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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葡人入居澳门前侵占我国“南头”考实
对葡萄牙所称首航来华,我国文献没有记载。第一次记载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人(当时称为佛郎机人)安德刺德率领武装船载葡国使团到达珠江口,打着葡国旗帜强行驶入内河。几声如雷铳声才惊觉起守边官兵,从此一部明史不断有这些不速之客的令人不安的记录:他们侵占中国第一块领土“南头”并在那里为非作歹,由此引发了抗葡战争。我国中葡关系史、早期澳门史、断代明史等等论着虽然引用“南头”名称,但是这第一块被侵占的“南头”具体究指何处,迄未明确,许多误解充斥书籍、文章。本文积多年考证,从航海地理试予破解,以求海内外共识。
葡人占据的“南头”为在华第一个据点
(一)葡人占据第一个据点应从何时何人算起
现代中外着作中,都有把葡人阿尔瓦利斯(Jorge Alvares, 澳门译欧维士)首航到珠江口某岛时间,说成葡萄牙在中国建立最早据点的人物和年代,如本世纪40年代在上海任天主教神父的法国人裴化行(H. Bernard )在其着作中称:“1516 年, 乔治阿而发累斯(JorgeAlvares)打算占领广州迤南的下川岛,并在岛上建筑石质堡垒, 以为掩护葡兵作战之用。广州当局将伯来特勒洛及其他葡人30余名捕之入狱,大概与此事有关”(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页49。)。这恐怕是裴化行搞错了。一是把应是1513年~1514年Alvares首航年分错作1516年, 二是把两年后发生的西蒙建堡垒事窜混在Alvares身上。不足为证。 然而无独有偶,我国黄文宽着文说:“1514年葡萄牙人初次到了中国广东珠江口……便在中国的门口屯门澳筑起海盗窝的战垒来”(注:黄文宽:《关于澳门史的考订》,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换了地名屯门澳, 实际亦指Alvares所至,因只有他,才是1514 年首航抵珠江口的葡人首领。又,邢凤麟主编的《深圳城市史》则明言:“正德九年(1514年)佛郎机使者阿尔华列士(施按:Alvares 另一汉译)抵达屯门并占为据点。该团到来的商船和兵船均停泊于屯门。他们的海盗活动甚为猖獗,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杀人抢船”(注:邢凤麟主编:《深圳城市史》(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页11。)。按阿尔华列士实际并非以使者身分出现在广东,故中国明代文献无记载。只有葡方史料才提到他。但西方记载并非那样,而是说未被准上岸。据意大利籍的葡萄牙航海家安德瑞亚·柯撒里(Andrea Corsali)于1515年1 月写信给麦地奇公爵(Duke Giuliano de Medici)说:“去年间, 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售尽了货物”(注:转引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2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 年版),页78。)。信中“几位”即指Alvares等。 他在屯门港连上岸都未被允许,怎么可能在屯门“占为据点”呢?他只能偷偷上偏僻的岛屿。史料只不过说他在岛上竖立刻有葡国王征记石柱,这种行为不过是象征性“占领”,对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未造成任何损害,还构不成在中国建了第一个据点。
我认为在华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的人和时间,当是1518年接任葡船队长的西蒙(Simao de Andrade或译西芒),他侵犯中国主权和迫害人民历数年之久,影响严重。
(二)西方对西蒙等占珠江口岛屿为其在华第一个殖民据点的记载。
我们先看西方第三者客观的记事。 瑞典代理商兼澳门史学者Ljungstedt(龙思泰)《The Portugnese Settlement in China》(前译《葡萄牙人在中国居留地史》, 近译《早期澳门史》)言:“Simao于1518年带领1艘大船和3艘中国帆船到达该港时……他建筑了一座堡垒,完工时僭称对该地拥有主权。……拒绝撤离该岛”(注: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页9。 )(原书把Tamao与上川岛混为一谈,译者纠正作屯门岛或屯门)。
英军海军司令魏尔斯莱(Marquis wellesley 或译韦尔斯科等)侯爵所藏文件,也说到1518年新任葡舰队司令西蒙“不得到许可,就在屯门岛上建起碉堡,从那里出发,抓住一切机会对进出中国海港(施按:仅指珠江口而已)的所有船只进行洗劫,或榨钱财,他把海边年轻女子带走,掳掠中国人为奴。……而在他统率下的水手和士兵则照他的榜样行事”(注:转引自张天泽着、姚楠等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10。)。
早期葡萄牙历史着作也证实葡人在涉足澳门之前,在珠江口有过一殖民据点岛屿。如16世纪葡历史学家巴劳士(J.de Barros 或译巴罗斯等)所着《亚洲》(《ASIA 》), 讲了葡人首航去中国到的是Is. Tumen即屯门岛。又说到明朝武宗即正德“皇帝去世消息传到广东省, 广东官吏命葡人退出Is. Tumen,葡人不从,中国舰队遂攻之, 葡人大败退走,时间是1520年”(注:转引自《中葡早期通商史》及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16。)。按时间应是1521年。这说明葡人当时盘踞地叫Tumen岛, 否则就无所谓命他们退出IS.Tumen了。
(三)中国文献对葡人设殖民据点的记载
中国作为被侵扰方,在明朝官员奏章、传记、地方志等文献中更有刻骨铭心的记载,只是使用地名不同,用的是“南头”岛屿或“屯门海澳”。嘉靖时任给事中的王希文奏文称:“佛郎机……虏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注:转引自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版),《官守篇·重边防以苏民》,页19。)。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殊域周咨录》中说:“佛郎机……残暴残虐,遗祸广人”,主张“所造垣屋尽行拆毁”。那么这个“设栅自固、火铳横行”,“所造垣屋”的地方在哪里呢?省、县地方志都说在东莞南头。据嘉靖版《广东通志》记载:“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抚按查《会典》,无旧例,不行,遂退泊东莞南头,径自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注:(明)黄佐:《广东通志》,卷66,《番夷》。)。《广东通志》事纪还说他们“后谋据东莞南头”(注:《广东通志》,卷7,《事纪五》。 )。嘉靖三十一年中举的叶春及编写的《顺德县志》何鳌传说:“佛郎机以入贡为名,两台(施按:指广东巡抚、按察使)不许,遂治区脱(施按:即瓯脱,指葡人在海疆擅筑堡垒)东莞之南头”(注:(明)叶春及:《顺德县志》,卷7,页11~12。), 也点明葡人在“南头”占有殖民据点。清康熙时钦差杜臻巡视过澳门,在其《闽粤巡视纪略》中写道:“正德中,佛郎机国称朝贡,阑入东莞南头、树栅而居……多为不法”。乾隆间,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等《澳门纪略》中也言及葡人“退泊南头,树栅自固”(注:转引自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版),《官守篇·重边防以苏民》,页39。)。清代前期,郭文柄修《东莞县志》卷14《外志》称:“正德十一(施按:应为十二)年,佛郎机夷人始入广州,谋据邑南头,副使汪鋐逐之”。从“逐之”看葡人并不止在图谋,有已占据的意思。
以上是一种记载体系,以下是另一种体系。
明万历五年评事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祠记》不称在南头而说在“屯门海澳”:“近于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恶夷,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蔡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注:收录于嘉庆本《新安县志》,卷23,《艺文二》。)。设立营寨、制造武器、图形立石等必须在陆地,在水上是办不到的,当然要“占据海岛”的据点。但这个海岛叫什么没有明言。到了清代地方志追述前代之事时,往往只片面称葡人“占据屯门海澳”而漏言占据海岛。如《新安县志》卷11《寇盗》称:“正德十二年,番夷佛郎机入寇,占据屯门海澳”;卷10《名宦汪鋐》:“正德十六年任巡视海道,番夷佛郎机假朝贡,占据屯门海澳,时肆剽掠”。道光版史澄《广州府志》卷38介绍汪鋐生平事迹中,也称“占据海澳”。
以上所引明清史料,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时,使用着两种不同的地名。
所谓“退泊”于南头,“治区脱”于南头,“谋占邑南头”,“阑入东莞南头……而居”,都说明同一个情况:葡人占据南头为据点。那么,结合“占据海岛”一语,这个“南头”该是何地?与并存的“屯门海澳”是何关系?首先,应从南头、屯门地名地点的变迁和人们交叉使用新旧地名考察。屯门之名始起于唐代在今珠江口虎门外南头半岛上设海防单位的屯门镇。五代南汉时继设。宋、元改镇称寨,地名如旧。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因合并到固戍寨而取消。十七年建城又设寨,改名南头寨。从此地名也随之改为南头,“屯门”地名就专用在今九龙新界的屯门地区,迄今600多年如此。但是,改名后, 人们有时仍交叉称呼旧地名,造成混乱,使不了解地名和地点变迁的后人互相交混。如现在不少书刊、文章把唐宋元历代屯门也指在明代洪武十七年以后的地点已变的屯门上。
现在一般对南头的地理概念,是指明代的南头城,今之南头区或扩大指南头半岛。有一本专门介绍该地情况的《南头风情》说:“南头位于深圳经济特区西部,地处珠江口东岸,南临深圳湾,同香港九龙新界隔海相望。南头半岛紧接南头城,沿西南方向伸出在珠江口的前海和后海之间,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2—7 公里”(注:《南头风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90年版),页1。)。 笔者三至南头半岛南山和赤湾港,此说无误。南头成名,源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今地建南头城,以供“守御千户所”驻扎,是一军事要塞。“为什么叫南头呢?据民间相传,认为此城西南向海而建,城南有南山,山下有南山村、南园村,而城正在山头上,故名南头”(注:《南头风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90年版),页10。余绳武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页3 )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亦称洪武二十七年,故邢凤麟《深圳城市史》页10所称“洪武十七年(1384年),恐误。)。然而,如果把1518年后葡萄牙人侵据的“南头”指在这个南头,那就会犯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的错误。
落实“南头”地望出现的误区
南头地名,实际有多指,在明代除通常用于指海防要塞南头寨、城池南头城、陆城南头半岛、县城南头镇、港湾南头澳等外,也可泛指南头寨防务地区,这点往往为常人甚至史家所忽视。明代书籍记事简略,又缺具体注释,而且存在上述多种表述葡人占据该地的方式,以致使后世中葡关系史、澳门史作者难以下笔。他们对“南头”地名,有的回避使用而用外国翻译地名;有的使用了不加注释,任读者自去猜测;有的含糊地指一概位,不明具体何地;有的误注,张冠李戴。最为常见的失误有以下几种。
(一)附会在南头半岛、南头城、南头澳
今南头半岛在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前,称为南山(半岛),因半岛端部一座山,在《新安县志》中称南山。明代在山下有赤湾港。关于南头城,据《广州府志》载:“明洪武年,……筑城在县南之七都海滨,正名南头城”。明万历元年(1573年)成为从东莞县分出的新安县县城,1914年改名宝安县后仍作县城。1954年移治深圳镇后,作南头镇,现为深圳市南头管理区区政府驻地。
我国大陆出版的《中国史稿》明代卷说:葡人从马六甲来到珠江口后“以武力侵占东莞南头,在‘屯门、葵涌(施按:原文误写‘浦’)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窃据南头的葡萄牙海盗更加肆无忌惮,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无恶不做”(注:刘重日等:《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册6,页597~598。)。 这里所说,看来是综合本文上述明代《广东通志》和《祠记》来的,接近事实。但因该书未说明这个“南头”的含义,人们不能不理解为通常含义的南头即南头城或南头半岛(恐怕作者本身就如此),因此让读者迷惑或走入误区。
如果说《中国史稿》还留有含糊可辩解余地的话,那么台湾出的一本《中国外交史》则明白直接指在南头城了。该书说:“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人征搭中国商船,至广东近旁之屯门(Tamao )(东莞南投城),脱售其商品而去”(注:付启学:《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修订版),上册,页24。)。引文括号内的注释是原文有的。其中“南投城”,从明朝开国至今逾600年, 珠江口内外均无此地名,显然是南头城之音误或笔误。如果仅是首航到南头又离去,可不深究。问题是该书又说1519年葡人率武装舰队又到“屯门港”,还是原来解说的“南投城”。由于未见该书引征他人言论作据,则屯门即南投城看来是作者本人见解,但未说理由。
我以为此说难以成立。首先,南头城即南头寨本部,是广东中部海防司令部前沿驻地,不可能让葡人作殖民据点,葡人也不会在该地作据点(当时双方力量对比,中方仍处优势)。1521年,中葡在珠江口发生“屯门之役”,指挥此役的最高司令员汪鋐(时任海道副使)在临战前赋诗一首,题为《驻节南头喜乡耆吴瑗、郑志锐画攻屯门夷之策赋此》(注:转引自《南头风情》。)。诗题和内容明白说明与葡人开战之前,汪鋐驻扎在南头寨城,而且得到南头当地居民士绅的协助,即吴瑗等策划作战方案。如葡人已据南头城或南头半岛和港湾,还谈得上汪鋐驻节在那里吗?
其次,如果指南头半岛沿岸的港湾——南头澳,那里是广东海防体系中重点军港,也不可能供外国初来(无政府勘合文凭)商船停泊。
明代文献如嘉靖《广东通志》介绍海防中有南头澳地名:“备倭分三路:中路在广州府东莞县南头、屯门等澳,大战船八艘,鸟艚三十艘”(注:(明)黄佐:《广东通志》,卷31,《政事四》,《战船》。)。嘉靖时海防专着《筹海图编》广东事宜的“中路”节中,论及日本入寇,在进不了广东东路柘林等地的情况下,“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尤甚”(注:转引自《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页42。)。这说明当时有屯门澳和南头澳地名并存。明万历时海防专着《苍梧提督军门志》地图,虽未见标“南头澳”,但在南头寨左侧前端海域,标有“南头兵船泊此”说明词(注:(明)应槚:《苍梧提督军门志》,《广东图》。)。泊军舰的地方,当然意味着是澳。稍后,万历二十三年写成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上,虽然既未标“南头澳”,也未标“兵船泊此”字样于海域,但在南头半岛东侧和西侧的两个海湾内,分别绘有兵船图(注: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明)郭棐:《粤大记》(万历三十年版,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表明是泊地,不言而喻是南头澳所在。这里是军港,是《筹海图编》特别强调“尤甚”的防倭寇要害,又不曾失守,绝无可能成为葡人久据的殖民地,所以不会是《广东通志》所说“退泊”和《顺德县志》所说“治区脱”的“南头”。
再从16世纪到东方来的葡人着述流露对南头寨权威感,也说明当时葡人不可能占据。生活在1500年~1550年并在东方住了10年的康士坦尼达(Fernao Lopes de Castanheda)说过:“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宜的官员叫Pi-O(按指明代设置抵御倭寇入侵的武官备倭都指挥),他驻在……南头寨”。生活在1495 年~1565 年并在印度生活几十年的柯瑞亚(Gaspar Correa)也说:“没有广州的允许,无人能超过此入内。 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以外的另一岛有中国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扎”(注:转引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页82 ~88 。 )。 按里格(league,葡长度单位)等于3海里。
(二)误栽于今九龙青山湾—屯门港
由于清代地方志有“占据屯门海澳”纪事。西方有记作Tamao 的影响,我国不少工具书和专着便把葡人据点说在青山湾。199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澳门史纲要》说葡人“在屯门港强行登陆,屯门属东莞县(现在属香港新界)”。1992年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大辞典》说:“1521年,西蒙在屯门不守法律”,“屯门(在珠江口外九龙青山湾)”。1995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广东百科全书》屯门之役条称:葡“舰队盘踞广东东莞县屯门(今香港新界之屯门)”,都明注在今青山湾。
按青山和青山湾即屯门港都在大陆,与“占据海岛”不符。该辞典在屯门之役条说:自“洪武十七年设屯门墩台,设把总一员”。既有守军,未曾失守,又不会拱手让人,怎会无故成了葡人任意建堡垒、造武器的据点呢?
(三)误指在新宁县的上川岛
由于有的西方史学家将葡人最初据点误解为在上川岛,我国30年代有的以中西双方文献互相参照来研究中葡关系史的学者,也追随此说。如1934年梁嘉彬在中山大学就学时发表的《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认为西蒙据点是在上川岛。他说:据摩斯(Morse )《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云:“1518年其弟踵至,驻碇于上川岛(St.John''s Island),为人贪欲无餍,滥施刑罚,甚至雇佣华人筑垒以自固”(注:收载于《明代国际关系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页11~12。)。上川岛说自1939年被布拉加否定后,一度消声匿迹,但我国1993年忽有人着文重提此说“有理由”。
虽然上川岛较大,广东海防军监督较松,适合外来殖民者作据点,葡人也居留过,传教士沙勿略的墓即是明证,但是,第一,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西蒙在此建立过据点。第二,上川岛在新宁县,不符文献记载在东莞县。第三,西蒙是来接任其兄为舰队长的,而其兄退泊在“南头”为的是支援等待在广州的葡使去北京,他们必然找尽可能近广州的珠江口某地作据点,而上川岛距广州较远,优选不上它。
“南头”实为南头岛
(一)从3个着眼点去探索
要找准明代文献上所指葡人盘踞的“南头”,首先要超脱狭义界限,而按广义概念,又要按文献所说“东莞南头”,限在东莞县境内去找。《苍梧提督军门志》卷5载:“南头寨,自大鹏、麂角洲起, 至广海三洲山上,为本寨信地”,“该寨兵船驻劄屯门,分官哨,一出佛堂门……一出浪白……”。当然,我们不应也不必在这么大的信地和巡航地去找,只需在涉及唐宋和明代“屯门”范围内考察。
其次,不应在大陆找,那是缘木求鱼,应在鸟屿找。因为西方史料一致说在某岛。我国《都宪汪公遗爱祠记》也明示“占据岛屿”。
再次,应适应葡人需要和力所能及。葡人找意图久居的殖地据点,必有可供多艘船舶避风的港湾,又有淡水、食品、烧柴、建筑材料,面积较大、有一定回旋余地和便于固守一时的地势,不会找不毛之地的小岛。南头澳、屯门湾等大陆海岸港湾当然较理想,但那里都驻有中国重兵,他们不能打败明军取而替之,唯有在珠江口范围内找较偏僻、明军防卫力量较弱,或易于买通明军佯拒而阴许之地并为他们有限的人力、物力所及。
(二)明代海图表明“屯门海澳”所依托的位置为大蚝岛山
在前引明代文献中,有的说“占据屯门……海澳”,有的在说“占据海岛”的同时,也还提到“凑杂屯门……等海澳”。两者不矛盾。
《苍梧提督军门志》是明人应槚于嘉靖三十年以兵部右侍郎身分总督两广军务时所着,现见万历九年刊本虽经万历时人刘尧诲重修,但主体仍保持应槚原着,可反映嘉靖朝的海防地理布局。在《苍梧提督军门志》海图所标“屯门澳”地名及说明“此澳大可泊东南风至老万山……”方框的同一海中位置上(见附图1), 《粤大记》地图则绘出一座岛屿,岛上标明“大蚝山”岛,也就是“屯门海澳”是“大蚝山”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殊途同归。而大蚝山是今大濠岛在明代的原名。标在这个山岛上的地名还有螺盃澳、塘(今名唐福)、石壁、大澳、沙螺湾、东西涌、梅窠村(见附图2)。这些地名大多仍在今天大濠岛上沿用, 在普及的旅游地图上都能找到,充分说明大蚝山正是今天大濠岛前身。《粤大记》的图上同时标“屯门”于大陆岸边圣山之畔,面临一海湾。当时是大陆的屯门湾即今新界青山湾。所以,《苍梧提督军门志》图中的“屯门澳”与《粤大记》图中的“屯门”湾是有区别的,名同而实异地,而《苍梧提督军门志》中的“屯门澳”与《粤大记》中的“大蚝山”则名异而实同地。
(三)大蚝岛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适合葡人的需要
该岛地当珠江口出入广州内港航道要冲,进退均便,且可控制要害。岛体大,面积达141平方公里,山势蜿蜒,有防守和回旋余地。有3处瀑布和一些溪流,有充分淡水供应。有多处港湾,可满足帆船弯泊过冬。已有一批居民点如梅窠村、塘、大澳等等。可供其奴役。有盐、渔、农经济,就地取材,解决部分吃用所需。它在南头寨防区内,只有巡船经过。无常驻强兵,又是较偏远孤岛,为葡人占据力所能及。
(四)大蚝岛在中国航海界称为南头岛,迄今此名仍在应用,有航海图籍可证
我国航海保障部门继承历史航海地理知识,运用新的航海实践经验和设施和适应海况自然变迁情况而编写的、专供航海人士参考的航行指南书《中国航路指南》,就有多处介绍南头岛(大濠岛)地名:“船舶可取道南头(大濠岛)北方,经急水门航道进入香港”,“急水门位于南头(大濠岛)东北端与马湾岛之间”,“南头水道(大濠水道):介于索罟列岛、南头岛西南端与蜘洲列岛、桂山岛、中心洲、牛头岛之间,最窄处宽约1.8里,水深12米以上,航道上无碍航物,是东来船舶进入珠江口的捷径”。“南头(大濠岛)岛的鸡翼角灯桩及大鸦洲灯桩都可供助航”。“香港西侧主要有南头(大濠)岛……”,“香港外方有:果洲列岛……南头(大濠岛)……这些岛屿都有不少良好锚地……”(注:《中国航路指南(民用)》(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卷3,页98、99、63、62、104、97。)。以上引文中,括号内的夹注说明都是原文具有的。
同时,我国70年代出版的航海图之一《急水门至青衣门》图,在一个较大岛上标有“南头”,下面还注有“大濠岛”3字。 这又从海图上佐证航海界至今仍习用南头岛之名(注:《中国海图第1073》(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在现代航海图上的南头岛,其高峰标作“大濠峰”或“大屿山”(注:《中国海图第101213》。)。在民用《中国航路指南》中也有介绍:“大屿山(大濠峰)位于南头(大濠岛)的中部,为该岛的最高峰”(注:《中国航路指南(民用)》,页97。)。说明在航海界只把大屿山当作南头岛(大濠岛)中的一小部分山体(山峰),但现行《香港地图》常把整个岛标称为“大屿山”。
笔者在70年代编写的《中国水运地理词典》,就曾注释过南头岛与大濠岛的关系:“大濠岛又名南头。位于广东省珠江口东侧海中……”(注:施存龙:《中国水运地理词典》(交通部水运研究所,1979年刻印本)。)。
(五)外国航海图书上有南头岛译名可佐证
南头岛之名,在明代来珠江口的葡萄牙航海家的记载中就有反映,而且至今有遗证可查。在澳门海事署编的《历代澳门航海图》第2 章载有葡萄牙航海家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绘制、记载大蚝岛即大屿山的地名为LAN-TAN(注:转引自沈思《大屿山地名的考证》,载《中国地名考证文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页240~241。)。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外国人绘制的广东地图上大濠岛也注为Lan Tao IS.。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由德国船长测绘的《广东沿海海岸图》有Lan Tau IS., 且加注“大蚝”两字(注:转引自林天蔚《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迹考》,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101。)。意大利传教士于1866 年(同治五年)绘制的《新安县图》标作:NAMTAO,Called by ChineseTAI-U-SHAN(注:转引自沈思《大屿山地名的考证》,载《中国地名考证文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页240~241。),意谓:南头,中国人也称大屿山。这个NAMTAO拼法是对过去欧洲人不够准确拼法LATAO或LANTAO的纠正。无论LANTAO或NAMTAO 无疑都是从航海地名“南头”岛音译过去的。
如前所述,南头地位重要,有很高的知名度。葡人始来中国广州时,就处于南头寨镇管辖珠江口海防的格局。该寨职掌省会海上门户的海防,同时掌握国内外船舶进出珠江口——广州港城的放行与否,有很高权威。首当珠江口之冲的大蚝岛,是外国非勘合贡船进入珠江口之前常去补充淡水或候潮候风或走私贸易之地(南头寨虽有时派船巡逻,但仍有隙可寻),珠江口外西来大帆船要去广州,由于西侧水浅,也必须经由大蚝岛旁航道、南头半岛前航道而入虎门(注:王崇熙:(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卷12,页1~2。)。该岛又是珠江口最高大的岛,主峰高耸,可供作天然航标,海员将其视作“南头”地区的象征岛。久之,积俗成名,称该岛为“南头岛”,称岛旁水道为“南道水道”,是顺理成章的事。南头岛一名,也因此载于《中国航路指南》,也必然传译给明清时期欧洲来广州一带的海员并记载于他们的图籍中。反之,中国海员出国,也会在葡属东南亚传播之。
香港前英政府官定大濠岛的中文地名为“大屿山”,这符合英占之前中国所取的原名。其对应的英文地名也是Lan Tao Is. 在他们出版的郊区地图上注“俗称烂头山”,这不确。近代和尚明慧写的《大屿山志》解说“英文译意为烂头岛”更不确,应为音译。香港沈思在前述文章还解说:“烂头山是因在珠江口西岸观看,尤其是在伶仃洋、澳门、桂山群岛、索罟群岛与外伶仃岛一带观看,岛上最突出的是高933 米的凤凰山,‘双峰插霄,形如凤阁’。在当地群众看来’‘双峰插霄’其实就是‘崩烂破头’,故此凤凰山被人俗称为烂头山,音译为LAN-TAN”。这一说法实难让人接受。南头岛并非荒凉破烂的山岛,自然景观较好,被现代旅游业看好,投资建游乐场,就是主峰凤凰山,在古代也因其景观佳丽,才给它起了个最好听而高贵的峰名“凤凰山”,并把此景点称为“双峰插霄”,“当地群众”怎么会把它看作并称作“烂头山”?“烂头”真正来源,是当初有人把“南头”音讹,拼成LanTan,想当然地音译为“烂头岛”,再加不确切解说,传播日久,也就以讹为真了。另外,上述台湾林天蔚先生文中解说为由于大屿山东南有大浪湾,所以“所谓烂头者,粤音‘浪头’(俗称大浪为浪头)”。最后竟附会成“浪白”即“浪白岛”,越发离谱了。总之。此两种解说都不能成立。它是出于中国的原有地名之一“南头岛”。
为什么又名“南头岛”?这恐怕与明洪武时设南头寨有关。该岛是在南头寨管辖之下的。正如清代《新安县志》回顾的:“南头一寨,原辖汛地(施按:指该寨分布驻军点)六处:曰佛堂门、曰龙船湾、曰洛格、曰大澳、曰浪淘湾、曰浪白。明万历十四年(1568年),总督吴、御史汪(鋐)会题:南头为全广门户,控制蛮倭,请以总兵移镇”(注:王崇熙:(嘉庆)《新安县志》,卷12,页1~2。)。其中大澳、浪淘湾就是在南头岛上。该岛是南头寨管辖下最大海岛。以南头名之,亦不为怪。只是在正史上无记载,仅在航海图书上反映罢了。类似用“南头”之名命名南头岛上小地名的情况在清代继续有所反映。如该岛东南部的大东山上,清代设有南头营,但被后世和尚写的《大屿山志》音讹为“烂头营”:“烂头营在大东山,又名大洞山,副峰即烂头营”。现在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旅游图》印有“烂头营”(注:《香港旅游图》(广东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讹名。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Is. Tamao和汉译“屯门岛”实为南头岛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在前几年有过专论,但因发表在澳门,国内绝大多数读者无机会看到,本文又不想重复,兹择要论说如下。
(一)各种着作盛写占据地是Is. Tamao或屯门岛
早期葡方记载Ilha(葡文,岛)、Tamao、Tumen、Tamon、Tamao等,英文拼作Is. Tamao。从30年代译为“屯门岛”以来,流行至今。 当代中国,涉及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的各种专着、论文、工具书,在叙述葡人最早占据地时,绝大多数都说是屯门岛。如澳门史专着《澳门四百年》称:“葡萄牙殖民者又强占东莞县的屯门岛”(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0。)。《中国通史》称:“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注:蔡美彪等:《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版),册8,页288。)。 贸易史如《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说:“葡萄牙人安德烈与比来斯一支舰队也到达屯门岛”,“正德十八年,西蒙也来到屯门……在岛上筑起砦栅,架上大炮,并以此为基地进行走私贸易”(注: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62~163。)。前述《中葡早期通商史》引用英国海军司令韦尔斯文件说西蒙“在屯门岛上建立一座要塞”(注:张天泽着、姚楠等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70。)。《中国航海史》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舰队便侵占了……屯门岛,建筑工事,久踞不去……嘉靖元年,收复了屯门岛”(注:《中国航海史(古代)》(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页288。)。 地图说明如《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说:“葡萄牙……在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一带剽劫商旅”(注:《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152。)。 中外关系史着作如《中外关系史辞典》“外交事件”条说:“葡萄牙武装商船开始闯进广东东莞县屯门岛,并以该岛为据点,从事走私、掠夺与贩卖人口活动”(注:《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279, 施亚光撰“葡萄牙骗占澳门”条。)。大型工具书如《港澳大百科全书》等在“屯门之役”中也写到屯门岛。然而,不但现在东莞县及珠江口没有“屯门岛”,就是明代东莞县乃至珠江口内外各县也从不存在“屯门岛”。“屯门岛”究竟指那个实有的岛屿呢?这个问题使古今历史地理学者大伤脑筋。
(二)改用和避解、误解、曲解“屯门岛”
由于实际不存在此岛名,所以有的着作往往回避,以免被质疑。在介绍与上述发生在屯门岛上内容完全相同的事件时,采用既能对音上外文而又实际存在的屯门,如《中葡外交史》就如此:“西蒙、安剌德者……到达屯门。……其在屯门,以防御海盗为理由,擅自植木堆石为城栅。……甚至诱拐小儿,没为奴隶”(注: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25、27。)。有的把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自己就犯过把新界屯门与葡人到达地Tamao混为一谈的错误, 如表现在10余年前发表的《明代葡萄牙人率先对我国粤闽浙海港的叩撞及其后果》。后继续深入研究,感到失误。因为屯门乃有驻军把守的大陆要津港湾,不可能让葡人作非法殖民据点几年,况且也不符中外原始文献记载其在海岛上。
有的则避免解说。甚至像研究性着作如《中葡早期通商史》对“屯门岛”地望就忽略研究,不解说其在明朝和现在属于何地。像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这样考证求正性着作,对此也未笺正,仍如在50多年前张维华《明史佛郎机传注释》那样没说具体所在和本名。可以说是避而不谈。其他着作笼统说了句“在东莞县”,“珠江口外”作为应付。而实际上,作者们也明白东莞县境内或珠江口外都从无屯门岛。一般读者更不可能从古今图书中直接查到此名。他们书中所谓“屯门乃东莞之海岛,与南头密迩”的话,越说越糊涂。
有的把屯门岛误解为大陆滨岸的屯门墟、屯门山、屯门湾(澳)亦即青山湾。大陆上的山,怎能解说为海中的岛?海湾怎能顶替海岛?
本文上一节已经强调指出大陆上的屯门湾是珠江口海防前哨要塞,又紧邻明军海防司令部所在地南头寨,驻有重兵。葡使船进虎门前,由于它是官方来船,有可能进内暂泊,但当朝廷下诏令其返航,他们赖着不走而“退泊”时,不可能让他们寄泊军港加以保护。西蒙占据一方建堡垒,造武器、贩人口、行抢掠3年的地点更不可能是在大陆屯门湾, 因为屯门湾并未失守,也不会无缘无故拱手让人。也不符合葡人长占久住的需要,葡人需要的是要有回旋余地、较偏僻、明军监督管理较松弛的地方。所以把葡人占据地说成在屯门湾是误解。有一本书说:“甲必丹(Capitao)率葡萄牙船和马来亚船各四只驶至中国, 并且在广州附近东莞县属的屯门岛设立了通商根据地”,并且注明是据“《明史》第三百二五卷……‘外国六·佛郎机’”(注: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上册,页18。)。按《明史·佛郎机传》根本没有“屯门岛”记载,乃作者以己之意充填古人之作而已。方豪把Tamao 考在浙江省的大茅(大猫)岛(注:方豪:《十六世纪国际贸易港(LAMPO)考》八,载于《方豪文录》(上智编译馆, 民国三十七年版),页23~46。),实在是歪解了。
(三)“屯门岛”Is. Tamao的来历和性质
屯门,这个地名是中国固有的,早见《旧唐书》,且至今仍沿用(但有变迁)。然而葡人记载的Tumen有时虽可指真正的屯门, 但大多情况下却是指岛屿上的港湾,也是一种使后人煞费分辨的音译名。
中国本无屯门岛地名,它是3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方记载葡人到中国所谓Is Tumen 或Is. Tamao 地方的音译; 或者对西方记载在Is. Sanshan上的Tamao,按自己分析理解而意译出来的。而Is. Tumen (英文作Is. Tamao)则是由早期到珠江口来活动的葡人拼写的, 是一个由外国人代起的地名(他们不明中国正名大蚝、大屿山)。
无论Tamao或Is. Tamao,虽属葡萄牙外来者在不了解中国确切地名情况下的起名,但并非杜撰,还是取自中国固有地名的某个部分,正如西方学者康士坦尼达所说:“这贸易之岛,距海岸3 里格(施按约等于9海里),中国人称之为Tamao”。中国部分学者选择这个音译名,也有一定依托,如前引明万历时陈文辅写的《都宪汪公遗爱祠记》中提到“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等处海澳”中就有“屯门”一词。不过,我们分析,这个“屯门海澳”当指南头岛上的港口而非许多作者所误指的大陆上的屯门湾。
(四)结论:“屯门岛”就是南头岛
综上论证,我们概括3点理由作结论。
第一,西方用Tamao这个地名所记载的葡人西蒙等人侵占、 作恶事件内容与中方文献中用“南头”地名所记载的佛郎机人即葡人侵占、作恶事件内容完全吻合。
第二,嘉靖时编的《苍梧提督军门志》广东图上标“屯门澳”处,其后编的《粤大记》广东图同一位置上绘明为大蚝山。故明代文献所谓“占据屯门海澳”或“占据海岛”都应同指大濠山。海澳是依托在海岛上。
第三,大蚝山即今大濠岛,就是南头岛。
因此,葡萄牙人在明代中国侵占的第一个殖民据点就是南头岛,此与明文献所记“南头”吻合。各书写为并不存在的“屯门岛”是不恰当的。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澳门专号》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