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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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显得比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论者蜂起，百家争鸣，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实而执着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坦途，中国史学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迎来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概而言之，这5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活跃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远未终结，但其前景确实使人充满信心。
一从寥落走向活跃：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着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则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一)关于史学史研究的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 196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日《文汇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载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1]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
北京地区的讨论，很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包含着三种规律：第一种是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反映，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规律是一定时期的史学跟当代学术文化的交互关系。多数同志认为，史家下笔，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写到史书里去，也必然在写书时表达出自己的才华。这就是说，史学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等有显着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第三种规律是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也牵涉到中国史学的特点问题。多数同志认为，一定时期的史学除跟当时社会、当时学术思想有关外，还有本身的承前启后关系，就是对前人的史学有所继承，并且也使后人有所继承。这种长期继承性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数。有人认为，中国衔接不绝的“正史”，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科学多方面，应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人认为，从很久以前，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历史，注意外国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史学的特点。[3]
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升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作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还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着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就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着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这些过去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2]这些意见，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时代特征，但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相互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话，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着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着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4]他们所强调的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史学史应当写出史学发展的过程。
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作深入的探讨。譬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到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5]当然，作者所说的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讲到“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时指出：
史学史应总结出过去历史家的遗产。当然要用批判与继承的方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里也应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或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展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古时期，阿拉伯的史学对欧洲史学的影响。
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作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到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广泛、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二)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注：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所收专题论文，不少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的。)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6]，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二千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好地发展今天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千多年来，中国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们有用的科学价值。
——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这些看法，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诚然，当一个学科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时，说明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长的阶段了。
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是人们最为关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高屋建瓴地来把握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实为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大讨论的发展趋势所要求作出回答的。白寿彝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7](p595—601)，就是在这种趋势中产生的。作者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为了很好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必须善于对成果作科学的分析，辨别其精华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联系。真正做好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又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为15个字：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这15个字，把中国史学史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强、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论分析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如作者论述“规律”问题时写道：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 把这两种观点跟五四以后的辩证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它们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史学的这两个基本规律，这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7](p595—596)
这样来讲规律，一方面便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从而明确了研究的途径。
其次，作者在讲到资料工作的时候，不独强调了资料积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这种资料积累和资料占有工作，他写道：
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第一，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谓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这些代表作。……这样的作法好像是很笨很慢，但这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是保证有成效的办法，是必须坚持的。[7](p60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艰难，以至于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口气。
由于此文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故在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怎样总结史学遗产?在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提到总结和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如“批判继承”、“区分精华和糟粕”等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它还是一个学术实践问题，即必须明确总结什么，如何去总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那末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无法继续深入和发展的。白寿彝的《谈史学遗产》一文[8](p462-486)，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有关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具体分析，显示出作者对史学遗产的深刻认识和在运用上的自如。此文开篇提出关注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继而文章谈到“精华和糟粕”、“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其核心，是阐明了三条意义，分析了六个“花圃”。作者说的三条意义是：“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着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在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着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着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作者所谓六个“花圃”，是史学遗产中六个重要的方面。作者认为：
——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着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8](p462—479)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着，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几史学的文章，都堪称杰作。[9]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着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此种局面，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
可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验。“文革”1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被搁置了10年之久。当然，忠实而执着的史学家，仍旧不会停止思考，但他们毕竟没有任何讨论问题和发表见解的空间了。
二从沉寂迈向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文革”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从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着《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着《中国史学史论丛》印行。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出现这样的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到它的发展时期。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作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着的整体面貌来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进展来说明。
(一)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80年代前期，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和教学工作的生力军。80年代中期，约有30所院校的历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到9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半数以上的本科历史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有一些中国史学史着作就是为适应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在教学领域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教学又必然推动着研究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从研究范围看，中国史学史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着的窠臼，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从研究成果看，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着写成专书者，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成果形式看，有专着，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系统的史家评传和名着评介，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和史着题解，有中国史学史辞典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举例来说，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2000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面世，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着作，有20余种之多，如下表所示：
附图（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有一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着出版。这种发展趋势，确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者曾经对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出版情况作过调查，写出“书录”[10]和“续篇”[11]，经过对比，多有感慨，这是十分自然的。关于近20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着，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着作包括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这正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
(三)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可以从学术着作的整体面貌和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学术论着的整体面貌。
第一，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着作方面，刘节所着《中国史学史稿》、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所着《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瞿林东所着《中国史学史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着撰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前有所修改，后经曾庆鉴等整理于80年代初出版。[12]此书的特点在于，注意到对每一时期的史学面貌作出概括，同时比较重视对一定时期之历史哲学的揭示，如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唐代的历史学家和它们的历史哲学”，“南宋时代的历史哲学”等，是以前的中国史学史着作所不曾论列的。但其整体框架仍未脱离史官、史家、史书(官修、私修)的模式，于史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史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均少涉及。它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学史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处在转变中的着作。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另一种面貌。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史学发展进程，这是它的显着特点之一。本书上起奴隶社会的史学，下讫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力求完整、贯通，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批判、总结史学遗产，而试图着重于对不同时代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不仅反映在它的标目上，也反映在它的断限和分期上。此外，它还注意到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史学的发掘和评论，注意到中国史学家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从而展示了比较开阔的格局。作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成长和发展写入中国史学史着作，反映了80年代初史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由于此书是以社会性质划分史学史分期，有的部分时间跨度大，在以类相从、综合论述上，不易阐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白寿彝所着《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他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六卷本总论的“叙篇”，二是讨论先秦史学。“叙篇”讨论学科的理论问题和发展问题。首章“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从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论述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3](p29)这一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对60年代初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一个总结性的表述。“叙篇”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观点的详细分析，表明了作者的一家之言，而其值得重视者，是作者关于史学史分期的论述始终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主线。“叙篇”中关于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和作者的摸索之路，既表明了对前人成说的重视，也表明对学科发展前景的构想和信心。此书所论先秦史学，是阐述“中国史学的童年 ”，从远古传说讲到历史观念的初步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
瞿林东所着《中国史学史纲》是比较晚出的一部专着，也是目前所见部头最大的一部中国史学史着作。此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长篇导言，论述了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着史、中国史书的特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史学和社会等六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性质和内涵。二是此书在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于纵向上力图阐明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三是在清晰地阐述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的基础上，突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理论成就的积累，并兼顾到有关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有关认识史学的理论。全书正文所论自先秦至清末凡九章，最后附有作者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的“通”的旨趣和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关注。此书在理论、内容、结构等方面，显示出新的进展。
第二，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也有不少专书面世。其中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袁英光、桂遵义着)，陈其泰所着《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洪京陵编着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蒋俊所着《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等各有特色。
《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实。作者论其撰述旨趣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而是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新旧史学演变的历史阶段来研究，故应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上加以透视。因而在本书所定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把握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规律。”[14](p10)全书三编12章论述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史学。(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一说为1840年至1919年，一说为1840年至1949年，此书用前说，今从后说者居多。)在对这80年中国史学发展分期上，作者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界标，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种划分阶段的标准和方法，是否完全符合此书作者所定的撰述宗旨，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包含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总论论史学发展趋势，兼及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对通史体例的探求；上编论龚自珍、魏源、徐继@1、夏燮、黄遵宪等人的史学；下编论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人的史学。全书视野开阔，论述精深，是宏观把握和个案分析结合得较好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史着作。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以平实的笔触叙述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史学发展面貌，凸显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对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述，都放在整个过程中作自然的和合理的编次。此书所阐述的史家忧患意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新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等重大史学问题，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把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主线，以史学思潮、史学流派作为坐标而论及重要史学问题，以历史观的区分而审视史学发展动向。全书的主旨是“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15](p1—1 3)，依次论述了“新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实验主义史学的兴起”、“古史辨”学说及其影响、“史料建设派”的思想与方法、“历史研究法派”的史学思想、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史观述评、30年代至40年代史学发展的动向。尽管“近代化”这一提法是否妥帖还可商榷，但此书的新意是很突出的。
第三，在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方面，颇为研究者所关注。这里要提到的是胡逢祥、张文建所着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学典所着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所着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三部着作。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限起于鸦片战争，下限止于20世纪30年代初。此书的一个特点，是脉络清晰，大致依历史进程和时代特点来把握史学思潮及流派。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此书的《绪论》，对“近代社会的变动与史学”、“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与史学”、“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论述，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作者指出：“从史学发展本身的特点来看，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的主要有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封建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16](p16)作者的这一概括，给读者不少启发。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间中国史坛具有导向性质的若干史学思潮及这些史学思潮的逻辑联系”。作者认为：“在分析、阐释当代中国主要史学思潮之前，有必要先勘究这些思潮的源头。无须通过艰苦努力，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思潮总是或直接或间接与建国前毛泽东的史学观念沟通起来。”[17](p1—2)这一见解，是此书的基本出发点。全书有“大势编”，讨论历史主义观点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冲突、从“回到马克思去”到向国际史学靠拢——新时期以来史学主潮的递嬗两个问题；有“事件编”，讨论对平民主义历史观念的三次冲击即历史主义问题论战、历史发展动力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等问题；有“人物编”，评论翦伯赞——“ 文革”前史学理论探索的先驱、黎澍——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作者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注：作者所说的“现代”，系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曾流行过这一概念。)一书，探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生成、演变，并对其作出评价。此书从20—40年代中国史学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来三种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并力图从历史究竟是纯客观的、是主观想象的、还是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哲学属性与史学本质加以阐述。作者认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四十年代后成为主流” 。作者进而从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上辨析了各个思潮的理论和方法，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史料”与“理论”的关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认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固有其片面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正确对待这些基本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18](p23—41)
关于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还散见于其他一些专着和论文。总的来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有不少问题如史学思潮与社会历史、政治倾向、文化渊源、外来文化、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关系等等，都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第四，在史学学术史研究方面，开始有了新的探索。张岂之主编，王宇信、方光华、李健超撰述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创始之作。张岂之认为：史学学术史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应包含史学的理论基础，即不仅有历史观，而且还有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19](p2)此书凡四编：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前者是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后者是关于考古学的研究。从此书的结构以及此书序文中提出的问题来看，学术史究竟怎样写?史学学术史怎样写?的确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书的贡献之一，是它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参考、又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模式。
第五，在运用书志体撰写中国史学方面，同史学学术史一样，也有新的尝试。瞿林东所着《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史论兼备的中国史学通论性质的着作。它在概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问题。此书也可视为一种新的中国史学通论。
第六，在史学家传记研究方面，可以说是一大“热点”。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是较早出版的大型史学家评传。它评述了历史上82位史学家的生平、着述，其中颇多佳作。此前，有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后，有瞿林东、杨牧之主编的《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中华书局，1988年)。以上是集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专传多了起来。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包含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八本史学家评传。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着名学者传记丛书》，其中包含有陈垣、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000年)。类似的史家传记，还有不少。这些评传，形式不一，风格各异，有的面向社会大众，有的面向学术界，均有可采之处。与史家传记相辅相成的，还有史学名着评介的出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着评介》凡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共评介史学名着86种，其中亦不乏佳作。史家评传和史学名着评介，在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方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七，在史学史资料编年方面，杨翼骧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其成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面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第三册(1996年)，均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广泛，凡中国史学上有关的人物、事件、着作、制度变化等，均以年月为序，逐一编订，时作考证，疑者存疑，十分了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第八，在有关中国史学史领域的辞书编纂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是最早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辞典。其后，有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它们在提供查阅、以备检索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第九，在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方面，是近年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中关于对新中国史学的回顾，有卢钟锋撰写的《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一文，认为：“新中国历史学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历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最重大的成就。”[20]此文讨论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前30年、后20年，以及新中国历史学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有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一书，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36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研究面貌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还有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着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书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上述二书前者以专题命篇，领域宽广，后者以年月为序，史料丰富。它们出版10多年来，常被人们所引用，表明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关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如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瞿林东的《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戴逸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了初步的总结。百年回顾，见仁见智，但总是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地方。这方面的专着，有刘新成主编的《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概括的述评。此书序文强调说：“把这百年史学网罗无遗，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追溯史学的主潮，展示百年以来史学家的心迹，学习他们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的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也许在后来的人看来，他们有失误，但他们关注民族未来的情怀，体现出思想中一种崇高精神，以及在学术上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应当受到尊敬；抱着轻浮的态度，蔑视前辈的业绩，只能是无知与浅薄。我们将接续前辈的工作，不断创新，把新时期的历史学推向一个新高度。”[21](p1—2)
第十，就中国史学史某一个重要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也有不少新作：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其泰的《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以及多种断代史学史论着，均为创新之作，也是值得关注的。
以上所列各项，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其次来看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进入发展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和活跃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22](p24—33)白寿彝指出：“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7](p603)如前所述，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3](p29)人们对此或许有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可以认为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这里说的“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寿彝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着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着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7](p603,604) 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着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寿彝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为此，他进而认为：“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着一部史学名着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7](p603,605)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着作的基本设想。
第二，关于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学科建设还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阐述。
——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的系统研究。史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因此，史学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品格。”这种关系，决定了先进的史家和优秀的史着，必定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史学家和史着，只要达到了某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能够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从而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那么，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从另一方面来看，“史学工作者要以史学反映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具有对于时代的正确认识，并把从时代看历史和从历史看时代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23](p296,297,300)采取这种观点研究中国史学史，即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时代特点来把握史学的面貌，在揭示和阐述“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史的面貌”[24](p3)。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判断。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或附庸。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25](p20—34)。
——对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应该深入地考察近代史学如何吸收了传统史学的优良成果，以科学地说明近代史学的产生。在历史观上，近代史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这固然主要是从西方学来的，但同时，他们也由于吸收并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进化史观而形成。如夏曾佑接受西方进化学说，“确有他深刻研究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为基础，做到融会贯通”。在治史方法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都深受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在编撰方法上，近代章节体史书的产生，既是从外国学习了新的编纂方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原有的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达到创新的目的”。[26](p44,48,5)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并展现出“近代史家创榛辟莽、呕心沥血写下的着作”[26](p1 —12)。马金科、洪京陵编着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在阐述近代史学变化过程中，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27](p1)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15]。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问题。20世纪以来，人们探讨史学的发展，较多关注的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和模仿，对于传统史学则相对冷淡了。80年代有“史学危机”思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越发低落。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28]“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29]这是从许多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结论。
——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易学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认真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大史学家对《周易》都有精深的了解，在易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易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历史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在史学上的成就。”从先秦史官到郭沫若都是明证。“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说，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诞生与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魏晋时期，《易》作为三玄之一，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的品评与议论。三是两宋时期，易学作为理学的要素，成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盛衰论、因革论的哲理基础，波澜所及，直至明清”。[30]
——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有关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而早在1982年，白寿彝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8](p296)白寿彝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开创性研究。对于新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的反映，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标志之一。
——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史学批评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学的关注，扩大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也促进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学批评，“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也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等。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们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路径作比较具体的探索。这种探索工作，不是以现代思想去装扮古代史学批评，而是力图使古代史学批评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明”。 [31](p30—31)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局，1994年)，对此作了初步的尝试。
——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这种看法是不十分了解中国史学遗产所致，或者是不十分熟悉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特点所致。瞿林东所着《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就初步研究所得来看，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关于“历代成败兴坏之理”，关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关于“英雄”与“时势”等，都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论的艺术，关于史文的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用，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也都是丰富的理论遗产。[32](p187—3 63)应该承认，对于这一大笔理论遗产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
——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揭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及其特点。通变的史学思想富有辩证法精神，历史的变与不变总是联结在一起的，历史的变动又是与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势、一定的位相联结，这些对于古代史学家思考历代兴衰变化、讨论社会变革、认识历史前途，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史学的经世史学思想，要求史学家关注社稷前途、民族的未来，史学也因此显示出活力来。重民思想要求史家关心民情。古代史学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史学家具有实录直书的传统，一方面，史家记事，尽力做到如实直书；但在解喻历史时，按照固有的理念，即用天意史观或编制出的历史运动观，解释本朝的建立和存在是合理的。此书把中国史学思想作为运动的过程来把握，揭示社会变化与史学思想的辩证的联系，分析经学、玄学、理学以及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与史学的关系。
——关于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这可以弥补过去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开阔思路。首先是，“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着，也能发现以往尚未揭示的真价值”。其次，视角转换会促进史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进一步认识到“在转折时代产生的优秀史着，往往是史家在长期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受到存在矛盾或问题，以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时代精神的灌注才使这些着作历经漫长年代而仍然闪射出光彩”。[33](p4—5,143,6)据此，前者如对《史记》、《汉书》等，后者如对《日知录》、《海国图志》、《日本国志》等作进一步的探究，都能对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提出新的认识。陈其泰所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提出的创见也不少，不胜枚举。仅此而论，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并正在走向新的理论高度。
当然，学无止境，艰苦的攀登永远不会停止。中国史学史研究亦是如此。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
进入21世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审视它的发展前景。
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中国史学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就不仅仅是史学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也是当今史学工作的实践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这里只举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首先，是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对此，古代史家刘知几有精辟的论断：“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4](《史官建置》)近人梁启超认为：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来说，应是“视之如饥饮渴食，一刻不容缓”[35](p246)的大事、要事。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和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切有识之士自古以来的一贯思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已经深受误解：史学究竟有什么用?显然，当有些人对此表示疑虑时，史学的社会位置便变得模糊起来。这不仅妨碍了史学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在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民将如何去认识历史?政府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36]这实在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其次，是关于“史学寻找自己”。章开沅指出：“史学之所以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史学和史学工作者要避免“自我迷失”或走出“自我迷失”之途，惟一的办法是尊重史德、讲求史德。具体说来，“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实现历史的公正。真正的史学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的永恒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清人章学诚强调“辨心术以议史德”，“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赝着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37]
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则是社会及社会公众应当看到史学的重要，一则是史学与史学工作者应当慎待自身、善待史学。这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结合得好，史学就会不断发展，社会也会从中获益。因此，有识之士自应高度重视这两个问题，并努力促其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景离不开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该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应该不再拘泥于着作形式的传统模式，使其在体裁、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变得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有文采；应该提倡宽容精神，欢迎不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应该充分利用史学批评的武器。历史学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积极而健康的史学评论。[38]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其发展前景，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明显的、更大的进展。
第一，继续推进开创性研究，其着重点将反映在理论研究、多民族史学研究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
——关于理论研究。中国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这已经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并且已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这同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本身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今后的研究，一方面是发掘、梳理理论遗产，一方面是对其作出合理的和深入的阐释，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当自觉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身的需要，也是促进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需要。大凡一个学科，只有在理论建设上有大的发展，才会有深厚的根基和广阔的前景。
——关于多民族史学史研究。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多民族的史学进行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作深层次的论述的必然要求。白寿彝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8](p354)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推进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将是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走向更高的层次，应在“形”与“神”两个方面深入开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启示未来，即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
第二，撰写翔实的中国史学史着作。中国学术界有不少专史巨着，如思想史、文学史等，而史学史还没有产生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鸿篇巨制，这同历史悠久的史学发展很不相称，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同时，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没有力作问世。是不是可以认为，没有力作问世，对于规律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比较抽象的层面；反之，则便于从丰富史事中概括出来对于规律的认识。
第三，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学术价值来看，它是从古今中外史学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方方面面的优秀史学遗产，为当代史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这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社会价值来看，它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揭示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丰富、启迪人类智慧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人们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这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认识，还亟待提高。即使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也还未能把史学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其应有的地位看待，这不仅局限了对历史学的认识，而且也可能局限了对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发展。至于说到历史专业以外的研究者，以至于社会各方面的读者，如果也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史学史的知识和修养，定会有助于增强对历史学的理解和兴趣，从而有益于从历史学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智慧，丰富自己的人生，提高自己对促进当前历史运动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古人所云“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认识自身的学问，也是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史学的学问。我们重视历史学，自然应当重视史学史，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时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这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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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