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民-全球史研究视野下的香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香港移民-全球史研究视野下的香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全球史研究视野下的香港*

引言
尽管在解释区域内网络之间和跨区域网络之间的背景时，“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最恰当的字眼，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本地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进程，通过非正式的区域网络，那些海外的华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冲绳人和朝鲜人，促进了本国与国外的关系，而正是借助这些非正式的区域网络，使本地化与区域化成为可能。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在最近几十年间， 由于多边的移民融合，所谓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的各个层面上，传统的、主要以民族国家为依据的世界与世界观正在被各种多层次和多边的世界性都市网络所替代。
在过去几十年间，亚洲的历史研究，在视野与方法上都表现出某种进步，研究者开始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分析亚洲的变化。然而，与此同时，从亚洲研究的这些新项目和新环境里，我们遇到了新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人类学与社会学着作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另一个是在许多传统的宏大理论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如何应对像人口统计学、环境和文化这些侧重长远的观察视野。
在过去二十年间，“网络”一词在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国际关系、工商管理和经济史等不同学科里，常被用作解释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区域关系和商业关系。与此同时，这种关于网络的论述，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海外华人企业和投资网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恰相契合。理论上讲，使用“网络”这个词，对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或是像商业组织和公司这样的经济机构，这种有点不同的范畴，解释起来相当困难。不过，在此种范畴内解释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特殊功用，却非常有用，因为在探讨诸如亚洲价值和企业家精神这种经济发展中非西方模式的特点时，它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然而，认为经济发展导致海外华人网络扩展的观点更多的是强调其优势，而不是其劣势、模糊不定和易变性。此外，所有这些观点大多谈的是经济发展，它们并没有对1997年爆发的东亚和东南亚危机作出解释。
网络具有可逆性和缺乏中心的特性，本文将通过一个金融网络的例子来对这一特性进行重新考察。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的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发展只不过是因为其被一个在更广泛区域经济内所建立起的一个新网络所替代。换言之，一场危机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获利的机会，因为网络在自身形成过程中已经创造了另一个机会。网络的基本特性使其具有多重功能，它可以抓住一切时机改变，对国民经济而言，这种改变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
笔者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香港历史的回顾，考察在变换的跨海都市和开放口岸的网络中，香港是如何发挥其金融中介角色的。在这些网络中，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个体传统区域体系，是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既包含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包括民族国家体系的区域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香港经济史
对香港经济史，我们以往很少研究，只是最近才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出现这一研究空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的主要功能是一个贸易和金融的中介，很难将它作为一个国民经济体进行分析。尽管人所周知这块殖民地与其他地方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作用，但很少有学者对它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香港被冠以“自由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称号，就好像这些标签本身已说明了一切。[1]
然而，香港附属于中国，历史上它是华南经济的一部分。此外，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令其成了英国殖民地（九龙半岛1858年被割让，新界1898年被租借）和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治与经济的前哨。这些与中国、英国的联系从根本上决定了香港经济的形成。[2]
另一个因素是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与东南亚、日本的联系。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大米、蔗糖和海产品贸易兴旺，这推动了华人向南移民，从而刺激了该区域的商业发展，而海外华人定居者将大量款项汇入国内各自家庭，更进一步促进了该区域的繁荣。最初香港对北方的贸易主要是经营日本出口的海产品，随后香港则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制成品的转口港。[3]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网络的形成（新加坡和香港是中转站）建立在古老的帆船贸易路线上，这条路线铸就了香港的经济命运。
这些特点可能会将香港排除在国民经济的理论框架之外，但是，每一个国民经济体都是由一些大的经济区构成，贸易、金融中心和中介点交织其间，因此，我们对香港的分析，就必须阐明此类中心的经济制度和它们所服务的较大区域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弄明白香港的货币制度，我们就必须了解，香港在与华南－东亚经济区、中国－香港和英国－香港的广泛联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除了对外联系，我们也必须考察香港经济体内的工业、农业和渔业。实际上，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本身的发展过程，是香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1890年香港乡村改造和1898年新界土地改革以来，香港也开始拥有了农业土地。[4]
本文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架构，以研究上述香港经济的三个显着特征，并通过宏观考察它的对外商贸，对其主要问题进行追溯。
本文探讨的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相较于东南亚、日本、中国大陆和英国等贸易伙伴，香港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提高。香港自身内部也有很大的改善。根据1898年条约，英国获取了新界，这需要英国当局采取更加全面的管理政策。例如，在1915年，殖民地政府指示在本地注册的香港中华公司也在上海注册，这清楚地表明英国想要上海成为公司活动的中心，然而，这一政策并未给香港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它却拉近了殖民地与上海的关系。
从统计数字看香港、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预先的考虑
对中国和香港对英帝国的经济重要性进行量化分析存在许多障碍，其中包括：[5]
1.与经由新加坡和香港所转口的贸易量相比，英国与中国间直接贸易量很小，因此，经这两个城市转口的更大货值的英国货物统计时必须考虑在内。
2. 由于香港对进出港的船只仅征收吨位税，除鸦片外，对货物不征收关税，这就使得人们难以对货物的总值作出统计。[6]
3.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政府开始雇佣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一般说来，海关只对轮船征税，而帆船则免税。在海关统计中，巨大的帆船贸易（尤其在东南亚和华南间盛行）并没有包括在内。
4.在1888年以前，像黄金、白银这类的贵金属并没有包括在海关的统计中。此外，在海外华人汇入或者带入国内的大量外汇中，仅有一小部分出现在官方的分类统计数字里。
5.尽管像运费、保险这类的无形贸易为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主要商业活动，但是，其中所涉及的现金量在任何一地都很难获取。
6.在1935年以前，中国与香港的公共财政和金融交易都是以银本位为基础进行的，因为两地都属白银流通区。然而，由于从1870年起白银剧烈贬值，导致以黄金为标准的交易出现大幅波动，进而影响到在华的外国贸易商行向他们各自国家的汇款。
7.汇率的波动也影响到投资活动。例如，在直接投资领域，有许多公司是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在香港和北京都设有办事处，这些公司的经营规模，或是他们如何运营的准确信息，人们很难获得确切的资料。
8.在间接投资领域，情况也差不多。例如，在筹借资金方面，有些公司是在本国借贷，而另外一些公司则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借的款。也有一些私人商行出借资金的例子，这些贷款通常附有条件，对邻近的地区产生间接影响。[7]
9.尽管为扩大各自在华的特权，列强将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叛乱中获得的赔款在华进行了重新投资，但是有些赔款却由于外交谈判改变了使用方向，有些用于了文化交流和中国学生海外求学的奖学金。我们需要做仔细调查，追踪这些钱的具体走向和它们如何被使用。[8]
10、英商在中国和香港的经营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方面，这种活动不但加强了与伦敦金融市场的联系，而且他们还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发行银行债券，积聚地方资本，用于在其他地区的投资。例如，在上海和香港的英资银行可以吸收华人资本，用于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投资，以扩大他们的间接利益网。
总而言之，这些统计方面的问题源自三种因素的复杂与相互的作用：传统的亚洲各国间的贸易模式，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该地区的渗入，以及英国获取和开发香港。[9]
英中经济纽带
尽管英中间直接贸易量相对较小，但是如果把香港的中介市场看做华南经济的一部分，这样就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香港－新加坡的纽带，中国与东南亚、印度和欧洲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从贸易统计资料得到证实。
表1列出了1904年中国的主要进出口产品。从1860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它们的排序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进口和出口量只是有了扩大。即便到了20世纪初，西方工业品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这种模式一向如此）。然而，图表也显示，像生丝和茶这样的特殊产品继续位居出口产品的前列，来自亚洲的以印度棉纱为首的产品，包括鸦片、大米和蔗糖等则位居进口产品的前列。东南亚成为多边贸易的轴点。
中国海关的外籍官员帮助我们刻画了一幅中国对外贸易的准确画面。上海的造册处税务司马士和北京的总税务司赫德均认为，所谓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是被夸大了的。马士草拟了中国的第一份国际收支差额报告（见表2），报告中所列的国际收支总额大致平衡。让我们看看马士计算国际收支的三个问题。[10]
首先，如表2所示，商品分列进口项（A）和出口项（a）中的第一大类。以往人们多以市场价来计算进出口额，而马士则以到岸价计算进口，以离岸价计算出口，这种方法缩小了进出口的差距。
香港的对外经济关系
第二，马士承认香港与中国间贸易的重要性。他写道：“香港一直是我们的统计数据混乱的一个因素，它一方面接收外国货物分发至华南各口岸，另一方面又接收中国产品运至世界各地，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本土。1864年??香港贡献了中国进口额的31%和出口额的14%；到1914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了40%和36%。”[11]
表1已经显示，中国与欧洲、北美的直接贸易量很小，亚洲产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另一方面，与香港同为转口港的新加坡的出口额（表3）也显示，东亚与东南亚是通过香港与新加坡，同印度和欧洲联系在了一起。
印度支那是联结香港与云南的贸易以及新加坡与马德望市往来船运（表4）的中介地。通过香港与新加坡，这些小的贸易路线成为一个多边网络的组成部分，其中，中国大西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直线贸易也在这个网络之内。
金银贸易和侨汇
马士所认定的第三点，涉及金银的贸易。他对表5的内容补充道：“如果大家接受这些数据为正确的话，那么，在以金银为记价的年代里，香港的银行储备收获颇丰，总值达15475684香港两，或2350万元，其中近1900万元是银元。”[12]
马士看到了香港的金融功能，并指出那里的外国银行正在使用金银作为运营资本。他将侨汇视为中国国际支付的一部分，指出白银的汇兑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功用，通过把香港包括在内，他第一次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内在运行方式。
在试图修正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数字里的巨额入超时，马士在金银贸易中“发现”了一个他称之为“侨汇”即海外中国人寄回国内的钱这样一个新类别。在1903年的贸易报告中，他写道：
厦门税务司估计，在马尼拉、爪哇和海峡殖民地挣钱的250万厦门人，一年的汇款额高达1000万元，而1903年回国的66000名海外移民随身带回的现金则有可能超过了600万元。汕头税务司断言，“众所周知，每一名苦力回乡时不仅随身携带了部分他辛苦挣来的钱物，而且无疑为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不能返乡的同胞捎带了一些钱物??其总额每年达数百万。”琼州和北海的报告则呼吁关注这些地区同类的现金资产。这些无形的经济来源足够抵消有形的过量的货币出口；来自海外的成千上百万的汇款将有助于部分解释目前作为债务国的中国在进出口统计中难以解释的差异。[13]
通过将侨汇算入中国的国际支付，马士试图拉近“负债”与“资产”的差异。汇款，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部分，则正好弥补了商品和金银间的贸易不平衡。来自福建省的统计数据说明了这种关系。（表6）货物贸易，包括国内贸易（沿海帆船贸易）的逆差由侨汇（可能用于了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金）的盈余得到了弥补。
香港和海外移民
奴隶贸易的终结加剧了大英帝国内劳动力的短缺，这导致他们开始招募印度人和华人去西印度种植甘蔗和到东南亚从事新兴的橡胶和甘蔗种植。从19世纪中叶起，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开始移民美国，从事开矿和修铁路的工作，同时，大批华人也开始移民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香港殖民地成了华人移民东南亚的中转港，这些移民为西方列强开发各自殖民地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
移民中转站
华人移民东南亚始于公元7到8世纪[14]。造成这一移民现象的原因，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也包括华南沿海地区生产力低下，大量从北方南迁的像客家这样的新移民所引起的政治动荡，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家族和宗族）间的冲突。[15]
传统上对海外华人的研究往往强调像人口压力、可耕地缺乏和贫穷等“内推力（push）”因素。然而，这种人口外移的“内推”和“外引力（pull）”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我们可以对华南地区与华人迁居地的农业产量做一下比较。
增加“外引力”的视角同样可以用做我们对殖民地范围内的移民研究。然而，研究移民和殖民地的学者认为华人迁居是永久性的，他们并没有对人们在区域间来回移动和返回家乡时所建立的网络产生兴趣。
在这种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华人海外移民的背景下，非洲奴隶贸易的废除加剧了对印度和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大英帝国部分地区缺乏大批无需技能的普通工人，最明显的如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园和锡矿。于是，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准备转运劳工。在1854年6月5日，香港总督包令写信给英国殖民地大臣，信中说：
有人向我建议，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男性移民的地方，一个为其他殖民地提供大批劳动力的源头，但是做到这点必须要废除其他地方所流行的各种虐待，或是不鼓励和支持这些虐待。我认为尽管一些妇女不时也会被诱使陪伴她们的丈夫出洋，但是由于华人妇女普遍会担心这将放弃土地，遭受责骂，以及宗族同盟对外出移民者的亲属施行惩罚，因此，我看不出任何指望中国会提供大批女性移民的理由，除非是通过绑架、买卖，或是成为某种欺骗和强迫的牺牲品。[16]
包令认为，香港可以成为愿意出洋多年的男性劳动力值得信赖的提供地，但由于中国的家族制度，愿意出洋的女性很少。[17]
包令所指的“虐待”实际上是一种苦力的奴隶贸易。受害者往往被拐骗而来，多数人死于途中，其他幸存者则遭受雇主残酷的剥削。部分的是由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高死亡率令奴隶贸易无利可图，在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区在招募务工时采取了一种契约劳工制。以去往古巴的船只为例，整个旅程依然充满危险，约三分之一的船上都发生过如华工暴动或是疫病流行此类的麻烦事，1872年，当一艘名为“玛丽亚·露丝号”的秘鲁船只在横滨港靠岸维修时，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这艘船装载了大量前往秘鲁的中国苦力，当华人抱怨对所面临的处境全然不知时，一家日本法庭作出裁决，他们遭到了非法拘禁，不能再强迫他们继续旅行。
在1860年，香港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外出移民出发地。大批华人劳工流水般地从此涌向旧金山、澳大利亚、温哥华岛、英属西印度、孟买、荷属西印度、檀香山、婆罗洲和爪哇。
例如，在1857年，24家雇主与一个名叫托马斯×杰拉德的人签订合约，为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招募2990名中国移民。除了他本人应得的费用，杰拉德被授权使用的用做招募与移交移民的花费每人不得超过25英镑，标准的契约合同包含了工资、粮食、衣物、食物和住房等费用。[18]即便如此，工人们还需偿还雇主或经中介预付的旅行费用，他们也还要把挣来的钱寄一些给家里。
一位英国官员解释了为什么雇主更愿要华人而不是印度人的原因：“与印度移民相比较，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们更具优势。印度人比华人无疑更加温顺和易于管教，但是后者体力充沛、勤劳，并且非常渴望获取金钱和改善他们的地位”。[19]
在19世纪末，随着东南亚的种植业和开矿业的拓展，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迅猛增长。大批华人定居新加坡，于1905年达到顶峰（表8）。许多移民已不是契约劳工，他们依靠华人社会中的关系找工和求生。繁荣的新加坡需要劳工，随着契约劳工制的解体，在1907-1908年间，锡矿矿工有了很大的增长，在1910-1911年间，橡胶种植工人的数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西方轮船公司和贸易商行在亚洲的活动日益活跃，从而带动了帆船运输，并为大规模移民开辟了道路。
从1901年香港政府颁布的法令及其后的补充条款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希望海外移民潮能平稳进行，尽管许多招募华人的机构批评说某些条款过于严厉。为确认和排除那些并非自愿的移民者，英国官员要求他们在香港至少停留48小时。一些华人中介抱怨这造成了额外的花销，并警告说澳门或广东将会抢走生意，这样外国商行也会有损失（对外国商人尤其是船运公司而言，大批外移劳工是一件赚钱的“货物”）。[20]中介对每名过境者需缴纳1000元的担保金和两名担保人作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很有意见。香港政府做了让步，取消了停留48小时的规定。
英国的战略是通过控制招募机构来规范移民，而在香港殖民地，移民得到了来自中国同一乡村的契约劳工中介的照料。香港作为移民出洋的中转港的地位，也提升了其作为金融中转地的重要性。
侨汇
华人出国挣了钱，就将其寄回家，并不打算一辈子呆在那个新地方；每个人的收入都被视为整个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他们有时也将钱给中介让其捎回家。[21]这些绝大多数出自闽粤地区移民的资金，对跨华南和东南亚贸易区的贸易在金融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22]此外，侨汇还被用作了投资。[23]
侨汇并没有完全用于家庭开支而消失，很多钱被用于经商和投资，这些资金成为中国与国际金融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后面笔者将会讲到，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在东南亚发展起重要的利益，并且利用了这一金融网络。
中国海外移民用五种方式将钱转回中国：邮寄、捎带、中介代办、侨批局和外国银行。[24]
（1）邮寄。万国邮政联盟创建于1878年，但是中国直到1917年才签署该协议。外国在华建立了邮政支局，处理国际邮件，然而，海外华人很少使用这种服务。[25]
（2）捎带。像马士描述的那样，劳工们亲自将金银、外国汇票和当地纸币带回家，或是将钱委托一名回乡者带回。
（3）中介代办。这些中介提供各种服务：招募出洋者、借路费、订船票，以及处理商场交易。他们与移民关系密切，每隔几个月就会拜访一次华人社区。新移民往往会委托一名来自国内同乡的中介带钱及私人信件。在一些没有侨批局的地方，中介成为主要的管道。
（4）侨批局。华人移民东南亚在15世纪已有一定规模，尽管明代禁止出洋，但移民数量依然稳步增长。海外华商把大米、蔗糖、棉花、食品和手工制品销往国内，同时进口杂货、手工制品和茶。此外，暹罗、越南、缅甸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获利，这种商业政策对构建华南和东南亚贸易区帮助很大。在17世纪，欧洲列强来到这一地区，寻求某些亚洲产品。借助这种成熟的商业网络，西方商人首次能够买到像茶、丝、胡椒、棉花这种珍贵的商品，从转口贸易中获利。[26]
华人寄钱回乡主要通过侨批局，它也是华南与东南亚间从事贸易最为重要的金融中介。侨批局有的叫“银信局”、“闽粤银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号，这是一个兼营邮政与外汇银行的混合体。许多侨批局也经营贸易，为交易提供资金服务和买卖金银。
这种经营兑换和汇款的网络在外资银行到来前已经建立，后者为争夺资金来源也与之展开竞争。天一局是20世纪初的一家大型侨批局，总部设在厦门，在马尼拉、西贡、槟榔屿、新加坡、棉兰、巴达维亚、万隆、三宝垄和仰光设有分号和代理商。通过设在福建全省包括泉州、潮州、同安、安吉、金门和惠安等地的分支机构，天一局能够处理出自该省侨民的大部分侨汇。
在东南亚侨批局为数众多，这些侨批局的总部分别设在新加坡、曼谷、马六甲、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等地，在香港、广东、海南和福建全省设有分支机构和代理商。在20世纪初约有400万华人居住在东南亚，每年寄回家乡的钱约5700万元。[27]
（5）侨批局的运营方式
侨批局转移资金的方式有几种：现金、汇票和商品。当一名顾客购买一定数额中国银元的汇票时，侨批局并不是将它立即汇出，而是等到个人汇票积攒到足够大的数额时或是汇率有利时才出手。有时他们也通过购买货物到中国出售或是购买金银的方式来转移资金。有些交易是用中国的银元来核算的，有些经由香港的交易是以港元来核算。尽管一项汇款的最终目的地通常是处于乡村的一户人家，在贸易、金融资本和投资中也采用各种形式的货币计算，但是，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商业活动中，是以港元作为结算货币。通过香港的巨额的汇票要经过两次兑换，先换成港元，然后是中国的银元。侨批局有时也用手中的资金冲销在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账款；有些侨批局则从新加坡与香港间的金银差价中获利。这样，贸易就与外汇交易协同进行和相互作用。
海外华人汇往华南的巨大单向的现金流足以影响到汇率的波动。侨批局可以通过冲销从事金银买卖和进口货物的收据，即对上海和香港交易中的负债，来防止东南亚地区汇率的下降所造成的损失。通过这种贸易模式，借助外资银行的力量，使这一地区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英国在亚洲的金融利益以新加坡、香港为支撑点，它依赖于这一地区——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发展趋向。英国的殖民地银行是其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们，英国将触角伸向日本和欧洲。
上海的商业联系扩大了那里的资本，并增强了其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联系。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则日益成为一个账户结算和侨汇交易的金融中转站。[28]
侨汇与外资银行
从19世纪中叶起，香港作为金融中介的地位日趋重要，而新加坡也开始成为欧洲市场上橡胶与锡的供应地，这时外资银行正式进入该区域。[29]一些经营汇兑的华资银行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营业。[30]这些所谓的现代银行扩大与重塑了起初侨批局所建立的渠道，围绕着新加坡—香港这一主干道，创建起一个亚洲的金融区。然而侨批局并没有被取代，它们利用特别是像汇丰银行这样的这些外资银行所确定的汇率，进入到一个新的商业活动领域谋取生机。
外资银行在海外华人创建的商业中心开设了分行。其中，麦加利银行在印度和马来半岛、汇丰银行在香港和中国、东方汇理银行在印度支那分别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三家银行都在东南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和贸易港口设有分行和代理机构。
日资的台湾银行来得稍晚，它于20世纪初开始在东南亚营业。台湾银行的经营策略是沿贸易线设点，其办事处开设的地点和经营涉及的商品种类如下：[31]
1. 泗水、巴达维亚、三宝垄
进口：华南——杂货；西贡、曼谷、新加坡——大米、海产品；缅甸——大米；印度——黄麻袋、棉花。
出口：华南、马来半岛、印度、欧洲——蔗糖、棕榈油、烟草、咖啡、木薯淀粉、棉花、茶。
2.曼谷
进口：华南——杂货；印度、新加坡——棉花，黄麻袋、杂货；欧洲——棉布、棉纱。
出口：华南和东南亚——大米、海产品；欧洲——锡、棕榈油、柚木。因为华人移民主要出自汕头，台湾银行希望与汕头的分行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的分行开展业务。
3.西贡
进口：华南、新加坡、欧洲——棉布、棉纱、杂货。
出口：华南、东南亚——西贡大米、海产品。
与在曼谷的情形一样，办事处希望与设在汕头、香港、新加坡的分行的业务能稳步增长。
4. 槟榔屿
进口：华南、东南亚、印度——大米、茶、海产品、蔗糖、棉布。
出口：欧洲——锡、橡胶、藤制品。该地办事处与新加坡、香港、广州、汕头、厦门、三宝垄、印度有大量生意。
5.马尼拉
进口：华南——茶，杂货；欧洲、美国——棉布、机械。
出口：华南、新加坡、美国——蔗糖、麻线、烟草。该办事处与香港、新加坡、广东、厦门和美国有大量生意。
从印度到华南的亚洲商圈，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推动，也与欧洲、美国市场联系在一起，而构成这一区域贸易的生命线，是华商的商业活动、移民、侨汇和外汇交易。例如：东方汇理银行1905年10月31日给商人发放的信贷（包括往来账户、汇票、商品附属担保等）如下：欧洲商人——4030000比塞塔、华商——3330000、印度钱商——610000比塞塔、安南商人——640000，其中半数以上的银行贷款提供给当地商人，而华商又占据了其中最大的份额。印度支那地区是外资银行在亚洲提供贷款的一个缩影——大多数贷款贷给的是当地企业家。
随着信贷业务的扩展，外资银行的影响也随之增加。外资银行同时利用亚洲
的大部分贸易及侨汇网络为殖民地的企业获取资金。让我们看一下种植业上的投资——在为外资洋行开设的上海证券市场上列有与之相关公司的资料。1910年上海橡胶风潮令在东南亚投资橡胶、甘蔗种植和锡矿开采的华商遭遇巨大挫折。然而，这些企业依然在上海筹到了资金，并且在1912年又有大量新公司成立，这些公司活跃在马来半岛与荷属西印度，主要经营槟榔膏、蔗糖与锡。与其他股票相比，这些公司的股票每股的价格很低，有些股票贬值到低于发行价，股票持有者风险很大，然而仍有很多钱投了进来。
上海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来于侨汇与账目结算，有大量的东南亚汇票在香港和
上海出售，由于支付结算并不能完全抵消现金的流入，因此汇率面临着降低的风险，这样造成了汇票的贬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来自内地的货物皆经上海装船出洋，这样短期内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都聚集到了这里。这些资金往往通过外资银行与华资金融机构投资到上海本地的企业，或是投资到当时生意兴隆的东南亚。资金环绕东南亚、华南、上海流动，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通过香港进出，并产生出新的投资机会，而外资银行则将这些资金贷给本地的企业。
关于亚洲区金融值得关注的第三点，是区内联系以及与欧洲、美国联系的互补性。从1870年代开始的白银贬值，对银元区的亚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交易产生了重要影响。[32]由于资金可以在伦敦以便宜的价格募集到，银价贬值令亚洲殖民地的投资不断增长，并提升了外资银行所扮演的角色，[33]但是它也造成向欧洲和美国出口货物货值的剧烈波动。尽管各殖民地的行政当局在当地采用金本位来稳定外汇市场，但是在中国经济圈里依然采用白银计价。问题是如何抵消所造成的汇率的差异。
新加坡元的币值是与伦敦的银价绑定的，因而，出口到欧洲与美国（另有一些是到其他地方）的橡胶和锡的价格是随着外汇利率的变化而起伏的。这样，尽管以英镑计价的价格总的来说比较稳定，但是大米这种亚洲最大宗交易商品的价格，就与出口欧洲的价格变化成为一种反比关系。这种反比关系反映了商品供求的变化，以及亚洲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由于银价的下跌所造成贬值。投资商品现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用这种所谓的套头交易来应对金银价格的下跌。
香港总商会曾对货币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进行过多次的讨论，有些会员坚持认为，这种不稳定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香港既参与中国的沿岸贸易，也参与国际贸易。讨论中还对从香港金融市场抽身的利与弊进行了评估，他们考虑了两种可以避免汇率易变后果的方法：一是重视投资香港的重要性（而不是重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介作用）；另一种是将香港转为金本位，以吸引对港投资。事实上，汇丰银行已沿着这一方向采取了步骤。[34]在20世纪初银价波动剧烈时，汇丰银行开办了黄金储备，并开始累积黄金。（表12）以黄金、白银进行账目结算时的行情一直摇摆不定，这也反映出贸易资金与投资行为改变了白银的价值。[35]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南端从1842年割让给英国时成为英国殖民地[36]，根据1898年中英条约，英国租借了半岛的其余部分与邻近的岛屿99年。
香港政府的财政独立于伦敦，在早期它的主要收入来自地税、牌照税（酒类、典当、移民招募、鸦片等）、证券、灯塔税、邮政、罚款等。政府的主要支出是公务员工资、警察、监狱和公用设施。军费支出相对较大，包括每年付给伦敦的20000镑海军军费。尽管缺乏官方的经济发展计划，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1869年香港的财政收入是924000港元（192500镑），到1894年已升至2287000港元（228700镑）。（由于银价下跌，以英镑计价的二者差异要小些）[37]在这25年间，香港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2万增至24万人。
表13-A、B显示了香港私人业界与中国的密切联系。香港政府对英资企业的限制比中国当局要少，比如殖民地允许发行不完全清付的股票。创业者不分国籍，只需简单的支付注册费，就可以开办一家公司。一些华人借在香港注册公司，从而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这促使中国于1914年颁行了一条法令，规定在华英资企业的大多数董事必须是英籍。这些例子足以证明，虽然香港从行政管理上看是一块英国殖民地，但在经济上看则属中国经济区的南端一角。[38]
香港与上海是中国对外经济的两个门户，而前者在货币和金融上更为重要。表5的数据显示了香港在贸易上的中介地位。在1902年香港总商会的年会上，香港被描绘成一个“不生产产品的商港??一个沟通世界与中国的商业媒介。”香港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外国的对华贸易，有人评论道，由于超过“90%的世界货币标准为金本位，而中国是银本位”，因此香港货币所采用的标准与世界不相干。[39]
这些评论也证实了香港在金融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总商会中有人担心，如果香港采用金本位，中国的商人将绕开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直接贸易。有人反击说，有些在华的生意必须以港元——一种两段式的外汇系统来结算账目，这造成很大的不便，可能需要简化手续，但是，邻近的其他任何港口都不能与“像香港这样宏大的集散港” 所带来的利益相抗衡[40]。在香港既可以港币也可以金银交易，这种双重汇兑制度使得香港能够以金银本位的货币结算，也能够以金银元和地方货币结算。这有助于提升香港吸引外来资本到港投资与流通的能力，包括各种地方货币与来自日本的金银元。墨西哥银元是19世纪晚期亚洲各国通行的国际货币，日本仿照墨西哥银元的模式，铸造了一种专门用作贸易的银元，在日本所发行的1.06亿日元银元中，约三分之二主要在香港与新加坡流通。[41]日本的外资银行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汇兑支付，而将剩余的日元银元投资在上海和香港。[42]
香港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新加坡的紧密联系。1858年，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地位的结束，它失去了对海峡殖民地的控制。1867年，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前文已经指出，在19世纪末，橡胶种植和锡矿开采吸引了大量印度人和华人来到马来半岛。与此同时，新加坡和香港成为海外移民的中转站，以及西方资本与贸易的转运港和金融交易的结算地。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中心，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加综合性的亚洲贸易区。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由于银价暴跌和不稳，新加坡和香港面临了很多新问题。[43]尽管两地商会成员承认两地采取共同的标准有好处，但是两地主张采取银本位和金本位的势力都很强，因此也就排除了两地采用联合货币政策可能。1906年，新加坡决定采用金本位，而香港却一直保持实行银本位，直到1935年中国放弃银本位为止。即便如此，两地的历史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由中国移民建立的商业中心、外资洋行和银行从事贸易、金融和投资的战略据点、由伦敦管理的殖民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上只是发挥了不同的功能。换言之，两地都是大英帝国经济在亚洲的联系者与转换器。


表1. 中国主要进出口货物值比较（1904）
单位：1000海关两， 1香港两=2先令10.2/5便士出口进口1．生丝、丝织品 514651．印度棉纱 424062．茶 300212．棉布 308853．棉花 248123．鸦片（公班土、白皮土） 292584．大豆、豆饼 72824．金属 125115．皮革 71425．西贡米 83806．羊毛 46026．砂糖 68397．草编 45037．日本火柴 47438．榨油 42788．面粉 35919．草席 33899．锡锭 294310．烟草（生烟、熟烟） 256510．孟加拉棉花 101311．本色布 144312．肉桂 1058总计 14911514039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国际贸易报告》，26-27页，1905。
表2. 中国国际贸易的资产与负债（1904）
单位：1000海关两负债资产A、1903年中国条约口岸进口商品到岸价货值 310453428a、1903年中国条约口岸出口商品离岸价货值 236205162B、1903年条约口岸进口金、银条与铸币 3701165b、1903年条约口岸出口金、银条与铸币 33046532C、贷款及外债本息 4 4210400c、未记录的中国边境陆路贸易额出口超过进口部分 4000000D、中国驻外使领馆开支 1320000d、开发铁路、煤矿等的开支 27000000E、中国留学生及出洋游客花销 3000000e、外国驻华使领馆开支 5000000F、外国人汇往本国的纯利 16000000f、外国驻军军费 7500000G、外国公司收取的运费和保险（火险、水险）费纯利 6750000g、外国军舰维护开支及水手花销 15000000H、未含在进口商品值中的军火 5000000h、外国商船维护开支及船员花销 2000000i、外国船只在上海等地维修费用 10000000j、外国教会、医院及学校开支 6000000k、外国来华游客开支 6000000l、海外华人汇款及携带入境的资金 73000000总计 423734993总计 42475169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16页，1904。
表3. 新加坡进出口贸易
单位：1000新加坡元财政年度
国家1896年（1新元=2先令2.1/8便士）
进口 出口1904年（1新元=1先令10.15/16便士）
进口 出口英国/欧洲30323 4909452710 90359印度尼西亚29392 4032753491 49561印度/缅甸35370 980478825 35811马拉加38785 2260991518 42038东亚40688 17576
含日本39536 26520暹罗15614 13496印度支那5707 32354042 2406日本7905 3880资料来源：Chiang Hai-Ding，《海峡殖民地对外贸易史，1870-1915》，155－156页。
表4. 印度支那的居间贸易（1905）
单位：1000英镑香港 云南616云南 香港530欧洲 云南20香港 广西1广西 香港0.01广西 云南0.2新加坡 巴坦班（泰）28中国 巴坦班资料来源：英国外交部：《外交与商业报告》，《交趾支那贸易》，1906。
表5. 过境香港的金银流动（1904）
单位：1000海关两进入流出黄金白银黄金白银中国12872275019316764其他11503966096303137总计1279032410982319901452002972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6页，1904。
表6. 福建省（三都澳、福州、厦门）贸易统计
单位：1000元海关进出口
（入超）常关
（出超）金银1899年194026001 出1900年167604937 出1901年18706年平均数1762 出1902年193833481496 出1903年209601582 入1904年19915151 入1905年20.93097652433 出1906年162083700232 出1907年1525227732064 入1908年2034632663305 入1909年2354624481542 入1910年2446736143139 入1911年1579628704892 入1912年214719893662 入资料来源：根据《福建省对外贸易统计年报》（1935年）第34、41、53页编录。
表7. 华人移民秘鲁船运报告单（移民分签5年至8年契约，所有人均在合同期内）离港日期船名悬挂国旗船长姓名与国籍船只吨位目的地船载华人数量到岸华人数量死亡数发运地发运人备忘1850.2.17Lady Montage英国J.R. Smith英国763卡廖440241199急水门Don Elias由于虐待和船长及官员醉酒引起6.13Empresa秘鲁J. White英国446同上30025248同上同上9.24Albert法国J. Paine法国292同上245??同上同上船长割了他们的辫子，他们杀死船长，返回中国1851.1.31Mariner英国Harland英国685同上4094009澳门Sevilla洋行2.21Coromandel英国Brown英国663同上4044004澳门同上12.5Victory英国Mullins英国579同上350急水门同上起义，杀死船长，在中国海域登陆1852.2.2Susannah秘鲁Lukey英国514同上3253196同上同上同上Beatrix秘鲁Edwards英国376卡廖与巴拿马300同上W.M. Robinet船只在新加坡失事，所有人逃离7.12Empresa秘鲁White英国446同上42039327同上Sevilla洋行11.24Ohio美国Raupach丹麦373同上33022872同上Alson1853.1.12Eliza Morrison英国McCulloch英国797同上42040416同上Sevilla洋行1.26Isabel Quintina秘鲁Beazley英国514同上3253169同上同上2.11Yaque墨西哥Lazaniga西班牙237同上2001982澳门Alson同上Nepaul英国Neil英国1，006同上5004928急水门Sevilla洋行3.8Rosa Elias秘鲁G. Wheatley英国233同上200??同上同上起义，杀死船长，在新加坡附近登陆3.19Empresa秘鲁White英国446同上42532996同上同上船上爆发流行热1854.2.20Isabel Quintina同上Amazon英国Vincent同上 340同上2502482汕头W.M. Robinet保证不做挖鸟粪工作3月Grimineza秘鲁Penny英国700同上600同上Sevilla洋行在布兰普顿暗礁处失踪表8. 新加坡与槟榔屿华人移民年份新加坡移民人数离开新加坡华人数槟榔屿移民人数离开槟榔屿华人数契约劳工数总计女性人数总计女性人数189096230382031706360441726592126204189193843471032245490662416383175381892933394804-452272529--18931445586387-682513868-3832618941066125007310834623024253712230218951501576997-605593653--18961423586451-570553216-298251897908285247241504112432242333172681898106983619226575448113301189020459189911779455143190351299259427642223319001595718482413767282138474.02627033190115765711822395126641141284594224081903172770145394755175401534644501876819041630791016341717392154156126017045190513600113714371303564548331475148641906------18675190717975613785475804449556821809240891908121639111473181329387429522961360419091209549602307982752939013540133791910173423141214289837955533386723935191121503619754548184987573024516243451912203124217794852044284638442361360019132409792854741018371615611386214198191412403213096131184198827143345264819158035210352153822669841231743-资料来源：陈达：《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84页，华盛顿，1923。1902年统计数据缺失。
表9. 海峡殖民地契约华工的主要从业种类（1904－1914）从业类别契约劳工数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1912矿工4474973813304123597601480549742717农工5200545481374497582018862170647574一般非熟练工2912179023301667132012217102920伐木工871146210377666106267641205机工与手工艺人50357463771924345023410家务及商店苦力30524540316712359193335海员、渔民等12748228268239196314143杂类182538374115964030总计1457419364261592051716071263152582215034资料来源：陈达：《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85页。
表10. 外资银行在亚洲各地开设分行及代办年份特许银行汇丰银行印度尼西亚银行1858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上海1859香港1861新加坡、仰光1863汉口、巴达维亚1865香港、上海、广州1866横滨横滨、西贡1867加尔各答1868汉口、天津1869孟买1870神户、长崎1872马尼拉大阪1875槟城马尼拉、旧金山巴黎、西贡1877泗水新加坡本地治里1880纽约1881里昂1883各地1884棉兰槟城、雅加达、泗水、三宝垄1885北京、厦门、福州东京（越）、海防1887海防河内1888太平（马来）、吉隆坡曼谷努米亚（新喀里多尼亚）1889汉堡1891金边1892仰光、科伦坡1894曼谷香港1895神户、天津1897曼谷1898上海1900马德拉斯、宿务1902纽约汉口、广州1903西贡1904汉堡巴坦班（泰）1905新加坡、帕皮提1906卡拉奇1907北京、天津19081909Kurangu、普吉1910Serenpan、Amurisuku1911马六甲、德里、广州大连、哈尔滨蒙自1912伊波长春、青岛资料来源：C. Mackenzie，《白银王国》，伦敦，1954；Maurice Collis，《汇丰》，伦敦，1965；権上康男（Gonjo Yasuo）：《法国帝国主义与亚洲》，1985。
表11. 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种植园公司
T=两公司市场价发行价每股价格红利6个月产量（1000磅）Alma地产有限公司T-7-3/470?13%25Amberst橡胶种植园公司T3.2065T1021/2%19英荷（爪哇）种植园公司T1.3540010/-5%3英国-爪哇种植园公司T750010/-5%31Ayer Tawah 橡胶公司T1820T105%-Bukit Toh Alang 橡胶地种植园公司T21/2100T55%3Bute种植园公司T3.1550T105%5Chemor 联合橡胶种植园公司T1.601742/-5%16Chempedak Tapioca 种植园公司T1576?10.6021资料来源：《北华捷报》，1912年12月27日。
表12. 汇丰银行应收账目
单位：100万港元年份储备金应收款银两黄金银两黄金1895----1896--42.531.61897--45.636.81898--44.118.71899--55.812.519001.51061.017.219012.01067.018.319023.751084.424.519034.751086.733.1190461074.822.3190581076.364.819068.51070.245.1190710.251068.936.11908131579.447.5190914.51595.456.7191015.251597.560.519111615105.743.7191216.7515118.358.519131715121.154.8资料来源：《汇丰银行》各年年报，所有数据取自各财年末。
表13A. 香港财政贸易统计
单位：1000港元-1879年9月30日1889年9月30日香港欧洲银行定活期存款总额706860023882000香港华资银行定活期存款（估计）总额--15000000储蓄银行存款总额--211000所有银行由金银做储备金流通的纸币总额47768569110826香港注册公司的总市值3938000063921700资料来源：英国议会文书·关于殖民地的文件·第84号·香港，18页，1890。
表13B. 九龙海关1889年贸易统计
单位：1000元外国进口19858内贸进口（从香港）5716内贸进口（中国国内往来）2179出口香港21860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海关十年报告》（1881－1891），卷2，684页。
作者滨下武志，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译者张俊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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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作者提交“香港历史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岭南大学，2007年6月）会议论文。原文文英文：Hong Kong in Global History Study Perspective。承蒙作者惠允本刊发表，谨致谢忱。——编者
[1] Maeda Hojiro，《香港慨观》（ Honkon gaikan），1920；Ogura Hirokatsu，《香港》（Honkon），1942。
[2] 史维理：《不平等条约，1898－1997：中国、英国和香港的新界》（Peter Wesley-Smith,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 Hong Kong, 1980）。
[3] Okuda Otojiro，《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人在香港》（Meiji shonen ni okeru Honkon Nihonjin，1937）。
[4] 许舒：《1850－1911年的香港地区》（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Hamden: Archon Books ，1983）；科大卫、许舒、彭雅隽编：《从乡村到城市，香港社会传统的根研究》（David faure, James Hayes and Alan Birch, ed.,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1984）。
[5] 萧亮林（音）：《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滨下武志：《中国经济史资料书目提要：海关卷》（Chugoku kindai keizai kankei kaidai tsuki bunken mokuroku-kaiseki shiryo o chushin toshite，1980）。
[6] 中国海关编：《海关十年报告》（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参见九龙关部分。
[7] 肯特：《中国的铁路企业》（P.H. Kent, Railway Enterprises in China. London，1907）；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北京，1927。
[8] 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1974。
[9] 中国海关编：《香港与中国海关》（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Hongkong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上海，1930。
[10]马士：《中国国际贸易商业资产与负债调查》（H.B. Morse, A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上海，1904。
[11] 中国海关编：《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904），4页。
[12]中国海关编：《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1904，4页。
[13]中国海关编：《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1903，7页。
[14] 马西森：《大不列颠和奴隶贸易》，1839-1865页（W.L. Mathie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lave Trade. London，1929）。
[15]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北京，1936。
[16]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1937；Fukuda Shozo, 《海外华人经济》，1942。
[17]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的通信》，33页，伦敦，1855。
[18]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的通信》，33页。包令附上了一篇麦华陀（W. H. Medhurst, Junior）1853年2月8日在亚细亚协会宣读的题为《中国的婚姻、姻亲关系和继承权》的报告。
[19]《英国议会文书·关于苦力移民的文件》，1868，14页。
[20]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移民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文件》，伦敦，1858，17页；可儿弘明（Kaji Hiroaki）：《近代中国的苦力和猪花》，岩波书局，1979。
[21]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最近引入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华人移民的文件》，1853，81页。
[22] 代理外国轮船公司的主要外资洋行有：沙逊洋行（鸭家轮船公司代理）、列启公司（大英火轮船公司主管）、怡和洋行（怡和轮船公司总经理）、太古洋行（蓝烟囱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N.E.L. Orient Line、太古糖厂代理）、德记洋行（Shan Steamers代理）、美最时洋行（北德轮船公司、宝隆洋行代理）。参见《香港总商会年报》，97页，1901。
[23] Fukuda Shozo， 《海外华人经济》，第2章。
[24] Sarasin Viraphol， 《朝贡与利益：中暹贸易，1652－1853》（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 Trade, 1652-18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5]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州，1983。
[26] 《新马侨汇与民信业》，载《新马通鉴》，无日期，624－633页。
[27] 中国现代邮政体系开始于1896年，起初通过海关的网络运营。
[28] 台湾银行：《南太平洋的海外华人：外汇交易》，1914。
[29] 郑林宽：《福建华侨之汇款》，1940。
[30] 在20世纪初，许多华资银行开始在新加坡建立，包括广益银行（粤资），1903年成立；四海通银行（潮资），1907年成立；华侨银行（闽资），1912年成立；和丰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参见陈维龙：《新马注册商业银行》，新加坡，1975。
[31] 《南太平洋的海外华人》。
[32] 法国财政部编：《印度支那》卷27《东方汇理银行，1901－1910》，120页。
[33] 《英国议会文书·暹罗1884年商业年报》，1页。
[34] 有关外资银行借处理东方带息期票以扩大影响的例子，参见石井宽治：《英国殖民地的转型》，《经济学研究》，45卷3期，1979年10月3日。
[35] 《香港总商会年报》，1902，186页。
[36] 这种表述不准确，九龙半岛的南端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隔让给英国的。——译者注。
[37] 《英国议会文书·殖民地地部×香港卷》，1895，第14页。
[38] 参见查尔斯×杰夫瑞斯：《殖民地部》，伦敦，1956。尽管香港总商会可以直接联系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但是香港政府却不得不使用迂回的官方渠道：香港——殖民地部——外交部——英国驻北京的大使，这让殖民官员感到很懊恼。见香港总商会编：《香港总商会简史》，4页，1911。
[39] 《香港总商会年报》，1903，195页。
[40] 《香港总商会年报》，1903，196页。
[41] 《明治34年货币制度改革》，《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卷11，1932，310、503－526页。
[42] 有关汇往上海的金元汇款，参见小岛仁：《日本的金本位时代，1897－1917》，3章。根据马士的记载，汇往香港的金元，大部分出自日本。参见中国海关：《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1904。
[4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香港和新加坡的商会围绕着货币问题进行了辩论和意见交换。香港比较快地决定继续采用银本位，而在新加坡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参见《新加坡总商会年报·货币篇》。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