁，举其要者：《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汇编》、《土地革命时期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太行革命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安徽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华北根据地、东北解放区等财政、工商、税收等专题档案史料汇编、选集；还有一批经济和典型企业史料公诸于世。这些档案史料的公布不仅为我国各方面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改革起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各级档案馆除编纂档案史料之外，还结合馆藏档案编写了一批报导型、编述型及着作型出版物，这也是该时期档案编研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如各级档案馆普遍地编写了档案馆指南（相当多已正式公开出版）、全宗指南及各种专题指南，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和社会读者了解、利用馆藏档案提供了便利条件。值得重视的是经过这一时期档案工作者还在结合馆藏进行历史研究方面，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编述型和着作型作品，向档案编研的高层次上前进了一大步。仅就笔者所见，如中央档案馆的《革命历史资料人名索引》、苏州市档案馆参与主编的《苏州年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鹏章、刘子扬、陈锵仪着的《六部成语词典》、泰国经着《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和《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中华民国大事典》和该馆陈兴唐着的《冯玉祥将军传》，及一大批有关明清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党史，特别是地方史领域的“档史”结合的论着，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至于编写大事记、组织机构沿革及参加编史修志等，更是档案馆较为普遍承担的编研任务，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档案编研工作包括上述的内容，这不仅是继承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优良传统，而且也是符合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对我国档案工作者的明确指示和寄予的厚望，并且已在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中确定下来，成为档案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档案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之一。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些人对此不甚理解，甚至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对参加一定的历史研究和编史修志予以排斥，更特别反对“独立承担主编”，认为这不符合当今社会分工，而且是“违背档案工作基本规律的”。笔者对这种观点实在难以苟同。我们说档案编研是档案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未见说它是唯一的中心工作；我们说档案编研是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从没有说这是唯一的职责，更没有要求全部档案工作者都去搞编研；它和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并不是绝然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搞好编研，不仅有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学术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档案工作者专业素质的培养，并且有利于促进档案收集、保管、整理、鉴定等各项工作的改进和完善。开展档案编研正是围绕着“积极提供利用”这一主要任务，而不是与它对立的。为什么硬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在我们档案工作者中能够承担编史修志，特别是主编的责任，应该是很难得的，值得赞扬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加以排斥和反对呢？在这里让我们重温曾三同志讲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要树雄心、立壮志，争取在二、三十年之内培养出一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司马迁’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的档案馆就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了。有人说我们想当‘司马迁’，有点‘不自量’，同志们，我们就没有点雄心壮志吗？！1956年国务院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说：‘你们都要争取当专家，当博士’，从那时起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间耽误了十年，我们学习得不好，有负周总理的期望。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一定会实现周恩来同志的遗训，不仅能培养出一代青年的档案馆专家，而且自己也更加奋发图强，争当档案馆的专家”。曾三同志的讲话又过去近二十年了，现实的情况如何呢？我认为我们在贯彻周恩来总理的遗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容否认，在我国档案界确实出现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在结合馆藏从事历史研究、编辑档案史料、编史修志等方面作出显着成绩，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重视和赞赏的学者，而且真正培养出了我们自己的博士、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难道是不应当提倡而应当排斥的吗？
总之，我们认为“档史”结合的优良传统，在现今条件下仍然要继承，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当然要体现时代的特点，而不是机械地学习司马迁。周恩来总理生前要求我们档案工作者要从事一定的历史研究、学习司马迁等的教导，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以三中全会以来档案编研工作取得的显着成绩，体现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上海档案》1998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