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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肃顺和中俄边界交涉

史学界已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的侵华行径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却忽视了在中俄边界交涉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肃顺。肃顺不仅直接参与了咸丰朝外交政策的决策，而且力制沙俄的领土领欲，影响了中俄关系的走向。以往研究对此虽稍有涉及，但过于简略；不仅史实时有讹误，且评论难持公允。本文结合清朝外交档案和外人部分专着对该事件过程作一评论，并将肃顺所为放于晚清对外交涉的背景中加以对比分析和思考，以全面认识肃顺在近代外交史上的地位。
一
在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成立之前，按照清朝规制，由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理藩院兼管对俄事务。肃顺从咸丰七年(1857)八月至九月出任理藩院尚书，后又以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咸丰九年(1859)后，肃顺日受咸丰看重，权威日隆，连军机处人员多为其所用，故对俄边界交涉事宜多其所为。1958年5月28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通过欺骗和武力恐吓等手段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试图割占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月13日，俄使普提雅廷又利用英法发动侵华战争之际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其中称“从前未经定明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实际上要求东北边界割占的合法化。12月17日，俄新任驻北京东正教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为互换《天津条约》到京，咸丰帝派肃顺、瑞常与他谈判。肃顺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
首先了解一下俄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割占东北领土的。咸丰朝中期以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秉承沙皇旨意凯觎中国东北领土，咸丰七年(1857)后，这种步伐加快了。当时整个东北的最高统帅即黑龙江将军奕山。该人在鸦片战争期间畏于英国武力签订了《广州和约》，战后被道光帝革职圈禁，后迁伊犁将军，咸丰五年(1855)又调任东北，负责整个东北的军政事宜。迫于沙俄压力，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十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会晤并对换奉命印文。面对这位沙俄总督提出的“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海各岸，半属中国，半属俄国”的要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1-912页。）奕山甚知其中厉害，断然拒绝。但穆拉维约夫步步紧逼，在次日的谈判中耍出新的花招，提出“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占据黑龙江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将“上述地区系归俄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注：［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卷3，第123页。）还称“俄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的职责，应当占有滨海地区的一部分，而为使它能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保持联系，则必须在阿穆尔可（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两岸建立它的村屯”。并称在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中俄两国的边界“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天然而适宜的”。（注：［俄］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俨然以中国保护人的姿态出现，要求中国接受其领土要求。奕山根据《尼布楚条约》予以反驳。穆拉维约夫则将他与普提雅廷早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要他签字。四月十二日，奕山派佐领爱绅泰赴俄船将俄方草案退回，并提出将“以河为界字样”删去，但俄国坚持“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2页。）十四日，穆拉维约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奕山签约，又被奕山拒绝。穆拉维约夫恼羞成怒，当夜在其船上“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注：参见［俄］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1920年俄国地理学会南乌苏里江分会出版，第15页；［俄］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1944年伦敦出版，第305、307页。）企图采用武力恫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此招果然应验，次日奕出屈服，复派爱绅泰等表示愿意接受俄方条件，但指出乌苏里江一带，“系吉林地面”，黑龙江将军无权就改地划界问题作出决定，要求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穆拉维约夫也知道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地区的边界问题，同意改为“由两国共管”，（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3-914页；《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册，第457-459页；《吉林通志》卷5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15页。）以后再求更多的利益。十六日，双方签订条约，主要内容包括边界划分和贸易问题。穆拉维约夫的初步目的就此告成。二十一日，穆拉维约夫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并乘船离开瑷珲沿江下驶。（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9，第1059-1060页；［俄］巴尔苏可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卷1，第514页。）这一条约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侵占，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申中俄“共管”，成为沙俄下一步的侵占目标。咸丰帝下令将奕山革职留任。肃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了对俄交涉的任务。
二
咸丰派肃顺专事对俄交涉，在与俄特使彼罗夫斯基就《天津条约》换文交涉时，俄使重提边界问题，从而成为肃顺的首次交锋对象。1859年1月13日，彼罗夫斯基照会军机处，称“乌苏里江至海口之中间地，在中国不过弹丸不毛之地，毫无伤损，与我国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址，以期永远和好。”“倘蒙允准分界等事，我国情愿帮助劝令英国兵船回国，不致扰乱天津等处，息静干戈，实为两幸。”（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6，1750-1751页。）分明是要中国割肉自保。3月20日，彼罗夫斯基接到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训令，命令他另订新约，割占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部边境大片领土，并扩大陆路通商特权。4月24日，在清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以俄方自译的满文本作为唯一正式文本互换《天津条约》，彼罗夫斯基使华任务告一段落。次日，肃顺与彼罗夫斯基商定俄使进京办法。
5月4日，俄使彼罗夫斯基节外生枝，将早已拟好的、补充《中俄瑷珲条约》及《天津条约》内有关边界走向和通商的八条大纲提出，摆出了真正意图，即“谋求割让滨海地区，为我们的贸易争取某些权利等等”，遭到肃顺和军机处的断然拒绝，“肃顺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瑷珲条约》，而军机处则称签订该条约是失当的”。（注：［俄］A·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5月15日，俄使再次照会军机处，要求清政府接受《补续和约》八条，并强调第一条（东部边界）“应急速立定”。（注：《彼罗夫斯基致军机处照会》（1859年5月15日），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卷，第181页。）5月24日，军机处照会彼罗夫斯基，驳斥其八条。5月28日，针对俄使的多次无理要求，军机处再次回复，并指出其来京换约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其离京，明确下了驱逐令。但彼罗夫斯基并不善罢甘休，在其6月13日的声明中道出其来北京换约只是小事一桩，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边界和通商等事宜。军机处具文驳斥。
因军事援华方案被俄国派往中国的俄国武官伊格纳切夫6月28日抵达库伦，两日后起程赴京。由于该援华方案被中国拒绝，伊格纳切夫又没有得到任何外交官衔，便冒充俄国“全权代表”，在中国境内颐指气使。（注：参见《1860年〈北京条约〉》，第6-8页。）6月27日，伊格纳切夫一行抵京。第二天，彼罗夫斯基行文军机处，说他将于7月1日离任，伊格纳切夫是来继续商议《补续和约》八条的，希望清政府满足俄国的要求。他还张言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就是违背“两国交好之道”，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要挟。伊格纳切夫到京后，咸丰仍派肃顺、瑞常与他定期相见。6月29日，伊格纳切夫正式通知军机处，擅称他“来此接替彼罗夫斯基，旨在商讨与两国利益有关的各项问题”。（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9、24页。）但伊格纳切夫此时并无任何外交职衔。
双方会谈共进行了三轮：前两轮主要在肃顺和伊格纳切夫之间进行；后一轮谈判主要在军机处和伊格纳切夫之间进行，其实也是由肃顺暗中策划，此时肃顺已经控制了军机处。谈判的核心就是俄使百般争取东北领土边界的合法化，清政府则坚决拒绝。
第一轮，从7月10日开始，持续到8月18日。双方围绕伊格纳切夫提出的《中俄续增条约》三项和《补续和约》条目六条展开了争论。
7月10日，肃顺、瑞常赴俄罗斯南馆举行第一次会议。肃顺表示，清政府已经批准了《天津条约》，“北京已无未了之俄国事务”，并严正表明《瑷珲条约》完全无效，因为签订条约的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奕山和他的助手恣意妄为，已受到皇上的惩罚。伊格纳切夫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俄国政府决定不能容忍中国否认《瑷珲条约》的“合法性”。（注：参见《沙俄侵华史》，第188页。）为此，他又在第二日向肃顺以书面方式提出《中俄续增条约》三项和《补续和约》条目六条，（注：《沙俄侵华史》，第189页。）实际上是彼罗夫斯基前面八条的翻版，不过这次更具体。其主要内容为中俄两国东部边疆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划分两国东部边界；允许俄人在边境及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并在通商各城建立领事等。这些内容都大大超出了《瑷珲条约》的范围。俄方在谈判中准备“就次要问题作出让步，而保留实质性部分”。（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23页。）实质性内容就是边界问题，就是割占中国东北的领土。伊格纳切夫声称乌苏里江至海等地“两国之人俱不知翻，从未议定”，并说他们已自行办理了乌苏里江至海边界地理图及文记，可以依此立定“未定之边界”，这样还可“预防他国侵占之端”。伊格纳切夫大谈这些地方于中国无宜，若给予俄国，方可保证中国东部安全，并强调广开陆路贸易对中俄双方的好处，若许俄国商人于中国内地任意贸易，“可补还中国亏耗”。他还要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注：参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5-736页。）在其附件《补续和约条目详解》中，称不论中国是否同意，俄方都“仍然自己定界立牌”，显示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次日，肃顺对伊格纳切夫所提六条和《详解》逐条驳斥。肃顺强调两国东段边界应以《尼布楚条约》为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与俄国连属”，更谈不上立国界的问题；如果他国侵占中国地方，中国自有办法，无劳俄国过虑，西段边界仍“照旧定国界办理”。通商方面，《天津条约》中没有规定的地方，不准前往；不通商的地方也没有必要设立领事馆。（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卷39，第1493-1494页。）全面否定了俄使所提的各项无理要求。
7月27日，伊格纳切夫又提出照会，称俄国人已将乌苏里江地区“查明”绘制地图，并也已带到北京，威胁清政府“即可照此图办理，方妥。不然，难免侵吞扰乱”。（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卷40，第1532页。）肃顺回复严正指出，本照会中“即照贵国‘不然难免侵占扰乱’之语，甚属非是”。“贵大臣出此无理之言，形诸笔墨，殊多不合，岂是诚心和好之道？”并强硬声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断不能借”，“不必言及立界”；若俄国欺人太甚，必要时我们将“宣示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然后闭关停市”。（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1，第1541-1543页。）肃顺毫不示弱，对俄使作出了最后警告。8月13日，伊格纳切夫又以停止会商作要挟。次日，肃顺照会伊格纳切夫，告知他美使呈递国书后已于昨日回至北塘换约，所有和约内应行通商之七处海口开市，须俟各国换约后四个月办理，请俄国商船暂缓前往。（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1，第1571页。）对俄使停止会商的声明作出及时回应。8月18日，肃顺又回复伊格纳切夫，驳回其本月十五日照会中“所求三事”，（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1，第1576-1577页。）否定了对方提出的《补续和约条目详解》。
第二轮谈判，8月31日开始到9月22日结束。伊格纳切夫仍然纠缠不放，肃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以8月31日和9月22日两次交锋最为激烈。
8月31日双方又开始了交锋。针对伊格纳切夫提出的多项要求，肃顺一一驳斥。关于两国东段边界，肃顺指出“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山南尽属中国，山北尽属俄国”。至于乌苏里江至海地区，“并不与俄国连属”，更谈不上立界通商。对于西北边疆，肃顺说“两国本身有分疆地界”，由新疆地方官员会同俄代表“照旧定交界办理”。至于开放中国内地贸易及设立领事之事，肃顺认为，除恰克图、伊犁、塔城与俄国通商，其他所提之地，“系天津新定和约内所无之处，不可前往通商”，也“勿庸设立领事各官”。伊格纳切夫诡辩兼威胁，妄图逞其所谋；肃顺据《尼布楚条约》等约章据理反驳，使对方终无所得。会上，“全权代表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执”，肃顺“将给他看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并很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顿时起立，大声宣布说，肃顺的举止完全是失礼的行为，他还放肆到如此地步，竟至当着俄国公使的面蔑视国际文件，于是公使退出会议”。（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9、24页。）随后请求军机处“另派知礼的全权大臣”来与他谈判。（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9、24页。）伊格纳切夫将没有签订的侵犯中国利益的《瑷珲条约》视作国际文件，将肃顺的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视作失礼，真是天方夜谭。
9月1日，伊格纳切夫向军机处递交照会，重复其关于兴安岭分两岔，“北岔不能为界，因其向北不向东。兴安岭南岔为界。与中国有亏”的无稽之谈，要求清政府批准《瑷珲条约》。同时攻击肃顺“行不宜之文”，“办事全不合和好之道”，要求军机处或者告诫肃顺“办事必须谨慎”，或者“请旨另派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一员”替换肃顺。（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2，第1603-1606页。）9月5日，军机处回复照会中断然拒绝了伊格纳切夫的非法要求，并说，肃顺、瑞常与伊格纳切夫的每次照会“断无不诚心相待之理，其每次与贵大臣照会，及面讲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仍然坚持“黑龙江附近海岸之阔吞屯地方借与（俄人）居住”，“乌苏里河、绥芬河等处，并非与贵国毗连之地，亦决不能借与贵国居住”的立场，并责问伊格纳切夫“贵大臣必欲将所求之事件允准，方为和好，有是理乎？”（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2，第1613-1614页。）明责其和好之道就是清政府乖乖答应其无理要求。
9月10日，伊格纳切夫要求军机处派人会勘东段乌苏里江界。军机处在回复的照会中称，中俄边界早在康熙年间已经划定，中国无须前往勘界。9月17日，伊格纳切夫以“有紧要之言”为由要求派人与他再谈。9月21日伊格纳切夫告知军机处，穆拉维约夫将到黑龙江商勘地界。当日咸丰帝谕令景淳、特普钦不许俄人随意查勘，并派肃顺于第二日面晤伊格纳切夫，提出“除阔吞屯、齐吉地方，许借与贵国居住，由黑河口顺松花江往东入海，准贵国船只行走外，其余乌苏里、绥芬地方，并陆路通商，一概不能应许，亦无庸再议”。（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3，第1636页。）随后，军机处对伊格纳切夫的纠缠便不再理会。伊格纳切夫自感从肃顺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便要求军机处换人，也被军机处拒绝。
第三轮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伊格纳切夫见清政府将自己弃置不理，便于12月23日行文军机处，声称奉到本国政府命令，要求清政府派大学士一人与他谈判。（注：参见《沙俄侵华史》，第193页。）军机处告知俄使，仍由肃顺、瑞常办理对俄外交。1860年1月5日，伊格纳切夫再度照会军机处，“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让小事，以免将来益生凶迹为善”。（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6，第1738-1740页。）并以肃顺“不知和约及论旨大端”为由，坚持调换大学士与他谈判。两日后，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指出乌苏里江以东概不能“借与外国”，而且北京已经收到吉林军民的呈文：“如果俄国民人要来居住，本国之人断不容留。”（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6，第1746-1747页。）中国军民众怒难犯，俄国人不要自讨没趣。1月16日，肃顺、瑞常至俄罗斯馆，再次声明《瑷珲条约》系奕山“擅行允许”，既未绘图呈报，也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因而无效。1月20日，伊格纳切夫照会军机处，称他已经奉沙皇之命“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他们都“将所借之地，本国坚守，永不复还”。（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6，第1763-1766页。）其无赖行径暴露无遗。当月，沙俄为支持伊格纳切夫的谈判，由“阿穆尔委员会”通过决议，派部分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面以施加军事压力，同时建议伊格纳切夫暂离北京，到北塘的俄船上去，并和英法采取一致的步调。（注：参见［俄］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47页。）1月29日，军机处针对伊格纳切夫的狡辩反唇相讥，发出照会，内称，虽乌苏里河右岸无人居住，但毕竟是中国领土；如果说俄国已有人在此居住，且在此地立房舍、炮台戍守数年，再说咸丰八年与奕山商议地界，那么侵占中国领土就是不打自招了。2月19日，伊格纳切夫照会军机处，要求允许俄国兵船能为其送信。军机处当即驳回。3月11日、19日，军机处连续照会伊格纳切夫，告诫其如果不行文穆拉维约夫严禁俄人在乌苏里江地区滋事，将来发生衅端，也是俄国背约所致；不允许俄国兵船停泊北塘和由京送信到俄船代送上海，将俄使原信发还。5月19日，理藩院将俄递送的书信转至伊格纳切夫，信中俄国政府除了赞扬伊格纳切夫在北京的一切活动外，还建议他暂时离京，要求他“在英法联军中‘竭力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伊格纳切夫接到沙皇政府的指示后极为振奋。5月21日，伊格纳切夫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地界上让步，他将离京前往北塘，并限三日内答复。第二天，军机处回复，中国边界军民已经递呈，中国土地“万不能让与他人”。5月28日，清政府委员赴俄驻京馆舍，通知俄使明日即可离京，而且车辆、马匹和官员都安排妥当。伊格纳切夫不甘罢休，意存奸意，威胁清政府，如果清接受俄方条件，俄愿向中国提供“友好的协作”，否则，如果中断与俄国的贸易，就将“被视作对俄的宣战”。（注：参见《1860年〈北京条约〉》，第59-60页。）伊格纳切夫离京，谈判破裂。俄使在威胁不成的情况下，转而怂恿英法联军对清政府发动新的战争，以“借师”达到其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
在这一阶段的双方交涉中，伊格纳切夫先后13次向军机处递交照会或咨文，喋喋不休，老调重弹，或是要求批准《瑷珲条约》，扩大通商；或是要求调换肃顺，另派代表；常常提及中国与英法联军的战争，意在恐吓；或兵临城下相威胁。肃顺和军机处在每次复文中，都立足前说，态度坚决，对其妄求一概驳斥，使俄人终无所得。
三
清政府与沙俄在边界问题上的较量，既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较大的一次外交对抗，也影响了中俄关系的走向和咸丰外交政策的变化。由于俄国妄图肆意霸占中国利权，俄使伊格纳切夫理亏心虚，极尽诡辩、讹诈、威胁之能事，但不管他如何奸猾狡黠，都是枉费心机。肃顺立足于《尼布楚条约》，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立场坚定，态度强硬，谈判有理有节有度，并利用伊格纳切夫伪装和好之辞及自相矛盾之处，巧妙反诘和责难，不惧威胁且给以反威胁，陷伊格纳切夫于被动之境，显示出其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能力。适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肃顺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坚决击败对手，殊显可贵。肃顺反对外国侵略，保护了中国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伊格纳切夫出京后对英法联军说“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并用挑拨之辞鼓动英法对清政府的敌意。“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46页。）从这些外国人的评论中，足见肃顺对当时外交的影响。
肃顺与俄使力争还得助于他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这样既能顶住清政府内部求和派的反对，还能影响到军机处对外策略的制定。清政府内部分歧始自道光年间，咸丰朝初期仍然战和不定，19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咸丰帝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议广州夷务（奕）䜣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注：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黑龙江将军奕山也只不过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部执行妥协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到了中俄边界交涉时，咸丰帝对肃顺的主战态度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以肃顺为代表的强硬外交立场，随着肃顺从咸丰八年(1858)地位日隆，尤其是九年(1859)后出现了“独被（咸丰）信任”的局面，这种外交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在对俄交涉中奕山被罢职，不久，前大学士耆英又因议约违旨被斩，都说明了清政府内部强硬政策开始居于上风。在中俄交涉过程中，肃顺对于伊格纳切夫的屡次战争威胁毫不畏惧，多次表示“中国愿交锋于”俄国。伊格纳切夫无计可施，要求清政府另派代表，以取可乘之机。伊格纳切夫在给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的报告中承认：“关于划定沿乌苏里江直到朝鲜土地的边界问题，关于批准我们绘制的边界地图问题，他们（指中国方面）根本不想听。”（注：俄国《海军档案》，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193页。）
肃顺坚持的强硬立场打击了沙俄的嚣张气焰，如果对俄采取和平谈判方式，无疑是与虎谋皮，自取其咎。1858年6月13日，中俄签订《天津条约》，并准许俄方到京换文。但俄国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以索得更多利益为目的。谈判中肃顺多次以《尼布楚条约》为底线，但此时该条约对沙俄已没有多大的约束力。俄使逼使清政府签订新约也不过是其侵华政策的一部分。他们或采取先胁迫地方政府首脑签字，最后再迫使中央政府就范的办法；或者采取先占领后签约以使其合法化的办法。其所言能“劝令英国兵船回国”，能“息静干戈”，都是把清政府当成了愚人一般任意欺弄。但肃顺和俄使之间的一轮轮较量，证明了他们的自欺欺人的伎俩最终只能是痴人说梦。
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一行北逃热河。英法联军不久攻占北京。11月14日，全权钦差大臣奕䜣被迫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接受了《瑷珲条约》，而且大大扩展了《瑷珲条约》的内容。在双方初期的较量中这位俄使采取或威胁或欺骗或耍赖的方式没有达到的目的终于实现了。1860年6月1日，伊格纳切夫抵达北塘，南下上海，继续怂恿英法联军发动战事，成为加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6月16日，伊格纳切夫抵达上海后，会晤法使秘书哥士耆，怂恿法攻打天津，并提供京津一带清军防堵的情报。相隔一日，他又函电美使华若翰，要求采取“联合行动”。7月22日驶抵烟台，告知英法方面清军防堵事宜，提供军事情报。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馆成了收集、提供情报的据点，伊格纳切夫则成了英法联军的谍报员。正是由于伊格纳切夫反复告诫京津防守松懈，北京“虚弱”无力抵抗，大大鼓动了英法的进攻欲望。以往多认为英法联军进北京仅是为了换约的说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伊格纳切夫在与肃顺的几次交锋失利后，先是多次照会军机处，提出无理要求．当军机处不屑与之会谈时，他又再三要求会谈。当其最后实际上被“驱逐”出京城时，又干出了倒打一耙的勾当，怂恿英法武力侵华，泄其私愤，取渔翁之利。俄国处处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打出“助华防英”的旗号，实际上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收益者。
近代中俄边界交涉中，史学界对力争收复伊犁的曾纪泽多有溢美之辞，反而淡忘了近代中俄交涉中的肃顺。如果将这两次中俄边界交涉作一对比，就更能认识到肃顺高超的外交才能。俄国以其与中国的界邻关系，依靠战争机会，用讹诈的手段从中国割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帝虽然拒绝签订《瑷珲条约》，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除了确认《瑷珲条约》外，还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先后割去西北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20年后，沙俄贪欲又起，借阿古柏事件占领伊犁，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崇厚赴俄交涉西北边界问题，为沙俄所迫，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以及《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为此，清政府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交涉边界问题。1881年2月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争回了部分利权，但仍丢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从清政府的态度来看，奕山以私自签约被革职；同样认为崇厚与俄国“所签约章，流弊甚大”，将这位曾护送俄国公使去北塘的钦差大臣革职治罪。从几次谈判的过程和结局来看，肃顺始终拒绝签订《瑷珲条约》；曾纪泽坚持“以大换小”的原则，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肃顺和曾纪泽面临的外交难题都是虎口夺食，都取得了大小不一的外交成效，既与清政府所面临的不同外交形势有关，也与清政府的内政有关。肃顺坚持拒签得到了咸丰的支持，但随着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只得吞下《瑷珲条约》这颗苦果。曾纪泽是在左宗棠对阿古柏胜利的背景下赴俄谈判的，清政府为减免直接冲突召回左宗棠。前者是在武力失败的无奈下签订的；后者是为了避免武力冲突，靠口舌之战，虽收回伊犁等地，但也赔了700万卢布的兵费和丧失了其他利益。不过肃顺在中俄边界交涉中的表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