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香港地区位于我国南部边陲，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面积仅一千平方公里。在古代中国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狂风巨浪席卷而来之时，香港成为中国最早受到冲击的地区之一，其重要性陡然提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香港有关。本文征引香港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例，从不同侧面分析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反映笔者对近代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初步思考与探索。
一
西方资产阶级将中国卷入世界市场是用极其野蛮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依仗“船坚炮利”的优势对中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用大炮和刺刀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一系列侵略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明显地表现出早年西方资产阶级在华活动的上述特点。
英国夺取中国沿海岛屿作为侵华基地蓄谋已久。1792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两次遣使来华，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并割让海岛，均遭清政府拒绝。1834年8月21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Napier，W．J．）提出侵占香港岛的主张，他在致格雷（G—rey）的信中主张出兵“占据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东方远征军”北上侵犯厦门，攻陷定海，直抵白河口。清政府张皇失措，答应在广东进行磋商。在广东中英交涉的过程中，英军突然于1841年1月6日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英方全权代表义律（Elliot，C．）利用这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提出割让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嘴和香港岛的要求。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清朝钦差大臣琦善于1月15日发出照会，擅自允许英国于尖沙嘴或香港“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次日，义律复照提出割让香港岛。道光皇帝对琦善擅自同意割让香港甚为愤慨，下令将其押回北京问罪。而英国方面在进行外交勒索的同时，派兵强行侵占了香港岛。1841年1月25日，英军“琉璜号”舰长贝尔彻带领士兵在香港岛西北部的“占领角”强行登陆，成为首批占领者。次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Bremer，G．）率领海军陆战队在该地登陆，在哨站升起英国国旗，正式占领了香港。这说明早在《南京条约》签订前一年零七个月，香港岛已被英国武力侵占。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将香港岛正式割让给英国。次年6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香港为殖民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将领鼓吹趁机占领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半岛，得到英国政府支持。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遭到惨败，英法政府决定增派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进攻。1860年3月，英国海陆军万余人陆续来到香港，并强行武装占领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嘴一带。3月16日，香港总督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Grant，H．）和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Parkes，H．S．）在香港磋商九龙问题。罗便臣根据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F．W，A．）的授权，要求巴夏礼尽快返回广州，安排租借九龙半岛。3月20日，巴夏礼以“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给维护英国利益带来不便之处”为借口，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强行要求租借该地。当时广州正处于英法联军的军事占领之下，巴夏礼任军管委员会头目（所谓“大英法会理华洋政务总局正使司”），劳崇光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他被迫同意将九龙半岛南端今界限街以南的领土和昂船洲租借给英国。获悉租借九龙的消息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Russell，J．）于1860年7月密令驻华全权专使额尔金（Elgin，Earl of）争取“取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在安定门等处架设大炮，完全控制了北京城。10月24日，额尔金在英军一百名骑兵和四百名步兵的簇拥下，前往礼部大堂，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九龙半岛南端今界限街以南的领土（包括昂船洲）割让给英国。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英国利用这一时机，强租了后来称为“新界”的大片中国领土。1898年3月，法国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租广州湾的要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Ma—c Donald，C．M．）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他草拟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字同意。通过该《专条》，英国将沙头角海到深湾之间最短直线距离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大片地区以及附近235个岛屿、连同大鹏湾、深湾水域强行租借99年。此后英方又通过勘界活动，强迫清政府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将陆界北移至深圳河，强租了更多的中国领土。1899年4月，英国正式接管新界时，当地曾爆发群众性的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出动两艘军舰和大批士兵进行武装镇压。英军先后在大埔、林村和上村与抗英志士交火。他们依仗武器装备优势，血腥镇压中国居民的反抗，仅上村一战即打死打伤抗英志士数十人。他们还炸开吉庆、泰康两围的围墙，将吉庆围的连环铁门缴去，运回英国以炫耀他们的“战绩”。英国还借口中国居民反对接管，悍然出兵一度侵占九龙城和深圳。英国接管新界是在血雨腥风中得以实现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地区每一部分之后，立即在当地建立严酷的殖民统治秩序。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奴役当地中国居民，这在19世纪表现尤为明显。
早年英国殖民者奴役香港华人，有一种阴险狡诈的办法，就是所谓以“华律”治华人。1841年2月1日，即英国侵占香港岛后的第6天，义律和伯麦联名向岛上中国居民发布通告，宣布今后“未奉国主另降谕旨之先，拟应大清律例规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讯研■外，其余稍无所改”。英国殖民者一向指责中国法律“野蛮”、“残酷”，并以此作为向清政府勒索治外法权的借口。他们声称用“华律”治华人，绝非是尊重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更非要改变英国法律在香港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试图用更野蛮的手段统治香港华人，在东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西方殖民专制。1845年3月香港总督德庇时（Davis，J．F．）致殖民大臣斯坦利（Stanley）的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写道：对一无所有的人无款可罚。按照英国法律或习惯对一贫如洗、顽梗不化的中国罪犯从宽处治，只会招致他们的嘲笑。看来需要采取他们所习惯的惩罚方式，按照中国刑法统治他们，
英国殖民者用“华律”治华人，就是采用鞭笞、戴木枷、站木笼等野蛮手段对付华人。英国占领香港岛初期，几乎每天都有公开鞭笞华人的事情发生。每天日落以前，常有如狼似虎的警察将贫苦华人缚在警署附近公共建筑的门柱上，剥去衣服，“用藤鞭抽得皮开肉绽”。1846年4月25月一天之内，至少有54名华人因某些缘故被警察处以鞭刑，并受到割去发辫的侮辱。同年10月，英国篷帆制造商邓肯丢失现金二百元。邓肯和英国警官一起前往一艘民船胡乱抓人。船员和乘客慌乱逃跑，但多数皆被抓获带往巡理府。且有5人逃跑中落水溺死。被捕的13名华人中，内有4人自述为香港居民，因未注册，每人被抽打五十藤鞭，驱逐出境，其余9人则被当作流氓、游民，判处三个月苦役，然后驱逐出境。实际上他们完全是清白无辜的。这种任意鞭打、虐待华人的现象，直至轩尼诗（Hennessy，J．P．）担任港督期间才逐渐停止。
香港是中国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西方殖民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英国殖民大臣斯坦利1843年6月3日给璞鼎查的训令说得比较清楚：占据香港“不是着眼于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商业和军事的目的”。
香港曾经是英国对华侵略的指挥中枢。最初几任香港总督皆由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兼任，一身三任，早年英国侵华的许多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广州入城事件、修约活动、亚罗号事件等，都是他们在香港策划和指挥的。
早年英国殖民者在华活动以赤裸裸的武力侵略为重要特征。香港是其最重要的军事据点。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东方远征军”以香港为基地，先北上攻至白河口，后折回攻打广州城，最后攻入长江口，兵临南京城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后，英国在香港经常驻有大量军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作为英国对华侵略军事基地所起作用尤为显着。1857年底占领广州的英军地面部队是由香港提供的。1858年5月和1859年6月两次进攻大治炮台的英国舰队中，许多船舰是由香港派出的。1860年3月中旬，英国援军万余人在香港集结，大部分驻扎在九龙半岛南端。他们在这里进行北上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训练锡克骑兵，并对新式武器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和精确性”进行试验。这批英军一直逗留到5月19日，才长驱北上，攻入北京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
1863年5月，香港总督罗便臣曾经这样分析香港驻军的作用：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沿海的外国居留地目前有十四个，居住着大批英国商民。所以英国经常需要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毫无疑问，在比印度更靠近中国的地方驻扎一小支军队，对于排除困难有极良好的作用。如果不幸发生误会，他们即构成作战的基本力量。”同年12月，香港辅政司马撒尔（Mereer，W．T．）回顾说：“香港一直是军队作战基地（过去七年肯定如此），为了保卫英帝国利益，由该地派遣军队前往中国各地，1856年西马糜各厘爵士夺取珠江上的澳门炮台（车歪炮台）后，香港军队为该炮台提供了驻军。1857年底攻占广州时，地面部队主要由它提供。在1861年撤离广州以前，它一直提供占领军。1860—1861年远征北京的军队是在这里组织的。从那时起，本殖民地一直被用作军队总部，上海、天津等地的分遣部队皆由这里提供给养和补充兵员。”他还说：“香港应该成为中国海域的海军总部。”
香港曾经是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这突出地反映在鸦片贸易和金融等方面。在英国政府的纵容与支持下，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走私总站。据香港库务司马丁（Martin，R．M．）1844年7月24日的报告，当时香港主要的洋行如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等皆从事鸦片贸易。鸦片转口贸易是他们在香港唯一的贸易方式。1845年香港政府年度报告宣称鸦片是香港主要的出口货物，是在沿海贸易中换回铸币的转运物资。香港助理巡理府米切尔（Mitchell，W．H．）1850年的一份备忘录指出，1845—1849年，从英属印度输出鸦片220，717箱，其中四分之三（即165000余箱）先集中在香港，然后转销中国其他各地。直至19世纪80年代，香港仍然是鸦片贸易中心。例如，1888年香港输入鸦片71512箱，香港当地留用373箱，输出71，139箱，转运至广州、汕头、上海、厦门等地。鸦片贸易使中国众多官绅与民众身体受到残害，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影响，英国鸦片商、印度和香港英国当局却从中大发不义之财。例如，1880年港英当局所获鸦片包税银即达20．5万港元，是港府仅次于房地产税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香港曾经是英国对华金融侵略的中心。英国宝顺洋行（Messrs Dent ＆ Co．）发起组织的汇丰银行1865年3月成立于香港。这是总行设立在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该银行在西方对华金融活动中影响巨大，举足轻重。它曾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势力和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政治特权，控制中国外汇市场和资金周转市场，大量对华贷款，从中国榨取了巨额财富。它成立时的资本为500万港元，但在八十五年后撤离中国内地时，它已积累了三十多亿港元的资产。这里列举对华贷款的一些事例，说明它是怎样进行经济侵略的。
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二十二笔借款中，英国包揽了十八笔，其中汇丰银行承揽了十四笔，数额占借款总额的68％。汇丰银行对华贷款有两个特点，一是层层盘剥造成的高利率。二是用英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关税担保。这既使中国政府遭受重利盘剥，又加强了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和对中国财政的控制。以1877年总额500万两的左宗棠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向清政府索取的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已属不低。债券到市场公开发行时，银行所付利息是年息八厘（8％），而且还有九八折扣和汇价上的巨额利润。其重利盘剥的性质昭然若揭。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急需巨额款项支付对日赔款和赎辽费等。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干预下，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一起，以苛刻的条件，两次向清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即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其中以1898年3月的英德续借款使中国遭受的损失更大，丧失的主权更多。此次借款折扣特别狠（八三折扣），借款总额一千六百万镑，实际所得仅为一千三百万镑。债券在伦敦和柏林的发行价格是九○，英德银团一举又赚得一百万镑。该借款以长江中下游商业最发达地区的货厘和盐厘担保，是外国金融资本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命脉的严重征兆。此外还规定，在借款偿还期的四十五年之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进一步确保了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汇丰银行还曾作为英国财团，加入国际金融垄断组织一一在华国际银行团，参加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与其他外国财团一起，向袁世凯政府提供总额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当时中国一些参议员曾经指出：此次借款“利息五厘，折扣八四，而又监督财政，干涉盐务，条件之严酷，为从来所未有。”
英国曾经把香港当作对华文化渗透的基地，在香港开办过许多西式学校，培养华人学生。香港教育委员会1902年的报告曾经这样说明港英当局的办学动机：“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如果所用经费不多，即令他们不是本殖民地居民，也值得这样做。”“皇仁书院900名孩子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在内地他们自己的学校学习中文以后，他们被学习英语的便利条件吸引到本殖民地来。他们与香港华人子弟没有区别，建议不要废止这一政策。本殖民地的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十分明显，他们企图用有限的教育投资，为维护英国在华侵略势力，得到尽可能多的实惠。从实际情况看，香港西式学校也确实培养过许多为英国对华侵略服务、使侵略者感到满意的华人毕业生。早在1867年港督麦当奴就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在造就可靠的职员和买办方面，已经有所进展。
以上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本文征引的上述香港史典型事例，尚不足以反映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全貌，但已涉及其对华侵略的若干重要方面和方式。仅仅这些事例。已经能够展现西方列强依仗武力推行强权政治的历史面貌，揭露他们恣意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随意压迫、欺凌中国人民，处心积虑榨取中国社会财富的野蛮行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
二
历史上的香港社会既是一个充满民族压迫的殖民地社会，又是一个采用许多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的商业社会。香港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东方重要商埠。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即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例如《市场条例》（1854年）、《购买地产条例》（1856年）、《银行票据及诈骗法修正条例》、《修正遗嘱检证及遗产管理条例》、《受托人欺诈治罪条例》（1860年）《本港发明创造专利条例》（1862年）、《防止假冒商品条例》（1863年）、《破产条例》、《动产抵押条例》、《商贸修正条例》（1864年）、《恶意损害物产治罪条例》、《伪造货币治罪条例》（1865年）等等。这些法规保证了香港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调整人们的财产关系，反映了香港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此外，港英政府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采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市政设施的修建、土地和店铺拍卖、石山开采、盐和鸦片专卖，甚至连承办监狱和医院的伙食，往往都采用公开投标的办法。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政府宪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中文的招标启事，意在吸引华人投标。例如，1857年9月19日出版的《香港政府宪报》即宣布农历八月十四（公历10月1日）上午11时，将中环街市的七处铺面连同土地“当公出投，以价高者得”。
尽管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社会曾经存在严酷的民族压迫，但是，由于香港是自由港，港英当局又采取许多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与“重本抑末”的中国内地封建社会相比，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陈规陋习较少，再加上中国内地不断出现社会动荡，香港很早即吸引许多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前往谋生。他们把香港选作避难之地，在那里求得生存和发展，使华人经营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在香港迅猛发展。以1858年为例，当时整个香港岛仅有居民七万五千余人，但华人开办的店铺就有二千余家。这些店铺中包括杂货铺287家、洋货店49家、行商35家、买办30家、钱币兑换商17家、米商51家、造船工棚53家、印刷所12家、金、银、铜、铁匠铺116家、木匠92家等。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前期，香港华商已经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1881年6月3日，港督轩尼诗曾对立法局说：香港税收“华人所输，十居其九”。另据统计资料，1876年香港纳税最多的20人中，有12名欧洲人，纳税62523元，人均5210元；有8名中国人，纳税28267元，人均3533元。而1881年香港纳税最多的20人中，仅有3名欧洲人，纳税16038元，人均5346元；中国人增至17人，纳税99110元，人均5830元。就是说，到1881年，在最富有的商人中无论是纳税总额，还是人均纳税额，香港华商已经超过了西商。王韬曾在《循环日报》撰文介绍这个时期香港华商的崛起。他写道：“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予其间，……”随着华商力量的增长，在香港先后出现过若干华商组织的社会团体。例如，1868年香港华人批发商建立南北行公所，1872年华商梁鹤巢、陈瑞南倡议创办的慈善团体东华医院宣告成立，1896年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等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中华会馆，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如等又发起组织了香港华商公局。随着华商力量的增长，许多中文报刊亦陆续在香港创刊。比较重要的有大约1864—1865年创刊的《香港中外新报》，1872年创刊的《华字日报》、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和1880年创刊的《维新日报》等。其中《循环日报》最明显地代表华商利益，充当了华商的喉舌。
笔者认为，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环境中，香港华商的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影响与约束，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阶级属性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香港华商已基本上完成了从旧式封建商人向新式资产阶级商人转变的历史过程，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不仅积累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商的丰富经验，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有了反映他们意愿的舆论工具。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香港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而他们本身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影响的产物。
西方比较先进的政治、经济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曾经通过西方人在香港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加以传播，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亦产生过积极影响。
1853～1856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曾经刊载过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这份杂志系伦敦传道会下属英华书院印发的理雅各等人任主编。《遐迩贯珍》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政治学方面有《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等。历史学方面有《英伦国史总略》、《佛国烈女若晏记略》（即圣女贞德传）、《粤省公司原始》等。此外，还有许多地质、地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学、工艺学等方面的文章。19世纪中叶，在封建专制、迷信盛行的中国大地，《遐迩贯珍》所载文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科学启蒙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其影响也确实不小。理雅各在《遐迩贯珍告止序》中写道：“《遐迩贯珍》一书自刊行以来，将及三载，每月刊刷三千本，运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
在教育方面，从总体上看，19世纪香港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都优于中国内地的私塾。早期香港官立学校即设有世界地理、英国史、自然常识等课程。19世纪末，香港西式学校开设的中学课程已有拉丁文、阅读、作文、听写、翻译、莎士比亚、算术、代数、欧几里得几何、三角、测量、常识、历史、地理等。这些课程使就读的中国学生初步了解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从1896年香港皇仁书院年终考试的部分内容，可以窥见香港西式学校教学方法之一斑。作文考试以“对外贸易的好处”命题。历史试题要求学生考虑处死查理一世是否正确，并充分说明自己的理由。此外，还包括詹姆士二世为何丧失王位等问题。地理试题要求比较俄法两国政体的差异。上述考试内容说明，与中国内地私塾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不同，香港西式学校已经运用了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这无疑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拓宽学生的思路。同时，还说明教材中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情况的介绍。香港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对在那里学习的某些中国学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在1918年曾经回忆说：“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孙中山这里谈的是香港西医书院，19世纪香港其他西式学校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由于港英当局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由于香港华人的艰辛努力，开埠数十年间，香港由一个人烟稀少的海岛迅速发展成为街市整齐、商业昌盛的新兴海港城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香港实践的成功，香港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使身临其境的中国知识分子感慨系之。曾在香港居住近二十年的着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写道：“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他还曾进一步写道：“香港蕞尔一岛耳……丛莽恶石，盗所薮，兽所窟，和议既成，乃割界英。始辟草菜，招来民庶，数年间遂成市落。设官置吏百事共举，彬彬然治焉。遭值中国多故，避居者视为世外桃源。商出其市，贾安其境，财力之盛，几粤甲东。呜呼！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因其政治之善，既想见其地官吏之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二岁时“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923年2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介绍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他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他还谈到自已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
上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香港社会的印象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王韬和孙中山对港英当局“政治之善”的赞誉，就存在明显的片面性，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绝非尽善尽美，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更是如此19世纪。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在早期）有其相当残酷的一面，香港政府中也不乏贪官污吏。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孙中山等对香港社会的印象，在许多方面又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的发展和进步，与封建制度下中国内地的停滞和落后，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开放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闭性的封建制度的进步性。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造成的巨大反差，对中国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思想触动极大，使他们立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起斗争。这种客观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存在的。
香港社会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促成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形成，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香港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国在香港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机会和场所。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香港实践的成功，香港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引起身临其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香港历史上产生过一批新型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发布政治纲领，有的发行中文报纸，有的出版政论文集，鼓吹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有的则进而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投身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先表现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思想运动，后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斗争，在香港形成一股社会进步潮流，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过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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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是蜚声中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能够反映华人舆论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后十年间，他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除弊》、《兴利》等为题，在该报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主张。王韬先后在受西方影响较深的上海、香港等地生活多年，又曾亲往英、法等西方国家考察。与同时代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他对世界大势的观察与理解要深刻得多，变法自强的要求也强烈得多。王韬对变法自强有独特的见解，认为不能只学西方的船坚炮利，还要学其社会风尚、行政管理方面的长处。他认为中国应该变革的有取士、练兵、学校、律例等方面，即主张从人事、军事、教育、法律等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变革。他鼓吹发展工商业，提倡开采矿产，发展机器纺织业，兴筑铁路，主张“令民间自立公司”，发展轮船运输业。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政治评价甚高。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意义。《循环日报》曾在海内外“凡有华人驻足者”广泛发行。上海《申报》亦经常转载《循环日报》的政论文章。这说明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曾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在华人中产生过较大的政治影响。
何启、胡礼垣是香港本地西式学校培养的人材，皆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他们合作撰写了《曾论书后》（1887年春）、《新政论议》（1894年冬）、《新政始基》、《康说书后》（1898年春）、《新政安行》（1898年末）、《劝学篇书后》（1899年春）、《新政变通》（1900年冬）等论着。这些着作写就之后，当时即登诸日报，或排印成册，后又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
何启、胡礼垣认为，要振兴中国，永安社稷，就必须“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因而从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他们呼吁从改革吏治人手革新政治，主张把是否赞同变法新政作为官员去留的政治标准。同时，“厚官禄以清贿赂”，并废止鬻爵卖官的捐纳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改革方面，他们主张“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并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具体方案，反映了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在思想方面，他们反复强调民权的极端重要性，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提出“民权在，其国在；民权亡，则其国亡”的口号。在经济方面，他们提议采用民间集股办公司的办法，在国内广筑铁路，并购建轮船以兴商务；鼓励人们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机器制造业、采矿冶金业、农林牧渔业等；鼓励出口贸易。他们还明确反对妨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官督商办”制度，反对厘卡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提出“宏学校以育真才”，“宏日报以广言路”等主张。
何启、胡礼垣政论着作的主流是爱国的、反封建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深受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欢迎。何启、胡礼垣曾介绍说，他们的论着“每一编出，草稿未定辄为同人取去，或登诸日报，或排印成书”。“海内同人，再三翻刻”。“《新政论议》一出，中国士子多以为可行，且竞欲试为一行。”他们的政论着作对国内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前一、二年和康有为、康广仁有过较多交往的谢缵泰说，康有为及其弟子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何启、胡礼垣合着的书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对傅秉常说过，他曾“受惠于何启之教”。孙中山所说“何启之教”含义广泛。笔者认为，这不仅指何启作为西医书院教师向他传授过医学知识，更应该包含何启、胡礼垣政论着作对他的影响。如果我们把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中对清末封建社会衰败现象的揭露，与后来孙中山起草的《香港兴中会章程》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思想上的联系和一致性。
从香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看，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地，是孙中山及其战友建立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从事革命宣传和筹集革命经费的重要阵地。
孙中山曾先后在香港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合计七年时间。这段时间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除了他在香港大学讲演谈到的情况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例证。例如，他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关心焉曾经回忆说：“总理（孙中山）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
香港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爱国政治小团体，一个是以孙中山、陈少白等“四大寇”为中心的小团体，一个是杨衢云、谢缵泰等组织的辅仁文社。1895年2月，孙中山以这两个小团体为基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香港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为其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1905年8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后，孙中山立即派人赴香港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分会——同盟会香港分会，1909年秋又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先由香港兴中会，后由同盟会香港分会和南方支部，团结香港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商人、会党分子和中国内地革命志士，在香港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展开了长达十六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香港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基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直接策划的南方十次武装起义，就有六次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这六次起义是乙未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三·二九”之役。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等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也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
香港是革命党人的宣传重地。辛亥革命前，这里出现过数家革命报刊。号称革命党人“机关报元祖”的《中国日报》1900年即诞生在这里，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创办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重要革命报纸。该报公开宣传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深刻揭露清廷的腐败，严正驳斥保皇派的谬论，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的政治影响。
香港在财政方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亦不可低估。香港一些爱国商人或商人子弟，如黄咏商、佘育之、李纪堂、李煜堂、李海云、林直勉等，曾经倾家荡产，支持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有的甚至因此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境。此外，正是由于他们的慷慨资助，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才得以渡过多次经济难关。
香港地区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阵地，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既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关，更与香港接受西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较早、较深有关。
从上述香港华人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香港爱国知识分子进步思想的形成看，从香港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客观上又确有其积极性、建设性的一面，在中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