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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中国人民维护香港主权斗争概述

香港是我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说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九龙半岛全部（即所谓“新界”），　总面积约1061.8平方公里。香港地区被英国侵占，是19世纪中叶以来，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把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产物。但是中国人民从未屈服过，自从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入这一地区，中国人民抗敌的烽火就从未停止过。本文拟把英国殖民侵略者侵占香港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维护香港主权的斗争概述如次。
一
资本主义列强觊觎香港由来已久，最早来到中国，并且首先侵优香港的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他们从16世纪初，就擅入香港水域，设营屯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明朝政府曾派广东道副使汪＠①督师攻剿，大获全胜。其后，荷兰殖民主义者又来犯，为新安人民所驱逐。继葡萄牙、荷兰之后来犯的，就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且很早以来就有夺取中国沿海岛屿的野心。
香港的被占据是在1841年1月26日，但是英国人染指香港远在这以前。早从1637年起，他们就开始筹谋夺取香港了。这点连殖民侵略者自己也供认不讳。“对于这个根据地的要求，我们是很久在筹谋的了。在十八世纪，因为贸易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作为克服这些困难的必要手段。”〔1〕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作为根据地的海岛就是香港岛。
远在1637年（明崇祯十年），英商可甸联合会就派遣武装商船5 只，由“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来华。他们未经中国同意，便强行开进珠江，炮轰虎门，占据炮台，闯入广州，强行贸易。广东当局闻讯，立即调集大军，准备反攻。威代尔被迫退出炮台，交出所掠财物，广东当局方准其进口通商。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批到达广州的英国人。正是这些所谓的“商人”，用大炮揭开了中英通商的序幕。而英国侵略者谋占中国领土的欲望也随通商而与日俱增。在威代尔离开广州的时候，便命“安号”船在珠江口外选择岛屿，为将来在华建立英人“居留地”作准备。此后，英国的商船陆续来华，并且对于珠江口的香港地区，逐步有了接触。
进入17、18世纪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7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18世纪60年代以后又开始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就纷纷向东方各国争夺市场，推销商品。而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以其“船坚炮利”向外扩张势力，实行殖民政策。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古老的清王朝却逐步走上衰败的道路。当时，中国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生产技术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趋恶化，他们既无需也无力购买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加上清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 〕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闭关自守”政策。英国工业品在中国一直打不开销路。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上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1781 —1790 年， 中国输英的商品， 仅茶一项即达96267832银元，英国输华的商品，在1781—1793年，包括毛织物、洋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16871592银元，只及上述茶价的1/6。”〔3〕
英国商人为了维持中英贸易，不得不运来大量银元，这和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相矛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所不能忍受。为了达到掠夺中国，改变不利的局面，除了用大量的鸦片走私来弥补对华贸易的逆差外，英国政府早就开始了对华的武装侵略活动，企图占据中国沿海岛屿作为进一步侵华的根据地。“三百年的中英关系证明：每有一次侵略中国的机会，英国资产阶级是不会放过的。侵略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殖民地。当时澳门已被葡萄牙捷足先得了，英国资本家几次企图抢夺过来，没有得手，因而看中了香港。”〔4〕
自威代尔第一次武力要求通商后，英人又多次来华贸易。1741年（乾隆六年），英国兵船“星它”号船长安生第一次到中国，进行武装窥探。该船在香港南部曾停泊修理，然而占据香港的动机的发生却开始于1793年。当时英国政府派正使马戛尔尼、副使士丹顿率代表团于8 月21日到中国，向清政府提出多项要求。其中要求给予舟山群岛的“小海岛”一处及广州附近的“小地方一处”。这种荒谬的要求遭到乾隆帝的严辞拒绝，复文说：“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江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及存货物一节。……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土森然。即岛屿沙洲亦画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行。”〔5 〕在马戛尔尼使团返英后，他们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几次派兵船闯入黄埔，企图武力霸占。粤海关特下令洋商潘致祥转知英商，加以制止：“据有英吉利兵船驶黄埔。……但黄埔系属禁地。岂容该兵船擅进，殊违法令。……嗣后不得擅行出入。”〔6〕1806 年（嘉庆十一年）至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东印度公司测量员霍士保，受命对香港海域进行广泛调查、测绘。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铜鼓湾、金星门以及伶仃的西南部，香港岛的大潭湾都是避风的良港，大鹏湾、大埔口也很好停泊。”〔7〕由此可见， 他们对香港已不作为一般贸易必经之地看了，狼子野心显而易见。
在东印度公司对香港海域进行勘查期间，英国政府于1816年又一次派遣以阿美士德为代表的使团，要求“改善”通商办法，包括要求割让一个海岛，为嘉庆帝斥回。但是，此次使华却在英国图谋割占香港岛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使团来华途经香港时，阿美士德与当时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使士丹顿等人，秘密在薄寮洲北面二三海里的香港瀑布湾会合，并对该岛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他们在给英政府的详尽报告中说：“从各方面来看，无论从出口入口，香港水陆环绕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8〕
英国政府派出的两个来华使团，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是，掠夺是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的商品和派遣使者都不能打开中国的市场，便进一步用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鸦片走私的激增，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鸦片税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税源。进入30年代，随着鸦片走私的升级，英国夺取中国沿海岛屿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1830年（道光十年），英商40人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政府“采取与英国国家相称的决定，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对华贸易”〔9〕，重新提出1793年和1816年两次使团的要求。
在这场谋夺中国沿海岛屿的一系列活动中，东印度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33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士丹顿，在英国下议院发言，鼓吹香港是轮船停泊的良港，要求英国政府夺取该岛，把它作为一个脱离中国管制的贸易中心。
1835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致函巴麦尊，正式提出英国应该派兵夺取香港岛的主张，并亲自下令英国兵船炮击虎门炮台，进行军事讹诈。律劳卑的继任者德庇时、罗便臣、义律，都反复重弹夺取香港的老调。进入3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夺取香港岛的政策在巴麦尊的直接指导下，逐步由计划阶段过渡到实际行动阶段。1836年，义律接任驻华商务监督后，大量英船便集中在香港和九龙尖沙咀一带，私自在香港建立居留地，并于1836年7月， 派遣远东舰队司令马他仑率领英舰“威里斯拉”和“亚尔吉林”号来华，进行武装挑衅活动。
这时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于1839年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查办禁烟。他严厉执行禁烟政策，勒令外商交出烟土，6月3日在虎门当众焚烧，并限期各商行具结，以后不准偷运鸦片入口。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资本家侵略集团的战争喧嚣立即达到高潮。他们叫嚷：“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生，是不能轻易放过的。”〔10〕同年9月21日， 英国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的正式报告。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11〕
英国政府于1840年2月20日派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率领“东方远征军”来华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并不单纯为了鸦片而战争，不过借口禁烟实行武力政策，企图扩张势力，夺取殖民地。阴谋占据中国沿海一个海岛作为侵华的根据地是鸦片战争主要目的之一。”〔12〕
腐朽的清王朝经不起侵略者的恫吓，先后撤换了林则徐、邓廷桢，惩办了抗战派，改用投降派琦善。琦善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义律的态度“任意反复，词益无伦次，妄诞不经，无非以打仗肆其恫喝”〔13〕。对其提出的的条件，如赔偿烟价。开放口岸，琦善一一俯首承认。只有对割让海岛一事，琦善觉得英人取得香港后，“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14〕，不敢擅自主张，但允“代为奏恳圣恩”。
但义律不等到琦善的回文，就突然发兵强占大角、沙角炮台。琦善惊惶失措，被迫向侵略者屈服。1月20 日义律单方面宣布中英《穿鼻草约》成立，内容包括赔偿烟价600万银元，恢复广州商务， 割让香港以及退回舟山等条款。1月26日侵略者耀武扬威地将香港占领。 “中国的领土香港，从此沦为英国强盗的巢穴，并成为英国长期侵华的一个重要基地。”〔15〕2月26日， 道光皇帝得到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英军占领香港后，即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英国政府也不满意非法的《穿鼻草约》的成果，决定进一步扩大侵略。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的隆隆炮声中，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共13条，其中第3条载：“一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贮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君主暨嗣后世袭王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6〕实际上在条约签订一年多以前，即1840年1月26 日英国侵略者已在事实上侵占了香港岛。《南京条约》无非为其侵略行径找到所谓的“法律依据”罢了。
然而，侵略者得陇望蜀，侵占香港岛后，并未就此满足，新的侵略目标已经指向海峡的北岸——九龙半岛。
1856年10月，英国侵略者借口“亚罗号事件”，伙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3月初， 侵华英军司令格兰特率万余英军在九龙尖沙咀登陆，在未经中国政府任何形式许可之下，便在这块中国领土上驻军宿营，对九龙实行武装占领。接着，香港总督罗便臣，侵华英军总司令格兰特和英军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了所谓的“劳崇光与巴夏礼规定》。该协定规定：“九龙半岛的在所画线（这线自九龙炮台南方附近一点起，到石匠岛的最北端止）以南的全部地方，以及石匠岛，出租给巴夏礼。作为初步措施。……为此每年付给中国地方当局租银500两。”并且协定：“只要英国政府准时交付租银， 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17〕
英国侵略者并不满足于租借，乘第二次鸦片战争取胜之机，于1860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其第6 款载：“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1860年3月21日）， 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外，其有该地华民自称业户，应由彼此两国各派委员会勘。嗣后倘遇势必令迁别地，大英国无不公当赔补。”〔18〕终于完成了强占——租借——割让的强盗程序。
《中英北京条约》墨汁未干，英国侵略者新的侵略魔爪已伸向比九龙司地方大近100倍的， 后来被称为“新界”的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海域。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逐渐在华掀起瓜分狂潮。1898年英政府借口法国租借广州湾，对香港有严重的威胁，因此，也要求租借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以示抵制。同时还提出“五项条件”，第一条就是“拓展九龙领土，以便‘保卫’香港”〔19〕。“如果不答应，则以进占福建、浙江相要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得低头答应。”〔20〕
1898年6月9日，订立“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拓展界址不足以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21〕据此，英国强行将九龙司属地（包括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及大小200多个岛屿，总面积975.1平方公里，即今统称为“新界”的这片土地）作为“租借地”。比原定界址（由尖沙咀到油麻地）扩大了差不多100倍，租借期为99年，由1898年开始。
《专条》于1898年8月6日在伦敦换文。次年4月6日，英国以武力完成了对新界的接管。新界作为租借地，在《专条》中有明确的文字规定，但是英方一开始就想将新界划入香港殖民地。 “英国枢密院1898 年10月20日的训令就指出：新界是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它实际上已成为所述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样。”〔22〕
至此为止，英国侵略者用武力对中国鲸吞蚕食，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终于完成了对香港地区的侵占。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武力面前投降屈服了，但是中国人民对此从未承认。自从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天起，就遭到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
二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就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和鸦片走私，上至爱国有识之士，下至凡夫百姓同仇敌忾，而广东人民受鸦片的毒害最深，愤怒的情绪也尤其强烈。“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端土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恨其强梁。”〔23〕
1839年11月3日，义律为了武力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 派两只兵船“士密船”和“华伦船”开到穿鼻洋面挑衅，挑起了第一次穿鼻之战。由于受到突然袭击，“中国方面有三只船受击进水，兵丁死十五名，伤数十。”〔24〕但是中国军队对于侵略军的抵抗，却是非常英勇的，林则徐在他的奏折中说：“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士密船’头……船头之人，纷纷跌入海。……麦廷章督率弁兵，连轰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士密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华伦’亦随遁去。”〔25〕紧接着，英国船队在香港附近的尖沙咀、官涌海面，接连六次武装挑衅，遭到中国军民的严厉惩罚，损失惨重。
义律因为广东议和久久不能有结果，决定进一步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夷自义律以广东议和不定，进攻沙角炮台，伏兵三千，以竹梯登后山，副将陈公连升预埋地雷，夷至而雷发，击死百人。”因敌众我寡，“连升以数百兵当彼五倍，至辰及申，火药告罄，连升中铳仆。”是时提督关滋圃守镇远，李润堂守威远，……皆不过数百兵，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而琦善又“拒发援兵，但关天培等仍坚守炮台，关公天培暨总兵祥福游击麦廷章……同时中炮阵亡。……关公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廷章亦只存半体。”〔26〕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敌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841年11月，英军强占香港岛后，义律和伯麦在香港贴出告示宣称：“香港处居，现系归属大英国之子民，……所有各省商船往来贸易，均准任意买卖，所有税饷，船钞挂号各等旧债，输纳大英国币。”〔27〕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东莞、邓淳等首先在郡学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抗议。“琦善一味示弱，…失去沙角之后，往返再四，议欲给银割地，罢兵通商，民心不服，联名具呈，谓香港久隶版图，天朝子民不宜弃诸外国。”“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28〕他们以爱国的远见卓识，预见到英国殖民主义者“不独包藏祸心，抑显恶状。……则香港当为先事之防。盈天之地，莫非版章所存，一丸之泥，难珠ｙá＠②之弁。倘或聚徒蚁穴，窥近虎门，将水陆大费张罗，斯省会岂能安枕。”〔29〕清政府为了和缓群众情绪，维护天朝尊严，不得不把琦善撤职查办。
英国侵略者占领广州市郊炮台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激起广大民的义愤和仇视。5月29日，三元里各乡农民、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水勇和义勇的代表在牛栏冈举行会议：“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30〕第二天把英国侵略者打得狼奔鼠窜。三元里斗争后，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上奏说：“此次广东省城幸保无虞，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视官兵不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现已众志成城，与英夷誓不两立，……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31〕
1841年秋冬，英军北上进犯闽浙期间，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的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祈＠③，主张乘英军北上，袭取香港，收复被占领土，并自告奋勇说：“祥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32〕一时之间，粤东义民抗敌激情高涨，他们在对英檄文说：“我现在全粤商民数千百万之多，大村富厚者挤济小村，兵饷粮足，亦有义士捐资备办器械，有熟识水路陆路者，各数百万之众。志切同仇，恨声载道，若不灭尽汝畜类，誓不俱生，若不早退出虎门，……不但现在船上畜类尽行烧尽，并要灭英夷。”〔33〕
1849年2月25日，还发生了徐亚保仗义惩凶， 杀死两名窜入民屋调戏妇女的英军军官上尉科斯达和中尉达亚尔。两年后，徐亚保在大鹏湾被捕，押送至湾，因不甘受辱，在狱中自缢身亡。表明一个中国公民的高尚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一部分在香港工作的中国人愤怒而辞职。1858年3月，佛山团练局成立，号召香港、 澳门华人辞职返省，得到热烈响应。英国领事巴夏礼迫令广州巡抚贴出告示，逼迫他们返港，但人民并未屈服。“当时，港岛人口还不足10万，但‘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使香港变成‘臭港’。”“香港人民还用其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使得英国殖民主义者坐卧不安，港英警务负责人为此通知英国人，留意勿在无武装情况下，或单独步行，乘马远离市区，以防受袭。”〔34〕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 余人在“中华海员联合总会”林伟民、苏兆征领导下，开始大罢工，后人数增至23000余人。 香港当局极为恐慌，2月1日以武力封闭海员、运输两工会，逮捕工人。工人群众当即组织纠察队奋起反抗。在广州附近农民的支援下，封锁香港、断绝交通，使之成为死港。3月1日香港10余万工人实行总罢工，4 日大批工人徒步回到广州。尽管英帝国主义制造了“沙田惨案”，但工人继续罢工。3月8日帝国主义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海员和运输两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
1925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广州、香港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成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到海口驻防，严密封锁香港，断绝交通，使之成为死港。“省港大罢工使英国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香港出口货物二分之一输往中国南部，由于罢工工人实行封锁，香港的输入输出，1925年仅为1924年的一半，税收锐减，航运业也受到极大影响。”〔35〕这是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联合斗争的胜利，也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
20世纪40年代以后，香港虽然没有爆发像2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但较小规模的斗争仍连续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问题被重新提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为了拉笼蒋介石，1942年6月3日，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表示：“日本战败以后，它占领的全部中国领土，将由中国收复。”〔36〕但他没有说明香港是否包括在内。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占领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承认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条件成熟时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注释：
〔1〕〔4〕〔8〕〔12〕〔34〕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14—15 页、16页、24页、31页、87页。
〔2〕〔17〕转引刘泽生《香港古今》第47页、68页、72页。
〔3〕〔11〕〔15〕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9页、27页、31页。
〔5〕魏源《海国图志》第七七卷。
〔6〕许地山《鸦片战争前中英外交史料》第179页。
〔7〕G.R. Sayer 《香港·诞生·青年和成长》第21页，转引姜秉正《香港问题始末》。
〔9〕格莲堡《英国贸易与中国之开放》第178页，转引《香港初期史话》第25—26页。
〔10〕《鸦片战争》第二册第661页。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第2—3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25页。
〔15〕〔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506页。
〔16〕《国际条约大全》，1925年商务印书馆版，第四卷，第1 页。
〔19〕〔21〕鲁子石编写《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选编，第190、191页。
〔20〕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68页。
〔22〕金应熙等《香港史话》第102页。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第9页。
〔24〕〔30〕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63页、240页。
〔25〕《林文忠政书》乙集，卷7第261页。
〔26〕《鸦片战争》第二册，第610—611页。
〔27〕《鸦片战争》第四册，第739页。
〔28〕《鸦片战争》第三册，第384、387页。
〔29〕《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80页。
〔3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7，第15页。
〔32〕《鸦片战争》第四册，第602页。
〔33〕《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89—90页。
〔35〕〔36〕转引刘蜀永《香港历史杂谈》第39、53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钅加宏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厂加圭杂合结构
＠③原字为土加贡左右结构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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