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中国延续两干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程度不等的传播。因此，辛亥革命史研究，最近50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
回顾往昔，就国内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出版而言，可以说是与辛亥革命几乎同年，迄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
1949年以前，以中国革命史命名的辛亥革命史书，以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最早，是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辛亥阴历九月出版的。此后出版的与此同名或名称相近的史书共约15种，其中1912年商务印书讹出版的郭孝成编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
最早以辛亥革命史命名的史书，据我所见，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但实际上不过是并非十分完备的剪报辑录，时间从辛亥八月二十日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后贝华、高劳、郭真、左舜生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大多出版于二三十年代，共约lO种，左氏等着作已渐有学术性。
范围有所扩大的是中华民国史之类书籍，其中出版最早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曾任清末直隶谘议局议员和民初国会参议员的谷锺秀编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以大事记体裁编辑成书的，最早则是上海有正书局于1912年出版的天笑生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以上两类书籍合共近20种。
至于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年谱等书，1949年以前已出版40—50种之多，如果再加上各种文集、翰墨、资料、回忆录之类，更是不胜枚举。还有专门记述辛亥革命时期各个地区和各类事件、各种人物的史籍谱传，为数亦多，难以作比较完整的统计。
回顾早期辛亥革命史论着，出版于20年代以前者大多属于史事记述，往往流于资料罗列，粗疏浅薄。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则又难免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史实。如1924年刊行的尚秉和《辛壬春秋》，叙事虽尚条理明晰，间有为外界所罕知者，但字里行间则充满对革命的仇恨与攻讦。
及至30年代，国民党政府已经建立全国统治，辛亥革命史基本上被纳入国民党党史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许多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全非。不过，4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若干着作，则具有较多参考价值。如老同盟会会员且曾任稽勋局长的冯自由撰述的《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5—1947年版、国民党元老且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撰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销1944年版、着名历史学析罗乔林的学术专着“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严密考订，均为当时及晚近历史学者所重视。但严格说起来，这些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成见，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对于辛亥革命史，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给以高度重视。几乎从这次革命刚一爆发，列宁便对它和它的领导者给以很高的评价。20年代以后，毛泽东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辛亥革命也有一系列精辟论述。只是由于革命战争的频繁紧迫，为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学术着作毕竟极少。1948年生活书店出版的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45年修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许可以说是仅有的开创性成果。
总之，在1949年以前，除出版数量较多的有关辛亥革命史文献资料外，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很难令人满意。
一、初始阶段1949一1966年
1949年以后，由于政权的更易，同时也由于为数本来就不多的几位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迁居港、台，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更形冷落，所以不能像太平天国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那样入选争鸣热烈的历史学“五朵金花”。
直到1956年，政府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闪耀着历史辩证法光辉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以高度评价，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很多相关深刻论述。稍后，《民报》的影印出版和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之一种的《辛亥革命》共8册的刊行，也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已发表200余篇之多。不过这个短暂的热潮并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踏上学术的坦途，因为其中很多作品属于报刊纪念性文字，缺乏必要的研究基础。而且，由于“大跃进”、“教育革命”之类运动的干扰，1958—1960年顿形冷落，两三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应景文章不过十来篇。
1961年以后，由于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的促进，特别是由于“双百”方针的重新得到贯彻，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形活跃。在武昌举行的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吴玉章、范文澜等全国各地学者10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40余篇。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讨论也非常热烈[i]，初步呈现出实事求是和自由争论的良好风气。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陈旭麓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李文海的《辛亥革命与会党》、徐仑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章开沅等的《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等文，都得到人们的好评。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收入会议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万字，是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吴玉章《辛亥革命》一书，由于作者不仅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当事人，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以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从而使此书的意义超越个人回忆录的范围，赢得了史学界的相当重视。此外。回忆录和各种文献资料的征集工作蔚然成风，也应当看作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重要成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6卷本以后增补为8卷本《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省、市还有一些县有关单位编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的资料选辑，还有《辛亥革命前十年问时论选集》的陆续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埘很有价值的素材。
从6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机一个较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大家都已热知的左倾思潮的干扰，紧接着便是十年动乱，使刚刚活跃起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横
逃摧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过去论述已多，本文无需重复。其实，就连在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期间，历史学者实际可以比较认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只有四五个年头。因此，只能把“文革”前的辛亥革命研究看作初始阶段，不必太多苛求。
但是．这一阶段的辛亥革命研究毕竟出现了新的气象，并且与1949年前的旧史学区别开来。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事件的叙述，并且有意无意地掩盖其阶级斗争的实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并把辛亥革命看作是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政治团体阶级属性的研究……正是由于把握了阶级斗争这条线索，人们才有可能透过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种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逐步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真切理解。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往往侧重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很少甚至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比较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为矫正旧史学根深蒂固的流弊，许多学者为群众斗争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付出了十分辛勤的劳动。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抗捐抗税斗争、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抢米风潮、反清起义、拒法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风湖和各地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抗运动，乃至对新军、会党的专题研究等，都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的内容，并且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以前，中国大陆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约500篇。通过十多年的艰难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为数虽然不多但却较为精干的研究队伍，为此后的学术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无需讳言，l966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又是不够成熟的，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局限。以已出版的书籍而言，大多是中小型知识读物，具有学术深度者甚少。已发表的论文有一部分颇具学术价值，但又偏重人物研究，特别是偏重少数革命领袖人物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这样的学术研究，自然很难从总体上取得较大的突破。
这些局限的存在，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既往发育不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左”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极左思潮在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已经甚嚣尘上，60年代初曾有短暂收敛，而通过1964年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等讨论又复抬头，并且_采取比过去更为偏激的方式，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完全混同起来。这种左倾幼稚病扩展的势头越来越大，到“文革”期间终于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即以“立足于批”为指导原则，以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为三根大棒的，一整套禁锢辛亥革命史乃至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的枷锁。
正是由于这种极左思潮泛滥，加上“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而拼凑的“儒法路线斗争”框架，把辛亥革命的历史歪曲得面目全非，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完全中断。
二、复苏与崛起1976一1989年
“文革”以后，就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恢复较早而且发展较快的两个分支。由章开沅、林增平共同主编的多卷本《辛亥革命史》，早在1976年即已开始前期工作，1977年正式组建编写组，成员包括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河南等省学者。1978年底又成立了中南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5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受到京、津、沪等地众多学者的关心与支持，所以能够对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起一定推动作用。1979年11月，该会与中山大学、广东省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84篇，到会代表145人，其中有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学者4人，开中国大陆举办辛亥革命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先声。会议开得热烈活泼，所以人们深情地称之为“春天里的第一只燕子”。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复苏，首先是受益于国家的开放与改革，但经由开放而初步认知的外在世界。却给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来严峻的挑战。因为，正足在我们困顿于十年浩劫而无所作为的时候，北美、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取得长足的进步，而在70年代后期竞成为国际史坛的热点之一，名家辈出，佳作纷陈，与我们史坛的多年沉寂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这种挑战并没有使我们悲观失望，反而对我们的辛亥革命研究起了明显的促进作州。一是鞭策我们奋起努力改变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世界范围的学术发展潮流。二是从海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科际整合或称多学科相互渗透趋势中得到启发，使我们在研究方法方面开始有所变化。三是通过中外学者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逐步增进了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把辛亥革命研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历史学界和其他各种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丰饶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批判“四人帮”的左倾思潮与影射史学，因为那些凭藉暂时威权横行史界的浅薄而又荒谬的大杂烩实在不值一驳。我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进行史为认真的反思，力图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切实的学术实践，寻求新的途径与进展。
进展是举世瞩目的。从80年代一开始，三种大型辛亥革命专着便相继出版。首先是上述章、林等5省学者集体编着的“辛亥革命史》3册，共12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接着便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l编，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于198l—1982年出版；还有金冲及、胡绳武合着的《辛亥革命史稿》第l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三部书虽然大多正式撰着于“文革”结束以后，但一般都有十余年以上的个人的或集体的研究积累，因此能够显示各自的功力与特色之所在。相较而言，《辛亥毕命史》对社会环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状况着力较多，对保路运动等群众斗争论述之详尽亦为旧时着作所不及，对辛亥前后各个阶级、阶层、政派的状况及相互关系，亦能再现当时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图景。所以，日本学者誉之为通论性的煌煌巨着。李新主编之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用史研究窄长期集体研究的成果，有陆续编辑出版的大事记、人物传、资料丛刊作为坚实基础。其第一编虽然是作为中华民国史之背景撰述，但论述精炼、结构严密，首尾联贯。亦可独立视为辛亥革命通论性专着。金、胡是合作已达20余年的老搭档，相互之间的默契补益堪称上乘，《辛亥革命史稿》一书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主线论述尤为着力，对知识界和社会思潮均有系统介绍，运用报刊等新闻资料较多亦为特色。同时，由于全书出版较为滞后，能够吸收更多新的成果，所以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除这3本通论性大型着作以外，“文革”后出版的各种辛亥革命专着仍以历史人物的研究占多数，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此类专着已近80余种。其中孙中山研究仍居领先地位，《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孙中山论》张磊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集体或个人长期勤奋工作的结品，有关孙中山思想研究的专着多种，亦有作者各自的独到见解与体系。对黄兴、秋瑾、宋教仁等革命人物的研究持续发展并逐步深入。其中毛注清所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资料翔实，态度严谨，颇得中外学者好评。
章太炎研究的进展更为显着，迄至80年代末已出有关专着6本。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及其他相关论着，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文权、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各具特色，具有长期积累的力作。对章太炎学术思想也括哲学、佛学、史学、经学、诸子学、语言文字学的深入探讨，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正在兴起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研究。
张謇研究在80年代中期的兴起也颇引人注目。60年代初有关张容的讨论主要限于政治层而，而争论焦点则址他的阶级属性。大多谈不上有多少深入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南通市和江苏省有关单位的重视，张謇研究蔚然成风，而且加强了与日本、北美、欧洲相关学者的交流。日本学者史事实证的谨严，西方学者视野的开阔与总体把握的准确，都给国内张謇研究以良好影响。1986年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版的出版和1987年第一次张謇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标志着张謇研究进入学术规范的新阶段。《传稿》一书把张謇纳入社会群体转型研究，以及作者在其他论着中对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研究的再三提倡，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注入若干新鲜活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区域研究是总体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提与基础。80年代以来，许多省、市的辛亥革命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辛亥武昌首义史》、《辛亥节命在湖北》、《辛亥革命在湖南》、《贵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河南》、《辛亥革命在山西》、《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在新疆》等新着相继出版。这些着述尽管篇幅不等，但大多对20世纪初年各省社会状况、革命团体的宣传活动和武装斗争、新政府的建立及其特点等等，作了比较细致的叙述与论析，既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也展示革命在各地发展的特点与不平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理解。
在区域研究中，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亦为历经长期潜心研究的力作。此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如“租股”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方面，都提出比较深刻的新见解。因此，此书并未限于事件全过程的如实叙述，在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解释方面也给读者提供某些启发。此外，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河南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则填补了此前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大空白。作者。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l 0余年，“文革”后应邀担任《辛亥革命史》各册有关少数民族部分的撰着，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综合写成此书。作者广搜博采，以丰富的内容论述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少数民族反抗清王朝的英勇斗争，从而更为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并非汉满之间的种族斗争。
在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者为大批重要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也付出了辛勤劳动。重要人物文集有《孙中山全集》11卷本、《黄兴集》、《宋教仁集》、《章太炎集》、《秦力山集》、《陈天华集》、《宁调元集》以及由章开沅、唐文权主编的“辛亥前后人物文集丛书”1989年以前已出雷铁崖、经元善、居正、吴禄贞等集。重要档案文献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清末档案资料丛编》等。其他一些重要专题资料，如盛宣怀档案、张謇未刊函电的整理出版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末海军史料》、《拒俄运动史料》、《萍浏澧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各省、市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也陆续印行。《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等中译本也相继问世。“梁启超年谱长编》亦获整理出版，《革命逸史以“武昌革命真史》等旧时重要着述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则经影印或重印。这些重要资料的公开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极大方便，并促进了某些新课题的开拓。
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也是这一时期独具的特色。以国内会议而言，1949一1978年只在武昌举办过一次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而自1979年以后则是连绵不绝。除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自己的年会中南5省轮流举办，并邀请京、津、沪少数学者参加外，有前面已经提及的1979年11月广州“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0年11月的长沙“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与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1981年8月上海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复旦大学举办，以辛亥革命为重点，1981年的长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与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1985年12月的昆明“护国起义70周年学术讨论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等联合举办，1986年9月的武昌“两湖地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暨辛亥革命75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北省社联、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等主办等。[ii]国际会议则有198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主办，1984年广州“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山大学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1985年3月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1986年11月中山“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1986年6月杭州“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浙江省政协等联合举办，1988年12月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湖南省政协、湖南省社联等联合举办。
以上这些学术会议，分布各地，规模不等，主题各异，均有自己的特色，呈现出全国范围辛亥革命研究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这些会议中，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孙中山研究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模最大而且也最具水平。前者以“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为课题，与会学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各地127人，来自美、加、日、英、法、澳等17个国家及香港地区44人。共收论文106篇，其中海外学者提交25篇。这是我国首次正式举办的研讨辛亥革命的国际会议，而由于各国知名研究者到会踊跃，也就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盛会。后者以“孙中山及其时代”为主题，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学者109人，北美、欧、亚、澳等国和香港地区学者38人。共收论文76篇，其中海外学者提交30余篇。出席此次会议的海外知名学者又有所增加如苏联的齐赫文斯基、美国的韦慕廷，国内学者则以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引人瞩目，而会议论文质量从总体来说又有明显提高。通过这两次盛会，不仅加强了与海外史学界的交流，而且充分显示了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文革”以后10年间的迅逃发展，人才之盛，成果之多，举世瞩目。即令是一些过去长期对我们持有偏见的海外学者，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错误看法。此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模虽然不大共49人，其中有海外学者16人，但由于到会者大多是研究有素的资深学者，而且带有学术全面回顾与前瞻意义，这种交流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层性。
我们还不断应邀参加闻外举办的有关辛亥革命研讨会。比较重要的有198 1年10月下旬在东京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第一次组团团长为胡绳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接着是1982年4月北美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第34届年会，特地为中国举办辛亥革命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参加。大陆方面由胡绳率团参加，台湾方面则由秦孝仪领队，双方都派出强大的学者阵容。这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首次正式讨论辛亥革命史，因而引起海外众多媒体的密切关注。1985年孙文研究会在东京和神户举办“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苏联科学院等在莫斯科举办“纪念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朋友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亚洲学者协会分别在悉尼与新加坡举办“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讨会”，我们都曾组团或以个人身份应邀参加。此外，在这十余年间，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相互访问、讲学或合作研究亦日渐增多，这更扩大了交流的规模与深度。
对国外辛亥革命史佳作的译介，也是这个时期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杨慎之从70年代末开始，连续翻译了美国学者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韦慕廷的《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西方影响较大的力作．而且译风严谨，文笔典雅而忠实原意，起了良好的先导作用。丘权政、符致兴翻译的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研究方法和资料信息方面都增添了人们对海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此外，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单位先后编印的《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之类不定期出版物，经常刊登对于海外有关论着的译文和评介，并及时介绍海外学者对我国辛亥革命史论着与学术会议的评论。及至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渠道畅通，海外辛亥革命史书刊除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购阅外，还有中外学者之间的随时馈赠，这些都是前此未曾有过的优越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主客观积极因素的不断增长，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空前的繁荣。仅就论文数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75篇，1980年1 76篇，1981年1224篇，1982年593篇，1983年432篇，1984年398篇，1985年420篇，1 986年614篇，1987年672篇，1988年368篇，1989年350篇，总计为5300篇左右，为1949—1978年的10倍。[iii]
问题不仅在于论文数量增长的迅猛，而且还在于许多论文体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以及资料发掘方面的改进与革新。底下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第一，在这5000多篇论义中，孙中山研究虽仍占20％左右的很大比重，但已加强对过去所忽视的孙中山思想许多层面的探索，特别是对其人格、心理、领袖品质、文化结构的深入剖析。同时对孙中山以外的其他人物，特别是对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孙中山的人物，也加强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而对革命团体的研究也扩展到兴中会、同盟会以外的众多社团包括立宪团体与立宪运动，并且大多力求作客观、公正的论述，这样就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孙中山中心”的陈旧框架，消除了正统主义史观的束缚。
第二，有关政治史、武装革命史、群众斗争史的文章，虽然仍有相当大的数量，但对于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关系、风俗习惯、妇女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已有明显增强。由于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日益关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社会思想的研究已从过去专注于以三民主义为主旋律的民族民主潮流，扩展到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的研究，逐渐加深了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第三，辛亥革命的性质长期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唯一依据，80年代以后，人们才发现海内外历史学者的论析差异甚大，甚至相互对立。概略区分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资产阶级革命说以中国大陆学者和若干日本学者为代表；二是全民革命说以中国台湾学者为代表；三是社会精英或绅士运动说以四方学者为代表。前两种论者都肯定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革命主要动力则有资产阶级与全体民众之分；第三种意见强调新式社会精英的崛起和主导作用，甚至否定辛亥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为中外学者与海峡两岸学者提供了直接对话的机会，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论战不仅无可避免，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来说更是非常必要。正是通过不断的讨论与争辩，海内外学者加强了相互的沟通与理解。虽然在论点方面仍多存异，但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等方面，逐渐发现了相异产生的缘由。这样对话便有了沟通的基础，并进而排除既往成见，日渐收相互切磋补益之效，这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史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功之处。
第四，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促进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1981年武昌会议曾以此为主题，并出现了中外学者之间的激烈印论。会后，加拿大着名华裔学者陈志让教授为增进中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亲自把提交会议的5篇中国学者论文一丝不苟地译成英文，在美国《中国历史研究》杂志上作为专辑发表[iv]，为西方学者直接了解中国学者的观点、方法与史实依据提供了方便。其间，1982年4月在芝加哥会议上还出现过“张玉法章开沅之争”，即全民革命说与资产阶级革命说的正面交锋。由于会上受时间限制未能畅所欲言，加以会后许多台湾报刊作攻订性的歪曲报道，我便及时撰写《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长文，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发表，全面说明资产阶级革命说的大量史实依据与理论、方法的具体运用，使港、台学者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直接了解我们的学术见解。经过这些争论与相互沟通，不少海外学者逐渐减少了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偏见甚至政治偏见，转而以比较客观友好的态度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乃至某些合作研究。早在在80年代初，以王德昭、吴伦霓霞等为代表的香港辛亥革命研究者即已开始频繁与内地学者交流，及至80年代中期，以蒋永敬、张朋园、张玉法等为代表的阵容更盛的台湾辛亥革命研究群体，也逐步加强了对内地的关注与交流。海峡两岸三地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友好合作，使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更为繁荣发达的态势。
三、持续发展1991年以后
无可讳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势头，在80年代后期曾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这从上述历史论文数量统计即可看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文化史研究热和现代化研究，吸引了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所谓“学术高原”），如想有进一步发展与重大突破，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重新积累与探索；三是学者生活的清贫和其他社会原因．驱使有些中青年学者往其他行业谋求发展；四是经费困难直接影响了相关论着、资料和学术刊物的及时出版。
但情况并非完全令人悲观，下降趋势中仍然隐藏着不少积极因素：
第一，有些从80年代开始的大型学术工作仍在继续，如广东方面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共3卷，155万字，中华书局1991年版；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2、3、4卷全书共150余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齐；章开沅、林增平等受中华书川委托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续编》约300万字，以中、英、法、日档案为主，已编好但因经费问题至今未能出版；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在90年代以后仍然出版了桑兵、唐文权编的《戴季陶集》100万字、饶怀民的《刘揆一集》，《周学熙集》、《黄宗仰集》均已编好正待出版；武汉学者集体编写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的问世、亦为辛亥革命研究重大成果之一。
第二，我在1984年即已提出辛亥革命研究必须“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v]，80年代后期情况正是悄悄地朝这个方面发展。历史从纵向而言是一个前后连续的运动过程，从横向来看则是一个完整的多层面的社会结构乃至国际结构。任何重大历史书件都不应孤立地就事论事，而必须放在历史过程中与社会系统内加以探讨，才会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持续的学术生命。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勤奋耕耘的辛亥革命研究者的“转向”，实际上是正在或将要把辛亥革命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例如素以研究章太炎见长的汤志钧，其新着《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就体现了这种延伸与会通。这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于近代经学多年研究的总结，而且也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侧面，使人们增进了对于辛亥革命与章太炎等历史人物的理解。章开沅、罗福惠等从8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文化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化研究，并编辑出版《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辛亥革命史，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入文化史和现代化比较研究的道路，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为深层的思考。
第三，作为这种延伸与会通更为明显的收获，是商会史与社会群体史研究的兴起。1982年我在芝加哥会议上即已明确指出，商会档案址研究中国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曾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此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苏州市档案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都投入大量人力，分别编辑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l辑117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上、下卷18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海内外以中国商会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逐渐增多，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商会史研究会的成立。商会史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析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角色与作用，而且也为正在热烈讨论之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视野。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各种社会群休研究的开胜，如绅商群体、商人社团、学生群体、督抚群体、出版人群体，乃至日本的大陆浪人群体等等。而作为此类研究结集的便是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近代官绅商学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和参与者希望藉此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辟一块新的耕耘之地，而且还为解读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一把新的钥匙。
第四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队伍的世代更新正常进行。20世纪最后十多年，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史坛世代更新现象，即令是辛亥革命史这个小小的领域也不例外。早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一代意气风发的年轻学者群体的崛起。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和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是在各种学术交流场合和重要论着的撰述方面，都可以看到中、新生代学者逐步取代长者原先的重要地位。这些新起学术骨干，大多在“文革”后接受过系统的研究生教育，有较好的专业基础与方法训练，而且通过学术交流在理论方法方面都有所创新，并且拥有比过去更多的资料与信息来源。他们的学位论文一般都经过长期积累与严格锤炼，因而大多能在某个侧面有所突破与创新，甚至为开辟新领域奠定初始的基础。其中如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乡出版社1991年版、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赵军的《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是具有不同程度开创性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涌现了这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而且还有不少年长学者仍在坚持研究工作，所以辛亥革命研究才能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持续发展。
为迎接辛亥革命90周年，2001年又将循例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这将是21世纪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首次检阅，海内外许多研究者正在做认真的学术准备。仅以武汉地区为例，一批学术骨干从去年以来已经以“回归辛亥革命”相互勉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集体撰着的《近代官绅商学研究》即将出版，章开沅的《张謇与近代社会》、罗福惠的《辛亥前后的青年精英文化》、严昌洪的《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研究》、皮明庥的《辛亥革命与城市近代化》、马敏的《中旧近代商会观念研究》、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团研究》、何建明的《辛亥前后佛教文化的变迁》、吴剑杰的《张之洞年谱长编》、陈钧的《孙中山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等书稿正在写作之中。可以预期，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佳作，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问世。
四、回顾与前瞻
斗转星移，50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辛亥革命史研究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终于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其学气之旺，人才之盛，持续之久，均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知。
其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由于：
第一是政府与社会的关心与支持。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每10年分别举办一次大型学术盛会，两者之间正好相距5年。学术研究与体育运动相似，都需要多种形式与不同层次的激励机制，而5年的周期大体上与史学研究的进展节奏相适应。但学者在争取政府与社会支持时，必须注意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范，不可自行混同于政治宣传或所谓“为经济演戏搭台”。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日益提升学术品位并赢得海外学者的广泛好评，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已经逐步形成优良传统。
第二是注意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与扶植。学位制度的恢复，为选拔和培养较高层次的辛亥革命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青年研究者全国学术会议的先后召开，并且邀集资深学者认真评选优秀论文和总结其得失，是激励年轻学人加速成长的有效方法。人们可以看到，现今活跃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前沿的学术骨干，很多都是当年青年研究者会议的参与者与获奖者，当然我们在这些新生力量的身上也不难发现老一辈学者的心血_与良好影响。此外，在社会上不拘一格识拔与扶掖新人参与学术活动，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的原因之一。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辛亥革命研究梯队不仅没有断裂之虞，而且还有青胜于蓝、后来居上的可喜趋势，这是使我们颇感欣慰的收获。
笫三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文革”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较早接受外国资深学者来华进修如1978年美国高慕轲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也较早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如章开沅、萧致治l979年先后到美国、日本讲学与访问，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经过近20年的频繁交往，我们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北美、西欧若干重要研究机构已经建立比较稳定的交流关系人员与资料的流通持久不辍。特别是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日本的野泽丰、岛田虔次，美国的韦慕廷、周锡瑞，法国的白吉尔、巴士蒂，韩国的闵斗基等，与我们已结成深厚友谊，而且这种学术纽带已逐步向中、新生代延伸。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入中国，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不断增强的国际化乃是推进辛亥革命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必然要关心历史学未来的命运．也要关心辛亥革命研究这个小小的史学分支未来的命运。说到底，就是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还能研究多久?辛亥革命已经研究了80多年，其中后20年的研究还颇有几分风光乃至某些辉煌；研究100年大概毫无问题，但下个世纪20年代以后呢?历史学家虽然也大谈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毕竟不是专业的预言学家，不善于也不大喜欢作任何太具体的猜测。世界的变化太大，中国的变化也不会很小，一个小小的学术分支的存亡绝续有多种多样的变数，并非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
似希望肯定存存在的。正如亡友陈庆华教授在80年代初所勉励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已经研究了将近两百年，而且经久不衰，希望你们也把辛亥革命研究坚持100年、200年，甚至更久”。当然，与古代史的某些重大事件相比较，100年、200年都是不值一提的久远，可是近代的重大事件太多，并非所有的重大事件的研究都能够坚持百年以上。百年可期，两百年容许奢望，两百年以后呢?世事的变化仍然难言。
不过研究者的主观努力仍然是先决条件。日本同行说得好，我们自称辛亥革命研究会，而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其用意就是没有把辛亥革命当作孤立的事件来研究，并且没有单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其实，法国大革命研究之所以历经200年而不农，主要原因也正在此；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兴起，延伸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扩大了社会多层面的研究视野，因而更为增添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辉煌。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强调“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走的也是与此相近似的道路。如果是这样来看辛亥革命研究，学术空间依然广阔，学术道路依然久长。还是我那句老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就是辛亥革命这个不大不小的领域，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多着呢！[vi]
问题是，一方面辛亥革命研究者要耐得住清贫与寂寞，要以苦撑精神把自己的学术工作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也要不断提高对于史学价值的认识，继续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给以必要的关切支持。辛亥革史研究会的经常运作，《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一些重要学术专着的持续出版，没有充足的经费补助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虽然为数不多但毕竞有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正在走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他们努力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30年代一些史学大师中西结合的谨严学风，同时又博采西方史学的优长之处，不趋时，不盲从，扎扎实实做自己认定的学问。这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乃至整个史学希望之所在。同时，我们更希望这些中新生代的精英群体，也能花费精力培育比自己更为年轻的下一代学人，让辛亥革命史研究赓续后继有人。如果能够这样，至少在2 1世纪，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久不衰想必是能够实现的。
[i] 会上讨论得较多的为新军、会党、张謇阶级属性、辛亥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当时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
[ii] 在此期间，全国各省、市尚有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如地区性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讨论会，纪念秋瑾、陶成章讨论绘，蔡锷评价讨论会，纪念光复会80周年讨论会，纪念邹容诞辰100周年讨论会，纪念萍、浏、澧起义80周年讨论会，唐绍仪史料研讨会，纪念宋教仁诞辰105周年讨论会，纪念蒋翊武就义75周年座谈会，唐绍仪研讨会等，不及一一缕叙。
[iii] 主要依据《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所载历年论文目录，因此不可能十分齐全，其中也有些是学术性不强的纪念性文章。
[iv] 这五篇论文是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黄逸平《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陈志让译均载于Chinese Stndies in History（Spring-Summer，1985）。
[v]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vi] 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拙文《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此文虽然发表在15年以前，但其中所提出的众多课题仍未见完成或尚有待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