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张之洞与台湾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之洞-张之洞与台湾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之洞与台湾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宝岛，它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地热、水力、森林、水产等资源，而且还是联结南北海运和远东航线的必经之地，在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为近代列强各国所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台湾也就成为近代中外关系中比较敏感的地区之一。张之洞，清末直隶南皮人，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作为一位晚清重臣，张之洞自然非常关注台湾的命运。本文拟对张之洞与台湾的关系问题作些考察，以期有助于台湾史的研究。
（一）
张之洞很早就开始关注台湾。1882年11月，在清廷关于对沙俄订立条约的讨论中，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在积极建议加强西北边防的同时，认为沿海“所防者唯台湾为急”，因为“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但是台湾防务“毫无成效者不得人故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台防重要敬举人才片》。）。于是，他向清廷推荐湘军宿将刘＠①和广东潮州镇总兵方耀智担任台湾文武官员，以加强台湾的治理和防务。后来，清廷于第二年5月任命刘璈为台湾道， 全面筹划台湾防务。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临危受命，于1884年5 月接替因备战不利而被革职的张树声，担任两广总督，主持两广抗法事宜。此时，台湾也成为法国侵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虽然张之洞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两广边防，但他善于从全局出发，对台湾的防务也非常重视，密切关注。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张之洞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张之洞能从整个战争的战略角度考虑台湾的防务，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884年8月，法国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进攻台湾基隆， 台湾形势顿呈紧张。对此，张之洞向清廷提出“牵制以战越为上策”的建议（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九《唐景崧募勇出关片》。），即以加强在越清军的力量来牵制攻台法军。他举荐史部主事唐景崧募勇入越，联合在越的刘永福黑旗军，攻破了被法军侵占的越南宣光，沉重打击了侵越法军，从而牵制了侵台法军。1884年10月，法国侵华海军司令率主力舰队进占台湾基隆后不久，宣布封锁台湾海面，阻绝大陆对台湾的人力物力支援。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张之洞经过深思熟虑，向清廷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建议，主张以加强进攻在越法军来解台湾之围。他认为当时清军“唯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越圻渐恢，台围自解”（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十《分遣广军规越折》）。为此，他推荐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和右江镇总兵王孝祺各率一支军队由广东进援广西。后来，他们率军在中越边界打败了前来进犯的法国军队，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震南关大捷，并乘胜追击，收复了越南境内的许多失地。此与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取得了临洮大捷等胜利。这些胜利都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从实际效果来看，张之洞的建议措施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特别关注台湾本身的防务问题。他觉得在台湾海面被法舰封锁，大陆难以接济的情况下，台湾只有自筹办法才能坚持抗法。他多次主动与主持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取得联系，探询守台办法。1884年10月29日，张之洞向清廷和刘铭传建议防守台湾的四项“自筹办法”（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一《致淡水刘爵帅》）：第一，应当在台湾当地制造火药以维持长期抗战，台湾本地产磺，硝可从旧砖盐卤中提取。第二，多募团勇，法兵登岸后用团勇昼夜进行骚扰，消耗其弹药，疲劳其军队，然后派清军精锐攻打。第三，不要转移基隆附近的清军，用其牵制法军，减轻淡水清军的压力。第四，破格赏爵，来激励全台人民抗法，如对成功地组织团勇抗法的豪绅，可以封其五等爵，捐饷之人可较平时从优叙奖，打走法军后全台免缴一年钱粮。在当时全台湾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这些办法都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张之洞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都能够始终尽其所能对台湾抗法给予积极的援助。
其实，当时广东的人力物力也非常缺乏，张之洞自己也承认“海防吃紧”，“饷需奇绌”（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九《接济台湾军火饷项片》。）。但是，张之洞能力任其难，尽其所能支援台湾。 1884年8月，法国海军少将率法舰轰毁基隆，台守军队急需军火经费。张之洞立即命令广东善后局、海防局、军火局筹措到白银2万两、 哔木地洋枪1400支、子弹52万发、火药600桶，雇外国轮船运送台湾。10 月30日，张之洞从西方人办的报纸上获悉法国军舰在台南一带骚扰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台湾道刘＠①，询问敌情，探讨援台办法，“欲济饷、通信，有何法？有便即示数语为慰。尊意如有保台良策奇计，祈示。能代谋者必竭力”（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一《致台湾刘道台》。）。法国军舰封锁台湾海峡后，台湾全岛防务就显得比较单薄，兵力、饷械都比较缺乏。张之就千方百计支援台防。台湾被围时，张之洞立即派游击（武官名）方沿挑强汰弱，组成装备充足的粤军5营赴台， 但因刘铭传想调旧部吴宏洛军援台而作罢。张之洞便遵照刘铭传的意愿，将驻粤淮军吴宏洛部5营派赴台湾。12月中旬， 张之洞派林国祥向台湾运送白银3万两。12月下旬，法舰封锁更加严密，张之洞便将3万外国银元请香港商人分别汇往淡水和台南。他认为在战时用香港商人向台湾汇款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好办法，致书刘铭传说，“此次汇项办妥以后，可源源照办”。请刘铭传派人向台北、台南商人商谈汇兑事宜，若能办妥，“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粤东都能应付”（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册，第527页。）。张之洞在广东为台湾购买了前、后膛枪各2000支和各种弹药等，派人分批送往台湾。
对于张之洞的大力支援，当时主持台湾军务的刘铭传在一份奏折曾感激地说：“张之洞于救台接济饷项、军火，不遗余力。”（注：《中法战争》第6册，第198页。）对此，清廷在一个上谕中也提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筹济军事，不分畛域”，“着交部议叙”（注：（清）朱寿朋编：《光续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册，第1900页。）。
第三，张之洞在战后还积极为解除台湾封锁而奔波努力。
1885年4月4日，清政府在清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授权英国人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代表毕洛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中第二款明文规定“法国并允将台湾封港事宜撤除”（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463页。）。但是，法国侵华海军并未立即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对此，张之洞深为忧虑。4月19日， 他致电总理衙门，请朝廷“敕北洋速与法商，令将台口即日认真弛封，以符原约”，“告以彼不开口，显然背约”，“及早力争，大局幸甚”（注：《中法战争》第6册，第417页。）。4月27日， 法军仍未解除对台湾的封锁，而且还向这一地区增派船舰。张之洞焦虑万分，再次致电总理衙门，指出“原议彼开各口，今台仍封”，“禁我济台，彼船不断”，“我所虑者唯台、澎”。法军仍在封锁台湾，目的在于“以便要挟”（注：《中法战争》第6册，第431页。）。所以， 他请求清廷责令李鸿章速与法国代表商谈照约解除台湾封锁，“无论如何为难，亦宜尽力争取”。焦灼之情溢于言表。
（二）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孤悬海外的台湾就成为最易遭受攻击的目标。清政府调派抗法名将刘永福募勇赴台，加强防务。当时，日军进攻的重点还不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台湾，而是在朝鲜和辽东半岛。但是，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溃败，所有关注台湾的人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日本很早就开始觊觎台湾，1874年就曾发动侵台战争，但那次占据台湾的野心没有实现。这次随着日军的不断取胜，日本必然不会放过他们垂涎三尺的宝岛台湾。事实上，到1894年10月，日军在朝鲜战场取得对清军的全部胜利并侵入中国辽东半岛后，日本政府就拟定了《媾和预定条约》，提出了割取台湾的方案。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有一段时间署理两江总督。他自始至终关注着台湾的局势，对日本觊觎台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战争刚刚爆发，张之洞就致电时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提醒他“台但防倭耳”。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及战后，张之洞为保卫台湾不遗余力。
首先，张之洞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影响清廷的决策来保卫台湾。1894年11月，张之洞听到“倭索台湾”的传闻，立即致电主持对日作战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台湾万不可弃”。如果台湾被日本割占，“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遭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他非常担心日本乘战胜之机割占台湾，所以致电李鸿章，晓以利害，使其提高警觉。1895年2月底， 张之洞听说日本“有索台湾开矿十年”的消息，便致电总理衙门，分析“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所以绝不能答应日本的要求。
尽管张之洞为保住台湾而四处活动，大造舆论。但是，此时清政府已经被日军打怕了，表示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条件。张之洞心急如焚，“三次电奏，力阻和议”。清廷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电令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张之洞听到这个消息，“不胜焦灼痛愤”，明知难以挽回，但还是电奏清廷，极力劝阻。他分析了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倭约各条贪苛太甚，闻台民不甘属，必然起衅，各省军民必至痛恨深怒，断不甘。稍有枝节，彼即谓不依条约，立刻生事，彼时战不及战，守不及守，和不及和，即欲暂避亦不及避”，“其祸岂堪设想”，“中华何以立国”？请求毁约再战，但是遭到了清廷的痛斥。
其次，张之洞在谏阻和约的同时，还在谋求西方列强的支持来保住台湾。当然，当时的西方列强莫不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它们都不会成为中国真正的同盟。但是，也并不排斥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心斗角，或通过支持中国来谋求更大的利益的可能性。张之洞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万般无奈之中向清廷提出了“结强援”的策略。
早在1894年11月，张之洞在致李鸿章的电文中就提出“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英、俄当可为我用”，“似与古语‘远交近攻’之义相合”，“中国如何吃亏，总胜于弃台湾与倭矣”。但李鸿章回电说，英、俄均以局外中立拒绝，此事暂罢。
1895年2月底，日军已取得对清军的全面胜利， 中日和议已在酝酿进行。张之洞非常关注台湾的命运，担心日本占据台湾，急向清廷提出一个“押台保台”的办法：即通过驻华公使与英国外交部商量，中国“向英国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纾”。如果英国不同意，可再允许英国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英国必然同意。这就是将台湾的一部分利益让给英国，来抵制日本吞并台湾。张之洞在向清廷上奏的同时，致电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龚照瑗，请他与英国外交部商谈此事。虽然清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总理衙门与英国驻华公使多次商谈，龚照瑗也多次与英国外交部商谈，但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定。张之洞“痛愤发指”， 致电清政府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许景澄，认为日本“据朝鲜，赔巨款，割要地——凡已占辽境，东至旅顺、营口，台湾全岛皆属于倭”，“中华何以自立”？请他面谒俄国沙皇，请俄国出面干涉。但许景澄从俄国外交部得到的消息仅仅是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只争辽东，不管台湾。4月23日， 张之洞致电清政府赴俄专使滞留于法国巴黎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要他与法国外交部密商，请法国出面阻止日本割取台湾、辽东，中国则以“厚利相报”，但亦无结果。两天后，张之洞上奏清廷，再次请求“乞援强国”，建议“与俄国商订立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并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这样，“同一弃地，而捐荒远之西域，可保紧要之威旅，全膏腴之台湾”。在张之洞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实际上仍是牺牲中国的领土。然而，清廷并没有采纳他的这项建议。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后，张之洞有些喜出望外，多次电奏清廷，请求一面设法推迟换约以争取时间，一面利用英法等国对日本的防范心理，请它们出面阻止日本割取台湾。与此同时，他又分别致电王之春、龚照瑗和许景澄，请他们加紧与法、英、俄、德等国外交部商谈，请各该国出面阻止换约，谋求保住台湾。但是虽经多方努力，却终无结果。为了联络西方列强阻止日本割取台湾，张之洞可算是费尽心机，用他的话说“去冬至今，敝处分致英、德、俄、法使节转商外部，电商数十次，电奏数次，百计俱施，然率以无权，事竟不就”。
再次，张之洞非常关心台湾的具体防务，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894年9月初，张之洞就致电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嘱其“台防总须一年计”，全力做好台湾的防务工作。1895年2月下旬，张之洞听说日军在澎湖一带活动，立即电示升任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做好战守准备，并多次致电唐景崧，帮他分析守台的有利条件，“台湾山险民强，瘴盛雨多，甲申、乙酉间，法攻半截不能深入，前二十年倭人到台，病亡过半”，唐景崧“才略忠勇，必能御倭”。
唐景崧与帮办台湾防务刘永福关系不睦。面临危局，将帅不和，此乃兵家之大忌。张之洞非常焦急，利用他与二人的旧情，进行多方调解。他致电唐景崧“刘永福究系曾经百战之将，较之寻常提镇之未见战阵、习气太深者，胜之远矣，且素有虚声，借以定民心，壮士气。且此时事机紧急，切望略其所短，曲意联络，优加鼓舞，当能为公效臂指之力”。同时致电刘永福，称他“忠勇性成，兵民信服，立功报国，正在此时。处台为难情形，已知梗概。已电嘱唐抚院和衷优待，亦望麾下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是所盼祷。鄙人与麾下及唐薇帅皆系旧交，两君同处海外，支持危局，鄙人不能奋飞相助，昼夜悬念。唯盼两君同心，则必能破贼成功矣”。总之，张之洞要求他们在此危急关头，以台防大局为重，捐弃个人恩怨，和衷共济，保卫台湾。他的调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唐景崧和刘永福都振作了起来，做好台湾的防务工作。
1895年3月下旬，日军进攻澎湖。 张之洞立即命令上海道向台湾拨解毛瑟枪子弹50万发、林明敦枪500支、子弹150万发、黎意枪120 支、子弹10万余发，交英轮“斯美”号，运送台湾，并指示江南制造总局“如有造成快利枪，无论多少，尽数拨解”。3月25日，日军攻陷澎湖。 张之洞闻讯，“愤灼万分”，觉得台防更加吃紧，一面将金凌机器局旧存的田鸡炮弹400发解拨台湾，一面电嘱唐景崧“台事万分悬系， 唯有赶造土炮、土药，陆路多掘坑坎，埋地雷，或可补助”。同时，他还致电总理衙门，请求紧急援助台湾。
4月19日，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全台震动，一片混乱。 张之洞在向清廷谏阻的同时，不断与台湾联络，鼓励唐景崧和刘永福留在台湾领导抗日。他致电唐景崧：“台民必留公”，“台民既有主脑，方不致乱”，希望他“力以必能保台不归倭自任”，并勉励他与刘永福合作：“同舟遇风，刘必尽力”。他又致电刘永福，肯定了他的抗日保台宣言，勉励他与唐景崧同舟共济：“台民留麾下守台，正是豪杰立奇功报国家之日，必能与薇帅同心协力，保此危疆”。5月20日， 清政府下令台湾官员内渡，高级官员中只有唐景崧和刘永福留了下来。
5月25日，台湾官绅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张之洞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早在4月20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称：“台本未失，今民又不服倭，皆公法可争者。”表露了台湾自主的想法。张之洞第二天回电，援引西方的例子，表示赞同唐景崧的意见：“西人言普法议和，普索法两省地，法以两省人不愿属法，普不能驳。中国可援例，听台湾民自便”，公开支持台湾以自立形式抗日保台。并鼓励他：“台军民合力战守，足可取胜。”当然，张之洞在此并不是要台湾独立，而是为了更有利于台湾抗日，“事定后台仍归中国”。同时，张之洞命令上海道台调拨洋枪3 万支，配备弹药，运往台湾，另外还指示将“局存者及附近萧镇等营可收回者，有车炮若干，世邦炮有未发者，俱尽数拨往”，“毛瑟弹亦尽数解”，“速于瑞记（洋行）借款内先提30万，交赴台商轮运往（台湾）”。
但是，张之洞对台湾军民抗日行动的支持，却受到生怕影响和约的李鸿章的指责。李鸿章在5月18 日给清廷的一封电奏中称：“其实阴令台民叛拒者，南洋及台抚也。”“南洋”即指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5月28日，清廷谕令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免生枝节。”并要他“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在清廷的压力下，张之洞不得不停止了援台活动。尽管如此，他在6月3日还致电唐景崧，指出台湾地域广大，山险甚多，日军不易攻取，让他坚持，“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并表示他对台湾“仍可随时接济”。唐景崧内渡后，张之洞把保台的希望寄托在刘永福的身上。他在致闽浙总督边宝泉的电文中称刘永福在台湾抗日“成则为郑成功，败则为田横，皆不失为奇男子”，“即使终归身殉，总可杀倭贼数千，断不能令倭贼唾手而得全台”，而不愿附和边宝泉劝刘永福离台内渡。张之洞自己虽然在清廷“严旨”的压力下不敢再公开援济台湾，但却还暗中示意属下官吏以私人名义筹款援台。9月初，湖北按察使恽祖翼和岳常澧道桂中行筹款1万余两白银运送台湾。9月中旬，恽祖翼又筹款2.8万两交刘永福的特使易顺鼎。
张之洞一生中虽然没有到过台湾，但却非常关心台湾的命运。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保住台湾，呕心沥血，百计思虑，不惜抗颜上争，可以说是与台湾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台湾派兵，拨送军饷和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军民抗击法、日侵略者的斗争。在近代中国社会，抗击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维护国家主权，是时代的主题之一，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张之洞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坚决维持国家主权，这一点在支援台湾军民的抗击侵略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为了保住台湾，张之洞曾幻想谋求西方列强的帮助，甚至于不惜牺牲国家的一些利益，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张之洞和许多爱国人士做了巨大努力，但是台湾仍未能保住，沦陷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长达50年之久，这是时代的悲剧。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1999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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